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观与伦理自信是文化自信的核心

肖群忠　杨建强

[摘要]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文化自信归根到底在于对以人为本的人文主义精神，以价值理性和实践理性为核心的道德规范系统，以及看待世界与事物的独特思维方式等的自信，在于对这些中华文化所展现出来的独特的核心理念和独特的精神气度的自信。这种文化自信，对人类、民族和国民的价值和可能贡献在于：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中，引领人类的共同价值，贡献中国智慧；
凝聚价值共识，培育民族精神；
赓续礼仪之邦的传统，塑造现代公民和君子人格。

[关键词]文化自信；
伦理自觉；
人类命运共同体；
民族精神；
公民人格

[作者简介]肖群忠，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
杨建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博士研究生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传统美德的继承创新与实现中国梦研究”（项目编号：14AZD008）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中国有坚定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其本质是建立在5000多年文明传承基础上的文化自信。”{1}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它对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建设社会主义文化软实力，传承中华民族的国脉，构建国民的精神家园，扩大中华文化影响力并对人类文明进步贡献中国智慧将起到重要作用。一方面，中华传统优秀文化是我们的文化基因，是文化自信的根源，因此只有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传承中华文化基因，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汲取中国智慧，弘扬中国精神，传播中国价值，才能彰显中国文化的生命力、影响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精神动力，为人类文明进步贡献力量。另一方面，民族和国家是文化的主体，人民群众更是文化的创造者与实践者。文化自信和促进文化大繁荣，不仅是我们的治国理念和基本国策，也应该成为人民群众的自觉实践。那么，归根到底，文化自信对于当代中国人意味着什么？如何树立并践行文化自信？在笔者看来，文化自信的本质和核心是价值观自信和伦理自信。以中华文化独特的价值观、道德观贡献人类，提供中国智慧；
重铸民族精神，增强民族向心力与凝聚力；
弘扬礼仪之邦的文明传统，培育具有高度道德素质的现代公民，是落实和实践文化自信的现实目标与可能途径。

一、文化自信的核心是价值观与伦理自信

任何一种文化从其精神内核而言，归根到底是一套有其特殊旨趣的价值观念体系。在构成广义文化概念的器物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中，精神文化是一个文化体系中的伦理价值观念、审美旨趣和精神信仰，这些因素决定着文化的方向，因而精神文化是文化体系的核心。也因此，精神文化又可以被看作是狭义的文化概念。

如果从文化比较学的角度，对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印度文化做一个最简要的比较概括的话，那么一般认为，中国文化是人文性、道德性的“德性主义”文化，西方文化是一种倡导科学与理性的智性主义的文化，而印度文化则是一种神性主义的文化，这已成为学界的共识。从文化的诸要素的关系来看，中国文化是以道德为其核心的。梁漱溟明确把“道德气氛特重”列为中国文化的一大特征。“融国家于社会人伦之中，纳政治于礼俗教化之中，而以道德统括文化，或至少是在全部文化中道德气氛特重，确为中国的事实。”{2}韦政通也指出：“在中国文化中，有‘一本万殊的理念，于是坚信一切文化都有一个共同的基础，这基础就是道德。中国传统中讲道德，不像西方人讲道德只限制在人生的范围内，而是弥漫在文化的一切领域。因此，中国的政治理想是‘德治，文学理想是‘文以载道，经济的理想是‘不患寡而患不均，其他如教育、法律、也莫不以道德为基础。”{3}这两位学者都不约而同地指出，传统道德是传统文化的核心与灵魂。中国也素来以道德文明古国和礼仪之邦著称。中华文化是一种伦理本位型的德性主义文化，其核心和精华体现为其深厚的伦理精神和价值观念。这是中华文化的特质，也是对人类文明的突出贡献。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最近印发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明确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主要内容”概括为三个组成部分：核心思想理念；
中华传统美德；
中华人文精神。古今中外文明史反复证明，一个社会的基本结构和技术文明可以而且需要变革和转型，但其基本的文化价值精神应该世代传承、构成一个民族文化的基因和底色。中国文化将如此庞大的多民族人群凝聚在一起，并历经千年而仍作为一个完整的文明体系绵延至今，这是世界文明史的奇迹，也是我们文化自信的源泉。汉内斯·阿尔文（ Hannes Alfven）有一句流传甚广的话：“人类要生存下去，就必须回到25个世纪以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阿尔文所说的孔子的智慧当然并非科学技术的工具理性，而正是以孔子为代表的中华文化所具有的价值理性和智慧。

这也就是说，文化自信的内容，可能包括对我们的科学技术、器物制度、灿烂文化、文学艺术等等各种文明成果的自信，但由于各种文明成果的核心均有渗透其中的价值理念、精神气度和思维方式，文化自信归根到底在于对以人为本的人文主义精神，以价值理性和实践理性为核心的道德规范系统，以及看待世界与事物的独特思维方式等的自信，在于对这些中华文化所展现出来的独特的核心理念和独特的精神气度的自信。正如《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中所指出的那样：“中华文化独一无二的理念、智慧、气度、神韵，增添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内心深处的自信和自豪，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的文化沃土。”

我们自信、自豪，是因为我们相信这种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是未来的希望，是国家的力量，必将对民族复兴、国家强盛、人民幸福和人类进步继续作出自己的贡献。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一种独特的价值体系和行为规范、生活方式，它会给当代人类和中华民族带来哪些可资借鉴的精神价值？將作出哪些贡献呢？

二、引领“共同价值”，贡献中国智慧

社会文明的发展，全球经济的一体化，多边主义的全球政治治理秩序的形成，文化的多元交流融合，使人类日益成为一个命运共同体，中国的前途和命运与世界其他文明的前途和命运前所未有地联结在了一起。在建立人类共同体的过程中，中国文化对世界可能的贡献是什么呢？endprint

1.和而不同的文化观

儒家经典《中庸》有言：“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和羹之美，在于合异。人类文明多样性是世界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进步的源泉。”“文明没有高低优劣之分，只有特色、地域之别。文明差异不应该成为世界冲突的根源，而应该成为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每种文明都有其独特魅力和深层底蕴，都是人类的精神瑰宝，不同文明要取长补短、共同进步，让文明交流互鉴成为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维护世界和平的纽带。”{4}

多元主义文化是世界文化的基本事实，各个民族文化之间虽有不同，但都是面对其特殊的自然环境和历史文化传统而发展至今的独立体系，在接受人类共识价值的基础上，每一种文化都有其自足的存續价值。正由于这种多元主义文化局面的存在，才使得世界各个不同文化体系之间可以相互借鉴，补偏救弊，在承认现有世界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各个民族文化之间可以成为相得益彰、彼此借鉴的良性互动关系。

中国的历史经验和思想文化传统表明，多元融通和兼容并包是人类文明的常态，在不同文化价值系统和道德谱系之间也存在着可公度性。中国文化这种和而不同的理念，使中国文化长期以来就有一种海纳百川的气度，我们不仅可以容纳56个民族的不同文化，而且对于外来文化也是兼容并蓄。佛教早在东汉就传入中国，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近代以来，我们对基督教等西方文化也是兼容并蓄的。和而不同的文化观是中华文化处理与其他各民族文化关系时一以贯之之道。

当代中国以开放包容的胸襟，将自由、平等、公正等共同价值吸纳、确立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这是价值观自信的体现。同时，价值观自信不仅表现为对其他文明成果的接受和吸纳，更在于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在世界范围内倡议和引领人类共同价值。2015年9月，习近平在联合国大会发言中提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这首次论述了人类共同价值的命题。人类共同价值是一定时期内人类基于同样的需求而产生的共同的价值，共同价值是在承认彼此特殊价值基础上的共识价值，共识价值是相对的、变化的、发展的。这从根本上与某些西方国家所鼓吹的抽象而绝对的普世价值是有区别的。

2.和平主义的国家观

中华民族是一个热爱和平的民族，“中华文明历来崇尚‘以和邦国、‘和而不同、‘以和为贵。中国《孙子兵法》是一部著名兵书，但其第一句话就讲：‘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其要义是慎战、不战。几千年来，和平融入了中华民族的血脉中，刻进了中国人民的基因里。……中国人民深信，只有和平安宁才能繁荣发展”{5}。和平主义，不仅是中国人民的价值认同、文化自信，也是西方很多有识之士对中国的正确观察与洞见。罗素曾说过：“中国人不像白人那样喜欢虐待其他人种。……如果在这个世界上有‘骄傲到不屑打仗的民族，那就是中国。中国人天生宽容而友爱、以礼待人，希望别人也投桃报李。只要中国人愿意，他们可以成为天下最强大的国家。但是，他们所追求的只是自由，而不是支配。”{6}中国是睡醒的东方雄狮，但却是和平的狮子。

与倡导武力战争的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不同，和平主义的国家观从一开始，就将人民的安定富足，以及协和万邦的王道政治理想作为其终极目标，因而“中国古人，自始即不以民族界限、国家疆域为人文演进之终极理想”{7}。也因此，中华民族一直是一个被不断丰富和扩大的文化概念。和平主义认为国家的根本乃在于通过厚德载物、崇文尚德的合群之道，将更多的不同人群、种族以人文化成的方式凝聚，使“近者悦，远者来”，最终融凝成为更大的文化共同体。

3.天人合一的自然观

当今时代，面对气候变暖、生态破坏、资源匮乏等一系列共同环境问题，人类必须以全新的伦理观念来面对自然。恣肆人类欲望、过度索取自然的人类中心主义伦理观念已无法处理人与自然的紧张关系。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民胞物与之道才是看待人与自然关系的正确理念。从天人合一的观念出发，人与自然的关系不再是利用和被利用的关系，而是作为万物灵长的人，在与自然的互动中，“赞天地之化育”，最终达到“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的“致中和”之境。以此自然观为理念，中国古人所秉持的俭约自守、爱物惜物的生活理念，对于今天倡导绿色、低碳、循环、可持续的生产生活方式，实现生态良好的永续发展之路具有深刻的启迪、借鉴作用。

中华文化之所以被国际上的许多有识之士看作是解决人类在21世纪众多重大问题的精神资源和东方智慧，就在于它的和而不同的文化观是我们形成彼此尊重、多元文化、文明共享的思想方法前提。而和平主义或者说希望和平，反对战争，过上和平安宁的生活是世界各国人民的期盼和希望。因此，中国文化的这种和平主义就自然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尊重与爱戴。而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则是冲突和战争的根源。中国天人合一的自然观，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条件下，更是解决环境保护、解决人与自然关系，现代人与未来人关系的宝贵思想资源。中国文化的上述文化观、国家观、自然观是我们中国文化对于人类文明进步所可能作出的贡献，也是我们文化自信的精神渊薮之一。

三、凝聚价值共识，培育民族精神

价值观念规范系统或者一定的道德观，其重要作用还在于民族内部，它是民族认同、民族凝聚力的价值根源，是民族发展繁荣的强大精神动力，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

1.价值观念与规范系统是民族形成并凝聚的共同文化心理基础

何谓民族？一般来说是指具有相似属性的人群集合的专称。斯大林对“民族”有一经典表述：“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8}从这个定义中我们看到，“民族”的概念包括了“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等四个核心要素。我们将前三者可以看作是构成民族的“显性”要素，体现了一个族群成员构成一个民族的物质性依附关系；
我们将“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看作构成一个真实民族“隐性”深层要素。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它标识了一个族群的精神气质。换言之，它是一个族群在文化价值观念上所达到的共识，这种文化价值观念上的共识是一个民族之为一个民族的“精神”和“灵魂”。中国自古以来就注重族群文化心理的同一性，《左传·成公四年》称“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中华民族只有“同心同德”而不会“离心离德”，才会“心心相印”“齐心协力”“万众一心”“天下一家”“中国一人”。伦理价值认同正是一个民族能否自立和存续的黏合剂。孙中山在《三民主义·民族主义》中指出：“我们现在要恢复民族的地位，除了大家联合起来做成一个国族团体以外，就要把固有的旧道德先恢复起来。有了固有的道德，然后固有的民族地位才可以图恢复。”“旧道德”就是历史上存在并延续至今的传统美德，这是凝聚中华民族、恢复民族地位的精神力量。文化自信的增强，在今天尤其要注重传统美德对凝聚价值共识，培育民族精神的重要意义。endprint

2.传统美德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永续发展的不竭精神动力

《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中是这样概括中华美德的核心内容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丰富的道德理念和规范，如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意识，精忠报国、振兴中华的爱国情怀，崇德向善、见贤思齐的社会风气，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荣辱观念，体现着评判是非曲直的价值标准，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中国人的行为方式。”这从四个方面提炼了中华传统美德的重要内涵：第一个方面，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意识，就是传统美德中的“义”德，是以浩然正气肩负国家民族大义的道德使命感。第二个方面就是传统的“忠”德，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爱国主义传统。忠是危难之际“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对族群、国家展现的忠诚，也是和平年代忠于职守，敬于职事的爱岗敬业精神。忠义精神是中华民族发展兴旺的不竭精神动力，也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核心要素。第三个方面就是前面曾经讲到的以道德为核心和特色的中华文化精神，培育出了崇德向善、见贤思齐的社会风尚和集体良知。第四个方面就是经过历史长河的积淀，在宋代形成的并被老百姓所践行的“宋代八德”，分别是中国人在家庭、社会、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价值观念、是非标准和行为规范。这种崇德向善的价值精神和伦理规范，为民族与社会、国家的和谐、进步、繁荣发挥着重要的动力和凝聚作用。塑造了中国人民独特的崇德向善、注重秩序与和谐的生活方式。只要中华民族一代接着一代追求真善美的道德境界，我们的民族就永远健康向上、永远充满希望。

3.民族文化中的价值观念规范系统是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

如何概括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张岱年先生将“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视为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中华民族是一个由多民族所构成的文化共同体，因此更需要以民族精神作为民族的黏合剂和凝聚力。在当代中国社会，正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大潮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无论如何概括我们的民族精神，中国文化所蕴育的上述价值观念与道德规范都是我们民族精神的核心内涵和集中体现。上述如自强不息、勤劳勇敢、爱国主义、义以为上、和而不同、和平主义、崇德向善、团结统一，这些都是我们民族精神的核心意蕴。在培育当代民族精神的过程中，我们必须继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这些合理和优秀的价值观念、行为规范，并对之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从而振奋民族精神，提高民族向心力和凝聚力，以这样的文化自信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动力和保障。

四、赓续礼义精神，提高国民素质

文化培育人格，人格反作用于文化。一种真正的文化自信必须落实为国民的道德自觉与伦理自信。因此，自近代以来，对理想的公民人格的寻求成为普遍意识。有识之士认识到，“国之本在民”，国家的强盛与否与国民精神风貌息息相关。所谓“贫民无富国，弱民无强国，乱民无治国”{9}。严复首先提出“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国民性改造口号，号召破除“身奴”和“心奴”，使每个国民都成为自由平等的自治人格。后继者梁启超则全面提出了“新民”的时代课题，“故民智民力民德不进者，虽有英仁之君相，行一时之善政，移时而扫地以尽矣……故善治国者必先进化其民”{10}。将人的现代化与国家的现代化等量齐观，号召四万万人从“旁观者”自新自化为新民。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更是将“国民性改造”看作是完成文化启蒙的重要方面。然而，在“救亡压倒启蒙”的时代主题中，公民现代人格的塑造被不断延后。

国民是文化共同体中文明的传承者和文化的传播者，是文化的载体和道德的主体。国民身上的精神品格是对文化自信和伦理自信的最好诠释。无论是在世界舞台上的价值观自信，还是对本民族精神的伦理自觉，都要落实到国民道德品质的养成上。这个层面的伦理自觉，既是国民精神的伦理自觉，也是公民个体德性的伦理自觉。前者是拥有什么样国民公德的自觉，后者是公民个体成就自身德性的自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国民提出“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基本公德要求，从本质上讲是对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文化的伦理自觉。

与此同时，公民道德建设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还应该传承‘礼仪之邦的道德文化传统，赓续中华文化的优秀道德品质，确立以中国优秀传统道德为根基的核心价值导向，全面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应该认识到仁、义、礼、智、信、孝、忠、温、良、恭、俭、让、廉、耻等古典道德品格非但不与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现代国民精神相异趣，相反，前者是现代国民德性生成的深厚土壤。作为文化的载体和伦理的主体，国民的文化素养和道德品质是衡量文化软实力，表征国家文化形象的重要向度。如何塑造和引导国民成为既有传统美德的个体，又具有现代国民精神的公民是实现伦理自觉的重要环节。

辜鸿铭认为，中国人有中国人独特的精神气质，这种“中国人的精神”使得中国人区别于任何其他民族，特别是欧美人。他认为真正的中国人“没有冷酷、过激、粗野和暴力”，“用一个词可以把典型的中国人所给你们留下的印象归纳出来，就是‘温良（gentle）……在真正的中国型人之中，你能发现一种温和平静、稳重节制、从容练达的品质……”{11} 贺麟心目中的理想国民是具有“儒者气象”的国民，“使每个中国人都具有典型的中国人气味，都能代表一点纯粹的中国文化，也就是希望每个人都有一点儒者气象……”{12}简言之，是既有学问技能又具有道德修养的人。内有和悦的心情，外有整齐的品节的国民。也就是说，中华民族整体道德素质的提高，要以我们自古以来就具有的崇德向善的道德文化和人格理想作为价值资源，用传统美德培育一代现代公民。

另外，传统礼义精神也是公民德性生成的重要文化资源。在守法、诚信等基本的公民品德之外，要培养君子人格。现代公民不但是一个遵纪守法的人，而且也需傳承并体现着自身民族文化精神的道德品质，使其在成为合格的现代公民的同时，又成为带有自身文化印记，体现本民族独特优秀品质的道德主体，即公民人格与君子人格的统一，这应是现代国民德性培育的终极目标。总而言之，使每个中国人成为具有内有仁爱意识、外有礼让品格，质言之，成为礼仪之邦之礼义精神的载体，在国际交往中树立中国人的良好形象，体现礼仪之邦的文明风范，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尊重与爱戴，形成中华民族的集体自尊，这才是真正的文化自信、族群自信和人格自信，也才真正是更基本、更深层、更有力量的自信。

注释：

{1}习近平谈文化自信[N].人民日报（海外版）， 2016-

07-13.

{2}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27.

{3}韦政通.中国文化概论[M].长沙：岳麓书社，2003：58.

{4}{5}习近平.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演讲[N].光明日报，2017-01-20.

{6}[英]罗素.中国问题[M].上海：学术出版社，1996：154.

{7}钱穆.民族与文化[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2：7.

{8}斯大林选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64.

{9}严复集（第1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6：25.

{10}梁启超全集（第1卷）[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340.

{11}辜鸿铭.东方智慧——辜鸿铭随笔[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10.

{12}贺麟.文化与人生[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18.

责任编辑：周青

（本文发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杂志2017年第1期）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