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观后感

观看《遵义会议》有感

1935年1月，党中央在贵州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集中解决了党当时最为紧迫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批判了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以来中央在军事领导上的“左”倾错误。结束了王明“左”倾在党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

举世闻名的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这次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政策的会议。它在极端危险的时刻，挽救了党和红军，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从幼年走向成熟。这次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结束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党内的统治，从而使党领导的民主革命和革命战争转危为安，转败为胜，大大加快了我国革命胜利发展的进程。

自中国共产党成立，历经大革命失败，到遵义会议以前，党还处在幼年时期，党还不善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很好地结合起来，对中国革命的规律还缺乏深刻的认识，因而对中国革命中的重大问题，往往照搬外国的经验，在决定中国革命斗争的重大问题时，往往是听从共产国际和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的意见。共产国际虽对世界革命运动和中国革命斗争起过推动、帮助的作用，有些指示也是正确的；但由于共产国际对各国的实际情况缺乏具体的深入的了解，因而有些指示是不正确的；而在斯大林领导共产国际期间，存在着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指示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因而给中国革命斗争历经挫折且带来了不良影响和重大损失。

遵义会议在中国革命面临极端危险的时刻，排除了共产国际的干预，独立自主地决定自己的命运，这与以往党的历次重要会议是不相同的。

在军事上，遵义会议彻底否定了博古、李德的“左”倾教条主义的军事路线，充分肯定了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军事路线。会议在批判李德等的军事教条主义的同时，反复强调领导中国红军战争，应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战争实践相结合的原则，根据中国革命斗争的实际情况，来规定和制定红军的组织形式、战略方针和战争形式等。

在整个会议召开的过程中，在关于红军战略方针等问题的激烈争论中，毛泽东等同

志密切结合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和中国红军战争的特点，实事求是地有理论、有分析地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失败的经验教训，严肃地批评了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的错误；这种不迷信外国，不迷信教条，不迷信共产国际，不迷信军事权威，这种敢于向教条主义、向权威进行坚决斗争的革命的、批判的战斗精神，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和毛泽东等同志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勇气和魄力，反映了我们党和毛泽东等同志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实际能力和水平。

遵义会议在没有共产国际的干预下，独立自主地从组织上进行了改组。从此，毛泽东同志便成为红军和党中央的主要领导人。这是我们党的英明选择，是党在这一时期的重大成就，从而保证了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贯彻，这对中国革命的胜利有着巨大的历史意义。

历史证明证明遵义会议的决定是正确的。

遵义会议会址观后感一、遵义会议会址简介在遵义老城子尹路东侧，原为黔军25军第二师师长柏辉章的私人官邸，修建于30年代初。整个建筑分主楼、跨院两个部分。主楼为中西合璧，临街有八间铺面房，当年为房主经营酱菜及颜料纸张。铺面居中有一小牌楼（会址大门临街），大门正中高悬巨匾，那是毛泽东于1964年11月题写的黑漆金匾，上有“遵义会议会址”六个大字，苍劲有力，金碧辉煌。（此为毛泽东为全国革命纪念地题字的唯一一处）。街面房连接主楼与跨院之间有一座青砖牌坊。牌坊上方用碎蓝瓷镶嵌着“慰庐”二字。牌坊的另一面有“慎笃”二字。遵义会议会址主楼坐北朝南，一楼一底，为曲尺形，砖木结构，歇山式屋顶，上盖小青瓦。楼房有抱厦一圈，楼顶有一老虎窗。楼层有走廊上，可以凭眺四围苍翠挺拔的群山，指点昔日红军二占遵义时与敌军鏖战地红花岗，插旗山、玉屏山、凤凰山诸峰。会址主楼上下的门窗，漆板栗色，所有窗牖均镶嵌彩色玻璃。紧挨主楼的跨院纯为木结构四合院，仍漆板栗色。会址是一座坐北朝南的二层楼房，为中西合璧的砖木结构建筑。上盖小灰瓦，歇山式屋顶上开一“老虎窗”，有抱厦。整个建筑分主楼、跨院两部分。主楼楼屋四周有回廊，楼房的檐下柱间有十个券拱支撑，保留了我国古建筑“彻上明造”的结构风格。楼上有梭门梭窗。檐柱顶饰有垩土堆塑的花卉。东西两端各有一转角楼梯，外面加有一道木栅栏。门窗涂饰赭色，镶嵌彩色玻璃，窗外层加有板门。楼内各房间设有

壁橱。整个主楼通西阔25.75米，通进深16.95米，通高12米占地面积528平方米。房屋原是黔军二十五军第二师师长柏辉章的私人官邸，是遵义城三十年代最宏伟的建筑。会址大门临街，门两侧原是八间铺面，是柏辉章家的商店。进大门，穿过厅，迎面是一座巨大的砖彻牌坊，上有彩瓷碎片嵌字，前为“慰庐”，后为“慎笃”。过牌坊是小天井，天井南侧有小门通往柏家的内四合院，北侧是主楼。1935年1月上旬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到达遵义后，总司令部驻此。中共中央于15日至17日在此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通过了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纠正了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错误，并在组织上作了一些调整。会议肯定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选举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随后，中央又对最高领导进行了更换，并成立了毛泽东等三人军事领导小组。从而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央的统治，开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正确领导,为红军胜利完成二万五千里长征奠定了基础。会址为当年红军总司令部和总部一局的驻地，楼上除陈列有遵义会议会议室、军委总参谋部办公室外，还有军委副主席周恩来的办公室兼住室，总司令朱德和康克清的办公室兼住室，总参谋长刘伯承的办公室兼住室，参谋长叶剑英的办公室兼住室外。楼下有作战室、机要室、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政委杨尚昆住室，一局局长彭雪枫、张云逸的办公室兼住室，还有工作人员、警卫人员的住室。遵义会议会址1954年1月开始复原陈列，1957年7月1日，正式对外开放。1961年3月，国务院公布为全国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二、遵义会议的历史意义

遵义会议是指一九三五年一月十五日至十七日在贵州遵义红军总司令部驻地楼上

召开的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毛泽东、朱德、陈云、周恩来、洛甫(张闻天)、博古(秦邦宪)；政治局后补委员王稼祥、邓发、刘少奇、何克全(凯丰)。会议成员扩大到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当时担任《红星报》主编、在会议中被选为党中央秘书长的邓小平、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华夫)、翻译伍修权也列席了会议。遵义会议是在中国革命濒于绝境的危急关头召开的。它对当时最迫切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作出了英明的决策，开辟了中国革命胜利的航向。一九三四年十月，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造成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我中央红军主力八万余人被迫离开中央苏区，进行战

略大转移长征。当我军从江西、福建出发以后，国民党蒋介石就布置了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妄图将我军一网打尽。在这种极其危险困难的环境下，我军指战员发扬了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经过三个月的连续艰苦作战，在江西、湖南、广东、广西边境地区，突破了敌人的四道封锁线，进入敌人力量比较薄弱的贵州。一九三五年一月七日，我军占领遵义城。一月九日，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随军委纵队进入遵义。这一阶段，我军的损失是惨重的。当红军到达遵义时，损折过半，只剩下三万多人。其主要原因就是“左”倾错误领导犯了退却中的逃跑主义错误。他们把这样一种大规模的战略转移的突围行动，变成了“基本上不是坚决的与战斗的，而是一种惊慌失措的逃跑的以及搬家式的行动。”（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遵义会议)）对于为什么退出中央苏区，当前任务怎样，到何处去等基本任务与方向问题，他们“始终密而不宣”，不但没有“在干部中与红色指战员中进行解释的工作，而且甚至在政治局的会议上也没有提出讨论。”（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遵义会议)）他们的战略方针不放在争取必要的、有利的时机歼灭敌人，而是采取一种“战略避战主义”，他们幼稚地认为“红军一定要达到了指定地区(湘西)，放下了行李，然后才举行反攻消灭敌人，否则是不可能的。”（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遵义会议)）结果使红军在与敌人作战中，经常处于被动地位，经常遭受敌人打击而受到巨大损失。在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长征初期的严重损失面前，红军指战员逐渐觉悟到这是排斥了毛泽东的正确路线，推行了“左”倾错误路线的结果，因而产生了对“左”倾中央的怀疑不满以至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湘江战役后，这种情绪达到了极点。与此同时，原来一些犯过“左”倾错误的同志也在毛泽东的说服下和实际教训面前醒悟过来，转而反对“左”倾错误。对于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早在第五次反“围剿”时，毛泽东就多次提出过意见，军委内部也曾经发生过激烈的争论。但是博古、李德不予采纳。过了湘江后，毛泽东提出讨论失败的问题，于是从老三界争论到黎平，从黎平又争论到遵义。在黎平举行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争论得很激烈，中心是关于红军的战略方针问题。李德主张红军在黔东北与敌人硬拼，毛泽东主张红军向黔北走，放弃与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当时主持会议的周恩来作出了《中央政治局关于在川黔边建立新根据地的决议》。毛泽东的正确主张，逐渐取得了多数同志的拥护。毛泽东说服了

中央许多同志，首先取得了王稼祥、张闻天的支持，终于“在遵义会议前夜，就排除了李德，不让李德指挥作战”（周恩来：一九七二年六月十日《在批林整风汇报会议上的讲话》）。这样，遵义会议才得以召开。正如陈云同志传达会议情况时所说：“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召集，是基于在湘南及通道的各种争论而由黎平政治局会议所决定召集的。”（《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见中共党史资料第三辑）毫无疑问，会议召开的本身是毛泽东正确主张的一大胜利。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重要发言，他切中要害地批评了“左”倾领导在军事路线上的错误：先是冒险主义，继而是保守主义，然而是逃跑主义。“其他问题暂时不争论”，“很多人一下子就接受了。”他的发言得到了大多数同志的拥护。经过三天的讨论，会议通过了由张闻天根据毛泽东等发言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决议明确指出：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以及退出苏区后遇到的严重损失，其主要原因是“由于我们在军事指挥上基本是错误的”，而军事领导上的错误，“A(即李德)、博(即博古)二同志是要负主要责任的。”（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遵义会议)）决议肯定了毛泽东关于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扩大会议一致决定改变黎平会议以黔北为中心来创造苏区根据地的决议，一致决定红军渡过长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苏区根据地。”（《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见中共党史资料第三辑）这是考虑到四川在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都比黔北好的原故。遵义会议纠正了“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取消了“左”倾错误领导者的军事指挥权，这在当时是一个生死攸关、急待解决的问题。遵义会议使党和红军在极端危险的境地保存下来，改变了行动方针，胜利地完成了长征，开创了抗日战争的新局面，这是一个转败为胜的转折点。遵义会议在组织上作了一些调整，改组了中央领导。会议决定：“(一)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二)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四)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指朱德)、周(指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见中共党史资料第三辑）遵义会议结束后，中央政治局常委进行分工时又决定“以毛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见中共党史资料第三辑）以后在一九三五年二月五日，行军在云、贵、川交界的一个叫鸡鸣三省的地方宿营时，常委

分工又决定洛甫代替博古负总责。到一九三四年三月十一日，红军在鸭溪、苟坝一带活动时，成立了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人军事指挥小组，这是当时“全党全军最重要的领导机构。毛泽东同志进入三人军事指挥小组，表明了新的中央的领导地位在全党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关于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若干情况的调查报告》，见中共党史资料第六辑）博古后来回忆遵义会议时说：“因有遵义会议毛主席挽救了党，挽救了军队。教条宗派统治开始完结，基本上解决问题。”在遵义会议以前，右倾或“左”倾错误领导先后在党中央占据统治地位，使中国革命不断遭到挫折。而在遵义会议以后，全党在思想上，组织上，军事上都逐步统一到党的正确路线上来，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有了希望。历史证明，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是中国革命事业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在遵义会议以前，那种把马列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经验神圣化的倾向，对我党的影响是很深的。加之在组织关系上，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这就使中国共产党难以独立自主地依据马列主义基本原理解决自己本国的问题。党的许多决定往往都与共产国际的指示或共产国际的代表有关。而遵义会议则打破了这个常规，开创了中国共产党人独立自主地解决自己问题的先例。遵义会议独立自主地制定了党的正确路线与行动方针，独立自主地选择了自己的英明领袖，独立自主地解决了组织领导中国革命战争的问题。遵义会议大胆地解除了李德的兵权并批判了他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这在当时是一种十分勇敢可贵的行动，恐怕也是我党历史上的第一次敢于顶住外来压力的行动。李德在几十年后还感叹地说：遵义会议“从共产国际方面，既不能得到忠告，也不能得到帮助”，“所以毛泽东能不顾马列主义的干部(指教条主义者博古、李德等引者)的反对而畅行无阻。”（李德：《中国纪事》）这正好从反面证明了遵义会议的一切重大决策，是在没有任何外来“忠告”、“帮助”之下，由中国共产党人自己作出的，证明了中国共产党人完全有独立自主地解决自己内部复杂问题的能力，表明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已经完全成熟，有本领导中国革命战争遵义会议的伟大意义和深刻启示遵义会议的伟大意义和深刻启示遵义会议的伟大意义和

深刻启示遵义会议的伟大意义和深刻启示1935年1月在贵州遵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对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来说，是一次具有伟大转折意义的会议。在这次会议之前的1934年10月，由于“左”倾教条主义、冒险主义的错误，

中央苏区红军未能打破国民党军队的第五次“围剿”，被迫实行战略转移，并实现北上抗日的目的。在战略转移时，“左”倾领导人又犯了退却中的逃跑主义错误。遵义会议前夕，中央红军和中央机关人员由长征开始时的8.6万人锐减到3万多人，前有重兵堵截，后有大军围追，陷入被动挨打、濒于全军覆没的危机。在这个极其危险的历史关头召开的遵义会议，挽救了中国共产党，挽救了中国革命，对红军长征的胜利产生了决定性的作用。第一，遵义会议首先着重解决了当时最为急迫的军事路线问题，使红军由被动转为主动，成为长征走向胜利的关键一步。遵义会议前的“左”倾错误的表现是多方面的，既有政治上的盲动主义、军事上的冒险主义，又有组织上的宗派主义、思想上的教条主义。由于当时处于战争环境，军事路线的错误直接关系到党和红军的生死存亡，而且这些错误已为中央大多数领导同志所认识，也为广大红军指战员所不满，纠正的条件已经成熟。遵义会议从当时的实际情况出发，集中力量纠正军事路线的错误。会议明确指出，由于“左”倾领导人在军事指挥上犯了一系列严重错误，造成了红军反“围剿”战争的失败和在退出苏区后继续遭到严重损失。遵义会议后，红军恢复了过去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作战的正确原则，迂回曲折地穿插于敌军重兵之间，四渡赤水、兵临贵阳、威逼昆明、巧渡金沙，彻底摆脱了长征初期的被动局面。第二，遵义会议对中央领导机构进行了调整，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为夺取长征胜利提供了根本的组织保证。遵义会议推举毛泽东同志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同时决定取消长征前组成的“三人团”，改由周恩来、朱德指挥军事。随后不久，又成立了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小组负责全军的军事行动。在当时战争环境中，这是党中央最重要的领导机构。由遵义会议开始的这些组织措施，对于推动党的路线转移到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轨道上来，对于保证党中央重大决策的贯彻执行，取得红军长征的最后胜利，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长征途中，张国焘实施逃跑主义，企图分裂党中央，给党和红军带来了严重损失。但由于有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的正确领导和坚决斗争，使得张国焘的错误没有造成更大的危害，最终在极端困苦的条件下保存了包括红四方面军在内的整个工农红军的骨干力量。第三，遵义会议后我们党更加自觉地从实际出发选择战略转移的方向，这对于各路红军会师西北、促进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变具有重大意义。遵义会议后，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在战略转移过程中，先后有一个

到川西北、到川滇黔，又到川西、到川陕甘发展的战略方向变化过程，直到最后决定以陕北作为领导中国革命的大本营。战略转移方向的调整，完全是根据当时军事、政治、地理、居民条件和全国形势的发展作出的，其最终目的是保存革命力量，建立北上抗日的前进阵地。遵义会议后随着各路红军战略转移的相继完成，红军一、二、四方面军、红二十五军和陕甘地区的红军胜利会师西北，实现了党中央对全国红军的统一领导和指挥，有力地推动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这对于开创中国革命的崭新局面，至关重要。归结起来说，遵义会议是红军长征中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这次会议奠定了中国革命胜利的基础。我们党对在党内占统治地位长达四年之久的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纠正乃至对整个党的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是以这次会议为开端的。党开始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和党内的重大问题在政治上走向成熟，是以这次会议为标志的。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是从这次会议开始逐步形成的。我们无法设想，没有遵义会议红军长征会是什么结果没有遵义会议中国革命会是什么情况。正如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大时指出的：“遵义会议是一个关键，对中国革命的影响非常之大。”可以说，我们党和党领导的事业，至今还在享用着遵义会议及这次会议延续和拓展的伟大成果。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深入研究长征，有助于我们深刻了解过去、全面把握现在、正确创造未来。前不久，中共中央政治局进行第三十三次集体学习，学习内容就是红军长征胜利的回顾和思考。胡锦涛同志在主持学习时指出，长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英勇革命的壮丽史诗。他强调，要把学习包括长征在内的中国革命史与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紧密结合起来，与加强理想信念教育紧密结合起来，与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紧密结合起来，进一步从历史和现实的比较中加深对我国国情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解和认识，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发扬光大我们党在革命战争时期形成的光荣革命传统。学习胡锦涛同志的重要讲话，回顾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的发展历程，从遵义会议中我们可以得到许多重要启示。遵义会议启示我们，必须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与时俱进地提出和贯彻正确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我们党的全部历史表明，党的理论和路线正确与否，是关系全局、决定一切的。党要形成正确的理论和路线，关键在于深刻认识和掌握马克思主义，深刻认识和掌握中国国情，并把两者正确地统一于中国革命、建

设和改革的实践之中。历史事实表明，红军长征前中国革命的局面是比较好的，党的组织和红军队伍都曾发展到３０万人。这样一个好端端的局面之所以被破坏掉，红军之所以被迫进行长征，从内因来说是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者既不真懂马列又不真正了解中国实际，照搬书本和外国经验导致的严重恶果。刘少奇同志在总结党的经验教训时曾说：“中国党的组织能力并不弱。中国党的英勇牺牲精神亦是很好的，数十万党员被人割去头颅的白色恐怖，亦不能威胁我们的党员放弃自己马列主义的旗帜。”中国党过去的失败，“都是指导上的失败”，“而并不是工作上的失败”。这是“过去历史上我们最吃亏的地方”。这些话思想深刻、耐人寻味。这里所说的“指导上的失败”，就是指党在理论和路线上发生的错误。遵义会议是我们党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解决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问题的会议，由此中国革命开始摆脱不真正了解中国情况的共产国际的干预和束缚而显示出无穷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