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评”何以能“摆平”？】乐评

时间：2019-02-08 04:44:46　来源：达达文档网本文已影响人

　　争鸣平台　　　　《艺术评论》创刊词曰：“‘评’字一边是‘言’，一边是‘平’。说话人人都会，要做到公平不容易。现在有些所谓评论如坊间广告，瞎吹胡捧，伤了‘评字’的意义”。
　　远的就不说了――诸如“拔白旗”、“反右”、“大批判”等出现过多少“乐评”，均是把政治问题与学术问题混为一谈，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利用“音评”，实则“揪辫子”、“打棍子”的棒杀，把人整倒、整死。最典型的莫过于文痞姚文元对音乐界泰斗贺绿汀院长所施的法西斯专制。不懂音乐的、时为文坛霸主的姚文元抓住德彪西《克罗士先生》中译本内容提要的一段话发难，写了两千字的所谓批判文章，竟有十二处的错误。贺老出于公道、正义和树立严谨学风，以“山谷”的笔名提出做学问要老老实实，而不要“不求甚解”。姚痞发难，借口把贺老投入监狱。实为新中国建国以来最大的文字冤案和借“学术”而行政治迫害。
　　人人有好恶乃人之常情，但把个人好恶，联盟同仁而操纵“评论”，就难免有所偏颇而排他，但文学艺术最忌排他，排他不利“多元化”发展，不利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阻滞了文学艺术的发展。而“排他”的根源在于这些人缺少一种清醒的自我反省的能力，恰似在自恋的沼泽中跳舞――是酒醉后的现象，而非一种理性的行为。
　　“同仁”的孪生兄弟是霸道。“乐评”只能是我一家之言。同时也反映在某些人在某一个行当略有成绩后，就成了“老虎屁股摸不得”的霸道行径，或训别人“没水平”、“不在一个层面”，甚至说人的“耳朵不及格”等等。当理屈词穷时，就搬出“老领导”、“老同志”而“拉大旗作虎皮”，真有天下唯我独尊之态。法国思想家狄德罗说得好：“不管一个作家具有多大的天才，他总需要一个批评者”。理查德・罗蒂也说：“尊重别人的观点，乐于倾听，依赖说服而不是压服”。这也是我国音乐（评论）界的原则之一吧！
　　与此相悖的则是廉价的吹捧：唱了两首歌（不管他是专业的还是业余的）就捧成了“歌唱家”；写了一两首歌曲就成了“作曲家”；总谱不会读、靠听录音而在乐队面前划拍子成了“指挥家”；演了一二部电视剧成了知名演员，如果参与了一部与外国合拍的电影，则升格为“国际影星”……等等。大帽子满天飞，一分钱可以买好几筐。台湾音乐学家林谷芳先生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有一次，××拿来一篇评论来找我，说：‘人家把我写得那么好，你却把我写得那么糟’。我很直率地说：‘这篇评论简直是狗屁文章’。”我们这里此类文章也不是没有吧。
　　“乐评”是双刃剑，它可以激浊扬清，扶植正道而使音乐事业健康发展和不断升华音乐艺术（创作、演奏、演唱等）的品位。《音乐周报》2007年7月4日评论版报道的关于西贝柳斯的小提琴协奏曲接受乐评人的批评而作“较大修改”，终于成为小提琴协奏曲的名作，就是健康乐评起到良好作用的例证。出于市场经济的驱动，追求时尚而把文化（音乐）商业化，而时尚文化又太多了喧嚣和炒作。但“商业文化不追求永恒，商业文化不对文化本身负责，商业文化只需要从文化里谋利，商业文化不需要建设，对于原有的文化是挑选卖点，能成为卖点的就要，不成为卖点的就抛掉”。所以他就可能“有一天被清仓处理”。（冯骥才《莫让商业掏空文化》，《今晚报》2007年7月6日）。中央电视台举办的“民歌大赛”，年轻的主持人其民族音乐知识的贫乏令人遗憾，不了解侗族多声部大歌在音乐史、声乐史和民歌史上的重要性，在与一组弹着吉他的所谓“青春组合”的评比中，对着侗族歌手们说：“他们这么精彩的表演，你们还表演吗？”误导！绝对误导！
　　过去由于音乐（评论）太多与政治联姻而存在某些失重现象。现在有了宽松而较自由的政治氛围，有追求文学艺术（音乐）真谛的较大空间，有充分表现（作者与音评人）自己才华的“用武”之地，有和睦相处的人际关系。所以摆平几对关系，则会对“音评”（音乐界）大有裨益。即：摆平文学艺术（音乐）与政治的关系（或者说是审美形式的追求与思想意蕴的关系）；摆平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关系；摆平教育功能与娱乐功能的关系，摆平适应广大民众的情趣与提高民众的欣赏水平（即以前常说的普及与提高）的关系；摆平“专家”与顾及普通民众的关系；摆平批评者（音评人）与被批评（当事人）之间的关系，并协调和互为尊重的关系，等等。相信一定会升华“乐评”的品位，进而促进我国音乐事业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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