[“耳目喉舌”说的历史沿革]耳目喉舌
时间：2019-02-07 04:32:49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耳目喉舌”这一词在中国历史上很早就出现了，但它作为报刊的一种功能的提出却要追溯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梁启超为代表的一批维新派。在中国共产党的新闻事业史中,“喉舌论”是规定报刊性质的重要内容。然而这两种“耳目喉舌”说有着各自的诞生背景和不同的内涵。研究“耳目喉舌”说的内涵在中国的发展演变，相信对于理解其在中国新闻理论中的地位以及未来定位都会有所帮助。
一、 中国早期的“耳目喉舌”说
近代变法维新时期，“耳目喉舌”的提出是基于文人对报刊社会功能的思考。
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前，资本主义国家纷纷入侵，国内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再加上朝政腐败、政府软弱，甲午战争后更是国势日衰，百姓不满。许多文人志士主张变革，维新派知识分子尤以办报为主要手段。
梁启超在前人“去塞求通”思想的基础上，最早提出了报刊“耳目喉舌”的社会功能。他在《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一文中写道：“去塞求通，厥道非一，而报馆其导端也。无耳目、无喉舌，是曰废疾。……有助耳目喉舌之用而起天下废疾者，则报馆之谓也”。在这里，梁启超的“耳目喉舌”说强调的是报纸在封建君王的统治下消除上下内外之隔的作用。
同一时期的吴恒伟和谭嗣同也对报刊有过类似的比喻。但不同的是，吴恒伟说的喉舌指的是报纸可供人民大众发表自己的想法。谭嗣同则站在统治者的立场上，认为报纸应该成为“国口”。
在这个报纸发轫的阶段，“耳目喉舌”更多地被看作了一种社会功能。
所谓“耳目”，是指报纸能帮助人们掌握国内外的消息，“喉舌”则是指报纸能让上情下达，下情上达。这一观点主要围绕“通”字展开，基本上继承了传统政治观点中的民本思想。报纸的作用在于开民智，通情况，但也局限于沟通中外、上下的信息交流上，其基本立场还是站在封建统治者一边，有助于国家的治理。
另外，在列强虎视眈眈、内政腐败不堪时，“耳目喉舌”这种报刊功能主要以救国图存为指导思想，民族主义色彩浓厚，文人的忧国之心占据主导地位。
辛亥革命后，“耳目喉舌”的内涵又有所拓展。经历了维新运动的失败，老的维新派和新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对报纸性质有了更深的认识，在报刊社会功能的基础上又看到了其作为“政治工具”的角色定位。
梁启超流亡日本后创办了《清议报》，他在《清议报叙例》中明确指出，《清议报》“为国民之耳目，作维新之喉舌”。他又在《清议报第一百册祝辞》中进一步指出，“报馆者，国家之耳目也，喉舌也。”“若为报者能以国民最多数之公益为目的，斯可谓真善良之宗旨焉矣。
”他认识到报纸的资产阶级政党性质和在维护国家民族利益中发挥的作用，进而又提出了报纸的两大天职在于监督政府、向导国民。自梁启超起，“耳目喉舌”成为一种对报刊阶级性的表述。报纸的舆论功能被突出，可以明确代表一个阶级的利益。
由于在国人办报救国的同时，许多外国人也来华办报，西方的一些办报理念被引入中国，其中自由主义报刊理论和职业办报思想对华人影响很深。一些报人在办报过程中十分强调报刊作为“社会公器”的职能。他们主张，报纸是人民的耳目喉舌，应该促进公众舆论的形成。他们所提出的“耳目喉舌”说已经脱离了封建统治阶级的立场。
徐宝璜在《新闻学》中提出，报纸是国民的喉舌，代表国民提出建议和要求，“言其所欲言而又不善言者，言其所欲言而又不敢言者”。张季鸾在《本社同人之旨趣》中提出，报纸“愿向全国开放，使为公众喉舌”。他们所说的喉舌的主体，都是人民大众。
可见，20世纪初中国社会环境发生巨大变化的同时，国人受国内外多种思潮的影响，办报思想有了很大的进步。这些职业报人不再强调报纸的国家立场，而强调报纸是社会公共机关，不是隶属于某个团体的私人事业，而是社会的耳目。因此他们更注重新闻事实及新闻业务本身，认为新闻应该应社会需要而产生，报纸要从读者、国民出发来考虑办报方针。这些思想对于今天的新闻理念及新闻教育的发展影响深刻。
二、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无产阶级“喉舌”观
中国早期的“耳目喉舌”说大多站在封建统治阶级或民族资产阶级立场上，而中国共产党无产阶级“喉舌论”的形成，则主要是受到了西方无产阶级运动和马克思列宁新闻思想的深刻影响。
马克思曾用“耳目喉舌”来表述报纸的功能和作用，他认为报纸是人民的喉舌。1849年2月，他在驳斥反动势力对《新莱茵报》的控告时指出：“报刊按其使命来说，是社会的捍卫者，是针对当权者的孜孜不倦的揭露者，是无处不在的耳目，是热情维护自己自由的人民精神的千呼万应的喉舌。”同年12月15日，在《〈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出版启事》中，马克思恩格斯又指出：“报纸最大的好处，就是它每日都能干预运动，能够成为运动的喉舌，能够反映出当前的整个局势，能够使人民和人民的日刊发生不断的、生动活泼的联系。”从这些论述可以看出，在无产阶级革命的大背景下，马恩所指的“耳目”强调了报纸代表无产阶级人民对当权者的监督作用，“喉舌”则是指人民可以借助报刊充分表达自己的观点，把报刊当作推动革命的手段。
继马恩之后，列宁从政治角度强调党报党刊的党性原则和喉舌角色，认为新闻事业是党所领导的无产阶级解放事业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党所掌握的各种机关报刊，都必须“由确实忠实于无产阶级事业的可靠的共产党人来主持”，“应该完全服从于党中央委员会的领导”。
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列宁报刊理论影响下和无产阶级革命斗争中逐渐形成的“喉舌论”，不同于维新、辛亥革命时期的进步报人，党的报纸是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耳目喉舌”。
1929年创办于上海的《党的生活》最早提出了党报党刊的喉舌作用，它的出版启事中说：“《党的生活》与其他刊物的区别，不仅在于他要讨论党内的问题，而更在于他是一般党员的喉舌”。紧随其后的1930年的《红旗日报》发刊词说，“本报是中国共产党机关报，同时在目前革命阶段中，必然要成为全国广大工农群众之反帝国主义与反国民党的喉舌”。1942年延安《解放日报》在“致读者”的社论中说：“使《解放日报》成为真正战斗的党的机关报，成为一切愿意消灭民族敌人、建立民族国家的人的共同的喉舌”。可见，“喉舌论”的诞生有其特殊的革命背景，最初的“喉舌论”更多强调的是，报纸要成为无产阶级反抗敌人的宣传工具。
随着党报思想的逐渐成熟，党报的“喉舌”性质在办报实践中内涵不断丰富，从党的组织的喉舌发展为党、政府和人民的喉舌。1942年《解放日报》改版确定了党报是组织的喉舌，是集体宣传者和集体组织者。“报纸是党的喉舌，是这一个巨大集体的喉舌”。刘少奇最早将“耳目”和“喉舌”两个概念结合起来，1948年10月2日，他在《对华北记者团的谈话》中明确说：“你们是党和人民的耳目喉舌”；“中央就是依靠你们这个工具，联系群众，指导人民，指导各地党和政府的工作的”。1956年，《人民日报》改版后，根据办报实践和当时的社会发展状况，也是出于整个中国新闻改革的需要，党报从组织喉舌逐步转向了社会喉舌，认为党报应更贴近群众，并加强自身在全球的竞争力。
“喉舌论”在无产阶级革命时期和建国初期，确实激励、鼓舞了全党和全国人民，其间制定的一系列办报举措有其合理性，在当时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形成了党内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对我国现有的新闻体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1989年11月，李瑞环在《坚持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的讲话中，明确肯定了“耳目喉舌”的提法；几天后，江泽民在《关于党的新闻工作的几个问题》中指出，“我们党历来非常重视新闻工作，始终认为，我们国家的报纸、广播、电视等是党、政府和人民的喉舌。这既说明了新闻工作的性质，又说明了它在党和国家工作中极其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到20世纪90年代，媒体的“喉舌”性质已成为一种行业规范。1995年《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进一步做好新闻舆论工作的若干意见》中规定：“我们党和国家的报纸、通讯社、广播、电视是党和人民的喉舌……牢固树立群众观点，密切联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
这些领导人的讲话和文件的出台无不表明，新闻媒体的“喉舌”作用，已经被确定为党和国家的一项新闻政策。
三、对“耳目喉舌”的认识应有所深化
“耳目喉舌”论在中国从作为报刊的一种社会功能被提出，到成为报纸阶级性的体现，其中既有对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继承，也有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借鉴，其含义和所代表的社会阶级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在当今社会，“喉舌论”仍然和党报理论紧密相联。党报是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它的作用和功能较之前无产阶级革命时期有所变化，但其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性质没有变。
然而，在新时期，对新闻媒体的“耳目喉舌”作用的认识应该有所深化。首先，要避免重喉舌、轻耳目的老观念。不能误把“耳目”“喉舌”作为整体纳入政治家的工具，而不考虑人民的需要。党报是党和政府的喉舌，而不是党政领导个人的喉舌。党报在面对领导或处理有关领导人活动的报道应从新闻规律本身出发，坚持这一基本原则。此外，党报还是人民的喉舌，人民可以通过它反映愿望，表达心声，它应该成为人民参政议政的渠道和人民监督政府的阵地。其次，随着媒体的市场化，不能对所有媒体都不论性质，片面强化其“喉舌”的作用，而忽视传媒业的市场准则。尤其是娱乐、休闲等以商业性为主导的媒体，更应在维护社会公益的前提下，得到充分发展自身的机会。另外，耳目、喉舌之间是一种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辩证关系。党报既要做好舆论宣传，也要加强舆论监督。然而目前新闻界重宣传、怕监督，宣传易、监督难的现象仍然存在，媒体应突破传声筒的局限，在信息选取和意见的表达上体现自主性。
（作者系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硕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