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００９，寻找迷失的中国企业家精神

沈黄燕　刘　超

“企业家精神是企业的动力引擎，只有具备企业家精神的企业家才能够创新产品，是天然的领导者，有能力预测供需的变化和市场风险，能够抓住机会，勇于冒险，使目标变为现实。”(罗伯特·蒙代尔语)可见，没有企业家精神，企业就不能存在；
企业家创造了企业，企业家精神神则使企业充满朝气与活力。那么，如何紧握时代脉搏，提炼、塑造和凝聚企业文化基因以建立企业家自己的，乃至组织的、社会的精神家园?这成为社会转型、企业升级、环境剧变多重袭扰下，中国企业家迫切需要思考和解决的基本问题。

时代反思与自我检视沈黄燕

穿越历史的迷雾

当石油大王约翰·D·洛克菲勒登上历史舞台，缔造财富神话时；
当杰克·韦尔奇掀起“文化革命”，将通用电气带入辉煌时；
当卡莉·费奥瑞纳重振“惠普模式”，领导企业破茧化蝶时……我们无不从这些企业家身上看到一种精神，一种化腐朽为神奇的力量。这些来自西方经济巨人的咆哮，同时也激荡着中国人的神经。国人开始苦心寻觅，属于我们本土企业家自己的魂魄与风骨。

中华民族从历史的深处走来，沉淀了超过两千年的商业文化。无论是远古祖先尊崇的创新精神，还是孔子倡导的合理谋利精神，抑或是“变大地为黄金、搅长河为酥酪”、“悬崖撒手、自肯承当”、“自立立人、自达达人、自觉觉他”的禅宗精神，都闪烁着现代商业精神的因子。它们交相辉映，造就了官府背景的大商人范蠡、吕不韦以及民间背景的红顶商人胡雪岩、乔致庸这样一批杰出的企业家，甚至乔致庸家族经营的企业延绵发展近200年。

“企业家精神”在近现代的中国，在这片充斥了苦难和无知的土壤上，甚至到了苟延残息的地步。当经济学家们开始呼吁：限制生产要素流动的计划经济和把个体其他能力与其是否具有“企业家精神”混淆起来的国有企业制度，同真正的企业家及企业家精神不相容时，我们逐渐摆脱建国初期那个敌视“企业家”称号并丧失“企业家精神”的时代羁绊，开始了一段市场经济制度和民营经济从无到有、历经波折、逐步壮大的新中国经济史。熊彼特笔下的“创新者”终于得以在这个极具中国特点的市场经济舞台上演绎各自的角色。他们快速进入逐个被政府放开、允许以市场为市场配置方式运行的产业，承担市场和政策的双重不确定性，调配补充各种生产要素，填补短缺经济以获取利润。尽管备受口碑争议，但其中确实不乏优秀的企业领导人。他们善于捕捉机遇，敢于承担风险，追求和谐双赢，并通过强烈的内驱力来持续提升企业的业务表现。他们也致力于打造一个健康并负责任的经济体系，在没有先例可循的情况下，运用自己的判断以实际行动来促进公开透明和正直诚信。同时，全球企业家们都惊讶于中国企业领导在自我反省和持续学习中所表现的能量。不可否认，作为一个整体，中国的企业经营者更像是一个青春期小伙，冲动而青涩。唐氏兄弟，甚至是周正毅，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这个现状。但是当我们看到善于开拓的柳传志、采取“压强战术”的任正非、以“产业报国、民族昌盛”为己任的倪润峰、“永远如履薄冰，永远战战兢兢”的张瑞敏，以及许多默默奋斗的中小企业家，我们知道：建设一支有刚毅“魂魄”的企业家队伍，并非那般遥不可及。

新生，脱下悲情的外衣

我们不曾预想，2008的冬天会这般寒风瑟瑟。一只“鹿”(三鹿)引发的恐慌和危机席卷了整个乳制品行业。伊利出问题了，蒙牛也出问题了。即使牛根生公开发表“处理不好事情，我就辞去董事长”和“含泪万言书”，依然遭致漫天骂名。这位出身贫寒、大智大勇、乐善好施的企业家，因为其非凡的商业成就和朴素的思想光芒曾一度成为企业家精神的象征，是大家心目中的企业领袖和精神偶像。如今，他的蒙牛也出事了，领袖也犯错了，偶像随之摇摇欲坠，轰然倒塌，失落陡增。深厚的爱演变为愤愤的责与恨，同时也唤起了更多关于企业家精神缺失的反思。

当我们透过洛克菲勒精神的百年历史，会发现商业上的成就从来不是其奋斗的终点和唯一。对经济和道德两种力量的双重把握，使其成为美国企业家最成功的样板。而对中国企业家而言，却在追求最本源的商业价值和企业家的伦理精神时迷失了。就像著名企业家黄鸣感叹的那样“这是一个转型的时代，太多的财富故事刺激，很多人都在下滑。无商不奸，居然成为业内默认的公理。”几十年前穷怕了的中国催生了一批批白手起家、点滴拼搏的企业家，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强力引擎。但是“草根性”固有的小农意识却在潜移默化中成为致命的绊脚石。他们抑或是小富即安，停滞不前，不求创新，璀璨一时便日渐暗淡；
抑或是成为纯市场经济的动物，在某些时候过分追求个人利益，弃社会责任于不顾。洛克菲勒式的将谋利和禁欲结合起来的“发展型人格”一直没能成为中国企业家精神的主流，为纵欲而谋利的不正之风却变相弥漫，企业使命常常在团团浊雾中夭折。

如果说牛根生、黄光裕伤害了本已非常脆弱的社会信任体系，那么朱新礼的“汇源西嫁”则是对民族自尊心的另一痛击。179亿元换不来掌声，而是满城的痛心疾首、谴责和不理解。我们姑且不谈朱新礼是否目光短浅、惟利是图、胸无大志，而尝试理解这个“忍痛卖儿”的故事背后多少挣扎与无奈。追溯历史，技术和资本，我们国家都不缺，但并没有发展起发达的商业文明，没有锻造出一个企业家阶层。没有良好的营商氛围是主要原因。虽然轻商只是中国历史中的一段而不是全部，中国历史上也创造过无数璀璨的商业成就。但纵观整个历史，制度设计从来都只是为尊崇文治武功服务，而对经商济世千百年来都没有从制度上予以肯定。即使到了今天，当熊彼特的“创造性破坏”引爆一波波热浪。西方社会鼓励通过个人主义和颠覆打破旧习来实现创新时，中国企业家精神强调的却是“创造性建设”，这依然意味着接受一定程度的政府控制和民主自我表达的缺失。“学而优则仕”转变为“商而忧则仕”，可见企业家们在这样一个社会环境下，从来都没有安全感。没有对企业、对私有财产的保护形成共识，就不存在一个可以做很多事的民族品牌。这使得不仅是朱新礼，许多成功的企业家在巨大的利益诱惑面前都心旌摇曳。而再谈到伊利、蒙牛，不是想为他们喊冤叫屈，只是心痛于伊利、蒙牛这样一些有理想有抱负的企业不幸和三鹿这样一个利益重心的企业落到了同一个标靶上，任凭抨击践踏过后光彩不在。小问题虽然也是问题，但如何保护民族品牌?是否应作为政府部门的永恒议题，而不是在出现危机后，将其推至问责风暴的峰尖浪口，便草草了之?

能力是企业家精神的核心。只有注入能力素质的企业家精神，才能在保证体制和文化土壤的供给后，成为参天大树，为人类创造福祉。2008年的金融海啸，淹没了中国几万家企业。大浪淘沙，留下有竞争力的企业在下一轮惊涛骇浪的商业搏击中拼杀，也让侥幸残存的企业总结和思量：短板和软肋是什么?为何在风险面前如此不堪一击?团队领导能力的缺失，培养下属能力的同时却明显缺乏全

球化视野，警醒着中国企业家在花费潜心于融资、收购兼并、市场扩张或调整等进攻性活动上时，也在人才培养和组织能力建设上下点功夫。显而易见的市场机会将越来越少，如何找到“蓝海”，并在“蓝海”中畅游，对中国企业家来说是巨大的挑战。但是高涨的成就欲背后却是严重创新性不足、偏好“凭直觉、拍脑袋”的决策风格，这只会加速企业衰落的辐轴。正如一位大型家电集团总裁自我反思时说的：“靠经验、靠机遇造成了一种依赖于单一思维方式的做事风格，造成了投资决策失误并附出了代价。我们没有一种科学、认真、细致的调研，对大的宏观因素也没有进行有机的匹配。”

企业需要更多兼具本土文化基因与时代符码的企业家精神积淀，从而创造一条清晰的精神主线，引领企业家们拨云见雾，站在更高的视界里完成时代和社会所赋予的历史使命。美国涌现的一大批具有企业家精神的商业领袖推动这个国家走向繁荣，中国又何尝不需要这样一群领导人来创造下一次腾飞?世界经济局势变化莫测，速度之快变化之无常，非凡夫俗子所能预见和把握。过去30年间昙花一现的企业故事告诉我们，只有保证源源不断的企业家精神供给，才有财富追求的基业长青。中国企业家站在新时期的转折点上，若想在硝烟滚滚的品牌战争中风雨不倒，自我救赎与提升迫在眉睫。

历史印迹与未来镜像刘超

中国企业家精神辨析

这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一个商界英才铸就辉煌的大时代。在经历了从有到无，从无到有的历史轮回后，伴随30年改革开放的时代韵律踏歌而来的中国企业家群体，正成为当下中国社会最受瞩目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阶层之一。企业家(entrepreneur)一词来源于法语，含有冒险家的意思。而以本土象形符号的语意内涵考察之，企业家称谓的注脚或有新的解读：“企”，踮起脚；
“业”，天职。企业家就是踮起脚，怀着憧憬、指向未来、完成神圣使命的人。可见，企业家必须具备两个要件：创造利润和指向未来。“创造性破坏”，这是奥地利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60余年前对于企业家角色的精辟论断。无疑，“企业家才能”是堪与劳动、资本和土地等生产要素相比肩的人类生产循环与提速的倍增器。

按照德鲁克的描述，目前的世界经济已由“管理型经济”转变为“创业型经济”，企业唯有重视创新与企业家精神，才能再创企业生机。创业的动因源于企业家精神，因此企业家精神对于个人、组织和社会变得日益重要，甚至不可或缺。

正如胡润先生所言：“研究企业家精神，中国是世界上最令人兴奋的地方。”全球经济风雨飘摇的今天，中国市场可谓是全球经济复苏最可依托的助推器，而中国独特的历史、社会、文化环境及其30年辉煌的经济成就，无疑为全球范围的企业家精神研究提供了最鲜活的样本。

2007年6月，通过对中国数十位企业领导人两年的跟踪研究，全球著名管理顾问公司Hav(合益)集团在《中国卓越企业领导人素质研究报告》中指出，中国企业领导人显示了四大成功基因：社会责任、创业精神、和谐双赢、自我修炼。

不容忽视的是，企业家群体同样是商业社会这一浮世绘中最受瞩目，但也是最容易被放在伦理操守的道德标尺上接受公审的标靶。渐行渐远的2008，“捐款门”、汇源西嫁、乳业沦落、国美潜流……交织和永驻于亿万华夏子孙心间的，不只是旷世奥运声震寰宇后的无尚荣耀与5·12国殇挥之不去的莫名伤逝，更有芸芸众生透过伦理扫描的精神探测，对于中国企业家群体精神迷失的喟叹与反思。

企业家精神涵盖了企业家能力，同时又有着更多的内涵，其核心要义是熊彼特意义上的创新精神，同时也理应兼收并蓄马克思·韦伯所说的敬业精神，诺斯提出的合作精神，以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济世”精神。诚然，儒家伦理中“经邦济世”、“义以天下”的道德要求，只是中国企业家精神重组中的一条基因双链，但上述接踵而至并被骤然放大的中国企业家精神陷落的负面事例，已经从一个侧面凸现出了当下中国企业家精神世界的尴尬与现实。

伴随改革开放成长起来的中国企业家群体，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人生长在一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特殊时代，然后又在一个以创富为主调的同样疯狂的年代完成了财富的原始积累。从精神亢奋到精神彷徨、失落这般先扬后抑的巨大反差，从坚定的信仰崇拜到价值多元化的心灵激荡，物质上的富翁和精神上的“负翁”造就了一个一体两面的“矛盾双生体”。精神滑坡使中国企业家们在塑造“发展型人格”的道路上更显步履蹒跚，凭借财富优势建立起来的社会形象，在公众“谋利+纵欲”的视像中丧失了借此获取道德优势以实现自我救赎的契机。但值得欣慰的是，在昭示个人物质成就的财富名人堂里登堂入室之后，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家们业已自发和自觉地意识到，在彰显社会价值的“慈善榜”和“纳税榜”上，同样需要释放新时代中国企业家的精神视界。正如远大空调董事长张跃先生所说：“企业家到一定的时候，他很像艺术家，特别是度过了温饱阶段以后，就更像艺术家，他应该把为别人带来欢乐、带来愉悦看成是最重要的东西，同时把他事业里面创造性的东西、反映他智慧的东西，看成是愉悦的东西，这些都不完全是财富，更是价值。”

从一定意义上说，企业家精神是比企业能力更加稀缺的资源，对企业发展作用也更大。但发人深省的是，当前我国企业家的创新精神却存在严重的不足。据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2001年的调查报告显示，在5075名企业经营者中，虽有47.7％的人认识到“创新是企业家精神的核心”，创新意识已有较大提高，但在风险意识上相对保守，仅有10.6％的人选择了风险偏好的“过度风险型”和“超常风险型”。而对照埃森哲公司于同年在22个国家和地区对880位董事级高级企业主管人员进行的调查，认为保持对新生事物充满好奇、敢于冒险、敢于创造、锐意进取等创业精神是企业发展关键的受访者占到了98％。这说明比照西方同行，我国相当多的企业经营者缺少追求企业家精神的蓬勃动力。

中国为什么没有像样的企业家?数年前，经济学家张曙光先生认为，独立精神与信用基础的缺失及竞争秩序的混乱，注定中国短期内出不了像样的企业家。所以，中国企业家远比完备市场经济国家的企业家更易感到焦虑，作为一个新兴阶层，他们还需要更多的时间为自己找到行为的基准。

同样值得关注的，是传统文化的刻模作用，历史上“轻商”、“抑商”思潮的文化束缚，以及制度缺陷的制约。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是“天人合一、以人为本、刚健自强、以和为贵”，这些文化元素决定了情、理、法的价值排序及其衍生性的社会运行机制，形成了反对自我表现、反对冒险、尊重传统权威等行为特征。由此不难理解，中国企业家易于接受并付诸实践的角色定位不是如熊彼特所倡导的纯粹意义上的“创造性破坏”，而是“创造性建设”，即在创新过程中接受一定程度的政府控制和民主式自我表达的缺失，这或可视作中国企业家创新精神先天不足的“原罪”。可以说，过

去那些深受儒家文化熏陶的中国商人(企业家)，其精神本质——仁、智、礼、义、信，已经具备了当今我们评判企业家精神标准的一些雏形。

精神不是万能的，但一个人没有精神却是万万不能的。对于以振兴民族产业为己任的中国当代企业家而言，缺乏企业家精神更是与这一历史使命所不相容的。从儒家伦理的型塑中走来的中国企业家们，如何在与西方新教伦理与契约社会的对话与和谐共融中实现心灵的自我救赎?可以预期为指引中国经济巨轮再次加速的又一记强力引擎。这同样对我们提出了新的命题：如何在与西方企业家精神内核的映照中，反思文化刻模对于中国企业家精神升华的历史局限，并能从历史的、社会的、文化的渊源中，提炼出中国企业家精神的魂魄与风骨，让中国企业家精神在丰腴的传统文化母体上结出现代化的蓓蕾，从历史和发展的角度，前瞻性地勾勒出中国企业家精神的时代轮廓与自我更新的基本路径。

重构中国企业家精神的基因图谱

企业家精神是一个历史的产物，每一个时代的企业家们自有其独特的精神风貌。可以说，价值多元化、商业道德的沦落与自我救赎是改革开放初期的企业家精神的具体体现。创新、全球化合作、社会责任则是当代企业家精神新的注脚。或许，当我们将中国企业家精神检审的视角放回历史的年轮，更能得到一幅基因图谱的全息图景。

在儒、释、道、法、兵、农、墨、纵横、阴阳等诸子百家思想的丰腴母体上，绵延数千年的中国传统文化孕育和沉淀了博大的企业家精神因子。中国文化从远古时期就尊崇创新精神，丝绸之路的丰功伟业无疑是中国古代商业家外拓精神的一座不朽丰碑。而至少从儒学那里开始，我们的祖先就已经在大力倡导合理谋利的现代企业家精神，以晋商、徽商为代表的商帮文明同样为中国企业家精神的塑造积淀了有益的养分。“以诚信立商；
以勤奋、坚韧、勇于进取立世；
以家国天下立人。”这些中国古代商业家们共有的优秀品质已经成为世代传承的活的精神血脉，并以“修身、兴企、报国、富天下”的时代音律在今天演绎出新的企业家精神规范。

在国运衰微，民族危亡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民族精神、国家精神”是中国民族资本家们一面不倒的精神旗帜，“陈嘉庚家族”、“荣氏家族”与“霍氏家族”成为那个时代彰显民族大义、激励同胞历经图存的精神鼓手与标杆。

企业家精神也是一个具有普适性和自应性的开放体系，我们可以从全球化的探测中触摸到企业家精神最具时代感的基因链条。美国企业管理协会花了5年时间，对4000名企业家进行了分析研究，从中选出1812名最成功的企业家进行系统研究，总结了企业家精神的19条共性：1、工作效率高；
2、有主动进取心；
3、逻辑思维能力强；
4、富有创新精神；
5、有判断力；
6、有较强的自信心；
7、能辅助他人成功；
8、为人榜样；
9、善于运用个人的权力；
10、善于动员群众的力量；
11、利用交谈做工作；
12、建立亲密的人际关系；
13、乐观的心态；
14、善于到员工中去领导；
15、有自制力；
16、主动果断；
17、客观而善于听取各种意见；
18、能正确地自我批评；
19、勤俭艰苦和具有灵活性。

如果再做一番更为凝练的因子提纯，则现代企业家精神的核心内涵将是：创新精神、进取精神、契约精神、诚信精神、敬业精神、奉献精神和民族精神。

在德国古典哲学中，精神包括三个层面：理论精神，即理智、理性；
实践精神，即实践行为；
自由精神，即预期，清楚理智和实践的结果。南京大学商学院的贾良定、周三多两位教授融会中华文化的治国治生思想和西方现代管理理论后认为，企业家精神由知识素养(理论精神)、创新能力(实践精神)和伦理品质(自由精神)三个层面构成。知识、创新和未来构成了企业家精神的理性、实践和自由三层面的内容。两位教授进而提出要从“学无涯之知”、“察此彼之情”、“悟有无之道”、“善奇正之谋”、“凝经营之神”五层级来修炼企业家精神(图1)。

“学知”是修炼企业家的知识素养。企业家的能力要素是企业家精神理论的核心概念，它作为一种资源要素，本质上是知识和技能的集合体，具体体现为四种能力：对市场机会的洞察能力，对不确定性的驾驭能力，对各种资源的组合能力以及为客户和股东创造价值的能力。

“察情—悟道—善谋”是修炼企业家的创新能力。创新能力的“外衣”下蕴涵着产品创新、市场创新、制度创新、组织创新的丰富向度与内容。

“凝神”是修炼企业家指向未来的精神。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在这方面的陈述最为精辟；
创造财富的不是财富，而是人本身，更具体地说，是人所具有的企业家精神。这种企业家精神就是那种基于对未来的预见而采取行动以获取利润的能力。

本质上看，企业家的追求是把企业“做强、做大、做长”。“做强、做大、做长”将以知识(企业家的能力要素)为基础，以创新为手段、动力和外在表现形式，以创建未来的竞争优势为目标与指向。

柳传志先生有过一段精彩而形象的比喻，“孵小鸡最好的温度是37.5～39摄氏度。当年创办联想的时候是42摄氏度，温度太高了，所以大部分是孵不出小鸡的，只有生命力特别顽强的才能存活下来。现在呢，温度降下来了，降到40摄氏度，还是高，还不是孵小鸡的最好温度，但是与以前相比要好多了，这样就会有更多的小鸡孵出来。也就是说，一方面我们创业的制度环境要改善：另一方面要我们的创业者有更强的生命力和抵抗力。”

如果说，早先我们还能以社会的、制度的、文化的幌子作为中国企业家精神缺失的各种借口进行搪塞的话，如今变革的时代无疑已经为中国企业家提供了自我更新的良好机遇。以柳先生的隐喻作结，中国当代的企业家们当可自勉。

(栏目编辑：袁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