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光英：中国现代民族工商业者的优秀代表

郑杰川 张帅

8月14日，纪念王光英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栗战书出席座谈会。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统战部部长尤权在座谈会上缅怀了王光英同志的光辉一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晨主持座谈会，全国政协副主席张庆黎出席座谈会。

曾担任第八、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和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的王光英是中国现代民族工商业者的优秀代表，我们要学习他一心一意听党话跟党走的挚友诤友品格、胸怀强国富民远大抱负的爱国者风范、自觉助力改革开放事业的改革者风貌、聚精会神谋发展的企业家精神。

忠实践行“心在人民、利归天下”的座右铭

王光英生于1919年，他的人生经历与中国现代史同步，与中华民族百年的风雨休戚与共，这使他从青年时代就树立了“实业救国”的坚定信念。1943年，自北平辅仁大学化学系毕业一年后，他与友人合伙在天津创办了近代化学厂，成为以技术为资本白手起家的工商业者。他开厂不是为了发财，而是为追求实现中国现代化。对于这座工厂，妹妹王光美曾回忆说：“工厂的名字叫近代化学厂，听起来挺有气派，实际上工厂很小，生产些化工原料。”王光美说，家里为支持他办工厂，把卖房换得的用以应付家用和学资的几根金条给了他。那时，近代化学厂是用三轮车送货的。做生意要多处奔走，为及时收款，加快资金周转，同时节省开支，王光英便在三轮车上顺道带些货物亲自给客户送货。

当时正值抗日战争最后时期，王光英认识到，办厂是自谋生路，但真正的出路和希望在解放区。他向时任中共北平秘密组织负责人崔月犁表达奔赴延安、投身抗战的愿望。崔月犁劝说他，不要把做生意与革命截然分开，与共产党做生意，也是为革命作贡献。由此他便听从党组织的建议，坚持兴办民族工业，做别人不肯做的买卖，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作出了特殊贡献。解放后，他带头将其经营的近代化学厂实行公私合营，并把该厂按规定分得的定息全部捐献给国家，为天津市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起到了表率和促进作用。改革开放后，他担任天津市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副董事长兼总经理、天津市副市长，后又受国家委托创办了光大实业公司，成为第一个总部设在香港的中资企业掌舵者，他将自己懂经济、擅外贸、通管理的才智特长发挥得淋漓尽致，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王光英常自称“打工仔”——替国家打工。他还风趣谦逊地说：“我打工，有时如十月怀胎，呱呱坠地;有时是欲图报效，得到嘉许。” 但众所周知，只要是党和国家交给他的任务，他都发挥独具匠心的商业灵感和超前意识尽心竭力出色完成，以实际行动和辉煌业绩，忠实践行了他“心在人民、利归天下”的座右铭。

红色“表叔”

中外报刊尤其是英文报刊爱在王光英的姓名前冠以“红色资本家”“红色大叔”的称谓。东南亚有些华人猜测，王光英对于中共可能就像“比亲眷还要亲”的“表叔”。一位《大公报》老记者曾总结，王光英作为一位企业家，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开国前，他在天津办化学厂，可称为实习阶段或准备阶段;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在天津工作，可称为成熟或渐入佳境阶段;创建光大后，可称为作出多方面贡献的阶段。

1957年，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伏罗希洛夫访问中国，王光英和几位工商界人士陪同周恩来在天津接待贵宾。宴会上，王光英在周恩来的示意下向伏罗希洛夫敬酒，伏罗希洛夫举杯一饮而尽，指着王光英对在场的人说：“中国经过长期的流血革命，现在闯出了一条不用流血和平改造资本家的经验道路，这是有世界意义的。”说完他热烈地拥抱了王光英，周恩来在一旁说：“您拥抱的是一位‘红色資本家。在中国，没有‘红色资产阶级，但有‘红色资本家。”王光英“红色资本家”的称号便由此得来。

改革开放的实干家和开拓者

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经济体制变革刚刚起步，生产力水平低下，物质产品极度匮乏，经济建设亟待加强。一批曾经在真正的市场经济商海中经历过大风大浪的老工商业者发挥出独特作用，以自己的智慧和勇气担负起历史重任，为改革开放探索和开拓了前所未有的道路，王光英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1979年1月17日，邓小平同志在人民大会堂宴请民建、工商联胡厥文、胡子昂、荣毅仁、周叔弢和古耕虞的“五老火锅宴”上，提出了 “钱要用起来，人要用起来”，打开了民营经济发展的禁区。王光英与“五老”有着密切联系，作为工商界的领头人物，他也积极行动起来，投入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同年，王光英出任天津市副市长，分管财贸。他恢复了天津的老字号、大商店和天津独有的小吃糕点，保留经营特色，还打造了商业街模式，把天津的商贸搞得红红火火。

1983年，王光英受命创建光大实业公司并担任董事长和总经理。从4月11日光大公司在北京宣告成立，到27日在香港宣布开业，只用半个月，他就把公司推向世界，被称作“王旋风”。王光英认为任何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都是在“动”中才能发展的。动则变，变则通。改革开放就是动起来。王光英带领光大以贸易起家、实业开路，引进海外资金、技术和设备，用中外合资方式完成了多个国家重大建设项目，搭建起中西方交流互通的桥梁，为中国的开放又打开了一扇窗口。王光英执掌的光大和荣毅仁主持的中信，并称中国改革开放的两座“桥头堡”。

王光英为人诚恳、待人热忱，所交朋友遍及海内外政界、经济界、文化界等诸多领域，曾出访的国家遍布欧洲、北美、非洲和东南亚等地。他为我国发展友好外交关系、推进对外开放进程做出了重要贡献，获得了“人民外交家”的美誉。然而王光英从不因这些伟大成就而居功，他曾说：“如果只凭王光英三个字，那是不值几文钱的，我不是魔术师，我之所以能这样，是因为我背后靠着万里长城——12亿人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建和工商联的杰出领导人

中国刚刚迈入改革开放的1979年10月，民建三大和工商联四大同时在北京召开，王光英当选为民建中央副主任委员。1982年，他从天津市副市长的岗位调至北京，担任民建中央常务副主任委员（相当于常务副主席）。

1983年11月，全国工商联五大召开，王光英当选为全国工商联副主席。连任两届副主席之后，他又连任两届名誉主席，同时他还担任了民建七届、八届中央委员会顾问。在民建和工商联工作的50多年中，他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事业忠心耿耿，对民建、工商联感情深厚，为推动民建、工商联事业发展竭诚奉献，赢得了广泛信任和爱戴。

民建和工商联因为历史的渊源，在上世纪90年代以前曾长期合署办公，简称为“两会”。作为工商界的优秀代表，王光英与“两会”有着不解之缘。他于1950年3月加入民主建国会，曾在民建天津市委和民建河北省委担任过主要负责人。

抗美援朝期间，王光英积极组织天津工商界反美爱国示威大游行，认购救国公债，捐献战争用品。毛泽东主席亲笔草拟电报对此义举予以高度赞扬，这是毛主席唯一一份以自己的名义给工商界所发的电报。改革开放后，特别是担任全国工商联领导期间，他带领广大成员为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积极建言献策，推动以扶貧开发为重点的“光彩事业”，为企业提供咨询服务，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作出了积极贡献。

除了民建和工商联的身份，王光英还是第八届、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第六届、七届全国政协副主席，是活跃在人大和政协舞台上的著名社会活动家。

“王旋风”

1980年，全国人大开会期间的一天，王光英、王光美兄妹在大会散场时一起走出人民大会堂，并排站在东门的台阶上等车。香港和外国记者们立刻围了上去。王光英说：“这是我们兄妹出狱后第一次在一起亮相。”

1981年，全国工商联代表团应澳门华商总会之邀，赴澳参加该会周年庆典，顺道访问香港。时任天津市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副董事长兼总经理、天津市副市长王光英是团员之一。回京后，他亲自起草了书面报告《港澳见闻和八点建议》，分送胡启立、中央统战部、全国政协等机构。时任天津市委书记、市长胡启立请正在天津视察的国务院副总理万里转陈了中央。国务院领导人很快批示，可以在香港成立一家公司，由王光英担任董事长兼总经理。王光英有些意外，他写报告只是为了反映情况，提出见解，并未想到会有这样的安排。

1983年4月11日，光大公司宣告成立，总部设在香港，英文名为EVER BRIGHT，中文名有两个：中国光大集团有限公司和光大实业公司。王光英解释：“光大者，光明正大做生意也。”从光大公司在北京宣告成立，到在香港宣布开业，只有半个月，王光英就把公司推向了世界，被称为“王旋风”。

王老板

孔丹称王光英为“王老板”。孔丹说，“王老板”把第一步棋下到香港，这很特殊。光大一步跨到了境外，国际交往很多。香港商业很发达，对训练干部是个很好的机会，能够帮助他们尽快学会以市场经济的方式做事。这一步对改革开放也起了示范作用。孔丹认为，王光英是个很有战略眼光、很有感召力的人，既掌握中央精神，又了解实际情况。他注重发挥年轻人的力量和闯劲，孔丹、李新时、刘基辅、王米等都成了常务董事，有了更好的工作条件和对外身份。孔丹在国家经委工作期间，在各部委办积累了丰富的人脉资源，为了发挥他的长处，王光英专门成立了沿海城市业务部，由他负责。在孔丹看来，王光英是一个老派的工商业者，是以带徒弟的方式培养年轻人。他性格爽朗，对年轻人要求严格，又热心鼓励，跟他沟通很顺畅。年轻人既把他当领导，也把他当老师。刚到光大时，孔丹身上还带着机关作风，做事讲流程，平常衣着也不是很在意。王光英指点他：“你这不合商场规则，衣着要和服务的人对等，你要适应工作，改变机关作风。”王光英的企业有个特点，上上下下注重仪表和服饰。他很不喜欢职工衣着不整，外貌懒散。他认为，看一支军队要看风纪，看一家企业要看它的职工队伍精神是否充沛、动作是否整齐。

他从来没有节假日，有时上午10时在香港开会，下午2时已在北京或上海。据光大董事长来客登记簿记录：从1983年5月到1984年10月，近18个月中，王光英在香港会见的客人达6400名。王光英有先天性食管反流的疾病，应酬对他来说很痛苦。每次赴宴，他都得到洗手间去把吃下去的食物呕吐出来。睡觉要垫好几个枕头，半坐半躺，否则也会反胃。

王光英的国事活动中，有相当大的比例是外事活动。1984年8月，美国总统里根访华，在北京举行答谢宴会，王光英的座位被安排在第一夫人南希的左边。1989年年底，王光英被调回北京。离任前，光大公司举行酒会，盛况超过了1983年公司的开业酒会，香港工商界知名人士几乎全到了。王光英在祝酒辞中说：“我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像一场接力赛跑，一棒一棒地传下去。现在我跑完了第一棒，由新董事长来接跑。第二棒，其任务应该是更重了。”1983年至1989年间，王光英带领光大累计为内地的上千家大中型企业引进了总值约11亿美元的先进技术和设备。在当时缺资金、缺渠道、缺方法的大环境下，王光英利用独资或合资兴办了各类实业项目39个，总投资额1.5亿美元和1亿人民币，用中外合资方式完成了广东磨刀门工程、围海造田工程、江门桥工程等大型建设项目。

“工业大夫”

王光英回京后，有过一段时间的沉寂。内地开始有一些传言，有人公开对光大的职工说：“光大公司过去是资本家的，现在是共产党的了。”王光英对一位中央领导人说：“我调离光大时，国家审计局曾专程去香港审计光大的资财，证明没有问题。我是光大的法人代表，对国家负全责，如果我有问题，还敢回来吗？”1990年，他接受中新社采访，被问到对光大是否有留恋时说，对自己养的孩子总是有感情的，自己在光大公司还有几个大项目没有做完。“所以我离开光大，有种不满足的感觉。就像一个母亲身怀六甲，总希望能生出一个胖娃娃来！”

题为《我没有退休》的报道刊发后，很多老朋友特地去北京做客，看他是不是真的没有退休。他说，自己从商从政，再从商再从政，已经有几个“轮回”了，每个轮回都更强大，也增加了许多新朋友。全国人大、政协开会时，香港多家媒体的记者来采访王光英。他说，前几天自己看到香港报纸上有篇文章《别矣，国舅爷》，说他可能是因与某原中央领导人关系密切才调回来的，实际不是。说什么“一朝天子一朝臣”，这个推理也站不住。有人到医院看他是真病还是得了“政治病”，看完以后才确信是真病。这次回来后，中央和国务院领导三次到他家看望他，要他回来搞政治协商。“中央领导人他们是真正与我商量，不是‘真主意，假商量，也不是我犯了错误。”1993年，王光英当选为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从此，许多记者又称他为“工业大夫”。王光英常自称“末代资本家”。他说，平生服膺两句话：一句是，好的历史是人民写的;另一句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民营经济的促进派与守护人

改革开放以来，民营经济是稳定就业和推进技术创新的重要主体、国家税收的重要来源、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力量、企业家成长的重要平台。长期从事实业、领导民建和工商联工作的王光英是民营经济不遗余力的推动者和促进派。王光英作为国家领导人，在长期实践中认识到，民营经济健康发展离不开法律保障。为此，他投入极大精力，广泛深入调查研究，积极为民营经济和中小企业法治化奔走呼吁。

2002年，王光英副委员长在出席贯彻实施《中小企业促进法》座谈会上指出：“要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国家法律明确规定保护中小企业及其出资人的合法投资及因投资取得的合法利益，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中小企业财产及其合法收益。同时要进一步完善保护私人财产的法律制度，放宽国内民间资本的市场准入领域，在投融资、税收、土地使用和对外贸易等方面采取措施，为中小企业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他建议，各级政府特别是有关部门应认真履行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重要职责，制定与法律相应的规定，增强法律的可操作性。对中小企业特别是非公有制企业，政府有关部门在积极进行扶持和不断提高服务水平的同时，也要依法规范和引导其经营行为，促进中小企业健康发展。

今天回顾王光英同志对民营经济和中小企业的实践精神与守护精神，对我们贯彻落实党和国家扶持民营经济发展的方针政策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习近平总书记曾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民营经济是我国经济制度的内在要素，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是我们自己人”，再次强调“三个没有变”，并针对民营企业遇到的问题提出六个方面的政策举措，表明党中央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堅定决心和鲜明态度。

在悼词中党外人士王光英被称为“同志”

王光英住在北京演乐胡同33号，院子很小，形不成四合院，停车也不便。寓所里挂过两幅立轴，一幅出自书法家启功：“昆明池水瓮山阿，春花秋月阅几多。今日午晴知我倦，松风无语水无波。”另一幅出自前国防部长张爱萍：“清风两袖，为国争气。”王光英称自己是“洋派”，爱洋不爱土，爱动不爱静。他喜欢听西洋音乐。每天清晨听完新闻和报纸摘要，常常听帕瓦罗蒂或多明戈的录音。儿女们送给他的礼物，他最珍爱的也是帕瓦罗蒂和多明戈的录音磁带。

王光英是中国京剧艺术基金会的会长，万里的夫人边涛是该会成员，长子万伯翱也是一位戏迷，因此和他结识。90年代，万伯翱担任了10年中国体育杂志社社长兼总编辑，时常请王光英来为自己搞的活动颁奖，王光英有求必应，几乎每次都西装革履出席。他说：“您这体育上的事儿，我随叫随到啊。”万伯翱说：“哪能那样啊，您叫我，我随叫随到。”王光英一口浓重的京腔。万伯翱叫他大舅，他问：“您怎么叫我大舅？”万伯翱说：“您看，刘源叫我大哥，他叫您大舅，我得随着贤弟叫。”他笑呵呵地点头同意了。万伯翱不时去人大常委会或王光英家中拜访他。王光英习惯送客送到大门口，有时顺手替客人开房门和车门。他说，自己是向陈叔通学的，陈叔通则是向毛泽东学的。

王光英在北京医院住院的最后五年里，万伯翱有时去探望。2014年，他在病房里看到王光英静卧在病床上，戴着呼吸罩，没有睁眼。这是他最后一次见到王光英。2018年11月2日，王光英同志遗体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万伯翱说，“光英大舅是彻底的无神论者，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的标准。”遗体告别仪式的规格很高，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王岐山、胡锦涛等悉数出席。

王光英曾向刘少奇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没有如愿。三十多年以后，胡耀邦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王光英又一次向他提出入党要求，胡耀邦的回答几乎与当年刘少奇的回答一样，希望他做一个爱国的资本家，起一个共产党员所不能起到的作用。王光英问：“那么，我能否要求死后被追认为共产党员呢？”“不能。”胡耀邦摇摇头。在悼词中，他被称为“中国现代民族工商业者的优秀代表、著名的社会活动家、中国民主建国会和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的杰出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王光英同志。”

王光英同志逝世后，中信集团公司原董事长、党委书记孔丹给王光英女儿王米发去唁电：惊悉令尊光英前辈仙逝，悲恸有加。世纪老人献身国家民族，居功至伟，永享英名。特此顿首再拜，以表悼忱。陈毅之子陈昊苏以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原会长的身份，托对外友协办公厅向王光英家属发去唁电，并赋诗《悼王光英老》：百岁人生国士才，英豪光大耀天台。民间合作存遗爱，无限青春继志来。正在上海的万里长子万伯翱也准备回京吊唁，王光英原秘书回复他，家里未设灵堂，丧事从简。他于是给刘源发去唁电：国舅爷（圈中晚辈对王光英的习惯性称呼）永远活在我们万家心中。刘源很快回复：谢谢大哥，我一定转告他们。在悼词中，党外人士王光英被称为“同志”。万伯翱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认为“同志”有两重含义：一是王光英是自己人，二是为他在“文革”中所受的苦难向他道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