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朝黄土背朝天【“镜头要永远对着面向黄土背朝天的父老姐妹”】

　　谢万清只读过4年书，放过10年牛，跟“知青”学会摄影。40多年来，虽然没有甩开贫穷和饥饿，但他即使不装胶卷空按快门、即使在农家土屋里挖坑当盆冲印照片，也从来没有停止在影像世界里的追求。
　　
　　“我要赶回去栽玉米”
　　5月的西安，花团锦簇。陕西省陇县农民谢万清正在西安博物院为他的摄影展览《黄天厚土・生灵》忙乎着。
　　这次展览，是陕西民俗老摄影家吴玉龙先生提出，由陇县文化馆、陕西省民俗摄影家协会主办，陕西省艺术摄影学会等12家陕西省和西安市的摄影团体协办。
　　一位外国友人指着题为《征服》的照片不解地问：“这是干什么？”
　　“是在耱地。”谢万清瞅着照片接着说：“种上麦子，人站在耱上让牲口拉着，把土往实、往平里压，麦种才会发芽、生根。”
　　“厉害！”老外竖起了大拇指。
　　一位白发老先生问身旁的女孩：“你知道这位弯着腰的老爷爷背的是什么？”
　　“应该是什么农具！”
　　“对，是犁地的犁。70年代，爷爷上山下乡在陇县干过这活。这个展览，会不会是当年跟我学摄影的那位老朋友办的？”
　　“他叫什么？”
　　“时间太久，忘记了名字，见了人还是能认出来。”
　　老先生抬头在参观的人群里寻找记忆中的朋友，说来也巧，一对熟悉的目光让他欣喜：谢万清，正是火烧寨乡峰山村谢家沟当年那个跟“知青”学照相的放牛娃。老谢也喜出望外，没料到在这里能见到那时教他摄影的知青大哥魏大秦。魏老先生盛情邀请老谢到他家做客，老谢却说：“天旱得太狠，你知道咱们那地方浇不上水，我要赶回去，趁下雨后栽上玉米！”
　　在农村生活过的人当然知道农民的心。老谢说：“那年在平遥参加影展，去时我就买了第二天回来的票。”记者想要了解更多的素材，再三挽留老谢。老谢却反问人家：“火车跑了咋办？我白买票了？”
　　记者说：“我去给你办改签手续，车票就不会作废了。”
　　“白露高山麦，我要赶回去种地。节气要紧，误了农时，我就没得吃了！”
　　第十届中国平遥国际摄影大展让老谢大开了眼界，见识了各种风格的摄影作品，欣赏了各种高超的摄影技术。老谢也特别注意到关注普通农民生活的作品寥寥无几，这也许是当时有新华社记者专门采访他、报道他的意义所在。他说：“平遥影展，坚定了自己的摄影路子，镜头要永远对着面向黄土背朝天的父老姐妹。”
　　
　　攒了10年钱才买回一台“红梅”相机
　　有位戴着校徽的女孩在展馆望着老谢，好奇地问：“老师，你学的是摄影专业吗？用的是尼康还是佳能相机？”
　　老谢笑着，诚恳地回答：“我只读过4年书，放过10年牛，跟‘知青’学会照相，攒了10年钱，花70块钱买回一台红梅相机。”
　　“70块噢，怎么就要攒10年？”姑娘这一问，倒让老谢回想起那些困苦的岁月。
　　1970年秋季，西安知青对他们下乡的七沟八岔感觉非常神秘，三五成群地到处探幽。有一位知青背着相机和画板，时不时地给大伙拍照留念。当时16岁的谢万清，跟在知青后面看着、乐着。虽然读过四年书，可他从来未见过相机这么神奇的东西。他寸步不离地跟着知青，忘记了自己还在放牛。小伙子看出了他的着迷劲，把相机递给他，让他给自己拍一张写生的照片。谢万清接过相机，学着这位大哥的样子，按下了快门。
　　过了两天，这位大哥拿着照片来找他，告诉他如果把镜头再抬高一点，前面留白再少一些，人就会更大一点、主体就会更突出。谢万清把这些话记在了心里，更加留意摄影的人，也盘算着自己买照相机的事。
　　40年前的农村，比现在还要贫穷。少年谢万清为了买相机开动了脑筋。他听说修水库有每月6元的补助费，心想省着点吃喝，几个月下来，准能攒下买相机的钱。于是他跟生产队长说：“我不放牛了，要去修水库！”
　　知子莫如父。有见识的父亲看透了儿子的心思，心中暗喜。但一瞅这给队上放了10年牛的小人儿，身单力薄，担心他吃不消水库的重活儿，有点不忍心。生性倔强的谢万清缠着父亲苦苦哀求，他认准的事儿九头牛也拉不回来。无奈，父亲把他送到了工地。谢万清在工地吃尽了苦头，终究还是攒了40元。当时，价格最低的相机也要70多元，谢万清又去挖药材卖，就这样积少成多，1980年秋，他终于在陇县百货商店买回一台红梅120相机。他说，那还是托熟人找到商店主任，批了条子，少收了3元，才花70元买到手。省下的钱，他买了1个胶卷，又在地摊买了一本早已看好的四川出版社出的《摄影入门》。
　　我问老谢从那本书里学到了什么？
　　老谢说：“冲胶卷、印照片的技术。”他滔滔不绝地讲起自己怎样配制显影液和定影液，怎样用停显液过片，怎样掌握温度，还用手比划着他的操作步骤。他说，关键是打开暗盒后要把胶卷用清水过一遍，这样，胶卷就会均匀地显影。手握胶卷两边在药液中过片时，要特别留心，避免划伤底片。每年8月，是他做片子最多的时候，因为正是暑期，水不用加热，放一会儿温度就在20度左右，正好冲卷。
　　那段时间每到晚上，谢万清就像着了魔。冲完胶卷他就看书，放下书本又摆弄相机，鸡叫了也不肯休息。媳妇给灯灌了平时够用一个月的油，不出10天他就都用完了。日复一日，小伙子把相机摸了个精透。
　　
　　相机让他成了山沟里的红人
　　他背着相机到处拍，农业科技、乡村教育、农村用电、计划生育宣传……都装在了他的相机里。老谢说：“我走到哪，就把相机背到哪。有时感觉对了，顺手就按快门。”有一天他正套牛翻地，大黄牛猛叫了一声，他抬头看见沟那边一个小伙在耱地，感觉不错，就把自己的牛拴在树上跑了过去，拍下了《征服》那张相。那一次他给牛割草，他哥地里来了几个人，在包谷樱子上做什么，他觉得好奇，过去一问，才知道是给苞谷授粉，他拍下了这一瞬间。县上的干部说：“把照片送到宝鸡报社去，说不准还会宣传咱们！”
　　1986年7月，《宝鸡日报》第一次发表了他的作品《玉米杂交新技术》。那段时间，他的作品“命中率”极高，影友开玩笑说：“《宝鸡日报》的照片让陇县的谢万清和凤翔的赵录贤承包了！”现任《宝鸡日报》副总编辑的赵录贤说：“我真佩服老谢的执著精神，从陇县山沟到宝鸡，往返200多公里，他隔几个礼拜就跑一趟，真是不易！”
　　老谢有心计，他投稿远寄近送。像《陕西日报》、《陕西科技报》、《陕西林业》杂志、《西北民兵》杂志、《中国妇女报》、《中国电力报》等10多种报刊，他都是在邮局寄出，没过多日，常能收到对方寄来的稿费。唯独《宝鸡日报》他要直接去送，为的是向报社同志学习。后来当了总编的张陇得，那时编稿时常为老谢的作品感动，他偏爱这位身处大山、能有这等天分的年轻乡党，每次都把当前的报道动向甚至是报道线索告诉老谢；摄影记者李长纪也常常手把手教老谢抓拍新闻照片的技巧。同时，跑一趟报社老谢还能领到一笔稿费。这一去两得的收获，让老谢心里总是美滋滋的。
　　谢万清的名声传开了。四邻八乡，谁家老人过寿，谁家孩子结婚，谁家有什么喜庆事，都来请他照相，谢万清成了山沟里的红人。
　　乡亲们说，谢万清照相和他人一样麻利。老谢说，他拍片子瞅准了要对焦的部位，确定了拍摄的角度，很快就按快门，不会有用光方面的问题，人的神态看起来也自然、真实、有原味，不像摆拍那样生硬、别扭，还虚假。
　　
　　侯登科鼓励他：“有斧子就能砍柴！”
　　三夏季节，龙口夺食。收晚了，麦粒会掉在地里；若遇连阴雨，长在地里的麦子都会出芽。抢收的那些天，老谢每天都要从天放亮干到黑天黑地。一连几十天，他没工夫摸相机，瘾发了，心里憋得慌，于是躺在炕上，拿着相机，空按快门，想象自己在为《解放军军事百科全书》拍片：关羽大刀一挥，敌兵败于马下，咔嚓、咔嚓，快门不停地响动，就像是在一张接一张地过片，一系列的关羽大战大震关的专题片就这样在想象中拍成，一直拍到夜半三更。
　　我第一次采访谢万清时，得知《解放军军事百科全书》1991年曾聘他为“特约摄影作者”，颇感震惊。当进入他的摄影世界后，我才明白这位屡屡获奖的人物的心路历程和营养源头。他聪明好学，悟性极强。不仅善于从艺术作品中借鉴，而且能从大师那里学习，不断提高自己的艺术素养。在宝鸡打工干装卸时，他那么累，但只要听说哪里有摄影展览，宁可不休息甚或少挣一份钱，他都要去看。夜里，附近哪里演露天电影、皮影戏，台下肯定有谢万清。他不是看热闹，而是看这些作品中的光影效果，看灯光师给场景的布光，给人物用光的变幻。他能清楚地说出张艺谋一系列电影的用光特点，比如《红高粱》在“我奶奶”出嫁前梳妆，特别是在颠轿上那只穿着绣花鞋的脚刚一露出，一束亮光打来，凸现了代表“我奶奶”情感的这只“脚”，给人的印象是那样生动、深刻。由此他会联想到自己拍片时对主题的提炼、构图的方式、站的角度、机位的高低、瞬间的抓取等问题。他敬重宝鸡市老摄协主席邵勇，多次聆听过邵老在陇县的讲课。他经常浏览贵阳铁路局摄影师杨亚明送他的那7本《摄影世界》杂志。他十分喜爱侯登科的《麦客》，从报纸上剪下照片，贴在墙上，有空就看。
　　1979年2月，他有幸在宝鸡兵站见到了当代纪实摄影大师侯登科。侯大师为人平和，说话实在，看到他拿着120相机（借来的），鼓励他说：“有斧子就能砍柴！”大伙都在抢拍送别奔赴“老山前线”的亲人那些情景，侯大师的镜头里那幅有名的《出征》诞生了。这幅作品对老谢教育很深。他立志要走侯登科的路：“用镜头记录下自己熟悉的和自己同样为生存、为命运终日奔波的人的生活影像。”
　　
　　“人穷志不穷，要给后人做点事”
　　照相没有给谢万清带来丰厚的收益，相反，一度使他陷入揭不开锅的无奈境地。
　　老谢说，孩子们盼过年，吃好的，穿新的。可是，他却为过年发愁！有一年他差点没法过年。那年，二女儿住医院花了不少钱，春节没钱买肉和大米，娃她舅送来两块豆腐和粉条，她姨送来一把葱，她婶送了些红萝卜和白菜，凑合着吃了几天。若不是这样，他真没法向孩子们交待。说话间，老谢的眼眶有点湿，他抹了抹眼角接着说：“大女儿聪明好学，人都说谢家要出个女状元！可惜家太贫寒，只让娃上到初中。老三是儿子，也很懂事，15岁就出去给家里挣钱。”
　　贫穷如影随形，总是让谢万清甩不开身！家穷并非人懒，而是自然条件太差。陇县是国家级贫困县，谢万清家乡一带全是近百年前爷爷那代人逃荒开拓出来的旱塬荒地。这里地广人稀，一年一茬庄稼，离县城至少也有27公里山路。政府也设法改变贫穷，但收效不大。河沟修的拦河坝，六七年了一点水也没蓄上。1993年，德国援助的造林工程，封山育林，到现在树苗才长到2米多高。天旱了，一亩地只能收回百十来斤粮，土豆长得也只有核桃那么大。如今，政府免了农业税，有的人家才勉强够吃。
　　谢万清这一代比上辈人受的苦更多。农忙季节，他作务着那几亩地；一到农闲，他就蹦出山沟，在外面卖苦力。修公路、挖铁路隧道、当搬运工、搞装卸、下煤窑、看大门、扫院子，他都干过。为了买胶卷，老谢只好从嘴巴上扣钱。干装卸费力气，饭量大，而老谢晚饭只吃一碗汤面条，省下买烧饼的5分钱，留着第二天干活时再买烧饼吃，这样比吃两碗素面要省3分钱。
　　工友们看他这般亏待自己，都劝他别照相了：“那是有钱人玩的，咱们农家穷人玩不起！”老谢说：“只要能挣钱给娃买本子，能挣钱买胶卷，吃多少苦都行！”
　　他爱黄土地，更爱这里的人。在老谢心目中，黄土就是根，黄土就是命，跟黄土打交道的爹娘和兄弟姐妹，他们的欢喜、快乐、期望、甜蜜、安逸、幸福、收获，朝朝暮暮都浮现在老谢眼里，日子再苦老谢也忘不了他们。
　　“这是为什么？难道你没有不再照相的想法？”
　　“有。”对我的问话，老谢瞅了一下身边的媳妇，侧着脸继续说：“那次媳妇给我买衬衫的钱我拿去买了胶卷，惹得媳妇和娃都埋怨我。村上人也说，何苦呢？我心烦极了，真想收摊子。”说到这儿老谢打住了，他反问我：“你知道后来我为什么又不停地拍片子？”
　　老谢说，县上1993年出版县志，收录了他《上下千年》那幅照片，听说是在送审的10余张图片里选中的。“县志是留给后世的，多少年才修一次。人穷志不穷，要给后人做点事。”说这几句话，老谢扬高了嗓门，仿佛要让全村的人都听到。
　　创作是无限的，制作片子是有条件的。家里没有照相馆那么好的条件，只能自己想法子。他就地取材，在煤油灯上用红纸做的火罐柿子灯罩遮住来曝光；在土房子里的土地上挖3个近两尺见方的大坑代替大盆子，垫上塑料纸，用来显影、定影和水洗。老谢说，这是逼出来的。1986年村上通电以前，有时候他还用架子车拉着那些家什，到12公里以外有电的甘肃省神峪河车马店，先掏钱住下，再通宿做照片。当药水用完后，他灵机一动，想到书上说的显影液是碱性，定影液是酸性这一原理，又用化肥“尿素”加点小苏打和食用醋作试验，用来作定影药水；显影液用乏了，他又试着往里加点碱面，果然可以提高其显影效能。这一套土办法顶钱用，也成就了大事。老谢有一次在北京和同行交流时提到这些，惊呆了四座。
　　改革开放给农村带来很大变化，但中国幅员大，人口多，甘露总有落不到的地方，特别是西部偏僻的山区。至今，谢万清家的灶房和饲养室墙上的裂缝还能踩进一只脚，摇摇欲坠。他现在用的还是朋友2004年送的那台美能达3-Xi传统相机。
　　
　　“请告诉朋友们，快门我会不停地按下去！”
　　老谢虽然贫穷，但是为人忠厚，朋友对他也是鼎力相助。把老谢推向社会的，当数画家李海洋。他俩曾在一家彩扩部打工5年，李海洋现为陕西美协会员、陕西省书画艺术研究院研究员。
　　2005年9月，李海洋把老谢的10张照片发至一家摄影网站的论坛，两天后，回复就达五六千条，个个叫好，直呼“再上照片！”
　　谢万清的摄影作品和他的生活状况，也让网友们和一些企业家的心情难以平静，开始自发通过各种形式帮助他，其中包括香港摄影家张锡能、中国人民大学工会常务副主席余浩、石家庄杂技团李志明先生等等，他们都希望谢万清也能用上数码相机，或者改善生活条件。曾从北京驾车专程给谢万清送来一大堆棉衣和胶卷的余浩说：“没料到谢万清如此贫困，那次临走时我把身上穿的一件新羽绒大衣也留给了他。”让谢万清终身感恩的是宝鸡一家影楼的老板傅新建。当谢万清一家处境窘迫，难以糊口时，他毫不犹豫地留下谢万清，让他当杂工，哪里活紧，就让老谢来救急。老谢很能干，就连摄影室和暗房的活他也能拿下来。傅老板待人宽厚，每月给老谢的薪水都比其他员工多二三百元，最多给他开过1200元。老板还帮助他安置孩子上学，又把自己当时用的海鸥120-4B相机送给他用。
　　傅老板讲：“谢万清是知情知义，感恩图报的人。一天，有个小伙子来取相，认为头天影楼给父亲拍的照片眼睛没睁大。老谢和我说了一声，背上相机，自费乘车三个钟头到老人家里给重照了一张，让这家人满意。”工友王建华说：“有一年除夕，影楼在公园搭建了摄影棚，晚上需要人看护，大家都躲躲闪闪，生怕摊上这苦差事。老谢主动担当，一张床板放在20厘米厚的雪地上，一件大衣裹身，熬过了一夜！”
　　老谢虽然贫穷，但在当地名望挺高。他是陇县摄协常务理事、政协委员。老谢说：“人都说一只小蚂蚁搬不动泰山！”他认为，政协议政，对农村的贫穷落后、对社会的分配不公、对官员的腐败等问题，只能一说了事，但说比不说强。说了，能让政府明白百姓的想法。他对摄协的事有兴趣，觉得大伙在一起交流，有提高。
　　我问老谢：“最喜欢自己哪张作品，现在最大的愿望是什么？”
　　老谢说：“我最喜欢《上下千年》和《征服》这两张片子，它既是中国几千年农耕时代的缩影，也是当代中国贫穷农民的写照。”他现在最大的愿望是等手头宽绰了，买一台像样的数码相机，再建一间灶房和饲养室。
　　56岁的谢万清黑瘦个矮，满脸皱纹，而眉宇间，一双大眼却闪亮有神。他深情地对我说：“吴老师，大家这样关心我，请告诉朋友们，快门我会不停地按下去！”
　　“要是没有这么多人关注，你还会照相吗？”
　　“会的。摄影是把人世间的欢喜和悲伤、富裕和贫穷在瞬间变成永恒、为时代记录历史的事业，我会一直搞下去！”老谢语气很坚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