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救“18分钟困局”，如何破？
时间：2021-01-21 04:12:20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王剑英
位于和平门附近的北京急救中心。
当你发生紧急身体状况，拨打120急救电话后，北京市的急救车平均多长时间能到达你身边？
答案是：18分钟。
这是11月26日，北京市公布的2020年最新统计数据，而其规划目标为12分钟。
在这方面，近两年来，上海、杭州均已达到12-13分钟;2017年，深圳精准针对中风（脑卒中）病人的院前急救反应时间从15分58秒缩短为10分33秒。2013年，香港立法要求，急救车12分钟内到达率要超过98%。
急救车早一分钟到达，患者就多一分生的希望。作为国内率先开通120急救热线的城市，北京为何会出现“18分钟困局”？又该如何破解？
急救車每分钟派出1.25车次
北京急救中心官网数据显示，2020年11月23日至12月21日，4个星期中，北京急救中心共派出急救车辆50578车次，即平均每天1806车次、每小时75车次、每分钟1.25车次。在病种类型中，外伤、心血管疾病、脑血管疾病的数量位居前三名。
北京目前的急救呼叫满足率为97%左右，意味着平均每100个急救呼叫需求，仍有3个无法得到满足。
贾大成是中国医师协会健康传播工作委员会急救科普学组的负责人，曾在北京急救中心工作27年，直至退休。他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2008年，北京的急救反应时间为15分钟，后来多年保持在14-16分钟。在他的印象里，18分钟是这12年来的一个高值;2008年，美国西雅图为5分钟，这是世界领先水平。
2017年3月，《北京市院前医疗急救服务条例》正式实施，北京急救中心当年制定的目标为“10秒接听电话，15分钟到达现场”。2019年，北京市政府提出，计划用3年时间，实现平均急救反应时间小于12分钟，急救呼叫满足率大于95%，服务满意率大于98%。
院前急救一般指在进入医院之前的各种时间、各种空间，针对各种急性危重症以及突发灾难性事故进行紧急医疗救援。这是一门独立的临床医学学科，是医疗阵地的最前沿，急救医生被称为快速部队和特种兵，急救车则是“移动的ICU”。院前急救服务水平是衡量城市社会保障能力的重要指标，急救中心则是承担这一功能的专业机构。
国家心血管病中心的数据显示，猝死等急症约70%发生在家中，25%发生在其他场合，仅有5%发生在医院内。猝死在医院以外各种场合的病人，65%死于发病后15分钟内，35%死于发病后15分钟至2小时。
“院前急救的效果如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急救及时不及时、处理得正确不正确。”贾大成说，“平均18分钟，意味着有很多案例是高于18分钟的，那些突发心脏骤停的病人等得及吗？”
目前，北京市民社会急救知识和技能普及率仅2%， 全国平均水平约为1%，而发达国家一般都在40%以上，有的高达60%。
贾大成是个京剧票友，他在急救中心工作时，京剧界多位名角均因急症猝死，令他深以为憾：1992年，京剧表演艺术家关肃霜猝死家中;1996年，大武生俞大陆音配像时倒在舞台上;1997年，一代名伶张君秋在电梯口突发心脏病栽倒在地;2000年，国家一级演员李广仁在长安大戏院表演《野猪林》，其扮演的高俅厉声责问于魁智扮演的林冲，拉开架势，张着嘴，却出不了声，几秒钟后，“啪”的一声倒下……“另外，京剧大师梅兰芳、程砚秋、尚小云、荀慧生、郝寿臣、马连良等人的离世都和心脏病有关。”
“如果抢救及时，也许结果就不一样。”贾大成说。
2020年12月，贾大成在急救讲座现场入口处（ 贾大成供图）
院前急救人员流失严重
2019年，北京市人大会议期间，曾有284人次代表联名提出14件关于院前医疗急救方面的议案，后合并统称为“完善院前医疗急救服务体系，提高急救服务能力和水平”议案。
这些议案涉及内容众多，针对性却极强，反映的问题包括11个方面，如院前急救管理体系不统一、不完善，急救网络布局不完善、标准化建设不到位，信息化建设和应用水平不够，需要建立急救分级分类调派标准，财政保障投入需加大力度，急救宣传、普及需加强等等。
在11项问题中，“急救人员短缺严重”是其中的重要内容，共有8件议案提及此问题。
人员短缺到底有多严重？
北京急救中心曾对2012-2015年期间其所属的96个急救分中心（站）进行普查，结果显示：3年时间，急救人员流失共369人，平均每年流失123人，其中急救医生达187人，占比超过一半。
为什么会流失如此严重？
原因是多重的：薪资待遇低，工作风险高，职业发展受限，工作强度大、体力消耗大，无法受到应有的尊重等。
贾大成1983年进入北京市急救系统，一年后成为急救组的组长，2005年他退休时每月的全部收入为3000余元，远低于医疗机构的其他岗位;此外，工作辛苦、压力大，常年夜班，他累出了胸膜炎，因体力不支，不能坚持日常的急救工作，在56岁时便申请了内退。
对于这份工作的苦与累，他深有体会：要面对各种现场，如火灾、塌方、爆炸、煤气中毒、车祸等;要和各种人员打交道，如打架斗殴者、精神病患者、吸毒醉酒者等;他提着数十斤的装备爬过20多层楼，也曾遭遇情绪失控的家属将其眼镜打碎……
他觉得当时3000余元不足以体现自己在这个岗位多年工作的价值，“5000-10000元比较合理。”
这份职业的要求与回报非常不成正比，尤其急救医生岗位，常年遭遇“医生荒”，甚至一般人眼中分量极重的北京户口也吸引力大减。
2006-2009年间，北京急救中心招聘的事业编制内的急救医生流失率高达46.81%。2015年，中心副主任刘红梅曾诉苦“招新人难，给解决北京户口都难。北京急救中心的进京指标年年都用不完。”
人员不足又导致24小时值班车辆少，部分急救呼叫难以满足。
在北京急救中心党办主任张桂霞看来，人才队伍发展问题已成为限制中国急救事业发展的主要因素，其根本原因在于我国院前医疗急救学科发展起步较晚，院前急救医师的专业使用与培养基础相对薄弱。
提高急救服务能力和水平
“本市的院前急救服务水平与北京作为首善之区和四个中心的标准要求尚有很大差距。”2019年初，北京市卫健委对媒体如此表示。
承认差距，行动起来。
当年，院前医疗急救体系建设被列为北京市政府的年度重点工作;年底，北京市副市长卢彦在市人大会议上作专项报告，主题为关于“完善院前医疗急救服务体系 提高急救服務能力和水平”议案的办理情况，报告全文近七千字。
报告显示，当年北京市针对相关问题，在顶层设计、制度建设和社会参与等方面进行了多项积极实践和工作推进，其中“提升急救服务能力”“改善急救服务质量”两方面的落实细节尤为具体，各有四大项十余小项，“为救护车安装ETC，实现救护车通过收费站时不停车”这一曾被媒体热议的细则在该报告中被明确提出。
2020年11月，北京急救人员在车祸现场实施救护（图自北京急救中心官网）
但改革薪酬和职称制度、加强经费保障等仍被列为“目前存在的问题”;“加强急救队伍建设、解决医师短缺问题”被列为下一步工作重点，列举了五大项十余小项具体措施，如多途径补充急救人员、拓展专业人员职业发展途径、深化薪酬制度改革等。
其中有一条具体细则：对在本市院前医疗急救岗位工作的非京籍医师，工作满三年后给予办理工作居住证，工作满十年后经考核办理落户手续。
120与999急救号码并存是北京院前急救存在多年的老问题，该问题也于2019年被正式提上日程表。
1955年，北京市急救站成立于故宫附近的南池子大街。1988年，急救站“鸟枪换炮”，升级为现代化的北京急救中心，它坐落于和平门附近，当时意大利政府为该项目赠款800万美元和42辆急救车，120急救号码随之开启。
2001年，北京市999号码正式开通，这是北京市红十字会紧急救援中心的专属号码，提供院前医疗急救服务是其重要预设功能。
同一城市中有两套院前急救系统，在全国并不多见。
两个急救呼叫号码、两套指挥调度系统的出现，在此后十多年中弊端日显。有患者家属在紧急呼叫时，往往会同时拨打两个号码，谁快坐谁的，导致经常发生“撞车”，使另外一方急救车空驶，造成浪费。
急救网络的布局和建设是提升院前急救服务水平的重要举措，网点越多，急救半径越小，急救车到达所需时间就越少。
此外，由于没有统一规划，急救网点呈现无序重复建设，双方有些分站相距不足3公里，有的甚至设在隔壁。
2019年4月，北京正式宣布将逐步整合120和999，实现统一指挥调度，急救号码统一为120。
至2020年11月，999系统的首批20辆急救车和126名急救人员已纳入120系统，出车1.6万余次。目前，整合工作仍在过渡期，计划于2021年底前完成过渡。届时，999将回归红十字会“救灾、救助、救护”职能，提供非急救转运和航空医疗服务。
2020年，院前医疗急救体系建设工作再度列为北京市政府重点工作任务和重要民生实事项目。两年的努力“冲刺”，取得重大成果：服务质量和水平明显提高;急救呼叫满足率从2017年76.97%提高到2020年10月的97.06%;急救站点从2017年的187个提高到2020年10月的282个，负压救护车从34辆增加至116辆。
全民亟待补课
急救网络的布局和建设是提升院前急救服务水平的重要举措，网点越多，急救半径越小，急救车到达所需时间就越少。
1个急救中心、17处急救中心站、446处急救站，这是2020年6月北京对全市院前急救设施的网络布局规划，急救车配置标准为每3万人1辆，预期完成时间为2022年。
17处中心站分布于16个行政区和亦庄新城，其中西城、通州、亦庄3处需新设。
446处急救站分为A、B两级，每个A级站服务15万人，B级站服务7.5万人;为完成这一目标，需新设站点273处，其中A级28处、B级245处;需扩大站点125处，其中A级14处、B级111处。
北京急救中心初建时，其预设方针是在“中心”下有众多星罗布棋的急救站、点，形成城市急救网络，但由于种种原因，一度建设成了“医院模式”，急救中心不仅有急救车，还有急诊部和住院部。
81岁的李宗浩是北京急救中心主持筹建者之一，他曾不无遗憾地表示，首都的模式，不可避免地影响了其他城市急救中心的创建及功能，在行业学术上趋向于医院内的急救框架，急救学术制约在医院的急诊之中，急救行业制约在医院协会之内，使得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的十几年间，急救发展举步维艰。
2005年，北京急救中心取消院内医疗部分，成为完全意义上的院前医疗急救机构。这是北京急救发展的里程碑事件。
现代急救理念强调急救社会化、结构网络化、抢救现场化、知识普及化，“大院外、小院内，大网络、小中心”的原则已越来越被接受。
北京的急救反应时间长，要从社会发展的视角来看待、解决这一问题，其中，尤需着力解决交通拥堵问题，因为城市越来越大，人口越来越多，机动车也越来越多。贾大成说：“我小时候北京城人口不到200万，3000多辆机动车;现在是2000多万人、600多万辆车;以前出二环就能看到庄稼，现在到六环都看不见。”
此外，普及急救知识、提升全社会急救意识，也尤为重要，却又任重道远。因为即使配备再多的专业急救人才，也永远无法满足“急救”的需求，广义的院前急救，包括全民自救、互救。急救绝不仅是专业急救医疗机构一个部门的工作，更是全社会每一个成员的责任和义务。
目前，北京市民社会急救知识和技能普及率仅2%，全国平均水平约为1%，而发达国家一般都在40%以上，有的高达60%。
据北京市卫健委透露，2020年，全市认证了23个急救培训基地，开展社会培训20余万人次。
2020年5月，北京市发布《关于加强首都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建设的若干意见》及三年行动计划，将院前医疗急救体系作为重要内容加以推进。
“通过院前急救的状态，就能了解一个城市发展的综合状态，包括医学发展的程度、经济发展的程度、公众整体素养的水平、城市治理的水平，以及政府对民生的重视程度。” 贾大成说，“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建设健康中国，院前急救服务也需要跟上经济发展的脚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