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时“人”性探微
时间：2021-01-12 04:35:34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
萧红研究经历八十余载，逐渐进入成熟期，已形成勾连内外的谱系，传记亦形成一定规模。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日本学者平石淑子所著的《萧红传》，是其三十年来着力于萧红研究的重要成果。该著作以“人”的探微为主线，串联萧红整个创作生涯，冠以“有意识”，并认为作品是作者精神轨迹的再现。在研究方法上，平石淑子通过对比前人研究再提出自己的观点，恰似小说中以“复调”的形式形成思想碰撞。本文从此书的概括与创新意义两方面进行评析，并在最后进行萧红研究的再思考。
关键词：萧红研究 平石淑子 萧红评传 影响的焦虑
萧红短暂的一生经历了辛亥革命后的新文化运动以及中华民族抗日战争。战争炮火映照的民众生与死，也赤裸裸地呈现在她笔下。生死存亡不仅是民族层面的议题，更是萧红人生经历、文学创作的母题。由此产生从家庭出走、应对战争的流亡、启蒙式书写，在男性话语宰制下观照女性生存现状等一系列行为，萧红的一生与社会进行着“共情”交流。即使她从东京返回上海后经历与萧军决裂，饱受各方困扰，未与同仁们一道前往延安接受革命的“塑造”，但这些被视为个人主义的行为，不应弱化萧红在文学史中的独特性。
日本研究者平石淑子的《萧红传》一书，便着力于客观评价萧红，打破一直以来学界存在的“萧红寂寞”说。即以茅盾胡风为代表，对《呼兰河传》的主题提出批尖锐批评，“萧红写《呼兰河传》的时候，心境是寂寞的……像萧红这样对于人生有理想，对于黑暗势力作过斗争的人，而会悄然‘蛰居多少有点不可解”。骆宾基也在《萧红小传》的自序中说：“萧红就是以强者的姿态生长，壮大的途中又软弱下来了，原因就是由于落在了战斗主力的背后，受了重伤，这是从她的作品里感觉得到的。”
此外，大众对萧红的认识基于一个共识——女性身份以及由此带来一系列语境下的不幸，进而将其与萧红的人生、情感经历联系起来，作为鞭挞封建家长制的一个侧面。平石淑子通过整理关于萧红的前期研究资料，在序章中将“萧红评价的变迁”呈现给读者。
《萧红传》在线性时间中梳理、勾勒出萧红的人生轨迹，涉及对每个阶段代表性作品的探讨，以及它们的关联。作者试图以探微“人”为主线串联萧红的整个写作生涯，正是萧红个性、敏锐观察力和自省精神的体现。作者在打破学界的话语共性基础上，尽量客观地做出评价，而对比研究的方法，是综合前人研究后提出自己的观点，史的翔实求证融合文的细读，拓宽了萧红研究的视阈。
一、萧红研究分期：站在前人肩膀上攀登
萧红研究经历过几次迭代，评价的变迁与时代语境挂钩。平石淑子的《萧红传》中文版序章，根据中国内地相关历史、政治背景，萧红评价历史被分为确立期（1935—1942）、追忆期及从文学史角度评价的开始期（1942—1976）、实证及第一展开期（1976—20世纪80年代中期）、第二展开期（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经过约八十五年的淘涤，读者可以较直观地发现，萧红研究从内部着重于文本的美学探索到外部，对萧红进行共时性考察，再到内外研究综合的模式，与文学史的确立、改写产生了共振。
在实证及第一展开期间，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新梳理和萧红传记收获颇丰。基于实证研究，学界逐渐修正了前期被人们夸大的萧红悲剧，文学史中对萧红的叙述也发生了若干变化，比如唐弢的“东北作家群”说法。而美国学者葛浩文和中国女性研究者萧凤出版了两部萧红传，依据作品构建其人生，可谓先例。平石淑子罗列出截至2000年9月出版的萧红评传，特意标记了由女性作家的评传，指出女性作家的发言使得女性立场又一次具有普遍性。
伴随“东北作家群”“东北沦陷文学”“东北流亡文学”等概念的提出和运用，平石淑子在罗列萧红研究进化线的过程中，竭力挖掘被忽略的研究成果。比如苏光文、胡国强主编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史》（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8月版）不但对《呼兰河传》做出肯定，面且试图正面评价以前无人提及的萧红香港时期的作品，同时专门列出“萧红·萧军·端木蕻良”一节，足见对该作家们的偏好。
在已经出版的萧红评论、传记中，各类观点、理论和细节呈现、文本细读无不推动萧红研究持续深化，而作传者的意识形态、个人偏好、研究方法等都会影响他们对作家及作品的判断。因此，站在前人的肩膀上，会看到不一样的风景；
也因此，要创“新”，任重道远。通过《萧红传》，平石淑子不仅力求揭开学界对萧红从《生死场》到《呼兰河传》《马伯乐》转变的迷思，用“作家一系列有意识的创作活动”来统摄这一转变的根本原因，也有意打破女性主义视野下的萧红创作“无意识”“寂寞”等概念的藩篱。
二、《萧红传》 之“新”：基于“人”的见解、发现
《萧红传》最鲜明之处在于平石淑子以“人”的探微来概括萧红作品的思想意蕴，对萧红作品“人”这一隐秘而重要主题的提炼，形成了由个性到共性的抽象凝结。但在当时，萧红对人性的发掘被普遍高漲的民族话语所掩盖，以至被忽略。之后，日益兴盛的女性意识又一次引导人们关注作品中人物的身份同一性，忽略没有性格差异、种族差异的“人”本身，因而它成为应该被重视却未竟的主题。
2016年，研究者王钦在论文《“潜能”、动物与死亡——重读萧红〈生死场〉》中指出，多年来中国现代文学界对于萧红的长篇小说《生死场》的解读一直被民族主义和女性主义两种路向主导，其共同预设的前提是将小说中的人物固定在一种本质性的身份同一性上。他通过引入德里达、阿甘本等当代思想家关于“动物性”问题的思考，并以此为思考角度重新考察《生死场》中得到突出表现、却未得到充分阐释的人与动物的关系。“人”成了被阐释的概念。
如果将王钦这种政治学哲学层面的探索作为《生死场》中“人”本质探讨的必经之路，那么平石淑子则是在文学本体论的层面，对萧红的整个创作给予了“人”的考察。无独有偶，两人都关注到《生死场》中的动物性比喻，文本层面的“生产”。对于颇有意味的比喻，平石淑子梳理出相关表达，论述萧红创作《生死场》的用意——人类只有在被痛苦和悲伤折磨时，才会意识到自己是人类。《王阿嫂的死》 亦是如此，“作者通过将拟物化的人物描写穿插在拟人化的自然描写中，使得人类的日常生活与大自然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起来，通过这些看似无意的描写，强调了人类的生命行为不过是自然界行为的一部分”。
平石淑子借此启发读者：民族与女性话语是萧红作品的两个面向，探索人的生存方式和无意义的意义才是终极旨归。通过逐级分析，她一步步分析萧红怎样实践着对“人”的关注。通过比对萧红、萧军的作品差异，更能发现萧红真正关注的是“人”。她细读“二萧”共同出版的《跋涉》，对此作了对比式点评：“虽然萧红是在以萧军为首的年轻左翼作家影响下开始文学创作，但在她那里，对民族敌人的反抗还仅停留在观念层面。在《看风筝》中……老人和死去的女儿都没有名字，唯有儿子被命名为刘成，这也象征了只有他作为一个‘人自觉地活着和行动着。”
笔者认为，萧红早年写成的作品融合了她的个性、人生经历以及从鲁迅、辛克莱等作家笔下获取的现实世界感知方式，这些因素使得萧红将目光投向被压迫者，试图将他们的痛苦作为文学主题，并凝结成人的尊嚴和存在危机的整体呈现。由此，《生死场》《呼兰河传》《马伯乐》等作品可以由“‘人的探微”这一主题串联。
平石淑子一步步论述，试图打破萧红“寂寞”的面向。即使被大众忽略的《马伯乐》，作者认为，其长度和其中表现出的作者对新文风的尝试来看，这时萧红的精神状态毋宁说是充实的，未必被“寂寞”打败了。甚至可以说这是她精心策划的一次挑战。事实上，这一论点也是对学界现有萧红研究的一次挑战。对此，作者通过史料和文本分析论述这一观点，特意引用了曹革成的回忆，认为《呼兰河传》的发表是对杨刚提出不要一味书写思念故乡的作品（《反新式风花雪月——对香港文艺青年的一个挑战》，载《文学青年》第2期，1940年7月1日）的反驳，“笔者从中看到了她强烈的意志”。
《马伯乐》也是萧红有意识的创作。平石淑子在前人形成的“讽刺”概念基础上提出，马伯乐的逃难路线与自己的逃难路线相通，对他的卑贱和愚蠢的彻底讽刺，也是一种自虐的表现。这是战时作家的选择，是萧红为了响应将抗日与文学活动结合起来。或许，萧红从塑造的人物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因此才想给马伯乐一个“光明的交代”，给正在困惑应该拿笔还是拿枪的浮萍般的知识分子指明新的希望。
受此启发，笔者也从萧红过往的创作中寻找着她思考“人”的种种作为。萧红从步入文坛，就开始思考“人”的问题。这一问题匍匐在阶级话语下。1936年9月，萧军在青岛写了一篇以自己与萧红初恋为素材的散文《为了爱底缘故》。作品中以萧红为原型的女主人公芹子反对在“人生”问题上“分别着男人或女人”，并急切地表示：“如果我康健起来，我一定要试探试探人生的海！”后来在参加“牵牛房”聚会时，萧红就曾与朋友们热烈地讨论过“人”的本质问题，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只有“有人性的人才是人”。而这被萧红写进了《几个欢快的日子》中。
总而言之，从观照下层人民生活到意识自己的女性身份，试图摆脱男权对自身创作的压制，最后上升到 “人” 的发现和本性探微，萧红精神世界的成长与日益清晰对创作主题产生了共振。无论何种题材、故事，都可以由此统摄。她借由自身感受、存在的体悟，再观照自己所看到的、关注的人和事。他们共同在成为“人”的过程中体验痛苦、寂寞。有的在生死循环中继续痛苦着，有的则试图打破这怪圈，就像萧红，从家族出走便开启了打破循环的第一步。这正是《萧红传》的应有之义。
此处的创新之处在于，将《商市街》的价值从史料拓展开来，具有更丰富的美学价值，比如它明显地将声、色、光等作为媒介，凸显精神世界。这源于萧红的自然观与人生观。此外，以萧红写给萧军的书简为中心，作者考察萧红在东京时代的种种外部生活、内部心理动态，整理了萧红在东京写成的作品，作为萧红研究的重要史料。萧红在日本写成的诗歌或许是一个新的研究点。
三、对萧红研究的再思考
萧红研究经历八十余载，逐渐进入成熟期，形成了一个容纳海内外研究成果、时间横跨抗战时期至今的谱系。20世纪80年代，一批学者如夏志清、葛浩文、刘禾等推动萧红研究走向海外。其中，卢玮銮、黄修己对萧红香港时期的作品研究具有开创性，学者刘禾则将目光放在了萧红作品服务于民族主义的种种，认为强大的民族国家话语和高度发达的、体制化的、男权中心的批评传统垄断遮蔽了文本中的女性写作，对萧红研究和文学史写作提出诘难。
前人的研究成果斐然，因而对后继者研究的创新性提出挑战。布鲁姆在《影响的焦虑》一书中针对诗歌创作受到前人影响所产生的心理焦虑，同样适用于萧红研究。不同于诗人对前人的否定和推翻时具有强烈主观冲动，在学术界，他们更理性地反驳、继承与超越。正因如此，萧红研究的成果为后来者提供了多维度的进入方式和解析路径。它们被平石淑子运用在《萧红传》的撰写中，对比分析犹如一次次思想碰撞，通过对统一问题的不同观点呈现，再提出自己的见解，无疑加深了人们对萧红及其作品的理解。
学界对于《生死场》的解读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无异于百家争鸣。小说的复杂性使得部分学者认为，这些相互交织、却未必能统一起来的线索“并不有机相连，而是彼此冲突”，并将其归结为作者对当时社会主次矛盾分得不清晰，或者说，“她无力探究时代的三个主要社会矛盾的内在关联：父权体制下的性别不平等、阶级矛盾以及民族冲突”。对此，平石淑子呈现了部分关于《生死场》的论断，针对小说前后变调的问题，就有王勤、铁锋、陆文采、邢富君的评价。不同研究者的论述被集中起来，恰似小说以“复调”的形式形成思想碰撞。继而，平石淑子提出质疑，“主题确实发生了变化吗？”并认为，由王婆这一女性贯穿的故事的确在后半部分缺乏紧张感，但这是由于作者关于农民生活的只是远远多于抗日运动，而且相较而言她更关心的是农民们扎根于这片土地上绵延不变的生活。
在最近三年的萧红研究中，西方理论越来越受关注。比如将萧红放置在文学场域中探讨，运用空间理论编织萧红小说，一些被忽略的文本也成为切入点。文学研究经历了一个由内向外又向内转的循环，而传记、评论无疑为萧红研究提供了史料、新视点。就本书而言，平石淑子巧妙地将萧红作品中的国民性批评、启蒙提炼为“人”的发现，使那些被评价为“散漫”的情节、生与死的主题、作品中相互独立又交织的独特线索具有了一致性和普遍性。这不失为萧红作品的一种读法。
同时，在抗战文学作为鲜明旗帜指引研究者重读现代作家作品时，萧红这个作家，是否也可以作为一个革命的抒情者来看待？即勾连外界“革命”的 主题和文本内部独特的“抒情性”。正如平石淑子在《萧红传》一书开篇的描述，萧红的形象不应该被禁锢在了一个汉白玉雕像中，成为一个偶像凌驾于读者之上。如果普通讀者和研究者过于关注其人生机遇、情感经历的不幸而扩大孤独的命题，往往抵消了萧红的思想自觉。而这种情况往往由于萧红的女性身份所致。
平石淑子在书的末尾坦言，女性身份使她在研究萧红的过程中，不自觉或自觉地结合了自己的经历和成长，因而对作品的理解、感触也发生着微妙变化。无论是学术论文还是传记、评论，它们发表出版后，均被放置在了一个动态的讨论空间中。尽管 《萧红传》仍留有未竟的话题，但跟随平石淑子的目光，读者会看到一个更独立、更多面的萧红，而不只有“寂寞”的印象。
参考文献：
[1] 茅盾.萧红全集·小说卷3 [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14.
[2] 平石淑子.萧红传[M].崔莉，梁艳平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3] 骆宾基.萧红小传[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
[4] 王钦.“潜能”、动物与死亡——重读萧红《生死场》[J].现代中文研究学刊，2016（10）.
[5] 萧军.为了爱底缘故[M].北京：金城出版社，2011.
[6] 茅盾.萧红全集·小说卷1 [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14.
[7] 刘禾.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与被译介的现代性（中国，1900—1937）[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
[8] 王晓平.重读萧红的《生死场》与《呼兰河传》[J].文艺理论与批评，2011（1）.
[9] 董婕，彭岚嘉.性、死亡和幸福——现代爱情文学场域中的萧红小说[J].青海社会科学，2019（6）.
[10] 徐海玲（Boontiya Raksuan）.空间与季节的编织——萧红小说研究[D].华东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6.
作 者：
吴梦涵，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编 辑：
张晴 E-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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