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韩少功小说中的“失语者”形象
时间：2021-02-10 02:04:12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内容摘要：进入20世纪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伤痕”和“反思”式文学退潮，韩少功早期创作中遭受批判的“革命”主体悄然退出历史的舞台，知识分子的“话语代言”逐渐失去了往日言说的权威性。因此，陷入了“失语者”境遇的韩少功，在作品中相应地塑造了一系列“失语者”的形象。其笔下的“失语者”不仅指丧失了语言表达能力的一类人，更是指在环境的迫力下丧失了话语权力的一个人或一个群体。通过对“失语者”形象的书写，韩少功对自我个体身份进行了重构与认同。
关键词：韩少功;“失语者”形象;权力话语;话语身份
一.“失语者”的概念定义
韩少功的小说创作始于1972年，早期的小说主旨与“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语境密切相关，主要集中于“伤痕”与“反思”式文学。“五四”式的启蒙思想，促使韩少功以知识分子智识者的身份，积极地参与言说，对革命与革命者进行批判与反思。进入20世纪80年代，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入，如何甄别、取舍传统与现代的一系列新问题浮现，知识分子的“话语代言”逐渐失去了往日言说的权威性。救赎的无能和身份的游移，促使作为知青一代知识分子的韩少功进入了深切的焦虑，对自我言说身份存在的必要性产生了警觉与质疑。
在福柯的话语理论中，提出“话语建构了我们的生活世界，是话语建构了我们对这个世界的理解和解释，同时也是话语建构了我们主体自身”①。即话语参与了人际间的权力分配，塑造了群际间的社会关系，制约了个体的身份认同。因此，当知识分子“话语代言”的权威失效，陷入了“失语者”境遇的韩少功，对自身言说的困境发出了反抗。他在创作中同样采取了退却、沉默的方式，塑造了一系列“失语者”形象，对自我的身份进行了重构与认同。
形形色色的“失语者”形象大量涌现。如《爸爸爸》中只能说两句话，“一是‘爸爸，二是‘×妈妈”②，智力低下的丙崽。《归去来》中随着原有身份在村寨迷失，当再次回归现实世界，失去了对话语理解能力的黄治先。《女女女》中耳朵失聪，没有“话分”，个人“声音”与公共社会准确统一的幺姑。《马桥词典》中建构起的“无名”世界下的“失语者”群体。由此，可知所谓的“失语者”不仅指医学层面上丧失了语言表达能力的人，还可延伸为丧失了话语权力、被边缘化的言说主体。
二.“失语者”的生存语境
赫德森曾提出：“人们使用语言，是为了将自身置于某种多维社会空间。从说话者着眼，此乃交流有关其本人的信息——关于他是（或有可能是）哪种人，以及他在社会里面地位如何的一种方式。”③权力与话语相互共谋，使得弱势的“失语者”在人类社群言语的丛林里没有表达机会。韩少功在不同时期所创作的“失语者”，他们都生存在社会生活深层以外的另一个世界。而这个构筑的“世界”，不能完全对应现实，只是作为虚化的写作背景，无一不呈现出封闭、保守的特点。作家想以此揭露：正是由于生存语境下话语的严密监控，造成了“失语者”言说的困境和焦虑。
如《爸爸爸》中丙崽所生长的环境——鸡头寨，“落在大山里和白云上，人们常常出门就一脚踏在云里。你一走，前面的云就退，后面的云就跟，白茫茫云海总是不远不近地团围着你，留给你脚下一块永远也走不完的小孤岛，托你浮游”④。这一段表面上是对寨子风光的景物描写，实则是以一种狭窄空间的紧迫感，写出了封闭的环境对人的压抑、束缚。寨子里甚至有各种蛇虫瘴疟、满山密木、大岭深坑，呈现出“满”“密”“深”的特点，似是织出一张无形的“网”，覆盖在这个寨子之上，使其与世隔绝。鸡头寨的閉塞不仅仅停留在自然环境，更体现在人文层面之上。这里的人们一昧信奉神明，思想愚昧、蛮荒。他们把丙崽的智力低下、形体怪异，归咎于丙崽娘原来弄死一只蜘蛛精的报应。人们不敢出山，是因为相信路上有“放蛊”的传说。春荒不丰收，就杀人来祭鬼神，因为迷信，与鸡尾寨大动干戈。人们甚至可以集体吃人肉、喝毒药、殉古道……
作家建构了一个以巫楚文化为背景的生存语境，在这里种族的衰落无可奈何，理性和非理性都成了荒诞。在这样一个病态的社会，丙崽的“失语”也显得极有象征意义。他语言表达能力天生发育不足，呈现出非此即彼的二元思维范式，显然是传统道德造就的。在寨子的思维范式里，凡是传统的、古人的东西无可置疑，都是正确的，可称其为“爸爸爸”，加以膜拜;然而凡是背离传统的东西，那就要对其鄙夷、憎恨，甚至加以消灭，归其为粗鄙的“×妈妈”一类。因此，可以得出结论，丙崽畸形的思维方式正是在鸡头寨这个稳态、闭塞的环境中造就的，集体无意识的承袭、精神的真空化自然造成了他的“失语”。
作为《爸爸爸》姊妹篇的《女女女》，故事主要从“失语者”幺姑中风前和中风后的情节展开。相应地，她的生活环境也从“城市”转入“老家”。但无论怎么改变，幺姑的生存语境都同样的闭塞、困顿。中风前，幺姑原本的两口之家被她的兄长——叙述者的父亲拆散，她只好寄人篱下。而后，丈夫的脱离，兄长的离世，家庭中男性的缺失，让幺姑只好承担起“家”的重担。为了获得收入来源，幺姑去工厂上班，工作的环境“那样黑暗，那样狭窄……”。而回到所谓的“家”，已然成为了难民收容所，叙述者“我”和“我”的母亲，成为了幺姑的“拖油瓶”。幺姑用“褐色的小瓶子”给家里面打包剩菜。幺姑在家睡的是“硬硬的窄床”，空间环境本来就局促，再加上“她有收检小东西的嗜好”、“酒瓶、油瓶，酱菜瓶和罐头瓶……全收集到她的床下和床下……组成了一个瓶子的森林，瓶子的百年家族”，“一些报纸、包装纸、废旧信封纸，一旦积累到一定的程度，就会被她集中起来，折成一个个四方方的纸包，压在她的枕下。她的枕下已经膨胀”。⑤床本来是人最私密的空间，却被各种杂物所侵占。“他者”的入侵，让幺姑没有了一点私人领域，甚至“吃”和“睡”——人这两种最基本的生存需求都受到“威胁”。而更可怕的是，在中风之前，幺姑却没有一点反抗意识。她从刚开始被动地接受兄长的“阶级论”、焦裕禄故事的学习，到后来主动地遵守订报的家训、活得和兄长一般“像教科书那样恭恭敬敬”。她“不愿上街”，主动地把自己围困在家中，睡到窄床才安心，主动地吃食剩菜剩饭。幺姑的生存语境，可以由小说一开头“厨房的下水道又堵住了”的“堵”字所概括。生存语境的“堵”，“堵”住了幺姑的耳朵，使她失聪耳聋，被迫成为了“失语者”。在工厂，同事欺负她。在家庭，兄长压制她，侄子轻视她，干女儿怠慢她。她却默默忍受，没有自我意识。
中风后，幺姑生活不能自理，被送回了老家，“在一片肥厚的山脉里，有很古老的深绿色河流”，“河边都是翳暗的树木”。如此古远、封闭的世界，是幺姑的“根”之所在，而她“失语”深层性原因也在此找到了根据。幺姑本应该叫“幺伯”，因为女人在这里没有“话分”。幺姑的一出生，女性的身份就决定了她的边缘地位。再有，本地人对女人的生育看得十分重要。而幺姑曾因难产失去了生育功能，自然使她低人一等。加之，幺姑还带有阶级敌人妻子的身份，更是对她身上仅有的话语权进行了彻底阉割。因此，幺姑完全沦为被伦理道德、人伦规范的支配者，传统温、良、恭、俭、让虔诚的实践者，自己的“声音”与公共社会准确统一的“失语者”。
再如，《归去来》中也有近似的生存景象，炮楼紧密，房屋挤靠，人们方音浓重，生活原始，没有过多的文明规约。在这样一个闭塞的环境之下，来自外来世界的黄治先与村民无法正常交流，只能被迫接受他人对自我身份的设定和话语逻辑。《马桥词典》更是通过“罗江”“马桥弓”“枫鬼”等词条，展示了一个与文明社会相对的原生态村寨，而蛮荒、愚昧、迟钝，也遗留在了马桥人的血液之中。还有《蓝盖子》中压抑的“苦役场”、《暂行条例》中被文件夹、标牌挤满的“M局”等等，韩少功为“失语者”提供的寓言化的生存环境，无不具有封闭的特点，弥漫着焦虑的氛围，揭示出环境的迫力造成了“失语者”的“失语”。
三.“失语者”形象书写的源动力：身份认同
在早期，韩少功对自我稳固形象的认同，都定位于知青一代知识分子身份。所谓的“知识分子”是指“为民喉舌，作为公理正义及弱势者/受迫害者的代表，即使面对艰难险阻也有向大众表明立场及见解;知识分子的言行举止也要代表/再现自己的人格、学识与见地。”⑥1970年，韩少功组织的“知青读书小组”被查封，使其对主流话语的规训，有了初步的体会。“五四”式启蒙思想促使他以知识分子智识者自居，其早期创作围绕着时的意识形态展开虚构性叙事。矛头直指革命与革命者本身，火药味十足。
然而，1980年的学潮事件成为了一个转折点，直接影响了韩少功对身份的定位。在这场学朝中，韩少功批判学校的官僚作风，不为校方所接受，而他劝告激进的学生，同样招致了他们的不满。自此以后，韩少功开始思考自我言说和代言的身份是否成立。再有，结合当时的大语境，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知识分子的话语代言自然失去了往日言说的权威性。陷入“失语者”境遇的韩少功，深刻地认识到这是一个知识分子话语代言光环失效的时代。但是，“总是有某种理性的冲突，这使得他在每一个历史时期都不是一个闲置的主体，又总是一个急于结束现在的改良主义者”⑦出于对现实的关注，对人性的关怀，让韩少功不甘愿被时代所抛开。他不断地反思、质疑与重新寻找自我的身份，最终抛弃了知识分子的言说身份，提出了公民写作的主张：既不孤立于社会，又不完全认同社会，与社会保持贴近又超然物外的距离。
韩少功在“意识形态”上的退守，其表现在创作实践之中，则蜕化为与自身一样处于边缘地位的“失语者”形象。他通过描写“失语者”完全被动的人格、封闭的生存语境，不仅反映了“作者本人对自己的社会作用的犹疑和焦虑”，还昭示了“政治上的困境导致了美学的困境和表达的危机”⑧。纵然权力和话语的合谋，使其在话语实践即创作中受限。但他塑造的“失语者”并不沉默，以其无声的颠覆，对权力话语进行了对抗与消解。尽管发出的声音微弱，但这是一种身份认同与自我重构的努力。
参考文献
[1]周宪.福柯话语理论批判[J].文艺理论研究，2013，（第1期）.
[2]韩少功.归去来[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
[3]（英）赫德森（Hudson，R.A.）著;卢德平译.社会语言学[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
[4]（美）爱德华·W.萨义德（Edward;W.Said）著;单德兴译.知识分子论[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
[5]陈晓明.个人记忆与历史布景——关于韩少功和寻根的断想[J]文艺争鸣，1994，（5）：46-54.
[6]转引自，聂茂.寻根文学的精神表达与话语秩序——以韩少功《爸爸爸》与《女女女》为例[J].中国文学研究，2017（04）：106-111.
注释
①周宪.福柯话语理论批判[J].文艺理论研究，2013，（第1期）.
②韩少功.归去来[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11.
③（英）赫德森（Hudson，R.A.）著;卢德平译.社会语言学[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230-231.
④韩少功.归去来[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14.
⑤韩少功.归去来[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113.
⑥（美）爱德华·W.萨义德（Edward;W.Said）著;单德兴译.知识分子论[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聯书店.2002：11.
⑦陈晓明.个人记忆与历史布景——关于韩少功和寻根的断想[J]文艺争鸣，1994，（5）：46-54.
⑧转引自，聂茂.寻根文学的精神表达与话语秩序——以韩少功《爸爸爸》与《女女女》为例[J].中国文学研究，2017（04）：106-111.
（作者介绍：孙琪，湖南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学科语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