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近代江南庙会中的苦行
时间：2020-06-06 03:56:20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王永吉 季曹丹 马昊天
摘 要：在近代江南庙会中，长期存在一些以“吊肉香”“吊臂香”“肉身灯”“托香”“荡香炉”等为名的苦行行为，它们以“自虐”“自损”为特征，屡禁不止。综观苦行表演者和社会大众的言行，不难看出，这些行为反映了特定的社会心理。社会伦理、宗教信仰与民间生活杂糅交融，使这些苦行行为被赋予了报答娘亲恩情、救赎罪愆、还愿等意义;对英雄主义的盲目崇拜使民众对这种苦行充满好奇和向往;而盛行于民间社会的迎神赛会为这样的表演提供了机会，在特有的庙会狂欢精神的刺激下，民众的苦行表演欲望发展到极致。
关键词：近代江南;庙会;苦行
中图分类号：D9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11/j.cnki.1672-3198.2020.18.084
1 屡禁不止的庙会苦行
苦行行为在江南各地的庙会中屡见不鲜，表现形式也大同小异。这种情况在近代尤其狂热。在苏州吴县迎神赛会上，有所谓“臂香者”：袒胸露臂，以铜丝穿过臂肉，悬铜锡香炉，烧旃檀其中，或悬巨铜钲，“皆重数十斤”，数十人振臂而行，“历远而弗坠”;湖州桐乡瘟元帅庙会上的吊臂香，用一只锋利的铁钩挂在左臂的皮肉上，底下挂一只廿几斤重的锡香炉，皮肉居然不断;另有一种挂肉身灯的人，赤膊，腰间前后左右插七八根竹子，每根竹子上挂一盏油灯，竹子的一端用钩子钉在人的身体上。上海赛会上的吊臂香，多以妇女和幼童装扮成罪犯，在锣鼓喧天中行进。其他江南各地庙会上的苦行行为，基本也是这些类型。
庙会活动现场往往人头攒动，摩肩接踵，极易滋生祸端。1893年上海城隍庙会上，吊肉香的少年行至县东地方，臂上之皮忽然破裂，炉堕于地，血流不止，该少年亦昏晕不醒。不仅吊肉香者会受皮肉之苦，参会者的狂热也极易引发踩踏事件。据1933年《申报》称，在常熟三月三日祖师山庙会上，在西门城洞内，发生了踏毙十数人之惨剧。更有好事者出于好奇，拉扯参加者手臂上挂着的香炉，以致发生意外。在清末上海的一次赛会上，就发生这样的事：一西人的鲁莽行为致苦行表演者皮开肉绽，鲜血横流，会中人打抱不平，各奋老拳，对西人痛加殴击。这些由吊肉香等苦行行为引发的社会问题，超出了统治者所能控制的范围，对当时的社会秩序造成潜在威胁。
鉴于此，自清末开始，每当赛会之际，江南多地政府大张告示，禁止苦行表演之俗。上海城隍庙每逢三元令节，官府便“将臂香、逍遥拳、十景牌、阴皂隶、万民宝盖、解饷车等六项示禁。”有时官府更以“耗费钱财、伤风败俗”之名，直接禁止举办赛会。上海浦东各乡的“好事之徒”，每以赛会为名妆扮高跷抬阁及女犯、臂香诸名目，争奇斗胜。1905年，有人提议地方政府：庙会“不惟耗费钱财，而且引诱男女结队争观，败俗伤风，莫此为甚。合亟出示严禁，如敢故违，提究不贷。”
一些有识之士也对这种苦行行为大加挞伐。他们引《孝经》上 “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的话，批评道：“乡愚不读书，纷纷然为之，其志可谅也，其事不可训也。”但庙会上的各种苦行活动却屡禁不止，其中的原因值得探讨。
2 道德和信仰的支撑
吊肉香者愿意忍受极大肉体痛苦的背后，必然有着重要的精神支撑。世俗化的儒家思想和宗教信仰与民间习俗逐渐熔于一炉，深刻影响了江南民间社会和民众行为。
吊过了肉香就算报答了娘亲的恩情，这种观念在近代江南地区广为流传。因此，有时候，人们就将吊肉香径称为“报娘恩”。从报娘恩这个名称上，人们“就可以知道它的意义了”，如何报答呢？在浙江湖州的东皇庙会和朱天庙会上，就是用一只沉甸甸的锡香炉上的七只小钩穿透皮肉吊在胳膊上。在上海的城隍爷出巡或是乡下赛会上，那些“扮报娘恩的”人在偶像出巡的午前都喝足了酒，用一连串的铜钩穿过他们的皮肤，再在铜钩下绑缚着重重的物件，如香炉，蜡台，甚至是放一架留声机。“据说吊过肉香，娘的养育深恩就算报答了。”江南其他地区基本上也是这样的逻辑。
儒家文化十分重视孝顺父母。孟子云：“事亲为大”，“孝子之至，莫大乎尊亲。”事亲和尊亲是孝顺的最高道德表现。因此吊肉香作为孝顺的象征，吸引了许多孝子参与其中。相较于端茶接水等日常的报答父母的方式，吊肉香明显带有强烈的排解负罪感的意味。母亲饱受怀胎十月之苦和养育之艰辛，人们生来似乎就带着对母亲的歉疚，形成了社会心理层面的负罪感，以最痛苦的方法来表达自己对母亲恩情的感谢，能最大程度地寻求解脱和纾解这种负罪感。这样的思想在民间确有其社会基础。当时，一般做母亲的，对于这种报答方法也是认同的，当儿子参加过 “报娘恩”仪式回家，她们认为是“无上的光荣”，因为这样“可以使全镇人知道她的儿子是个孝子”， 这样一来，吊肉香不仅是参加者自己的事情，也可使母亲面上有光。为家族争光这一观念深刻影响了民间社会，也为吊臂香者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
吊肉香还有向神佛祈求平安、忏悔罪业之意，这显然与佛教的善恶因果思想密切相关。佛教称，众生在世所造下的种种善业和恶业，便形成业因，感引众生在六道中轮回，佛语有云：假使百千劫，所做业不亡，因缘会遇时，果报还自受。若人造了恶业而不想遭报应，则要通过忏悔来等行为消除恶业。在江阴澄江镇庙场附近各村，常有为杀生造孽者而忏悔的仪式，称为“游渡”。游渡者，是地方上平时一些以杀生为业的人，比如杀猪、杀羊、杀牛、杀狗、杀鸡鸭、打鱼的，甚至也包括了剃头的。届时，在8人抬着的一尊菩萨后面，两至四名彪形大汉吊着“肉香”鸣锣开道，紧接着就是肩扛八角旗、戴着纸糊的黑色高帽子、低头行走的杀生者，祈求菩萨普度众生，化解杀生者的罪孽。因此，参与者都明白，这种行为“实际带有劝人为善的目的。”
人们还将病痛与灾难也归结为前世或现世造的恶业来报，因此向神佛许愿以求解脫和平安，事后愿望实现时，再到神明面前酬神答谢并还愿。因此吴地每逢瘟疫流行，便会接二连三地举办盛大的迎神赛会，十来岁的幼童以钢针密刺于手臂上，垂以红绳，以重约二三百斤的全副蜡烛台缚在上面，使臂肉拖下来以祈求平安。重病痊愈、大祸得免的人也会吊臂香酬神还愿。常熟虞山赛会热闹非凡，其中不乏肉身灯者，用纸灯数百盏，以钩钩住满身，向会中游行，远望之几疑为一座灯山。时人询问这样做的原因，他们回答道：“我辈缘前患重症，曾向神前请愿，故待赛会时，用以酬神保佑也”。吊肉香的同时，往往还有一队男男女女伴随，名曰“烧苦香”。他们披头散发，身穿罪衣罪裙，匍匐而行，装扮犯人赎罪祈求平安。那些都是遭遇了大不幸的，来恳求神灵开恩保佑的。
“赎罪”“许愿”“还愿”本都可以采取供奉神灵、祭祀酬神等积极膜拜的方式进行，但社会学人类学家指出，神圣与世俗之间有不可逾越的鸿沟，通过“自虐”性的消极膜拜，可以使自己从凡俗生活中脱离出来，接近神圣世界，从而提高个体的宗教品质。规模盛大、全民参与的江南廟会营造了一种特有的群众性氛围，在这样的氛围中，以苦行示众，不仅避免了民众对这种非理性行为的惊惧不解，更可获得特殊的神圣性和崇高感。
3 英雄主义
江南庙会中的苦行有些是为了炫耀逞强，获得个人精神上的满足。在吴江县黎里镇的中秋赛会上，有穿红衣插犯条者，有手带铐链者，其中有人，伸其右臂，臂上挂香炉钩入皮肤，似乎“不知痛楚”，此人身后还挂着一对十余斤重的锣鼓，他们击锣“泰然”而行。1946年一位在上海做佣人的男子欣然要去“玩”一回“臂香”，别人劝他别去“作践自己的皮肉”，他一定要去，就是为了当一回“英雄好汉”。连他一个十二岁的儿子，也闹着去吊了一盆花，走了好一段路，“才得意洋洋地回家”。一连几天，父子俩用白布裹着右臂。有人问他痛不痛养伤，他们说，初吊上去只像被许多蚊子刺着，走了些路就不觉得什么，不过臂上总须搭一条湿毛巾，干了就有些作痛的。他们说明年赛会时，还要去参加;要是明年不去，那就算不得英雄好汉！时人认为，这“不过是英雄主义在作祟罢了。”这样的心理在其他地方也屡见不鲜。镇江庙会中的苦行者自诩“男儿好身手者”，用铁钩将巨锣悬于自己腹部，行为骇人;在江阴，参加者用钩子钩住自己手上的皮肉，并且互相攀比，以“吊得重的为胜者”;在苏州，官府逮捕了四名无业游民，因其“专以参加臂锣臂香为能事”。相比之下，庙会中的拜香，因为平和，一些人反而觉得没什么意思：“一步一拜，不过磕头虫罢了，倒不如手臂上一个洞一个洞，挂起锣来，杀杀剥剥地畅快一下！”。这不过也是一种“英雄主义”心态。
从庙会参与者渴望成为“英雄好汉”的心态可以看出，他们以此为荣，希望借此获得民众的认可，提高在地方社会中的声望。值得注意的是，本着炫耀为目的庙会参加者多为农民与无业游民，这些人文化水平较低，社会地位卑下，在此场合炫耀所谓的“英雄形象”，不过体现了他们的盲目崇拜。
在江南庙会上，一些苦行者常自称“英雄好汉”“胜者”“好身手者”，皆体现时人对“英雄”的崇拜与渴望。中国有“英雄主义”教育的传统，启蒙读物《三字经》《千字文》《千家诗》《四书五经》里面就有大量关于英雄主义内容，如《三字经》中的“如负薪，如挂角，身虽劳，犹苦卓”等文字，脍炙人口。在集中体现官方思想的“四书五经”中，也有“杀身以成仁”的呼吁，英雄主义由此蔓延。但事实上，在古代中国，真正的英雄主义指的是“替天行道，救百姓于水火之中”，往往表现为敢于克服超出一般程度的困难，主动承担比通常情况下更大的责任。但庙会中的这些苦行者对“英雄主义”一知半解，从而盲目参与苦行活动，而江南庙会的群众性氛围更刺激了苦行活动的发生。
对于庙会中的苦行行为，也有人做出了另一番解释，在1934年的一篇《申报》报道中，作者认为，“这算是民族思想的表现”。为什么呢？据传说：
明朝崇祯皇帝吊杀煤山后，汉人就做了满清的奴隶。他们屈服在统治者威权之下，只得忍气吞声;有牢骚，只得借题发挥。这“报娘恩”，就是他们做出忍痛的样态，表示不甘屈服的英勇的。因此，他们举行的时期，是每年三月崇祯吊杀的月份。他们所崇拜的，都是关、岳、五虎将等民族英雄。
既为传说，可信度当然值得怀疑，但这样的解释，不在于解释内容的真实性，而更在于，在1930年代日本帝国主义已经侵占东北、虎视华北和江南之际，人们希望以此唤起一场“深入民间的民族运动”。在这一意义上，江南庙会的苦行炫耀，实际上是反映了要求抵抗侵略的积极情绪。
4 狂欢精神的刺激
苦行活动多受“宗教信仰”与英雄主义心态影响，但盛行于江南庙会的苦行行为，离不开庙会本身特有的狂欢精神的刺激。所谓狂欢精神，是指群众性的文化活动中表现出的突破一般社会规范的非理性精神，它一般体现在传统的节日或其它庆典活动中，常常表现为纵欲的、粗放的、显示人的自然本性的行为方式。这种精神在中国传统的庙会中得到充分表现，在信鬼神、重淫祀的江南地区更是鲜明。
传统庙会中的狂欢精神表现了全民性和反规范性的特征。庙会是中国传统社会中少有的全民性活动，即不同阶级、阶层、性别、职业的人都可以参与其中而不受限制。这实际上是对传统社会中森严的等级制度的一种反映。从更广泛的集体心理来说，人们都愿意制造一种规模盛大的、自己也参与其中的群众性氛围，使自己亢奋起来，一反平日那种循规蹈矩、按部就班的生活节奏，而同时又不被人们认为是出格离谱。
其中，社会上层的参与程度毕竟有限，庙会的参与主体依然是平民大众。在鱼米之乡的江南，更以农民、商人、妇女为多。作为庙会参与的主体，江南普通民众平日里过着朴素单调的生活，或因生计而奔忙，或因礼俗而难以迈出家门，娱乐活动是极度缺乏的。而庙会，应和着一地的乡土岁时节律，在农闲时给人们提供了休闲、放松的机会。不论是商人、妇女还是农民，都有足够的时间参与到这样的狂欢之中，享受由庙会带来的闲暇时光。因此，江南庙会上往往人流如织，营造出一种规模盛大、全民参与的群众性氛围。苦行表演正是在这样的氛围中出现的。无锡有诗云：“连朝香会接香塍，大德桥头月未升。无数佳人争上岸，夜来要看肉身灯。”在这样热闹嘈杂的环境中，那些非理性非常规的活动便不再显得离谱，而是能够调动普通民众掩藏在枯燥单调的生活下的猎奇心理。在江阴三月廿八的东岳大帝诞辰上，大街两旁挤满了人，里三层外三层地挤着，等着看拜香会的队伍，看“吊肉香”的盛况，旁观者“也以虔诚的心情观看 ”人们非但不排斥这样带有血腥暴力意味的活动，反而心生向往。在聚集的人群中，人们获得了一种特殊的安全感，不再压抑天性，反而满怀兴奋，敢于甚至乐于去观看或者体验平时无法得见的活动场景。苦行表演虽说违背“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的圣训，画面可怖，却算不得什么异类，依然能够博得人们的眼球并长久流传。
作为庙会一部分的“吊肉香”这样的狂欢活动，一方面慰藉了民众日常耕作的辛苦，同时也释放了人们被传统礼教长久压抑的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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