摭谈《阁夜》等诗中人文精神的表现
时间：2021-02-10 20:02:43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魂”，是我们必须世代传承的文化血脉。而儒家人文精神则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儒家文化博大精深，儒家人文精神更是深奥，但就其本质来说，重在对生命的关怀。[1]作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叹息肠内热，穷年忧黎元”的杜甫一生秉持着儒家的传统，将人文精神倾注于笔端，写下了历经千年仍饱含温度的文字。在人教版初、高中语文教材中，共选录了13首杜甫的诗歌，透过这些作品，我们可以看出他的诗歌大都能从典型的事件中透视出诗人强烈人文精神。
在“窃比稷与契”的担当精神下激发出的忧患意识，是杜诗中人文精神的一个重要体现。
杜甫的“忧患意识”并不是对一己个人的社会机遇而发;而是芸芸众人生活其中的时代画卷，从中我们看到了诗人对唐王朝的衷情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道义感。
洞察敏锐的诗人在乱世前就开始为国家而忧虑。天宝十四载（755年）十一月，安史之乱爆发的前夕，此时战乱还没有出现，可是杜甫却以他对祖国的真情和对时局敏锐的判断发现了唐王朝表面盛世之下的内在危机。当时杜甫从长安到奉先探望妻子，其时唐玄宗正带着杨贵妃在骊山华清宫享乐，他途径山下时，内心忧愤交集，回到家后便就沿途见闻和感受，写下了《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这首长诗。诗人在诗中揭露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一残酷现象，他希望统治者能够发觉这一现象下所潜藏的严重的社会危机，他更希望自己能有机会为朝廷出力，担负起挽救盛世的责任。
这一年的冬天，安史之乱爆发了。杜甫也由此进入了更加颠沛流离的苦难生活，可是他的心却更加紧随着国家的命运而跳动。在他的《潼关吏》等诗作中我们更能强烈感受到在大唐动乱时，杜甫那时刻常在的忧患意识。在诗中驻守潼关的官吏颇有炫耀之意的对杜甫说：“连云列战格，飞鸟不能逾。胡来但自守，乞复忧西都？”潼关吏这种以关险自负的姿态正是杜甫所担忧的。因为一种对民族的忧患和历史的智慧使诗人知道：战争的决定因素在人，关塞之险固然有可恃之处，但是如果忘记的历史教训，三年前潼关守将哥舒翰的悲剧可能重演。所以杜甫忠诚的告诫守关将领：“哀哉桃林战，百万化为鱼。请嘱防关将，慎勿学哥舒。”诗作给人留下警醒，也留下了杜甫对国家命运的刻骨铭心的关切。
这种忧国忧民的关切可以说贯穿了“诗圣”的一生。大历元年（766年）冬，寓居夔州西阁的杜甫已饱经岁月沧桑与苦痛，走到了人生的暮年。可他面对当时西川崔旰、郭英乂、杨子琳等军阀混战，吐蕃不断侵袭蜀地的现实，他仍忧虑满怀。在《阁夜》这首诗中，他沉重地写下“五更鼓角声悲壮，三峡星河影动摇。野哭千家闻战伐，夷歌数处起渔樵。”破晓时军营中鼓角的悲壮，星河的影子在三峡上荡漾。听到征战的消息，就立即引起千家的恸哭，传遍四野。渔夫樵子不时在夜深传来乱世的“夷歌”。“野哭”、“夷歌”这两种声音都使诗人倍感悲伤。在他的心中装着对国事强烈的忧虑，装着对人民苦难的同情。
这些诗作就时事而发，悲欢之情、讽谏之意流注于字里行间，让我们深深体及诗人每餐未敢忘国事的赤子之心。杜甫思想中的忧患意识仿佛象一个“镣铐”捆缚着“诗圣”，他在诗歌中总会于有心而无意之中流露出来。所以有人说：“李白是举着酒杯跳舞，当然不能把酒跳洒;杜甫却是带着镣铐跳舞，难免要顾及脚下的沉重。”[2]但圣人的担当让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这幅“镣铐”，终其一生。
在杜诗中，除了浓烈的忧患意识之外，人文精神的另一个重要体现便是杜甫“展胸襟自包天地”的“悯人”情怀。
杜甫在诗中常常就直接以“人”入诗，“杜诗直接以人入诗之句至少在500句以上”。[3]而且他所写之人涉及面非常的广泛，“帝相王孙、田夫野老、灾民鄙夫……”无一不在杜甫的诗歌中出现。儒家以关怀人为核心的仁学，杜甫可谓深得其髓，并自然与自觉的实践终身。在杜甫普遍关注的“人”中有两类最为突出：平民与难民。
在“诗圣”的作品中，《兵车行》可谓是体现他对平民仁者情怀的杰作：
信知生男恶，反是生女好;
生女尤得嫁比邻，生男埋没随白草。
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
新鬼烦怨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
这些无奈的愤激之语，蕴含的是诗人对于平民的仁者情怀。诗人不仅使征夫发出抗议性的控诉，自己也作出了发自内心真挚情感的回应。在这种发言和回应之间，形成了对民生疾苦和民族命运的深刻反省。
诗人对平民的仁者情怀，使杜甫以悯世的姿态同情民生疾苦;而对难民群体的仁者情怀，则是杜甫以自己身家确切的经历感受着、体验着和咀嚼着民生疾苦。安史之乱后，杜甫长期漂泊与秦陇、巴蜀、和楚湘之间，他的身份也由以前的一个小官吏逐步沦为一个难民。至德二年（757年）八月，写下《北征》之时，他也许只算一个“准难民”，但难民化的仁者情怀已使的全诗深挚痛切，把国难家愁聚于一炉，写得悲慨不已，意气纵横了。
杜甫在诗中写到：
靡靡逾阡陌，人烟眇萧瑟。
所遇多被伤，呻吟更流血。
……
夜深经战场，寒月照白骨。
潼关百万师，往者散何卒。
遂令半秦民，残害为异物。
况我堕胡尘，及归应华发。
在这呻吟流血、月照寒山的荒凉战场中，诗人让白骨与白发、死于生打了个照面，思考着战争的残酷性和突发性，以及自己曾陷入敌手和秦地难民大量死亡的共同悲惨命运。
到了晚年，杜甫完全处于漂泊流浪的时候，他对难民的体验就更为深刻真切了。纵观杜甫的一生可谓悲苦至极，在同谷、衡州先后饿死一儿，夭亡一女;曾经于风雨中却无处安身，晚年更是只有扁舟托体。可诗人总是能通过一己的遭遇联想到穷苦大众，而且他甚至愿意牺牲自己的利益来换取他人的幸福。我们最为熟悉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正是他那高贵的仁者情怀的表现。在诗中杜甫从“床头屋漏无干处，两脚如麻未断绝。自经丧乱少睡眠，长夜沾湿何由彻”的个人艰苦处境想到天下和他一样的那些寒士及难民的悲惨命运。所以他发出由衷的呼喊：“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而且为了这一梦想的实现诗人宁愿以“吾庐独破受冻死”作为代价。这发自肺腑的呐喊正是杜甫“穷年忧黎元”精神的真切反映。
杜甫的这些壮丽诗歌犹如一面面镜子，折射出诗人伟岸的人格和博爱的情怀，也让我们明白：正是杜诗中饱涵的人文精神，使他成为世人景仰的“诗圣”。鲁迅说过：“杜甫似乎不是古人，就好像今天还活在我们堆里似的。”因为千年之后，读他的作品，体悟到的仍然是对天下百姓温暖的关切。
注释：
[1]龚平.儒家人文精神的現代意义[J].西华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04.
[2]杨义.李杜诗学[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1年.第59页.
[3]祁和晖.杜甫圣于关怀人与生命[J].杜甫研究学刊，2002年，第3期.
鲍广润，安徽省五河第一中学教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