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1932年电影公共领域的扩大与《申报·电影专刊》的创刊

朱超亚

报刊的电影副刊，是重写电影史研究最重要的史料。同时，按照电影史学“实在论”的观点，电影从未与报纸期刊等“其他大众传播形式”分离，报刊是电影史研究必须在复杂性中了解的“生成（因果）机制”。“历史学家的任务是：在其复杂性中了解这些机制，而不仅仅是为某个特定事件剥离出一个单一的‘原因。”[1]因此，电影报刊的专门研究也应当是重写电影史研究的路径之一。长期以来，电影史学术研究对于电影期刊的研究已经形成了数量颇巨的研究成果，然而报纸电影副刊的研究，因为史料难以整理以及报纸数据库开放程度较低的原因，鲜有学者关注。

《申报》是中国近代中文第一大报，其于1932年11月至1935年4月间出版的副刊《电影专刊》在中国电影史上同样有着重要的意义。一个颇为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在1920年代以及1930年代初期，中国的报纸创办专门的报纸副刊的情况并不多见。然而，就在《申报·电影专刊》创刊的1932年，上海的报纸却纷纷创办副刊。值得探究的是，为何在1932年上海的报界会形成一股“电影副刊热”？这一现象对于《申报·电影专刊》的创办有何影响？当然，在回答这些问题之前，厘清报纸电影副刊与电影产业之关系，以及电影副刊作为一种电影刊物的独特属性，对于认识分析以及回答这些问题是非常必要的。

一、公共领域的萌芽：1920年代电影副刊的公共性凸显

中国近现代电影期刊的起步是从上海开始的。1921年2月，《影戏丛报》在上海创刊。《中国现代电影期刊全目书志》统计了59种1920年代出版的电影期刊，其中非上海出版的只有12种。这一数据看似很多，但是从历史发展的眼光看却并非如此。《影戏丛报》《影戏杂志》等中国最初的电影期刊绝大多数属于丁珊珊所框定的“同人电影刊物”—“办电影刊物还是具有很强的业余性质，玩票的意味很浓，专业化、职业化则谈不上”[2]。1920年代的电影期刊很多创刊不久就难以为继而停刊了，如影响较大的《影戏杂志》“仅出版三期即行停顿，其故则由于成本太巨，收支不能相抵，盖报纸杂志之命脉全恃广告，而影戏公司之广告类多不能如期付款，售书所入不敷纸印之费，遂不得不归诸停顿”[3]。及至1920年代后半叶，伴随着1925年《明星特刊》的问世，上海影坛涌现了一大批“一片一刊”的“电影特刊”，电影报刊进入“纯商业化时期”[4]。这一时期的电影刊物大多名为电影杂志，但实为某一电影公司的宣传物料，一般只发表某部影片的介紹、本事、影人的创作手记以及吹捧本公司影片的文章。“电影特刊”的勃兴是1920年代中后期电影商业化发展的一个重要体现。

报纸电影副刊的诞生要比电影期刊稍晚一些。目前已知民国时期报纸最早开设的电影副刊是国共合作时期国民党中央机关报《民国日报》于1924年11月创办的《杭育电影周刊》。

海外华裔学者李欧梵曾借用德裔学者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理论审视近代中国报纸的副刊，认为副刊“不再是朝廷的法令或官场消息的传达工具，而逐渐演变成一种官场以外的‘社会声音”。李欧梵对中国近代具有公共领域性质“批评空间”的建构是通过《申报》副刊《自由谈》的“游戏文章”分析而达成的。通过一些具体文章的分析，李欧梵认为，《自由谈》的游戏文章继承了梁启超等人所期望的文章转移民风的努力，这种努力不是为私人牟利而具有一定的公共性，不光在“事实上已经在开创一种新的社会空间”，而且“已经造成了一种公论，提供了一个史无前例的公开政治论坛”。[5]李欧梵的论述是基于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中“文学公共领域”“公众舆论”理论与中国近现代史上所特有的报纸副刊史料的结合，为后世华语近现代文艺史学界灵活运用“公共领域”理论提供了极佳的范例。李欧梵对于报纸副刊公共领域的分析同样适用于早期电影副刊。报纸的电影副刊在诞生之初就因为其独特的媒介属性而彰显了其与电影期刊（同人刊物、附属性刊物）本质上不同的公共领域开放论坛属性。与电影期刊中的同人刊物相比，随报纸发行的电影副刊面对的是所有有机会阅读报纸的读者，受众面更广，更具有大众传媒的性质。与只顾商业宣传的附属性期刊（电影特刊）相比，副刊虽然也具有“附属性”，但是其所附属的是具有“第三方性质”的报纸，所以电影副刊则往往能够站在公益的立场，将弘扬电影的社会责任作为重要的办刊方向。如《杭育电影周刊》的主笔“味辛”在发刊词中说道：“我们不能自满，以为我们的电影已到极善尽美之域，先我们数十年的电影前辈欧美各国，她们的出品，还不能自列于纯粹的艺术的王宫，况在后他们数十年才做起来的我国？那么当此还没成熟的时候，站在艺术的立足点上，批评指点，使中国电影逐渐走上艺术之路，便是‘电影批评家的责任！”[6]同样受制于电影产业的有限规模，报纸的电影副刊的影响在这一时期还是不够大，公共领域所攒聚的公众还很弱小，和同期的电影期刊一样脆弱，一如《京报》副刊《电影专刊》仅出6期即宣告结束[7];再如《民国日报》的电影副刊《杭育电影周刊》出至第29期时还登有启事征求各类稿件，然而1925年5月30日“五卅运动”爆发，《民国日报》迅速改版，撤销了该副刊的版面。

二、公共领域的扩大：1932年电影行业与电影批评领域的深刻变局

1932年是中国电影史上颇不平静的一年。这一年年初，闸北与虹口的大量影院与电影厂被“1·28”的战火焚毁，原本就不甚发达的中国电影业受到了严重的摧残。长达一个多月持续而又激烈的战争就发生在上海郊外与华界，民族危机让普通观众突然厌弃了风行上海多年的武侠神怪与鸳鸯蝴蝶派电影，1932年9月明星公司斥巨资打造的《啼笑因缘》的惨败就印证了这个事实。影人的自我反思与对中国电影的民族主义立场的诉求显然在“1·28”之后来得更加强烈。洪深曾反思：“作为艺术一部门的电影，在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东三省，进攻上海和进兵热河，承认伪国的种种事件中，应该怎样站在民众的立场来完成自己的任务呢？”[8]与此同时，知识分子与普通观众对电影有了更多的要求，民族主义的浪潮以及电影作为一种教育工具的认识，“不仅需要电影为这个国家和民族做得更多，而且需要更多地以电影确证这个国家和民族”[9]。

种种特殊的历史背景都使电影界迫切地扩大能够容纳电影言论与批评的公共领域，1932年“异军突起”的报纸电影副刊和新兴的左翼电影批评就是这个公共领域扩大的体现。

（一）报纸电影副刊的“异军突起”

1932年报纸的“电影副刊热”是从小报《电声日报》开始的。1932年5月1日，小报《电声日报》在上海创刊，该报将电影批评作为其主打内容之一，在创刊号头版该报即高调宣称“我们绝不收电影公司或电影院的免费优待券，自己花钱看戏，畅所欲言。我们的基本工作人员有三十二人，无论哪一张新片子出演第二天，包管便有极细极确当的批评，贡献读者”[10]。因《电声日报》每日出版一期，信息传递及时，而且又确实能比较客观地评价影片给观众作及时的观影参考，而迅速得到读者的欢迎。《电声日报》创刊后不久就创造了惊人的销量，“几执电影期刊之牛耳”[11]。《电声日报》的成功和其所倡导的公正的批评不无关系，不收取电影公司的优待券，并且从不刊发电影广告，正是其作为公共领域批评空间和开放论坛的鲜明体现。这一媒介属性在1932年的特殊背景下恰逢其时。

《电声日报》的成功首先引起上海的大报《时报》和《时事新报》的模仿—《时报》副刊《电影时报》创刊于当年5月21日，《时事新报》副刊《新上海电影栏》创刊于当年的6月4日。模仿《电声日报》效果最明显的是上海国民政府教育局主办的《晨报》。该报既不属于像《申报》《时报》《新闻报》这样的大报，也不属于完全靠商业噱头吸引读者的小报。《晨报》比较注重政治宣传和说教，销路本不广，但因为该报于1932年7月创办了副刊《每日电影》而“天天叫座”，“由于进步影评”，“吸引了不少读者”[12]，销量甚至超过了国民党中央的机关报《民报》。

面对报界的模仿，《电声日报》于1932年6月1日发表文章《电影化报纸的传染》，摆出一副骄傲的姿态。文章说，“本报之出版，以立场公正，深受读者之拥护，销行之广，亦见增多，惟国人勇于模仿，鲜能创造，一报既出，他报随之”，“此不景气之流传，在昔多系小报，而今则多渐及大报矣，在过去及未来最短时期间，当可于时（报）、时事（新报）、申（报），三报中证明其模仿本报之迅速，虽然择善而从，亦为本报所欢迎”。[13]1932年6月1日，距离《申报》正式创办《电影专刊》还有5个月，但《电声日报》在这篇评论中就直言“耳闻”了《电影专刊》的即将创办，文章说“《申报》‘电影周刊在计划中，将延某影戲院广告员为编辑，亦为包办性质，稿费编辑等费出诸广告费中”。

（二）左翼电影批评群体的壮大

与报界的电影副刊热直接相关，并且与之相辅相成互为促进，1932年新兴左翼影评的崛起与影评人队伍的壮大也直接促成了电影公共领域的扩大。姚苏凤在总结1932年的电影大事时将“电影刊物的风起云涌”列为当年电影的几件大事之一，同时他几乎将“电影刊物的风起云涌”与电影批评的新气象画上了等号，他说“电影舆论的给予我国电影界以十分有利的帮助，这还是不久的最近的事。尤其是‘批评，一向电影公司用作宣传的广告式的批评，现在是很少看到了。在现在出版的电影刊物上，批评已经比较地能够站在一个准确的立场上。同时，这种批评的影响已经给予电影工作者以深切的注意”[14]。

1931年9月，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在“《最近行动纲领》”中对影评工作格外重视，指出“对于现阶段中国电影运动实有加以批判与清算的必要”[15]。这一纲领直接促进了次年7月“影评小组”的成立。该小组成立之初，虽只有“王尘无、蔡叔声（夏衍）、石凌鹤、鲁思、徐怀沙等数人”[16]，但这些成员很快创办或控制了《时报》副刊《电影时报》、《民报》副刊《电影与戏剧》、《晨报》副刊《每日电影》等上海重要的报纸电影副刊。

1932年7月下旬，左翼影人有组织地对联华公司《人道》的批评初次体现了有组织的左翼影评的威力。7月21日，“联华公司自宣为‘代表作的新片《人道》”在新光影院开映，《晨报·每日电影》发出《征求〈人道〉批评》的启事，曰“我们除特约了四位有经验的朋友去参观后做公正的批评介绍之外，并欢迎各界人士对于此片尽量发表‘观后感，赐交本刊发表，以造成一更准确之评价”[17]。次日，洪深、朱仲吕、白谷、姚苏凤一同署名的《〈人道〉的批评》在《每日电影》登出，影评认为《人道》影片“太忽视它（即旱灾—引笔者注）的原因，也太忽视它的结果了”，并将其定义为“捏造以至污蔑”。影评虽然肯定了《人道》对受灾情况的实地取景，但认为影片的故事是全盘失败的，其根源在于编剧：“《人道》的编剧者很想用力来介绍一些真实的人生，但因为自己太过受了一种‘不需要的技巧的支配，而把这本影片里的人生弄成了不真实的人生”，“它描写的灾民，仅是知识阶级的理想中的灾民，它的整个的故事，也仅是知识阶级所聊以解嘲的故事”[18]。

除了这篇有组织的影评，指出影片未能描写真实的人生并进行力透纸背的深刻批判外，这场影评运动还体现在气势上。7月22日的《每日电影》还发表了署名为李季宏、黄病莺的两篇影评《人道？》《吾看〈人道〉》，对影片多有肯定，但这两篇评论与以往的印象式影评无大区别。7月23日至25日，连续三天的《每日电影》头条都是有关《人道》的长篇评论。23日，姚苏凤的长篇评论《再论〈人道〉》，将批判的矛头直指《人道》的“编剧方面和导演方面”的“缺憾”[19]。24日，署名董瑞的《人道休矣》批判最为深刻，该文将《人道》评价为“开倒车”的“封建思想的得意之作”，评论对于灾民没有饭吃而不抢一爿米店等诸多情节是“麻醉”与“欺骗”。董瑞的观点与21日的合评多有相似，但更加严厉，措辞对影片近乎完全的否定，且有强烈的反封建与阶级革命色彩—“《人道》的营业越发达，中国的社会越反证出没有进步”，“看了《人道》而赞美它的人越多，封建势力越显群固，社会越没有行进的出路，人道越不人道”[20]。25日，署名余琪的《两个坟墓》则将影片《人道》与当时颇受争议的“中国第一有声影片公司”相联系，认为两者分别走向了“封建势力”与“帝国主义”的“两个坟墓”[21]，评论已经明显脱离影片文本，具有时评意义。

与《晨报·每日电影》的批评同步，大报《时报》副刊《电影时报》也于7月22日刊登启事，表明“关于批论《人道》的文字，在上月起，外埠、本埠到现在共总收到三十余件，我们为了是提高国产电影的艺术，引起读者兴味起见”，“以来稿‘公证两字为宗旨，选择出来发表”。[22]自22日至27日，《电影时报》先后发表有关《人道》的影评七篇。这些影评或褒或贬，观点不一，如“水草”认为“《人道》这一样影片，在国片总究是不错了”，其在评论中所指出的不过是“字幕方面而嫌太多太深奥”[23]这样的瑕疵;但次日王尘无的评论则从五个方面否定了《人道》[24]。来势汹汹的影评最终引起了导演卜万苍的回应。29日，卜万苍的长文《对于〈人道〉批评家的答复》在《电影时报》发表。饱受批判的卜万苍居然摆出一副谦逊的态度说：“在我个人固然荣幸极了，同时也可以说是对于国产电影极好的现象。从前各报纸对于国产电影的消息，一概拒登，偶然有些批判多半是自吹自唱，但目下竟有很多报纸特开影戏栏，就是专门讲电影的刊物，亦不下十余种，而且都是能不顾感情的，以公正的眼光来批评，使国产电影有长进。”[25]

三、《申报·电影专刊》的创办

电影公共领域的扩大，即报纸的电影副刊热与新兴电影批评的壮大，对于《申报》创办专门的电影副刊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是这些毕竟是媒介的外部环境的动态变化。回到1932年的历史现场，《申报·电影专刊》的創刊还有一些纸媒内部的推动因素，即1932年《申报》创刊60周年改革与电影信息的独立整合。

（一）1932年《申报》创刊60周年改革

《电影专刊》创办也恰逢《申报》主人史量才为了纪念《申报》创刊60周年而力行的改革。这场改革的主要特点，一是突出报纸的社会责任，二是副刊的专门化。无论是时间的重合还是史实上存在的办报方向的变化，都显示《电影专刊》的创办与这场改革有着密切的关系。

《申报》1872年创刊，到1932年时已经度过了60个春秋。史量才自1931年开始就精心酝酿60周年的改革计划。1931年9月1日，《申报》在《本报六十周年纪念年宣言》中明确表示：“以积极之行动，努力于本报之改进，努力于应负之责任，不徘徊、不推诿、不畏缩，尽我绵薄，期有以自效，是为本报同人深自体念后最大之决心”，“肩荷此社会先驱、推进时代之重责”，“使社会进入合理之常轨”，“使我民族臻于兴盛与繁荣”。[26]《申报》60周年改革的计划最终于1932年付诸实施，在《申报月刊》1932年12月15日公布的《申报六十周年革新计划宣言》中明确公布了12项措施，其中第九项“增添各种附刊，如电影业已附送”，“随同本报分赠外埠，务使读者各就所好获得其所需求的智识和资料”。[27]

《申报》60周年改革的措施，显然和《申报》早期副刊没有特定读者及社会责任感不强有直接的关系。1912年创刊的《自由谈》是《申报》创办最早也是历史最悠久的副刊，该副刊在1932年改革以后因为鲁迅等文艺大师的撰文而成为“中国文艺副刊史上最有生气、最受关注也最有文学价值的副刊”[28]。但1932年之前的《自由谈》却并非如此，当时《自由谈》栏目十分零碎，半张的幅面却容纳“闲话、杂录、游记、剧坛、余滴、琐录等”多个栏目。副刊的办刊没有一定的中心，多以短文和连载为主，并且缺乏批判精神，一味地迎合小市民的趣味，“在上海市民社会很有市场，但五四以来的新鲜空气，却很难透到这个副刊上来”[29]。史量才改革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申报》副刊的专门化。除了各类新闻事件之外，市民阶层更关心与自身生活休戚相关的信息与言论，如《无线电专刊》《儿童周刊》等专门性副刊都是在这个大背景下应运而生的。《电影专刊》在《申报》创刊60周年改革之际应运而生，无疑是因为电影在1932年前后与市民阶层的生活更加密切，从这一年开始空前活跃的电影公共领域（电影副刊热与新兴电影批评）不可能对此不无影响。

（二）《申报》电影广告与电影言论的独立、整合

《电影专刊》的创办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即电影广告在《申报》中所占版面逐年增加并成为《本埠增刊》中最核心的广告模块，《申报》馆有必要将这些广告加以整合，便于读者查阅并且吸引更多的电影广告。

从20世纪中后期开始，企业化的经营让上海的各大报在营收上越发倚重广告的版面及其收入。据统计，1932年7月1日，《申报》共有版面26个，其中广告占19.5个[30]，称其为“广告本位”是一点不为过的。在《申报》的所有广告中，电影广告是重头戏，这和电影的销售方式有关—电影在固定的时间和场所内公开放映，观众必须提前买票入场，所以影院就必须确保影片的放映信息能够准确地传达给观众，能在短期内迅速投递且在上海滩影响最大的《申报》成为首选。自1924年开始，随着《申报》将与本埠（即上海）相关的商业广告全部集中到随正刊在上海免费投递和销售的《本埠增刊》后，有关电影的广告全部集中在《本埠增刊》刊登。另据统计，“（从1924年至1933年）至少有24家电影院在《本埠增刊》刊登过电影海报，而当时全上海所有电影院的数量也不过30多家”[31]。为进一步了解电影广告在《申报》即《本埠增刊》中的较高地位，笔者以抽样的方法做了一个统计，即以1927至1932年间每年的11月1日和5月1日的电影广告版面数量、《本埠增刊》版面数量、《申报》版面数量（含《本埠增刊》）进行对比，得出下表：

上述统计呈现了一个明显的趋势—1927年至1931年间电影广告在《申报·本埠增刊》广告的比重逐年增加，并且成为《本埠增刊》最核心的内容。需要说明的是，1932年5月1日的数据明显偏离其他数据的走势，这是因为上海早期的电影院多分布在苏州河北岸的虹口，1908年至1932年虹口共建有电影院27家[32]，1932年“1·28”事变爆发，虹口电影院被毁严重，电影放映和电影广告都严重减少。有趣的是5月1日当天电影广告版面占《本埠增刊》版面比例依然为41.7%—极有可能是电影广告的减少导致了《本埠增刊》的变薄。

在《电影专刊》创刊前，《申报》有关电影的新闻与言论文章明显要比电影广告零散得多，有关影人的新闻和有关电影行业的新闻多分布于《本埠新闻》，而有关电影的言论性文章（电影时评）、影评大多分布于《自由谈》和《本埠增刊》头版或次版。且在1927—1929年间，《自由谈》有关电影的文章绝大多数都是加上一个醒目的栏目标题“影戏场”来凸显的，其他文章很少会有这样的排版。同样地，零散的电影文章及新闻也需要一次整合，以求适应《申报》的60周年改革与副刊化转向。

结  语

1932年上海报界突然燃起的电影副刊热并非一个偶然现象。自1920年代中期开始，零星出现的电影副刊就已因其第三方性质和公益的民族主义批评立场而具有公共领域开放论坛的性质。受制于这一时期电影产业规模与神怪武侠恋爱等纯商业题材电影的浪潮，报纸副刊及其公共领域的批评空间并没有发挥太大的作用。然而到了1932年，受动荡时局的直接影响，电影观众、电影艺人与影评人的突然转变促使电影公共领域扩大，电影副刊与电影批评相互促进，《晨报》《时报》等报纸因开设电影副刊而提高了销量，对《申报》创办副刊《电影专刊》一定的促进作用。当然，立足于《申报》本身的历史考察，创刊60周年改革、副刊专门化、社会责任感增强与必要的电影信息整合，与《电影专刊》的创办有着更直接的联系。

各种版本的电影史往往将1932年称为30年代电影的开局之年，将1933年称为“中国电影年”，这与报纸的电影副刊有着直接的联系。1932年中国电影的左翼转向，是在報纸电影副刊和新兴电影批评的助力和鞭策之下实现的，各大副刊对于《人道》的批评与卜万苍的回应即是一个体现。这一转向也直接促进了1933年“中国电影年”的实现。

自1932年11月1日创刊之后，一直到1935年4月30日，《电影专刊》在持续两年半的历史进程中，一直发挥着公共领域开放论坛的功能，对中国电影的历史走向产生了潜移默化的作用。1933年2月之后，中国共产党“电影小组”成员石凌鹤参与《电影专刊》的编辑工作，王尘无、唐纳、于伶等党的电影批评家相继以此为阵地发表了大量的评论与理论讨论文章，在此形成了“电影批评标准讨论”和“大众语电影论战”等在电影副刊中独有的电影史媒介景观。对《申报·电影专刊》及其他报纸电影副刊的专门研究，探讨了传统电影美学史未能深入的历史“生成机制”，有继续开掘的必要。

参考文献：

[1] [美]罗伯特·C.艾伦等：《电影史：理论与实践》，李迅译，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6年，第21页。

[2] 丁珊珊：《中国电影刊物史稿：1921—1949》，中国电影出版社，2017年，第8—9页。

[3] 徐耻痕：《中国影戏大观》，上海合作出版社，1926年，第145页。

[4] 丁珊珊：《中国电影刊物史稿1921—1949》，第8—9页。

[5] 李欧梵：《“批评空间”的开创—从〈申报〉“自由谈”谈起》，《二十一世纪》1993年10月号。

[6] 味辛：《发刊词（一）》，《民国日报·杭育电影周刊》1924年11月1日。

[7] 上海图书馆编：《中国现代电影期刊全目书志》，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5页。

[8] 洪深：《九一八事变后的中国电影》，《晨报国庆画刊》1932第1期。

[9] 李道新：《中国电影：国族论述及其历史景观》，中国电影出版社，2013年，第25页。

[10] 编者：《我们的态度》，《电声日报》1932年5月1日。

[11] 丁亚平：《中国电影历史图志（1896—2015）》，文化艺术出版社，2015年，第190页。

[12] 袁义勤：《潘公展与上海〈晨报〉》，《文史苑》1991年第2期。

[13] 影探：《电影化报纸的传染—时报·时事新报·申报三大报从善如流》，《电声日报》1932年6月1日。

[14] 姚苏凤：《最近一年来国内电影界大事述评》，《晨报国庆画刊》1932年第1期。

[15] 广播电影电视部电影局党史资料征集工作领导小组等编：《中国左翼电影运动》，中国电影出版社，1993年，第18页。

[16] 吴海勇：《“电影小组”与左翼电影运动》，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11页。

[17] 佚名：《征求〈人道〉批评页》，《晨报》1932年7月21日。

[18] 洪深、朱仲吕、白谷、姚苏凤：《〈人道〉的批评》，《晨报》1932年7月22日。

[19] 苏凤：《再论〈人道〉》，《晨报》1932年7月23日。

[20] 董瑞：《人道休矣》，《晨报》1932年7月24日。

[21] 余琪：《两个坟墓—金擎宇先生黄漪磋先生合论》，《晨报》1932年7月25日。

[22] 佚名：《关于〈人道〉的批评》，《时报》1932年7月22日。

[23] 水草：《我所见的〈人道〉》，《时报》1932年7月22日。

[24] 尘无：《〈人道〉的意义》，《时报》1932年7月23日。

[25] 卜万苍：《对于〈人道〉批评家的答复》，《时报》1932年7月29日。

[26] 上海图书馆编：《近代中文第一报〈申报〉》，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39页。

[27] 佚名：《申报六十周年革新计划宣言》，《申报月刊》1932年第6期。

[28] 魏剑美：《报纸副刊学》，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0页。

[29] 陈昌凤：《蜂飞蝶舞—旧中国著名报纸副刊》，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0页。

[30] 张立勤：《1927—1937年民营报业经营研究—以〈申报〉〈新闻报〉为考察中心》，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53页。

[31] 蒋勇、王润泽：《上海地方商业资讯整合与城市生活想象：〈申报·本埠增刊〉研究》，《新闻春秋》2016年第4期。

[32] 根据《虹口地区影院统计表》得出，1908—1932年间虹口共建有电影院32家，其中1932年前建设的有27家。参见虹口区图书馆编：《虹口电影史料汇编》，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7年。

（作者单位：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