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粮长”是怎么成为瘟神岗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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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狮子
大 明洪武四年（1371年）九月，明太祖朱元璋颁布了《蠲两浙秋粮诏》，捣鼓出了个“粮长制”。国家不再派官吏收粮，而把征缴重任交给各村德高望重的村民，是为粮长。“其中田土多者为粮长，督其乡之赋税。”粮长制度首先在浙江实施，后来推行全国，成为了明朝的一项重要制度。
朱元璋为什么要搞粮长制呢？他自己在诏书中说得明白，“兼以贪官污吏害民肥己四载于兹，朕深悯焉”。本来朝廷各种杂税就压得百姓喘不过气，官吏们又借着征粮中饱私囊。贫苦农民出身的朱元璋，出于爱护百姓的目的，让民间自己收税。朱元璋以为，大家乡里乡亲的，都是自己人，自己人给自己人收税，不会太为难。
同时搞粮长制还有个好处，就是减少了公务员配额，给国家节省开支。朱元璋说，原来要养一二十个人才能办好的差事，现在只要两个人，省人又省力。就这样，粮长制推而广之。
大有油水的明初粮长
大概是要产粮大户多承担社会责任的缘由，“田土多者”为粮长，粮长职位落到了地主乡绅的手上。地主乡绅，本来就是掌握相当社会资源的人，再坐上了粮长，有了征粮的权力，可谓是如虎添翼。
首先可以借着做粮长中饱私囊。粮长的主要职责是粮税的催征、经收、解运。粮长先要领到官府的勘合，之后按照要求给里长下达征粮指标，然后里长再把任务布置给甲长，甲长再挨户征粮。甲长收到粮食之后，再汇总给里长，里长汇总给粮长，粮长清点汇总完成之后，还要负责押运至指定地点，才算完差。这其中可以通过各种方法巧立名目，营私舞弊，获取暴利。
洪武年间，有个粮长叫邾阿乃，他巧立名目，搞出了一大堆名堂：什么收舡脚米、车脚钱、脱夫钱、造册钱、粮局知房钱等等。朝廷给他的收税定额只有一万石大米，结果这厮收了三万两千石大米，一万一千一百贯铜钱，多余部分全部进了自己的腰包。又有嘉定县粮长金仲芳等人，私自附加了十八项税种，捞得盆满钵满。朱元璋治贪甚严，粮长腐败者，都会剥皮楦草。但是，在这严刑峻法之下，仍有不少人铤而走险，可以见得其中的油水有多诱人。
粮长除了收粮的主业之外，朝廷还会给他摊派一些别的任务。比如参与清查核实土地、编制鱼鳞图册、带领民众开垦荒地，还有对乡里百姓进行“道德劝化”，甚至参加司法诉讼，做“陪审员”。这些职位都大有油水，即使没有油水，也可以对百姓呼来唤去，好不威风。
粮长还享有不少政治特权。比如粮长犯了一些罪可以罪减一等，乃至花钱免刑。《明实录》载：“洪武八年十二月癸巳，上谕御史台曰：‘比设粮长，令其掌牧民租，免有司科扰之弊，于民甚便。自今粮长有杂犯死罪及流、徙者，止杖之，免其输作。御史台臣言：‘粮长有犯，许纳钞赎罪。制可。”这里的犯罪不包括以权谋私、贪赃枉法这些职务犯罪，只能赎免“杂犯”，但也是高人一等的。
粮长每一年还要由官员带领，送到京城“验明正身”，然后朝拜皇帝。乡下的土财主能见到皇帝，可谓荣幸之至，可以吹上一辈子的牛。这时，皇帝看了官员对粮长的考核报告之后，还会对优秀的粮长给予赏赐，有的直接封官。如浙江乌程人严震直，原先就是个粮长，进京述职时，朱元璋说他办得好，直接给了他个正五品的通政司参议。
明朝初年的粮长可谓是有权有势。自然是好差事，人人爱当，人人想当，当上的不会让给别家，希望自己子子孙孙做下去。所以粮长早期都是“永充”的。
中晚明“避粮长之役，甚于谪戍”
但是，到了明后期，做粮长却又变成了另外一回事。
明顾元庆《夷白斋诗话》中说，常熟有个暴发户，买了一大片田。这时来了一个道士找他化缘。土豪不肯给，道士就在他家墙上题了一首诗：“多买田庄笑汝痴，解头粮长后边随。看他耕种几年去，交付儿孙卖与谁？”你现在买田买地一个得瑟劲，以后做了粮长有你哭的时候。当时吴中人“畏（粮长）役如畏死”，宁死不做粮长。
晚明朱国桢的《涌幢小品》上说，“民避粮长之役，甚于谪戍”，还讲了个故事。长洲知县郭波和退休的老尚书刘缨有隙，于是就给刘缨家里的七口人安排上了粮长，老尚书知道后，居然活活被气死。
从人人趋之若鹜，到躲瘟神似地躲粮长，其中究竟发生了什么呢？首先，是明代土地的不断兼并，贫富两极分化，但权贵有办法避税，导致公粮难收。
明朝养了一堆王爷，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大朱”生“小朱”，“朱”越来越多，皇帝都赠送土地。万历皇帝赏赐他的宝贝儿子福王，一次就赐地五万亩。湖北的楚王，地多得连湖北全省都装不下了，陕西固原都是他家的地。官僚和大太监也占着手中的势力，不断地抢占土地。嘉靖朝内阁首辅徐阶，在他上海老家，就圈了十五万亩的地。这些权贵享有各种政治特权，可以减免赋税，甚至不必纳税。或者权势遮天，地方官府不敢收他们家的税。
乡间的普通地主，或买或抢，地也越来越多，他们虽然没有免税特权，但是他们却想着办法偷税漏税。办法就是勾结官府，搞“飞洒”“诡寄”，把自己家的地产登记到别人家名下，把税给逃掉。
就这样，富的人越来越富，穷的人越来越穷，可是富人不必纳税或不肯纳税，穷光蛋又交不起税。而且明中叶后，南倭北虏，后面又是女真兴起、农民起义，朝廷需要粮食，需要钱，财政需求总额不降反升。粮长的任务指标加重，却没有办法完成，不少人只好倒贴自己的家产來应付。于是如朱国桢所说，“家有千金之产，当一年（粮长）即为乞丐矣，家有壮丁十余，当一年即为乞丐矣”。做粮长会做得倾家荡产，自然没人愿意做。
同时，粮长的特权逐渐缩小。粮长开始时，统筹十里八乡粮食征收，权力很大，也有很多弊端。后来朝廷就把粮长职权给拆分了，有“催办粮长”“兑收粮长”和“长运粮长”，由一人包揽，变成数人乃至数十人分工。互相制约，互相监督，自然不好再伸手乱来了。明成祖以后，粮长定期入京述职面圣的制度也逐渐废弛，做粮长见到皇帝被夸奖授官的机会也没有了。
做粮长要赔钱，权力也小，原先乡里的土豪劣绅自然不用做这赔本买卖，就互相把粮长差事推来推去，粮长由几家大户轮流来当。粮长也就由原来的“永充”变成了“轮充”。后来又变成了全村人都要分摊的“朋充”。“朋充”的粮长就连小户人家也要做。让杨白劳找黄世仁收税，哪里收得动？于是粮长纷纷“告脱”，跑路去了。
朝廷也针对粮长的跑路，做了一些改革。张居正新政，搞“一条鞭法”，丁粮折成田税，田赋折成白银。一些地方，裁撤粮区，由里长收税。一些地方叫百姓自己交给官府，又变成官吏收税。一些地方粮长只管收不管运，或只运银不收粮。粮长人数、差事逐渐减少。粮长制也逐渐走到了历史的尽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