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文选》评点的绝唱：黄稚荃《文选颜鲍谢诗评补》述论*

孔令刚　郭岩岩

摘  要：黄稚荃是民国时期巴蜀才女，其《文选颜鲍谢诗评补》是民国《文选》评点的代表和传统文选学趋于晚期之际的重要成果。与方回《文选颜鲍谢诗评》一始一终，是整个《文选》评点史的起点和终点。黄稚荃在方评的基础上以“稚荃按”的形式进行补评，补评既有个人评语，又征引诸家，融自评与集评于一身。坚持“正情”、自然的评点标准和知人论世、“斟百倡一”的评点方法，在民国文选学史、《文选》评点史、现代女性文学批评史、民国旧体诗研究等方面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和文献价值。

关键词：文选学;民国;巴蜀;评点;黄稚荃

宋末元初之际，方回撰《文选颜鲍谢诗评》，选取《文选》中颜鲍谢三姓七家105首五言诗一一评骘，是第一部专书形式的《文选》评点之作。自此以后，评点一途开始进入选学视野，成为明代选学的主流，有清一代仍持续发展。进入民国时期后，在新文化运动的冲击下，中国传统文学急遽崩塌，治学手段也由“中”到“西”，传统的文学批评模式开始向现代转变。评点这种中国典型的文学批评样式逐渐式微，而《文选》评点也随之走向没落，民国阶段可谓《文选》评点的晚期，是《文选》评点史的终结点。成书于1946年的《文选颜鲍谢诗评补》，既是民国文选学评点类著作的典型代表，也是整个《文选》评点史的收官之作。

当下学界对民国旧体文学的研究尚处于发轫阶段，民国文选学也是文选学史研究的薄弱环节，故学界对巴蜀才女黄稚荃及其《文选颜鲍谢诗评补》关注较少。目前有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对黄稚荃个人作品的清理。已出版有《稚荃三十以前诗》（成都茹古书局1942年）、《杜邻存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杜邻诗存》（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及《文选颜鲍谢诗评补》（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未出版者尚有《楚辞考异》等。二是对黄稚荃行年的简略排比。三是黄稚荃诗歌创作及诗学思想研究。强调兴观群怨与吟咏性情，追求情深高雅，反对规摹桎梏。诗歌创作深受杜甫影响，沉郁顿挫、兼容并蓄、炼字工稳、意境深远。对于其《文选颜鲍谢诗评补》这一选学专著，目前仅有林孔翼的简单点校影印出版，且更多的是出于保存黄氏书法真迹、展示其书法造诣的考虑。

一、创作缘起及成书过程

黄稚荃，又名黄先泽，别名杜邻，诗史书画皆有成就，时人誉之“四绝才女”。1908年出生于四川江安县，自称“余生六龄，庭闱教辨四声清浊，读唐宋人短篇诗。及长，就外傅优游文苑，涉猎四部典籍”{1}，自幼开始接受系统的古典文化教育，1925年考入国立成都高等师范国文系，1930年毕业。1931年春赴北平投考，结识著名学者黄节，为其学识折服，奉之为师。11月入北平师范大学研究院历史科攻读研究生，导师为选学大家高步瀛。1933年春因病回四川疗养，是冬病愈。此时河北省已被日本势力笼罩，故未再返校继续学业，旧日师友遂留其在成都教书。1934年春，在成都几所学校担任文学史、艺术文、国文、历史之类的钟点课。1935年5月与冷融成婚，后赴南京。1937年初携幼还乡，自此长期居蜀，曾在四川大学任教，与赵熙、向楚、朱青长、谢无量等巴蜀文人交游酬唱，探讨学术。

据黄稚荃所作《忆黄晦闻师》{1}及《文选颜鲍谢诗评补》之序言{2}，可大致推测出《文选颜鲍谢诗评补》的创作缘起及成书过程。1931年11月黄稚荃被北平師范大学录取，1932年春与黄节探讨研究计划，最初欲以刘师培《中古文学史》为纲撰写中古文学，黄节认为此题不易，建议以《文选颜鲍谢诗评补》为题。黄节认为《文选》诗以颜鲍谢为主，而方回之评太过疏略，大有补充之处。以此为题，则既可习其诗，又可借以为阅读他书之途径;补其评论，亦可以训练对诗、史事之认识，并以己抄自四库全书的《文选颜鲍谢诗评》授稚荃。此后，稚荃将四卷抄毕，原抄本送还，并翻检黄节家藏各家于《文选》之补注笺释及历代论诗之作，以及沈约、萧子显之书，得材料数百条，不足者更于北海图书馆③搜罗补苴。1933年还蜀后至1934年秋期间，进行过短暂的整理和研究工作，后役于人事，久搁弗阅。{4}直至1945年授八代诗于四川大学，重读颜谢诸篇，弥觉玄渊隽永，于是剪裁书抄，成《评补》四卷，最终于1946年成书。

二、融自评与集评于一身

黄稚荃在方评的基础上以“稚荃按”的形式进行补评，补评既有个人评语，又征引诸家，融自评与集评于一体。

（一）个人评语又可分为征实与课虚两类{5}。第一，征实部分以考证、注释为主，偶有训诂校勘。考证侧重在地理、作者及人物三个方面。考地理，既重篇名所涉地名，又重诗句所涉地名;既指出当今所在位置，又辅以相关典故。考作者，通过考证诗歌作者的行年经历和创作时的社会背景，来分析诗作者的思想变化，从而凸显诗歌意欲表达的思想感情。考人物，不仅有对诗歌所涉人物的考证，亦有对李善注所涉人物的考证。考证方式约有三种：

或直接提出己意予以考证。如评谢灵运《九日从宋公戏马台集送孔令诗》，黄稚荃直接提出观点：“《送孔令诗》当是十四年九月事。”考证曰：“《宋书》：‘义熙十二年，刘裕以平北将军，加中外大都督，六月发京师，九月次于彭城，平滑台，十月进军洛阳，围金镛，姚泓之弟姚光降，修复晋五陵，置守卫，乃进位相国，封十郡为宋公，宋台建。十三年九月，裕入长安。十四年正月，还至彭城，解严息甲。而谢灵运则于义熙十二年以黄门侍郎奉使慰劳裕于彭城。《撰征赋》序云：‘钩棘未曜，殒前禽于金镛，威弧始彀，走钑隼于滑台，曾不踰月，二方献捷。则灵运之抵彭城，必在十二年十月以后，在彭城居留颇久。《撰征赋》云：‘孟陬发节，雷隐龙蛰。又云：‘沂泗远兮清川急，秋冬近兮绪风袭。可作在彭城时序变迁之证。在彭城亦常游项王戏马台。《撰征赋》云：‘追项王之故台，迹霸楚之遗端。而未涉及送孔令，故知送孔令在十四年九月，裕由长安归来之后。”⑥

或以方评为据予以补充。如评谢灵运《从游京口北固应诏》，方回指出京口的地理位置：“《水经注》：京口，丹徒之西乡，西北有别岭入江，三面临水，髙十数丈，号曰北固，今镇江府犹有北固楼。”黄稚荃以之为据，并征引史书加以补充说明：“《南史》：梁萧正义为南徐州刺史，武帝幸朱方，正义修廨宇以待舆驾。初京口之西，有别岭入江，高数十丈，三面临水，号曰北固，蔡谟起楼其上，顶有小亭。帝幸，登望之，敕曰：此岭不足固守，然京口实乃壮观，改曰北顾。又《南徐志》：‘京口旧名须口，即西浦也。”{1}

或先集引各家观点，随后驳之，转而再提出不同观点。如评谢灵运《登石门最高顶》时对“石门”位置的考证，先列出王阮亭、吴翌凤、梁章钜等的“永嘉石门”说和“匡庐石门”说，再以洪容斋和黄晦闻的观点驳之，最后提出自己的观点和依据，认为题目所称“石门”乃是会稽罅山石门：“一据《游名山志》，二刘坦之说，三‘连岩觉路塞，密竹使径迷与四面高山，茂林修竹之语恰相合。会稽多竹，至今居人尚以竹为楼，并剖竹以代瓦。”{2}

注释方面，除了对字词基本含义的解释外，黄稚荃更注重对字词指代意义的阐释。如谢宣远《张子房诗》“力政吞九鼎，苛慝暴三殇”句中“力政”一词，李善认为其“谓秦也”，黄稚荃则认为“此明斥始皇。政，始皇名也，谓其取天下以力不以德，故曰力政”③。又如鲍明远《放歌行》“蓼虫避葵堇”句中“蓼虫”一词，方回认为《楚辞》有云：“蓼虫不徙乎葵藿”，故此处解为“性不迁也”。黄稚荃则从《楚辞》立意及《放歌行》意旨出发，“《楚辞》蓼虫不徙乎葵藿，盖言执德守道之士不暮膏腴。此诗盖以蓼虫兴起临路迟徊之君子，而鸡鸣洛城以下均为龌龊小人之言”，认为“蓼虫”指代执德守道之士。{4}

第二，课虚部分又可分为评人、评诗及论史。黄稚荃持儒家诗教观，重视诗人的品行、心性对诗歌创作的影响;评诗则从字句赏析、章法立意、谋篇布局等角度出发，在评价诗歌高下、价值的同时亦评点诗歌之妙;还着意点评诗歌创作的历史语境，阐发对诗学史的理解和认识。

评人善于对比。如评《北使洛》时，将颜延之与谢灵运进行对比。认为潘陆之后百年才得颜谢“龙章凤采、腾声蜚实于永、元、元嘉间”。两人在交往、经历上有共同点：均与庐陵王刘义真交好，刘裕北伐时都曾奉命出使，也都不得上意，遭遇贬谪。但除这些相同之外，两人不同之处更多：谢灵运出身豪门，性喜豪奢、恃才凌物，率性而行，气锐躁进，所交诸人皆“轻薄于书史”;而颜延之少时孤贫，却能居身清约、知雄守雌，淑身缮性，又与陶渊明气类同求，故而胸襟气魄上远超谢灵运，而正是由于此类气性上的不同导致两人政治结局迥异。{5}

点评句法章法，喜追源溯流。如评谢惠连《秋怀诗》“虽好相如达，不同长卿慢”句时，先追其源：“一人名字于骈骊文分用之，古人已有此格，如《焦氏易林》：‘申公颠倒，巫臣乱国。冯敬通《显志赋》：‘款子高于中野兮，遇伯成而定虑。又沈约《宋书·恩倖传序》：‘胡广累世农夫，伯始致位公相;黄宪牛医之子，叔度名动京师。皆此类也。”再举其流：“苏东坡《独乐园诗》：‘儿童诵君实，走卒知司马。盖仿效此等句法。”⑥

着重挖掘诗歌的存史价值，以诗证史。如评颜延之《五君咏》：“延之屏居里巷，不豫人间者七载。及刘湛诛，始起为始兴王濬后军谘议参军御史中丞。诗之忤时贾祸如此，诗之价值弥足珍也。”{7}认为诗歌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的贾祸酷烈，具备珍贵的史料价值。又如评谢宣远《于安城答灵运》：“今灵运集亦无赠宣远诗，《宋书·谢瞻传》亦不载出守安城事，得此可补史之阙文。”{1}认为以此诗所叙内容可补《宋书》未载谢瞻出守安城之阙。

评诗与论史相结合。如评谢灵运《从游京口北固应诏》，方回认为整首诗为应制之作，却有老庄放逸意旨，颇为矛盾。黄稚荃则分析了晋宋时期思想文化背景：“魏晋以还，儒家学说衰落，道家思想盛行。王何嵇阮之流，实开其端。一时名士，竞尚玄言。愚以为其因有二：一者权奸当政，故托此无为之旨，以避祸远嫌;一者两汉定儒家于一尊，物极必反，亦自然之势。殆东晋迄宋初，士大夫本无高蹈之心，不过貌袭风流，装点身份，灵运尤为巨擘。”进而指出此诗蕴含矛盾的具体原因：“此诗歌颂文帝之銮路出游，而曰‘事为名教用，道以神理超，皆心存权要，而语托旷达，代表之作其用黄帝汾水游，亦正以其事出《庄子》。”{2}黄稚荃所论持语简洁，虽尚有探讨空间，但将此诗置于思想文化史的背景下予以解读，显然对诗人及诗歌内容的理解和认知更加充分深刻。

（二）征引部分来源丰富。既引李善又引五臣等文选学家，又引其他论诗者，既引诗歌作者本人诗文，又引他人诗文。

李善注和五臣注是《文选》注释的两大丰碑，出于疏解史实、解析诗句的需要，黄稚荃在评点时多次引用。李善注胜在征引繁富，黄稚荃引用李善注主要用来交代成诗背景，考证名物地理，挖掘创作动机，追溯典故渊源，点明指代对象，串讲字义词义;而五臣注长于疏通文意，黄稚荃引用五臣注主要用来晓明诗歌意旨，疏解诗句意蕴。

黄稚荃所引他评，上至齐梁时期的王僧虔、钟嵘，下至晚清的陈仅、曾国藩，共有35人124条，以清人居多。其中以选学名家者，约有明之孙鑛、刘履，清之何焯、张云璈、梁章钜、许巽行、朱珔、胡绍煐、孙人龙、吴淇。他如洪迈、王楙、王世贞、陈祚明、顾炎武、王夫之、沈德潜等人，在选本及诗话方面均卓有胜名。所引各家评语，主要用来阐释诗人创作风格特征，探讨诗歌蕴含的思想情绪，评析诗歌意旨、文法句式和篇章结构，考校名物地理，剖析字词含义和指代对象。在所引诸家中，以刘履《选诗补注》、张云璈《选学胶言》及吴淇《六朝选诗定论》三书最多，约占总数的三分之一。值得关注的是，对《孙月峰先生评文选》和何焯《义门读书记》这两部评点名著，黄稚荃征引不多，或许两著已为熟知，无引用之必要;或许对兩著之评点心存异议。

在集引方面，《文选颜鲍谢诗评补》有两个特色，一是引用诗歌作者本人的其他诗文用来解诗评诗。如引谢灵运《山居赋》来揭示《石壁精舍还湖中作》所蕴含的情感思绪;引谢朓《晚登三山还望京邑》来对比《休沐重还道中》创作水准之高下;引鲍照《蜀四贤咏》来评析《咏史诗》的创作意旨。二是引所评三姓七家诗人之作进行互评。如引谢灵运《山居赋》评谢惠连《泛湖归出楼中望月》;引谢朓《八公山诗》评谢灵运《从游京口北固应诏》;引谢惠连《出楼中望月》评谢灵运《酬从弟惠连》等等。

三、正情、自然的点评标准

在评点标准上，黄稚荃一是要求“正情”，二是追求自然。

所谓“正”，即是诗人的品性正，诗作的品格正，立意要高深，以诗人品格论诗，看重诗作感物吟志的功能。如评谢瞻《九日从宋公戏马台集送孔令诗》“似瞻于群从中较为廉退，然亦颂逾其分”③。评谢灵运《九日从宋公戏马台集送孔令诗》“灵运未必心忘晋室，特以急于给纳，故不惜作此忘君邀宠之言”{4}。

所谓“情”，即是讲究才情、真情、深情。强调诗歌要情景相融，情动于中，抒发真情实感，力求才情高显，情怀深远。以“情”评诗是黄稚荃诗歌评点的显著特点。如评颜延年《还至梁城作》“此章致慨乎乔木丘陇，此三百篇中黍离之遗响也”{5}，认为作者在诗中流露出对国家破败的痛惜，这种忧国忧民的情怀使得本诗立意高深。评颜延之《五君咏》“自秀于他作，其故无他，盖诗中有延之自己之生命与感情在也”{1}。评谢灵运《登池上楼》“此诗情深词密，怨而不怒，通首皆佳”{2}。评谢灵运《石壁精舍还湖中作》“想见此公弃官归来，以禅悦自适之豪情胜概”③。评谢灵运《庐陵王墓下作》“沉哀巨痛，发而为言，极苍凉迥荡之情，为谢诗中第一等之作”{4}。评谢朓《京路夜发》“写拂晓行旅，情景绝佳”{5}。黄稚荃认为，不管是忧情、怨情，还是豪情、苍情，只要是情动于中，是个人真实感情的投射，即为佳作。褒扬批判，一归于“情”。如评谢惠连《捣衣诗》“此诗之拙在情与景分为两截，不能作景中情语”⑥。评颜延年《应诏观北湖田收一首》“古来应制诗大抵都如此，盖非情动于中之作”{7}。评谢玄晖《直中书省》“殊不贴切，徒觉其娇揉作态也”{8}。

二是追求自然。以诗风自然为上，反对一味的拟古傚古。不管西方还是东方，“自然”都是艺术审美的重要标准和原则。康德认为“自然是美的，如果它看上去同时像是艺术;而艺术只有当我们意识到它是艺术而在我们看来它却又像是自然时，才能被称为美的”{9}。刘勰《文心雕龙·明诗》篇说“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10}，《隐秀》篇进一步指出：“自然会妙，譬卉木之耀英华。”{11}欧阳修更谓“君子之欲著于不朽者，有诸其内而见于外者.必得于自然”{12}。黄稚荃在评诗时，注重诗歌的自然风格，反对雕琢繁累。如评颜延之《夏夜呈从兄散骑车长沙》“颜诗好堆砌，此首乃近自然”{13}，认为“谢灵运‘池塘生春草，谢玄晖‘澄江静如练皆为千古绝唱，其妙处盖在自然天成，不须人工雕琢”{14}。

黄稚荃重视“自然”，还体现在推崇文学自然发展观，认为诗歌创作要顺其自然，顺应时代的发展，反对一味的模拟仿古。她在评谢灵运《拟魏太子邺中集诗八首并序》时集中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大抵拟古傚古之作，从无超出于原诗者。虽以江文通之擅能妙肖，然后之人与其诵文通杂体诗，何以诵李都尉，班婕妤、陶彭泽等原作之餍人心目……拟古者，非其时，非其地，纵能逞才与古人角力相较，叠床架屋，优孟衣冠，亦徒辞费耳。才力弱者，适张己之陋也。古诗殆不可拟，亦不必拟。”{15}此外，黄稚荃在其《杜邻诗存》中，也极力表达了对拟古诗的反对：“拟古之作，始自陆机，句摹字仿，如临帖然，然临帖写字，造形而已。诗则以情感意志为主，揣摩他人之情感意志，学为他人之语言，已失其在我之真，纵使李白、杜甫复生，亦不能有好诗。”{16}

四、知人论世、“斟百倡一”的点评方法

在评点方法上，黄稚荃一是坚持传统的知人论世。“知人论世“源自孟子，是“刺探作者内心的好方法，同时也是认识诗的必需条件”{1}，是文学批评的重要原则，为历代诗评家所采用，黄稚荃亦不例外。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对颜延之《五君咏》中《咏向秀》创作意旨的解析。颜延之所咏五君，方回认为颜延之是以嵇康、阮籍、阮咸、刘伶自比，以咏其诗来寄托己意，唯独把《咏向秀》排除在外。而黄稚荃则认为“此诗作于元嘉三年，徐羡之、傅亮、谢晦被诛之后，刘湛、殷景仁等专当权要之时。义熙十二年，刘裕北伐，授宋公。延之以豫章公世子中军行参军奉使至洛阳，道中作诗二首，文辞藻丽，为谢晦、傅亮所赏。少帝即位，徐羡之等疑延之，出为始安太守，谢晦谓延之曰：‘昔荀勖忌阮咸，斥为始平郡令，卿又为始安，可谓二始。传徐于延之，后见排斥。谢晦于延之，始终无间。”并据此得出观点：“向秀一诗，当为追悼谢晦之作，以秀之恻怆山阳自况，而以嵇、吕所罹之冤酷比晦也。”“五咏皆延之自况之辞，不仅嵇康、阮籍、阮咸、刘伶为自序，即向秀亦自序也。”{2}

二是“斟百倡一”。本书所评诸诗皆为名篇佳作，是众多学者和论著关注的对象，留下了丰富的批评史料。黄稚荃在评点中对诸家学说多有引用，可谓“斟酌百家之说”，然后或点明赞同某一家之说，或提出自己的一家之言。如评《游赤石进帆海》：“灵运《游名山志》曰：‘永寧安固二县中路东南便是赤石。又枕海、帆海，诸家无注释。晦闻先生曰：‘《舆地广记》：“永宁即今温州之永嘉县。安固作安国，即瑞安县也。宋郑辑之《永嘉郡记》：‘帆游山地昔为海，多遇舟，故山以帆名。孙仲客曰：‘帆游山在今瑞安县北四十五里。据此，则今之帆游山，昔之帆海也。”黄节、郑辑之、孙仲客三家观点都认为帆游山即是帆海，但黄稚荃认为三人观点不妥，提出一家之言，“晦闻先生以帆游山为帆海，愚意殊不敢同。永嘉瑞安，其东皆临海，赤石在永嘉东南，故枕海、帆游山既在瑞安北境，则不应近海。由赤石进帆海，如先生所云，则是由东南近海处之山，向内陆之山进发，与诗中辞旨殊不相牟。愚以为‘帆海当作‘泛海解。韩退之诗‘无因帆江海，‘帆字即作动词‘泛字用。盖灵运游赤石，因进而驾舟泛海遨游，故曰游赤石，进帆海”③。她认为，若帆海是帆游山，则由赤石入帆海就是从此山到彼山，均为陆地，与诗歌游于海上的内容不符，“帆海”应作“泛海”解，并以韩愈“无因帆江海”之“帆”即作“泛”解为证。

五、在文选学史上的地位和学术价值

《文选颜鲍谢诗评补》是民国时期《文选》评点的代表和传统文选学的重要研究成果。民国时期是文选学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期，新旧并行不悖。传统文选学研究领域的训诂、校勘、版本、评点仍赓续不绝。而现代文选学自萌芽至确立，逐渐成为选学主流。其中，传统选学的评点一派，相继有刘咸炘《诵文选记》、秦同培《评注读本》等，但最有代表性的应是《文选颜鲍谢诗评补》。本书虽为传统文选学领域著作，但字里行间也流露出现代选学的特性。另外，黄侃《文选平点》被部分学者划为评点一类，但从实际内容来看，校勘、训诂、考据与评点俱全，评点所占比重并不大，以划为综合研究类为宜。黄侃本人也不认为其专为评点，故弃“评点“不用而以“平点“命名。

在整个《文选》评点史上，黄氏之作与方回《文选颜鲍谢诗评》首尾呼应，是《文选》评点史的收官之作。如果说方评是《文选》评点史的第一缕曦光，那么黄评则是《文选》评点史的最后一抹夕阳。由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冲击，整个学术体系也走向西化，虽有部分学者坚守传统的治学方式，也不过是勉力支撑而已。评点一途已渐式微，开始退出历史舞台。随着新的学术研究体系地位的确立，评点这种不够系统、过于主观的治学方式已经退为学者的私人爱好，不再以学术研究著作的形式出现。成书于1946年的《文选颜鲍谢诗评补》，可谓是《文選》评点史上的最后一部专书，与第一部评点专书《文选颜鲍谢诗评》遥相呼应，在《文选》评点史和整个文选学史上，都有其独特的地位与价值。

《文选颜鲍谢诗评补》的学术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补苴方评。方评是文选学史上第一部评点专书，难免疏漏。况且成书于宋末元初，此后众家之说未能吸取。黄氏在方回《文选颜鲍谢诗评》基础上再创作，可以视为方评的续作。此书汲取了明清乃至民国时期众多学者的精当之论，对方评起到了补遗、纠谬的作用，两书合阅则相得益彰。

二是提供了民国时期颜鲍谢七家诗歌研究的重要史料。诗话是研究诗歌的传统载体，时至民国，这一传统形式仍在诗歌研究中发挥重要作用。除此之外，随着现代报刊的出现，专题论文兴起，逐渐成为诗歌研究的主要形式。翻检民国诗话类著作和主流期刊，涉及本书所评的颜鲍谢七家诗人诗作的并不多见，作为点评这七家南朝代表诗人诗作的专书，《文选颜鲍谢诗评补》具备重要的史料价值。

三是提供了一个观照现代女性文学批评的样本。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女性开始大量走出家门，从事文学创作、研究，成为现代文学中重要的文学现象。女性文学也已经成为学界的关注点，而作为女性文学重要分支的女性文学批评研究还较为薄弱。目前首先需要做好的是“尽量搜集近代女性作品，寻找散见于其中的女性文学批评文本”{1}。《文选颜鲍谢诗评补》是民国时期女性文学批评的典范，既具备当时的群体性特征，又具有自己的创作个性，是研究和观照现代女性文学批评的重要资料。

四是为研究黄节诗学思想提供了新材料。黄节是民国时期的著名学者，是诗学研究大家，早已成为学界的研究对象。本书对黄节的观点多有引用，其中有相当部分在黄节本人著述中并未见到，实属珍贵。黄稚荃对黄节的观点并非只是简单引用，亦有探讨点评。因此，本书不仅对整理黄节著述有网罗辑佚之功，也是黄节诗学观的研究成果。

文选学传承千年而不绝，虽历经波折，但总能华丽转身。在“西学东渐”和新文化运动的冲击下，传统学术要么退居一隅，要么顺应时代转型发展。文选学在不断探索新的研究领域和治学方式、从传统文选学向现代文选学转型的过程中，最具现代选学气质的评点却在转型中悄然退隐了。《文选》评点始于方回《文选颜鲍谢诗评》，终于黄稚荃《文选颜鲍谢诗评补》，不能不说是历史出人意料的安排。

作者简介：孔令刚，河南大学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选学与传统文化研究所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文选学;郭岩岩，中共开封市顺河回族区委党校，主要研究方向为文选学。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民国文选学研究”（项目编号：19BZW062）阶段性成果。

①  黄稚荃：《杜邻存稿》，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79—192页。

①  黄稚荃：《杜邻存稿》，第179—192页。

{2}  黄稚荃：《文选颜鲍谢诗评补》，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16—17页。

{3}  北平北海图书馆于1926年3月成立， 初名“北京图书馆”，是民国时期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自办的图书馆。1928年10月更名为“北平北海图书馆”。1929年9月，与原京师图书馆合组成立国立北平图书馆，北海图书馆结束3年独立办馆的历史。

{4}  黄稚荃《文选颜鲍谢诗评补》序言称“1933年还蜀后役于人事，搁置弗阅”，与其《忆黄晦闻师》中回忆有矛盾之处，第189页黄稚荃提及1934年秋与黄节恢复通信联系，“随信呈寄我还蜀后整理《颜鲍谢诗评补》时所写《论颜鲍谢异同》”，《黄稚荃年谱初编》也提及，1934年，黄稚荃留成都在四川大学等校任教。教学之余撰写出《文选颜鲍谢诗评补》《论颜谢异同》等论著。说明其还蜀后还是从事了一些相关工作，并非完全搁置。应该是1933年还蜀后至1934年秋间还做过相关工作，此后则基本上搁置弗阅。

{5}  “征实”“课虚”出自张之洞《书目答问二种》，其曰：“选学有征实、课虚两义。考典实，求训诂，校古书，此为学计。摩高格，猎奇采，此为文计。”骆鸿凯《文选学》又据此将选学研究途径分为征实、课虚，其中“征实”包括考典故、求训诂、考版本等，属于“考据家之所有事也”;“课虚”包括文章、谋篇布局、句法遣词等方面，是“辞章家之所有事”。

{6}  黄稚荃：《文选颜鲍谢诗评补》，第36—37页。

①  黄稚荃：《文选颜鲍谢诗评补》，第78—82页。

{2}  同上，第107—108页。

{3}  同上，第50—51页。

{4}  同上，第298—301页。

{5}  同上，第253—258页。

{6}  同上，第148—149页。

{7}  同上，第67页。

①  黄稚荃：《文选颜鲍谢诗评补》，第166—167页。

{2}  同上，第80—81页。

{3}  同上，第33页。

{4}  同上，第38页。

{5}  黄稚荃：《文选颜鲍谢诗评补》，第260页。

①  黄稚荃：《文选颜鲍谢诗评补》，第68页。

{2}  同上，第88页。

{3}  同上，第103页。

{4}  同上，第153页。

{5}  同上，第274页。

{6}  同上，第322页。

{7}  同上，第117页。

{8}  同上，第343页。

{9}  曹顺庆主编：《中外文论史》第四卷，成都：巴蜀书社，2012年版，第3528页。

{10}  刘勰著、詹锳义证：《文心雕龙》，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173页。

{11}  同上，第1508页。

{12}  欧阳永叔：《欧阳修全集》第十六《集古录跋尾》，北京：中国书店，1936年版，第9页。

{13}  黄稚荃：《文选颜鲍谢诗评补》，第185页。

{14}  同上，第273页。

{15}  同上，第375—376页。

{16}  黄稚荃：《杜邻存稿》，第106页。

①  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第38页。

{2}  黄稚荃：《文选颜鲍谢诗评补》，第65—66页。

{3}  同上，第 97—98页。

①  陈静、王蓓：《中国近代女性文学批评刍议》，《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17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