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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以鬯对小小说文体审美空间的拓展

    时间:2020-12-31 04:23:28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达达文档网手机站

    “不写近三四十年的香港文学史则已,要写便须要先着力写好刘以鬯(1918—)这一笔。”1987年5月,香港学者黄继持先生(1938—2002)在《“刘以鬯论”引耑》中如是说。……刘先生自1936年5月10日,发表小说处女作《安娜·芙洛斯基》开始,直至新世纪初叶近七十年间,有六七千万言笔耕不辍的成果披露于報刊,从中先后结集的三百余万言著作,包括了小说、散文和评论,逾四十种(译作除外),有些被译为英、法、意、法兰德斯、日、韩等国语言,夯实了作者在现代香港文坛上的地位,使任何一位研究香港文学的人,都无法从他身边绕过。刘以鬯:《迷楼》,第1页,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9。

    ——摘自《迷楼》之“编者的话”

    刘以鬯这个名字可能并不为现在的人熟知,但如果提到他的《对倒》《酒徒》分别启发了王家卫拍出电影《花样年华》《2046》的话,大家的脸上多会立即显出熟悉而亲近的神色。刘以鬯先生的小说作品中有一部分相当精彩的小小说,其中的有些篇什神乎其技,却非刻意雕凿,而是发于慈心,是人生修为的体现,极大拓展了小小说文体的审美空间。关于小小说,冯骥才先生这样说过:“我认为中国的小说大厦,是靠四个柱子支撑起来的,一个是长篇的柱子,一个是中篇的柱子,一个是短篇的柱子,一个就是小小说的柱子。”秦俑:《一个人的文化理想》,第288页,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2009。小小说作为独立的文体被规范,被倡导已近40年,当下的小小说创作在某种程度上出现了思维僵化、文本模式化的迹象。在这个节点上,来探讨刘以鬯先生的小小说,有其现实意义。

    庚子金鼠之年的初夏,较往年这个时节更为透明、翠绿。初夏的美丽,是可以提亮生命的。如此起兴,是想表达自己遇到刘以鬯先生小小说时的幸运之感。幸运之感来自两个方面:一则作为小小说编辑,遇到刘以鬯的小小说作品本身就是幸事;二则属于我个人的幸运则是,我没有在更年轻的时候里遇到刘以鬯的小小说。对文学作品的认识,除了智识上的禀赋悟性,有些层面上真的是需要年龄来加持的。比如,读了几遍《红楼梦》,直到近年在蒋勋先生的点拨下,才凝神闭唇地意识到《红楼梦》所有感情因缘中,对我终极的启发竟然是来自尤三姐和柳湘莲:情的相遇在于度与被度,而不在于缠绵厮守。而在年轻时读二尤章节,历来不喜欢,总是草草翻过,一心扑在宝黛身上。待明了了三姐被湘莲度后的空明冷静,再看宝黛的眼泪,就有了学弟学妹稚嫩的相影。可见,不同年龄阅读所获得的区别有多么大。早些年,在编辑部里,不是没人提到刘以鬯,不是没有接触他的小小说作品,但是过了耳过了眼,都没留住。现如今,就着窗外亮闪闪的梧桐树叶,静着心读,读到喜悦之处,竟然会生出一份妄念:刘先生,人中瑞者,仙逝于百岁,其精神自然通灵,想是体谅我做小小说编辑20余年的苦劳,特意安排我在过了人生的盛夏时节之后再次遇到他的小小说,方不辜负那些文字。

    “不写近三四十年的香港文学史则已,要写便须要先着力写好刘以鬯(1918—)这一笔。”在我看来,这句话就是拜访刘府先要面对的府门。此门端严庄重,我想,刘先生给我留有刘府东南角的偏门,我从那里进,可与老先生静静私晤,专心畅谈他的小小说。

    “崔莺莺与张君瑞”,在键盘上敲出这个篇名,我起身到书架前,抽出一本河南文艺出版社版的“元曲名家精品类编”《愿有情人都成眷属:王实甫卷》,信手翻看。多年来,我读小小说养成一个习惯,与作品题目和文中地名、风俗等等相关的资料,能找来的就先找来看看。为什么呢?小小说篇幅短小,体量有限,若想把一篇小小说读厚了读丰饶了,如此多做周边工作是有益的,也会得到一些额外的阅读奖励。王实甫的文风美,美到什么程度?可令“士林中等辈伏低”。

    朱捷:《愿有情人都成眷属:王实甫卷》前言,第3页,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2006。

    不要小看了“伏低”二字,伏低是没了相争之意,冷了嫉妒之心。嫉妒之箭是有射程的,只射和自己相近者,对比自己高出太多者,也就埋首“伏低”了。由此可见,《西厢记》该有多美。随翻随阅:“花落水流红,闲愁万种,无语怨东风。”“万金宝剑藏秋水,满马春愁压绣鞍。”可不是黛玉所感的“词藻警人,馀香满口”吗!美成这样,刘先生再来演绎崔张恋,该怎么办呢?他开篇就让张君瑞连打两个哈欠。书生打哈欠,我觉得陌生,可是你且打吧。接着,他让崔莺莺也同样打了两个哈欠。我看戏不多,没见戏文里的小姐打哈欠,别说戏文里的,就是大观园里的姐姐妹妹,也没见谁打哈欠的。可见,打哈欠是文字世界里“小姐”不常有的动作。惊人的动作还在后面:崔莺莺“拨转身,冉冉走去床边,一屁股坐在床沿,将左腿搁在右腿,脱去左脚的绣花鞋;然后将右腿搁在左腿上,脱去右脚的绣花鞋。”③ 刘以鬯:《迷楼》,第255页,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9。

    “崔莺莺用纤纤玉指脱去衣服,那雪白粉嫩的胴体,立刻发出一种迷人的香味。”

    ③既然戏文中娴雅雍容的崔莺莺会用那么泼辣的动作脱去绣花鞋,那么她沉迷于自己雪白粉嫩的胴体,我们也就接受了。至此,我已经明白,刘先生在创造属于他自己的崔莺莺。崔莺莺在我的阅读经验里终于不再是那个绫罗绸缎裹体、金簪玉翠满头,胭脂香粉扑面的崔莺莺。是的,我用了“终于”。原因是,戏文里的崔莺莺让我“无所感”,也就是说,这个人物在过耳戏文中并没有真实地触动过我。我把这归于时代的隔膜,也许并不太算是强词夺理。刘先生的崔莺莺仅是为了从人物形象上进行颠覆吗?刘先生的创作追求是“与众不同”“有所发现”,“与众不同”是形式,“有所发现”则是意义。《崔莺莺与张君瑞》的意义在于它让中国重要的文学人物崔莺莺鲜活在了当下世界,让当世的人理解她“不可告人的念头”。崔莺莺心里想着的“牡丹怎样沾了露水而盛开”,是过去的人、现在的人和未来的人要想的,也是植物要想的,更是所有生命都要想的。崔莺莺在刘先生的笔下走出元朝相府,温热可感,可亲可近。

    《崔莺莺与张君瑞》在说人类的原动力——美好的青春人物的欲望。接下来的《蛇》《蜘蛛精》也在讲欲望,不过是以不同角色不同角度丰富了众生相。

    《蛇》文中,许仙面对欲望是且信且疑,且迎且杀。蛇的阴影与威胁总在许仙心情大喜时出现,让他这一生都不得真正长久的安宁。所以,我觉得刘先生在《蛇》里并不是仅仅安心于写许仙的爱情,他透过许仙在写人类有史以来的种种境况。“蛇”其实是一个巨大的暗喻。第一节里,许仙捉到蟋蟀,“喜悦似浪潮”时,被蛇咬了,从此怕见粗麻绳、长布带之类的东西。刘先生其实可以先写许仙被蛇咬,然后留下疤。可是他开篇提笔就写“许仙右腿有个疤”,这个“疤”,在“修哲学出身”的刘先生心里,应该是“原罪”的符号。而蛇,在东西方哲学里,都是“欲望”的符号。第四节里,白素贞轻轻一句“我已有了”,“许仙喜得纵身跃起”。第四节文字在这一句上戛然而止。第五节开篇就是许仙再遇蛇。欲望总是在威胁人的喜悦与安宁;而人,面对自己的欲望,总是不能淡定自若,也就是说人总是不能毫无挂碍地享受自己的欲望。白素贞是白蛇,是欲望的实体。“白素贞的体贴引起他的怀疑。他不相信世间会有十全十美的女人。”他试探,他求助于佛门。这过程,多像世界各地人类的缩影。

    当代作家评论 2020年第5期

    《蛇》的结尾非常美,是那种广阔自如的文学的美:

    许仙走去金山寺,找法海和尚。知客僧说:“法海方丈已于上月圆寂。”许仙说:“前日还在街上遇见他。”知客僧说:“你遇到的,一定是另外一个和尚。”

    ② 刘以鬯:《迷楼》,第265、274頁,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9。

    《蛇》的结尾也是大胆的,它的大胆之处在于,作者明知法海的那段水漫金山有多么深入人心,可他还是干净利索地让法海方丈圆寂了。这样的处理,让我再一次肯定刘先生是把《蛇》当作人类寓言来写的,所以他无意于写法海与白素贞的斗法。甚至,我们会发现,除了许仙的欲望与恐惧,文中的人物都被虚化了,被虚化最厉害的可能就是白素贞。或者,我们由此可以读出另一种暗喻,欲望本身是无辜的,而人心才是真正复杂的。

    《蜘蛛精》里,谁被肉身的欲望挟控了呢?是唐僧。行文中标点失控遁飞的情状,恰是唐僧被欲望挟控守心不得的写照。读着唐僧心中那一串串的“阿弥陀佛”,突然就想起多年前的一个夜晚,三两个女友在聊天,说起她们各自挣得第一桶金的经历,我坐听。她们说的时候,场面很是热闹,大家都很开心。深夜回到家里,我才蓦然觉出,她们挣来的每一笔钱都真的是在刀尖上跳舞,从火焰中取栗。这时在唐僧的一声声佛号里想起她们,是因为突然间明白:在佛门中修行空去欲望,其实和在红尘中争取名利是一样艰难,一样面临危险的。蜘蛛精的欲取、唐僧的欲守,不都是拼尽了全力吗?

    对唐僧这一汉语世界里又一重要的文学形象,《蜘蛛精》中的表现,无疑又是“与众不同”。我在想,与众不同的崔莺莺、唐僧为什么没有料峭冷僻之感?相反,与众不同的她(他)们,深深打动我们并让我们心生亲近。那是因为刘先生的与众不同,其实是对生命满是诚意的回归与正视,这种诚意需要强大的内心为砥柱,需要高级的人生素养来实现。

    《他的梦和他的梦》是篇很文艺的小小说,写了文艺家与文艺作品。重点在结尾,曹霑的灵魂走入高鹗的梦境,“翻开程伟元刊行的一百二十回《红楼梦》,指着后四十回,大发雷霆:‘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

    ②这是刘先生想要说的话,是他对《红楼梦》后40回的发言。这个发言,其实存在于我们很多人心中。他替我们大发雷霆,我们感谢他。但是,刘先生虽说用了“雷霆”之语,内心对高鹗其实还是蛮体贴的,他明白一个人的作品就是一个人的生命本身、人生经历本身,有了藏不住,没有做不出来。这种境界,也是出于刘先生的同体之心。

    《移居香港后》是我真正意义上阅读刘先生小小说的开端。当时拿到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迷楼》,先翻到小小说那一辑,想一睹刘先生小小说风貌为快。我个人的阅读体验中曾有过那样一次经历,即读《追忆似水年华》时,有段文字如附体般打开了我童年某个瞬间的记忆,当时阅读快感通过脊椎骨传散而出。这次读《移居香港后》,让我再次领会老祖宗的经验:喜则关心。我读这篇文章,读得心里发痒,手虽没有动,但“喜得抓耳挠腮”这个熟语在脑子里却是闪了又闪。如此的阅读喜悦,缘于《移居香港后》堪称神乎其技,它呈现了在技法上、在文学意境上,小小说所可能达到的更高境界。

    《移居香港后》的主人公是苏三和王金龙。王金龙也可以叫王京隆,刘先生选用“王金龙”就显出了高明:“金龙”二字显然比“京隆”跟香港这个地名更搭调。这样的细节之处,刘先生未必费了太多心思,信手拈来,体现出的是一种艺术感觉。小小说的难写之处,就在于因其短小所以处处不能有闪失,有了闪失,就无可遮护。

    玉堂春也就是苏三,跪过了三堂会审,就到了现代的香港。此番叙述,作者毫无犹疑黏滞之态。很多小小说作者一旦触及时空跨越,就担心自己交代不清楚,行文中就要左顾右盼。看看刘先生,就知道不必这样,由着心底的那股子真气去写,读者没有不理解的。这玉堂春一路从明朝走来,心性一点没变,只惦念着“郎呀!咱们俩是一条心”。王金龙也没变,照样是“脚头子不稳”。几百年走来,没改变的事,就是死路一条了,自杀与被杀似乎已成他们各自的宿命。苏三给王金龙下了药,苏三意欲自杀。至此,由古以来,女子的痴心浓重如春海、嗔心跳荡如烈焰描画完毕。痴心、嗔心皆为地狱之门,苏三一路女子,就没有出路了吗?在这当口儿,《移居香港后》显出了小小说这一文体被世间看官称道的看家本领:尺幅千里,波澜诡谲。曼丽带着警察和护士来了。曼丽是王金龙“脚头不稳”时“走过”的女子,曼丽是苏三的镜像。曼丽欲药杀王金龙在前,如今良心发现来救他。她代表的是苏三们的忏悔之心。没有罪过不可以通过忏悔而得清净。曼丽杀金龙,是因为“他不愿做对不起妻子的事”。苏三的泪水与绝命行为原本起于颠倒的梦想。

    波澜已起,高峰迭现,至此收笔,依然是好了。若就此收手,就不是刘先生了。文章的结尾,他让苏三坐在医院的长椅上暗忖:“这世界可真奇怪,当年我没有毒死沈延龄,倒吃了几年官司;现在我亲手下了毒,却连半个罪名都没有。这究竟是什么世道?”②③ 刘以鬯:《迷楼》,第280-281、293、295-296页,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9。这样的结尾,在形式上让文章经过波澜、高峰之后,转回了雍容气象,也是为文者的大家气象。这样的结尾,把文本的文学意义向更深更广处拓展:世道再广,难比人心之阔;世道再险,在修哲学出身的刘先生看来,皆不出因果之律。

    《情侣》讲了一个食客听来的故事:男的得知女友患了绝症,为她在餐馆一次付清了五年的晚餐费,然后跳海自尽。女友不知情,每晚去餐馆等。女的死后,餐馆信守五年之约,每晚在固定的空座位上布上两客晚餐。作品显然在营构上下了力气,而且是笨重的力气。只有这样的笨重之力,才可以压得住当下人们面对爱情时那飘忽不定的心,才可以让人们停住那不太稳定的脚步,坐下来再一次相信爱情。放在现当代爱情小小说中来看,《情侣》可视为源,有一批爱情小小说可视为其流。

    《马场奇遇》里,落魄的文人赌马,得女子指点而赢钱,女子对他说:“你赢的仅仅是我的施舍而已。”

    ②该文落脚在“施舍”上,我第一遍读出了“奇遇”,但我不甘心——作者费那么多笔墨,而且那笔墨堪称细腻,就是在给我讲一个奇遇的故事吗?再读,我读出了“命运”,得得失失背后的命运之手,它以“一个女子的施舍”为面目,出现在人间。

    《秋》,是恋人间的追忆,它很有些奇怪地让我看到了英格玛·伯格曼导演的电影《呼喊与细语》的水中倒影。《呼喊与细语》影响文学创作的经典作品是余华的《在细雨中呼喊》。在千余字的《秋》中,能感受出那部经典电影的意境,也很难得的是小小说文体的造化之功。《秋》中的一个句子,我不能不提,因为它让人过目不忘,心旌荡漾:“远眺太阳的手指拨弄海水。”

    ③这绝非一个叙述句,这是一个有黄金质感的诗句,它照亮全篇,提升全篇。

    刘先生的小小说中有相当一部分描画的是香港生活图景,这也是刘先生的人间情味之所在。其中我偏爱《十年》:十年间,司徒植与毕绣英夫妇租过两处房子,分别是周太的、孟太的,两下都没有结下良善缘分;十年后,他们夫妇买下了孟太的房子,周太成了他们的租户。如此,《十年》容易被解读成报应之作,但这种解读显得生硬了。值得注意的有两个地方:一是绣英遭周太厉声责骂,要求司徒植搬家,司徒植不为所动;司徒植受到周太不太严厉的责备后就立即搬走了。二是清贫的绣英受不得孟太奢侈作派的阴影笼罩,要求搬家,司徒植不赞成;司徒植听了一句孟太嘲讽他们清贫的话语,就立即决定搬走了。这两处,仅是在推动情节发展吗?不仅仅。它们是在提醒我们,即使是夫妻之间也是缺乏同体之感同情之心的,除非自己亲受,否则不会主动考虑对方。主动考虑对方、感同身受就是慈悲心一脉。夫妇之间尚缺失慈悲之心,包租婆与租客之间缺失慈悲心也就不奇怪了,这两者没有质的区别,只有程度的深浅不一。《十年》由夫妻、包租婆与租客说开去,其实说的是人与人之间的普遍状况,提醒的是人与人之间要有同情之心,要互存慈悲心。周太、孟太当年是存心要伤害那对年轻夫妇吗?未必,只是没有同情之心而已。所以,我觉得刘先生在《十年》里不是在说冰冷的报应,而是在讲温暖的慈爱,在寄望于司徒夫妇换一种态度对待入租的周太。

    刘先生的《对倒》《酒徒》启发王家卫拍出了电影《花样年华》《2046》,是“文藝越界”的美谈。香港的电影,多以一股“气”在支撑,多靠一股“气”荡人心神。刘先生的文字里有一股子浩荡的人生底气,他的小说“越界”电影,再自然不过。我读刘先生小小说的最大感受就是:神乎其技,发于慈心。所有的技,都是由心托着的,心越慈悲,其技越高。感激刘先生对小小说文体的贡献,祈愿他的灵魂安息且喜悦。

    【作者简介】王彦艳,《百花园》杂志副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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