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如其人”之吾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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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书法艺术上，宋代苏轼曾指出“凡书，象其为人。”以“君子”、“小人”论书，有着时代与个人遭际的特定背景。作为一个正直的文人士大夫，其论书不免掺入道德与政治的因素，因此东坡生平三次遭贬。当然他所提出的“书如其人”的命题十分深刻而重大，它承袭了许慎的“书者，如也”的观点;也深化了杨雄的“书为心画”的观念，从宏观上进一步揭示了书法艺术与创作主体的本质联系，并启导后世对这一命题不断的探讨。
关键词：书如其人;生平三贬
作者简介：郭刚（1978.12-），男，汉，甘肃省陇西县人，本科，陇西县文峰中学副高，研究方向：书法理论与技法。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20）-26-0-03
提到“书如其人”，人们就会想到苏轼，那么首先让我们了解一下苏轼其人。苏轼（1037～1101年），字子瞻，又字和仲，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是宋代著名的文学家、书画家。其父苏洵、弟弟苏辙皆以文学名世，世称“三苏”;嘉祐进士，官至礼部尚书，学识渊博，喜奖励后进，其文明白畅达。与唐代的韩愈、柳宗元和宋代的欧阳修、苏洵、苏辙、王安石、曾巩合称“唐宋八大家”。苏轼还擅长行、楷书，取法李邕、徐浩、颜真卿、杨凝式，并上溯晋宋诸名家，而能自创新意，用笔丰腴跌宕，有天真烂漫之趣，黄庭坚在《山谷集》里说：“本朝善书者，自当推（苏）为第一。” 苏轼性格生性豁达，为人坦率认真，他用自己的诗词表达着他对人生的感悟和对社会的态度。在他的性格中，既有“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豪放;也有“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的婉约;既有“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岗”时的得意，又有“空庖煮寒菜，破灶烧湿苇”的窘迫;既有“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瀔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的顿悟：又有“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業，黄州惠州儋州”的绝唱。一方面，学识高，见识广，品味与境界也就高，也就不把书法绘画当成一个什么了不得的事情了。在苏轼眼里，作文写字绘画，只不过都是表情达意的东西而已，只求自然天成。只因如此，苏轼“能文而不求举，善画而不求售，文以达吾意而已，以其不求售也，故得之自然”。“问君何若写吾真，君言好之聊自适”。“凡物之可喜，是以悦人，而不足以移人者，莫若书与画”。透露出作为士大夫文人的苏轼把书与画作为表达自己感情的载体，追求自我性情的抒发。另一方面，他对前人也很欣赏。他在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总体评价时说，“诗至杜子美、文至韩退之、书至于颜鲁公、画至于吴道子，而古今之变，天下之能事，毕矣”。意思是，他认为杜甫的诗、韩愈的文、颜真卿的书法、吴道子的绘画至善至美，能达到他们的程度，天下所有之能事就可以到此为止了。他的一生虽是豪放豁达，但仕途多舛，起伏跌宕，数起数落。
一、苏轼命运多舛、生平三贬
第一次是1080年因“乌台诗案”入狱起，苏轼开始了他的第一轮人生低谷。入狱100余天，差点丢了性命。后来还是因为赵匡胤曾经说过不杀贤士这样的话，以及家人与朋友的积极营救，苏东坡这才逃过一劫。
因为苏轼自从进入朝廷之后，就一直反对由王安石领头的‘新法一派，再加上当时的他在文坛上地位很高，他的诗词在社会上引起的反响是很大的，这也就间接阻挠了‘新法的推广，引起了变法派对他的强烈不满，他的政治对手将他所有诗词收集起来，成为在朝堂上攻击他的理由和借口。他们指控苏轼写诗文讪谤朝政、反对新法、指斥皇帝，要求处置苏轼。这就引起了皇帝的不满之后被贬。
第二次是被贬惠州，正是因为与苏轼的为人有关，至新党势力倒台，反对变法的司马光等人上台，苏轼被召回重用时，苏轼又看不惯新兴势力拼命压制王安石集团的人物及尽废新法，再次反对新党。至此，是既不能容于新党，又不能见谅于旧党，随后被外调，外放。至新党再次上台，又再遭贬官。但是这一次苏轼可以说是很无辜的，守旧派的领导人物当时的太皇太后高氏病逝后，变法派抓住机会一度成为朝廷上的主导力量，守旧派因此被变法派大肆打压，苏轼也因为一贯所站的立场，再加上当时的他是元祐党人的领袖，被变法派全面打压，也再次被贬。但被贬后的苏轼心里面也怡然自得，到惠州时值深秋，苏轼看见驿站边的树木依然翠绿欲滴，便问迎接他的小吏是何树，小吏回答是荔枝树，苏学士大喜道：“有荔枝吃便可安居岭南”，原来苏轼本人生平酷爱甜食。在别人眼中的岭南烟瘴之地在苏轼眼中却是洞天福地，同时心满意足地赋诗一首：“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做岭南人”。
第三次是被贬儋州，这次被贬的原因比上次更简单，新派虽然已经在朝堂上占了上风，但是为了将旧派彻底压的再无出头之日，新派对旧派进行了一次全方位、大规模的打击，所有的旧派人员被贬了一遍之后，为了以防万一又再一次被贬远，苏轼也在其中。1097往海南;谪居海南儋州，是苏轼生命中最艰难的岁月。那个时候海南岛还是一个蛮荒之地，是朝廷流放那些严重的、死不改悔的罪臣的首选场地。到了那里，真乃天高皇帝远，你造不了反，发点儿牢骚也没有人听得见的。家破人亡的苏轼作好了死在海南的心理准备。“今到海南，首当作棺，次便作墓”。
只有经历了这些风浪的洗礼，才会有充满激情和跌宕起伏的诗文、书法及书论，或悲愤，或平和，或喜悦。这些情感随着人生波动而通过他的诗文反映出来，也通过他的书法体现了出来，更是通过透彻精细的书论体现出来。
二、苏轼书论之吾观
1、苏轼历经人生磨难，论书重人品与学养
苏氏论书，看重的是书家的人品，因为书法不只是“艺”，而更是书法家的“德”，重视书家的品德修养，是中国古代书法批评的一个优良传统，就整体来说，后者自然是根本。当人品作为书法评品的基点后，这方面的议论成了书论的一个重要内容与特色。“古之论书者，兼论其平生，苟非其人，虽工不贵也。”（《书唐氏六家书后》）论书强调书家的品德修养，也是儒家“君子立身务求其本，本立而道生”这一正统观念的引发，同时也因为书法与人心的内在联系，比起其他技艺方面有更直接的一面，即所谓“书为心画”。在宋代文人重道德、尚气节的意识愈加强烈。在苏氏之前，欧阳修对此早就有所涉及：“古之人皆能书，独其人之贤者传遂远。……使颜公书虽不佳，后世见者必宝也。杨凝式以直言谏其父，其节见于艰危。李建中清慎温雅。爱其书者，兼取其为人也。”（《笔说·世人作肥字说》）正所谓“敬其人益爱其书”。“斯人（按：指颜真卿）忠义出于天性，故其字画刚劲独立，不袭前迹，挺然奇伟，有似其为人也。”（《集古录跋尾》）提出了书法形态与书家为人有着必然联系的看法，这里虽只论及颜氏一人。然苏氏则进而作出“书如其人”的论断：“凡书像其为人。率更貌寒寝，敏悟绝人，今观其书，劲险刻厉，正称其貌耳”。（《书唐氏六家书后》）苏氏从相貌着眼，认定欧阳询的书法形态与其为人相像，未免臆断，然而明确提出“书如其人”的重要命题，这在书论史上还属首次。其实际内涵，则是“君子、小人”之说：“人貌有好丑，而君子、小人之态不可掩也;言有辩讷，而君子，小人之气不可欺也;书有工拙，而君子、小人之心不可乱也。钱公虽不学书，然观其书，知其为挺然忠信礼义人也。……其所书佛《遗教经》刻石，峭峙有势不回之。”（《跋钱君倚书遗教经》）
“世之小人，书字虽工，而其神情终有侧媚之态，不知人情随想而见，如韩子所谓窃斧者乎？抑真尔也？”（《书唐氏六家书后》）
其所说书作的“峭峙不回之势”，则当与钱氏的性格、气质一致，因为人的性格、气质会影响其审美取向。
“观其书，有以得其为人，则君子、小人必见于书。是殆不然。以貌取人，且犹不可，而况书乎？吾观颜公书，未尝不想见其风采，非徒得其为人而已，凛乎若见其消卢杞而叱希烈。何也？其理与韩非窃斧之说无异。然人之字画工拙之外，盖皆有趣，亦有见其为人邪正之粗云。”（《题鲁公帖》）
苏氏以“君子”、“小人”论书，有着时代与个人遭际的特定背景，但并没有将书法与人品完全相提并论。苏氏论书亦极重书家的学养。“作字之法，识浅、见狭、学不足，三者终不能妙。”（《东坡集》）“退笔如山未足珍，读书万卷始通神。”（《柳氏二外甥求笔迹二首》）
大抵学养深厚，其书作格调高雅，内涵丰富，意境超远。苏氏本人即是很好的例证。
“余谓东坡书，学问、文章之气郁郁芊芊，发于笔墨之间，此所以他人终莫能及耳。”（黄庭坚《山谷集》）
“（东坡草书）纵横斜直，虽率意而成，无不如意……盖其才德文章溢而为此，”（倪瓒《云林集》）事实上，只是从书作的审美，可以看出书家的性格;从书作的格调，可以看出书家的学养;从书作的情趣，可以看出书家的才气。清人刘熙载便总结说：“书者，如也。如其才，如其学，如其志。总之曰如其人而已。”（《艺概·书概》）这就是对“书如其人”更近于实际的阐释。至元、明之际，有些人将此走向极端，认为“人品即书品”，抛开艺术赏评的客观标准，把书法批评变成道德评判，从而因人废书，这就远远背离了苏氏的本意。
2、苏轼才情豁达豪放，论及书法追求新意
在书法领域，苏轼孜孜以求的则是“新意”。“颜公变法出新意、细筋入骨如秋鹰。” （《孙莘老墨妙亭诗》）“柳少师书本出于颜，而能自出新意，一字百金，非虚语也。”（《书唐氏六家书后》）“永禅师欲存王氏典型，以为百家法祖，故举用旧法。非不能出新意、求变态也，然其意已逸于?墨之外矣。”（《跋叶致远所藏永禅师千文》） “书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书吴道子画后》）前二则论及颜、柳二家之所以成大家，皆由其能创出新的意态。第三则言智永虽欲葆王氏家法，然其书亦自有意态。最后一则虽是论画，当与论书相通，即要在前人的法度与豪放的风格中，创出全新的意态，进而寄寓精妙的理趣。再看苏氏的夫子自道：
“吾书虽不甚佳，然自出新意，不践古人，是一块也。” （《评草书》）
“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石苍舒醉墨堂》）
前一则讲自己总的艺术追求。正所谓“自出新意，不践古人”，这一提法带有强烈的“个性”意识，即不袭古人的面目，而要创出带有鲜明个性特色的意态。“张融有言：‘不恨臣无二王法，恨二王无臣法。我于黔安（按：即黄庭坚）亦云。”（《跋山谷草书》）可见苏氏对个性风格的推重。纵观宋代几位代表性书家，无不是以自己迥异于前人，个性独具的笔墨意态光耀书坛，从而开拓了书坛一代新风，使宋代书法在中国书法史上具有自己独特的地位。通观《黄州寒食诗帖》《赤壁赋》等众多代表性书作，我们可以体悟到，苏轼正是借助创出全新的笔墨形态，从容地抒发着“这种整个人生空漠之感，这种对整个存在、宇宙、人生、社会的怀疑、厌倦、无所希冀、无所寄托的深沉喟叹”。（李泽厚《美的历程·苏轼的意义》）
后一则讲实践这一艺术追求的途径。所谓“意造本无法”，即以己意作书而不拘于前人的成法。马宗霍说：“东坡自谓‘我书意造本无法，实则本之平原以树其骨，酌之少师以发其姿，参之北海以峻其势。”（《书林藻鉴》）这就是对各家法度的融汇与化解，达到“于万法中求无法”。而苏氏更以己意驱使之，从而逐渐形成适于表现已意的新法。正如清冯班所说：“宋人解散唐法，尚新意而本领在其间。”（《钝吟书要》）这“本领”，也就是创出自己的新法。要使自己的新意自然而又充分地表现出来，就要率意而书，不在笔墨形态上刻意经营，即所谓“点画信手烦推求”。
3、苏轼书艺精湛，“尚意”书风逐渐形成
苏轼在论述涉及“尚意”书风，不再考虑“助人伦，成教化”的政治功用，也不再奢谈什么“书道玄妙”、“书通大道”的社会现象。而非常注重书法的“意态”、“意趣”、“意韵”，在他们心目中，书法不再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而只是文人的一种雅好而已。看看苏氏的说法：
“笔墨之迹，托于有形，有形則有弊。苟至于无，而自乐于一时，聊寓其心，忘忧晚岁，则犹贤于博弈也。”（《题笔阵图》）
“作字要手熟，则神气完实而有余韵，于静中自是一乐事。”（《记与君漠论书》）
“我尝好之每自笑，君有此病何能瘳？自言其中有至乐，适意无异逍遥游。”（《石苍舒醉墨堂》）
就是说，学书、作书只是为了寓心适意，忘忧自乐，以求得精神的解脱。这一观念的形成，还有承于其师、北宋文坛领袖欧阳修的首倡。“苏子美尝言：明窗净几，笔观纸墨皆极精良，自是人生一乐·····余晚岁知此趣，恨字体不工，不能到古人佳处。若以为乐，则自是有余。”（《试笔·学书为乐》）
“自此已后，只日学草书，双日学真书。····有以寓其意，不知身之为劳也;有以乐其心，不知物之为累也。”（《试笔·学真草书》）正因为是文人寓意乐心的手段，其意兴方能自然、率意地流露于笔墨间，这正是尚意书法的出发点。
“张长史草书頽然天放，略有点画处而意态自足，号称神逸。”（《书唐氏六家书后》）
“怀素书极不佳，用笔意趣乃似周越之险劣。”（《跋怀素帖》）
“近日米蒂行书、王巩小草，亦颇有高韵，虽不逮古人，然亦必有传于世也。”（《论沈辽、米蒂书》）这些是苏氏评定各家书法优劣的标准及着眼点，它们涵义相近，均指蕴含创作主体精神意绪的笔墨体现。“意态”偏重外部形态，“意趣”指形态中的趣味，“意韵”指形态中的隽永，而后二者皆寓于“意态”之中，并借“意态”来体现。苏氏在评价智永书法时说，其“非不能出新意、求变态也”，句中“新意”与“变态”对举，可知苏氏着眼的“态”乃是“意”的直接体现。清康有为说：“故有宋之世，苏、米大变唐风，专主意态，此开新党也。”（《广艺舟双辑》），可知“意态”这一概念更接近于梁嫩所说的“宋尚意”之“意”的本意。“意态”的笼统说法就是“笔意”，其形成的总体内涵就是“意境”。宋人崇尚的“意态”，其实是摆脱唐法、足以体现宋代文人精神意蕴而又有独特个性风格的笔墨形态。宋代尚意书法所以成就卓越，这与书法家具有深湛的学养有着重大关系。其代表人物如欧阳修、苏轼、黄庭坚等，皆是著名的学者与文学巨匠，他们广博的学识成为其书法创作的深厚底蕴。
参考文献：
[1]王世征 历代书论名篇解析 文物出版社 2012年5月.
[2]刘玉才、许树安、阴法鲁 中国古代文化史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4月.
[3]李泽厚 美的历程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9年7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