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水平与农民工相对剥夺感的代际差异

欧阳博强 张广胜

内容提要：在社会分层及农民工内部分化加剧的背景下，收入水平对农民工相对剥夺感的影响是否存在代际差异？本文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项目数据，采用Bootstrap中介检验方法和结构模型的分析表明：收入水平对农民工相对剥夺感的影响存在代际差异;对于原生代农民工，收入增加能显著降低经济剥夺感和社会剥夺感，且社会公平感会产生中介效应;对于新生代农民工，收入增加对降低经济剥夺感具有显著作用，但对降低社会剥夺感并不显著，且社会公平感不产生中介效应。因此，在引导劳动力的乡城转移上，应当考虑农民工的代际分化，同时通过进一步增加收入来源、创业扶持、公共服务供给等措施降低农民工的相对剥夺感。

关键词：农民工;相对剥夺感;社会公平感;中介效应

中图分类号：F30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148X（2018）03-0162-09

收稿日期：2017-12-25

作者简介：欧阳博强（1989-），男，湖南郴州人，沈阳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农业经济理论与政策;张广胜（1970-），本文通讯作者，男，河南信阳人，辽宁大学商学院教授，管理学博士，研究方向：人力资本与劳动力流动、农业经济管理。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项目编号：71273179;辽宁省高等学校创新团队项目，项目编号：WT2015009;辽宁省特聘教授支持计划项目，项目编号：2013-49。

中国经济经历了近40年的快速增长，人民收入水平和生活质量整体得到了大幅提升。但经济迅速增长的同时，社会分化、阶层差距以及财富分配不均等问题也在不断凸显，特别是农民的社会不公平感、生活压迫感等在日益加剧（Brockmann et al，2009），倒逼大量农民外出务工，以期提升收入水平和获取更高的社会阶层认同。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民工规模不断扩大，截至2016年，全国农民工总量已达28171万人。外出务工长期以来成为农民工增加收入的重要方式（李恒，2006;徐广路等，2016），对降低农民工的横向、纵向和远期剥夺感具有显著作用（倪志良等，2016;徐广路等，2016）。但也有研究认为农民工收入增加并不能降低其相对剥夺感。苏群等（2016）认为农民工外出务工会增加其在工作时间、工作待遇以及社会保障等方面的被剥夺概率，进一步增加了农民工的客观经济剥夺感和主观心理剥夺感。潘毅等（2009）发现农民工进城务工没有获得较大的归属感，在城市生活的满意度也较低，从而导致更加强烈的相对剥夺感。同时，在当前农民工（特别是青年农民工）比较强烈的市民化意愿下，城乡户籍差异所导致的“不均等”也给农民工带来极大的相对剥夺感（胡军辉，2015）。因此，农民工收入增加对其相对剥夺感变化的影响在相关的研究中并没有形成统一的结论。而随着经济社会的转型发展，农民工的代际分化已经形成，以1980年出生为界线被分割成的原生代、新生代农民工的特征差异明显，目前新生代农民工正逐渐成为农民工的主流群体，相对于原生代农民工而言，他们的所处时代背景、成长环境和思想观念发生了显著变化，致使整个农民工群体在物质追求、精神追求、人格特征以及行为特征等方面出现了明显的内部异质性。那么，农民工收入增加对其相对剥夺感具有什么影响？这种影响在不同代际之间是否存在差异？本文拟利用2013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CGSS）数据，分析收入水平对农民工相对剥夺感的影响机制，并从社会公平感的角度解释该影响机制的代际差异，以期为驱动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政策制定提供理论依据。

一、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相对剥夺”一词自出现以来并没有被正式定义和测量，主要用以反映两者对比之后所产生的失落感（Stouffer，1949），也多用于衡量不平等带给人的主观感受（任国强和尚金艳，2011），故“剥夺感”被视为与外界进行比较（包括人与人、人与自然、群体与群体等的比较）后而形成的一种相对心理感知。当然，本文所说的剥夺感也是指相对心理感知，不是指剥夺或者被剥夺的行为，而是指一种被剥夺的主观心理状态。从“相对剥夺”的原始释义来看，之所以会出现剥夺的心理感知主要取决于相对不公平的待遇或者认知，无论是和外界的横向比较，还是和自身的纵向比较，最可能都会首先反映在社会公平的主观感受上，因此相对剥夺感最容易通过社会公平感进行传导。人天生就对不公平具有极大的厌恶感（Tricomi，2010），社会不公似乎已经被普遍视为“万恶之首”。“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傳统价值观念也在中国农村的维系和传承普遍甚于城市（朱晓和段成荣，2016;倪志良等，2016）。邻里乡亲、亲朋好友的社交网络和工作关系在农村社会里叠织，极易出现互相攀比的心理（鲁元平和王韬，2011），这些不公平观念和攀比心态比较容易造成社会公平感知的波动，进而产生相对剥夺感。Hirschman（1973）围绕社会不平等提出了“正向隧道效应”和“负向隧道效应”，认为经济社会地位低等人群容易产生不满，但也可能由于乐观预期而形成激励，但目前中国社会比较突出的不均等问题致使这种乐观预期激励效果不明显（何立新和潘春阳，2011）。目前许多转型国家都出现了高收入与不平等分配并存的困境，经济增长反而造成低收入人群增加，且容易出现社会不公情绪，这种情绪是影响他们相对剥夺感变化的主要因素（Brockmann et al，2009）。因此，社会公平感似乎可以用来衡量现阶段农民工相对剥夺感变化的一个重要解释变量。

那么，收入增加对农民工相对剥夺感的变化是否存在影响？不同代际之间是否存在差异？现有的研究文献发现收入水平对农民工相对剥夺感的影响比较显著（Knight，2011;Deaton，2014;王玉龙等，2014;胡美娟等，2011），从收入的绝对量或者总量角度考察这种结论是普遍成立的。但需要注意的是，农民工内部已经出现了异质分化，所以从不同代际出发分析收入水平与农民工相对剥夺感之间的关系更为确切。马斯洛基于生理需求、安全需求、归属感、社会尊重和自我实现由低到高排序构建了五级层次需求理论，认为人们较低层次的需求没法被满足时，较高层次的需求就不可能成为新的激励因素。因此，当最基本的生活需求得不到满足时，农民工的需求层次将会停留在生存层面。由于生活环境和社会环境的不同，不同代际农民工在需求层次追求上出现了明显的差异。原生代农民工外出务工的首要目标是赚钱，满足最基本的生活需求，可能还没法考虑安全需求，有时甚至需要从事一些危险性工作，尽管他们的经济社会地位、工作条件和待遇较低，但生活状况的改善会促使他们对收入预期和社会公平感保持积极态度，不会产生强烈的经济、社会剥夺感（李培林和李炜，2010）。而新生代农民工外出务工不仅仅是追求高收入，当然和原先在农村相比，收入增加会令他们产生自豪感，在一定程度上会降低其经济剥夺感，但他们怀揣着“打拼一片属于自己的天空”的梦想涌入城市，具有更高层次的需求，希望获得更高的身份认同，然而受户籍制度等的影响，其归属感容易受挫，对生活和事业经常感到迷茫和失望（苏群等，2016），所以收入水平提高也并不一定会降低其社会剥夺感。

正如前文所述，原生代农民工主要是通过增加收入来满足生活所需和改善家庭经济状况，或仅仅是为了摆脱贫困，增加收入是他们进城工作的终极目标;新生代农民工在注重改变经济状况的同时，更加看重自己的社会阶层认同，拥有更高的人生追求，增加收入不再是其外出工作的终极目标（罗霞和王春光，2013）。那么，不同代际农民工的这种个体特征差异是否会影响其社会公平感？社会公平感是主观心理感知，因此不可缺少参照对象。据CGSS2013的调查数据统计显示，在个体感知上，选择与所在地居民作为参照组的农民工接近70%，且绝大多数是新生代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倾向于以城市居民作为参照对象，而原生代农民工更倾向于参照农村老家农民（徐广路等，2016）。通常而言，与老家农民对比的农民工，其社会公平感很自然会反映在收入上，收入相对较多和城市生活体验会改善其社会公平感。但若与城市居民相比，由于阶层、户籍等差异，农民工收入增加不能像城市居民一样相应地增加同等待遇，因此，即便比农村农民具有较高的收入，也不会改善他们的社会公平感，收入水平提高对其社会公平感知的改善作用可能会失效。由此可见，收入水平会影响原生代农民工的社会公平感，但并不一定会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公平感。

综上所述，本文提出以下两个理论假说：

假说1：收入水平对原生代农民工的相对剥夺感具有负向影响。具体而言，收入增加会降低原生代农民工的经济剥夺感和社会剥夺感，且社会公平感会产生中介效应。

假说2：收入增加会降低新生代农民工的经济剥夺感，但不会降低其社会剥夺感，且社会公平感不会产生中介效应。

根据理论分析，绘制农民工收入水平与相对剥夺感的作用机制及代际差异的逻辑关系如图1所示。一方面，农民工收入水平与其相对剥夺感之间具有直接的负向关联;另一方面，农民工收入水平可通过社会公平感间接作用于相对剥夺感，但存在代际差异。对于原生代农民工而言，收入水平会通过社会公平感对相对剥夺感产生间接影响;但对于新生代农民工而言，收入水平的提高不会使其社会公平感得到明显改善。

图1 收入水平与农民工相对剥夺感的关联机制

及代际差异

二、数据来源与实证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文的数据来源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CGSS）项目2013年的调查数据库。该项调查始于2003年，目前处于第二期调查阶段，第二期调查阶段2010-2013年的数据已经公布，2013年调查数据全面反映了中国社会、社区、家庭及个人等多个层次的现实问题，收集了包括北京、上海、广州、天津、深圳等大都市在内的100个县（区）和480个村（居委会），涵盖12000个家庭的样本特征数据。CGSS数据库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充足的样本筛选空间，我们从中筛选出拥有农业户口并从事非农工作的居民作为农民工样本，剔除各变量缺失值的样本后，得到2296个有效样本。基于研究需要，用调查年份与受访者报告的真实出生年份作差，算出受访者年龄，并以1980年出生的实际年龄为界对样本进行分割，得到785个新生代样本（17-33岁）和1511个原生代样本（34-72岁），且不同年龄的样本均有非农工作收入。

（二）变量说明及描述性统计

被解释变量。关于相对剥夺感，本文参考Anning Hu和徐广路等人的方法从经济、社会两个维度测量农民工的相对剥夺感。对于经济剥夺感的测量，以CGSS问卷中受访者对自身家庭经济状况所在5个档次自评为依据，受访者一般都会将自己与别人进行比较后给出相应评价，所以他们对自身经济水平的评价越高，说明经济剥夺感越低，若受访者的经济状况评价是“远高于平均水平”，我们对其经济剥夺感赋值为1，以此类推，若受访者的经济状况评价是“远低于平均水平”，则赋值为5。至于社会剥夺感，CGSS调查问卷中将受访者的阶层认同设置了10个层级，受访者根据自身判断给出自己所在等级所对应的分值，这个分值其实也是他们经过与他人对比而给出的，其给出的分值越高，表示所处的相对社会层级越高，说明其社会剥夺感越低，我们将处于最底层受访者的社会剥夺感赋值为9，将处于最顶层受访者的社会剥夺感赋值为0，0并不是意味着不存在社会剥夺感，而是表示社会剥夺感较低。

中介变量。对于社会公平感的测量，在CGSS问卷中设置了“总的来说，您认为当今的社会公不公平？”的问题，以及5个等级的回答选项。这个问题看似受访者对社会公平与否的评价，但社会公平与否的最终状态反映在个人上时，通常是以对于某些东西自己没有而别人有，或者自己拥有较少而别人拥有较多来衡量，所以当受访者被问及该问题时，一般都会基于这种衡量标准，比照自己的参照对象后做出回答。若受访者认为完全不公平，我们对其赋值为1，若受访者认为完全公平则赋值为5。

解釋变量。我们将受访者报告的个人年总收入作为解释变量，为尽量消除实证结果的误差，对个人年收入值取对数处理。

控制变量。为了避免变量遗漏对估计结果造成误差，本文参考相关文献选取了包括性别、年龄、婚姻状况、高等教育、健康状况以及社会交往等因素作为控制变量。

从表1报告的各变量描述性统计情况可知，农民工的经济剥夺感和社会剥夺感均较高，但社会公平感的均值略低于中间值。农民工的平均收入水平（对数值）为977;农民工的平均年龄为41岁，说明原生代农民工占比较高;男性农民工占比为64%;农民工健康状况整体较好，社会交往比较密切;受过高等教育的农民工占比较低。

表2比较了两代农民工在相对剥夺感、社会公平感和收入水平上的差异。从表2可以看出，原生代农民工平均的经济剥夺感和社会剥夺感均略高于新生代农民工，同时从图2和图3显示的两代农民工经济剥夺感和社会剥夺感的具体分布情况来看也是如此。值得关注的是，虽然原生代样本的平均收入水平低于新生代，但他们的社会公平感却优于新生代，这似乎说明如果收入增加对改善农民工社会公平感具有积极作用，那么这一作用对于原生代农民工而言会更加明显。

（三）实证设计

由于本文的两个被解释变量经济剥夺感和社会剥夺感分别是排序的五分值、十分值变量，可近似看作连续变量，故可以采用OLS或有序的Probit（Ordered Probit）回归方法建立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和稳健性比照。首先考察总体样本，建立模型A11、A21分析收入和控制变量对农民工经济剥夺感、社会剥夺感的影响;为观察社会公平感对农民工经济剥夺感和社会剥夺感的影响，建立模型A12、A22，且通过建立有序的Probit模型A13、A14、A23、A24作为上述模型的对比参考。然后考察分组样本，建立模型B11、B21、B12、B22观察收入水平、社会公平感对原生代农民工经济剥夺感和社会剥夺感的影响;建立模型C11、C21、C12、C22考察收入水平、社会公平感对新生代农民工经济剥夺感和社会剥夺感的影响。最后，建立模型B3、C3考察收入水平对不同代际农民工社会公平感的影响。

为检验社会公平感在收入水平与农民工相对剥夺感之间的中介效应，本文采用Bootstrap中介效应检验方法。该方法由Preacher & Hayes（2004）提出，在深入探讨的基础上，Zhao et al（2010）提出的与之相配套的中介效应检验程序近年来被国内外学者广泛参照。虽然都是考察经过中介变量路径上的回归系数乘积是否显著，但该方法克服了原先的逐步回归法的局限（系数乘积不一定会服从正态分布），大大地提高了有效性。中介检验的基本模型：

Y=i+cX+e1（1）

M=i+aX+e2（2）

Y=i+c′X+bM+e3（3）

其中，a为解释变量影响中介变量的系数估计值，c′和b分别为解释变量与中介变量共同影响被解释变量时的系数估计值。

Bootstrap中介效应检验的基本分析程序，简而言之，在确定a×b中介路径是否显著后，再检验c′。若c′不显著，则表明模型中假设的中介变量是唯一的中介;若c′显著，则表明仍可能存在其他的中介路径。若a×b×c′>0，则说明可能还存在同方向的其他中介变量;若a×b×c′<0，则说明可能还存在反方向的其他中介变量。需要指出的是，Bootstrap检验不要求c必须显著。

三、实证结果分析

（一）基准回归分析

表3报告了收入水平、社会公平感影响农民工相对剥夺感的基准回归估计结果，从中可知，主要控制变量在OLS和Ordered Probit模型上的符号、显著性基本保持稳定，回归结果的稳健性较好，且前者更为有效，故对OLS模型的回归结果进行展开分析。从模型A11和模型A21的结果可知，控制变量中的性别和年龄不显著;婚姻状况对经济剥夺感和社会剥夺感具有显著影响，已婚或同居样本的经济剥夺感和社会剥夺感均显著低于未婚样本;高等教育、健康状况、社会交往均显著影响经济剥夺感和社会剥夺感，受过高等教育、健康状况越好以及社会交往越密切的农民工，其经济剥夺感和社会剥夺感越低。在控制变量后逐项加入收入水平和社会公平感变量，回归结果见模型A11、A21、A12、A22，发现收入水平和社会公平感均显著影响相对剥夺感，收入增加或社会公平感越好，则经济剥夺感和社会剥夺感都越低。这些结果说明收入水平提高、社会公平感上升均会降低农民工的相对剥夺感。

（二）收入水平与农民工相对剥夺感的代际差异

由表4中模型B11和B21的结果可知，婚姻状况、高等教育、健康状况、社会交往等控制变量对原生代农民工的经济剥夺感和社会剥夺感都有显著影响。在控制变量后逐项加入收入水平和社会公平感的回归结果见模型B11、B21、B12、B22，发现收入增加、社会公平感上升均会显著降低原生代农民工的经济剥夺感和社会剥夺感，说明收入增加对于降低原生代农民工的经济剥夺感和社会剥夺感均具有显著作用。从表4中模型C11和C21的结果可知，健康状况、社会交往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经济剥夺感具有显著影响，但对他们的社会剥夺感不具有显著影响，说明良好的健康状态和密切的社会交往可能给他们带来更好的工作机会，但不会改变他们的社会阶层感知。值得关注的是，在原生代样本中不显著的性别却在新生代样本中显著，男性新生代农民工的相对剥夺感较高，这可能是因为男性青年农民工进入城市就业的生活压力和社会压力都比较大;接受高等教育能够显著降低原生代农民工的相对剥夺感，但对新生代农民工来说，他们可能更倾向于关注个人供给与用人单位需求的匹配程度，更加注重技校学习、职业技能培训和考取专业证书。在控制变量后逐项加入收入水平和社会公平感的回归结果见模型C11、C21、C12、C22，发现社会公平感上升同样会显著降低新生代农民工的经济剥夺感和社会剥夺感，但收入增加只对降低新生代农民工的经济剥夺感显著，对降低其社会剥夺感并不显著，说明影响他们追求社會阶层认同的主要因素体现在收入以外的其他方面。

（三）差异解释：社会公平感

表5中模型B3的结果显示，收入增加会显著提升原生代农民工的社会公平感。同时从表6的Bootstrap中介效应检验结果可知，社会公平感的中介效应均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对于经济剥夺感，区间（LLCI=-01614，ULCI=-00194）不包含0，中介效应的大小为-00710，在直接效应中的占比为3842%;对于社会剥夺感，区间（LLCI=-02707，ULCI=-00419）不包含0，中介效应的大小为-01563，在直接效应中的占比为3443%。另外，c′均显著，a×b×c′>0，说明可能还存在与社会公平感同方向的其他中介变量。表5中模型C3的结果显示，收入增加对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社会公平感并不显著，说明他们的社会公平感是反映在收入之外的其他方面。同时从表6的Bootstrap中介效应检验结果可知，无论是在经济剥夺感还是社会剥夺感的模型中，社会公平感的中介效应都未通过显著性检验，中介路径的作用区间都包含0，说明在收入水平对新生代农民工相对剥夺感的作用上，社会公平感的中介不成立。

综合以上实证结果可知，对于原生代农民工而言，收入增加会显著降低其经济剥夺感和社会剥夺感，且社会公平感产生了中介效应;对于新生代农民工而言，收入增加会显著降低其经济剥夺感，但不会显著降低其社会剥夺感，且社会公平感不会产生中介效应，因此假说1和假说2均得到验证。

四、中介效应再检验

为验证社会公平感在收入水平与农民工相对剥夺感之间的中介作用，本文分别建立原生代和新生代的结构方程路徑模型进行再次检验，应用AMOS230软件对模型进行路径拟合，模型的路径拟合情况见图4和图5。检查输出结果（表7）发现参数没有违反估计，测量模型的拟合指数均比较理想。

进一步，基于前文中的式（1）、式（2）和式（3），通过检验结构模型路径系数的显著性进行中介效应验证。

（1）原生代模型。表7中的估计结果表明，收入水平对原生代农民工的经济剥夺感和社会剥夺感均具有显著的直接和间接影响。一方面，收入水平对社会公平感的直接效应系数a=0648;社会公平感对经济剥夺感的直接效应系数b=-0170;收入水平对经济剥夺感的直接效应系数c′=-0276;收入水平对经济剥夺感的间接效应系数为-0110（0648×-0170），这说明当其他条件不变时，收入水平每增加1个单位，原生代农民工的经济剥夺感将间接下降0110个单位，但小于收入水平对经济剥夺感的直接效应绝对值0276。模型的路径估计系数a、b、c′均显著，表明收入水平通过中介变量社会公平感对原生代农民工经济剥夺感的中介效应显著，且是不完全中介。

另一方面，收入水平对社会公平感的直接效应系数a=0648;社会公平感对社会剥夺感的直接效应系数b=-0152;收入水平对社会剥夺感的直接效应系数c′=-0271;收入水平对社会剥夺感的间接效应系数为-0098（0648×-0152），这说明当其他条件不变时，收入水平每增加1个单位，原生代农民工的社会剥夺感将间接下降0098个单位，但小于收入水平对社会剥夺感的直接效应绝对值0271。模型的路径估计系数a、b、c′均显著，说明收入水平通过中介变量社会公平感对原生代农民工社会剥夺感的中介效应显著，且是不完全中介。

（2）新生代模型。表7中的估计结果表明，收入水平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经济剥夺感具有显著的直接影响，但对经济剥夺感和社会剥夺感的间接影响均不显著。社会公平感对经济剥夺感的直接效应系数为-0102，对社会剥夺感的直接效应系数为-0130;收入水平对经济剥夺感的直接效应系数为-0224;但收入水平对社会公平感的直接效应系数（a=0009）不显著。说明收入水平通过中介变量社会公平感对新生代农民工经济剥夺感、社会剥夺感的中介效应均不显著。

中介效应的再检验结果表明，对于原生代农民工而言，在收入水平与相对剥夺感之间，社会公平感的中介效应显著;对于新生代农民工而言，在收入水平与相对剥夺感之间，社会公平感的中介不成立。这一结果与Bootstrap检验得到的结论是一致的。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利用2013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项目数据，从剥夺原理和需求层次理论出发分析收入水平对农民工相对剥夺感的影响机制，并从社会公平感的角度解释该影响机制的代际差异，采用OLS和Ordered Probit回归方法建立对照模型进行基准回归分析，并运用Bootstrap中介检验方法和结构模型分析收入水平与农民工相对剥夺感的代际差异，结果表明：第一，收入水平与农民工的相对剥夺感之间存在显著的负向关联，收入增加对于降低农民工的相对剥夺感的确具有显著作用，这一点与其他类似研究得到的结论一致，但这种作用在不同代际之间出现了明显差异;第二，收入增加对于降低原生代农民工的经济剥夺感、社会剥夺感均具有显著作用，且社会公平感会产生中介效应;第三，收入增加对于降低新生代农民工的经济剥夺感具有显著作用，但对于降低他们的社会剥夺感并不显著，且社会公平感不会产生中介效应;此外，农民工内部的异质化特征正在凸显，接受高等教育对降低新生代农民工相对剥夺感的作用变得有限，且尽管目前农民工收入水平较低，但收入水平提高对于新生代农民工提升社会公平感和降低社会剥夺感的作用并不明显。

本文的研究至少可以获得以下几个政策启示：第一，新生代农民工正逐渐成为进城务工的主体，其个体特征和行为特征与原生代存在明显差异，且倾向于选择城市居民作为个人发展的比照对象，这为制定农村劳动力转移政策释放了提醒信号;第二，收入增加能有效降低农民工的相对剥夺感，要进一步拓宽农民工收入来源渠道，为农民工创业提供良好的扶持环境;第三，对于新生代农民工而言，收入增加在改善其社会公平感和降低社会剥夺感方面的作用有限，应尽快消除其融入城市社会的歧视感和社会权益差异感;第四，增加农民工社会保障、文化体验、教育培训等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这样有利于改善农民工的社会公平感，进而降低其相对剥夺感;第五，进一步消除二元经济结构对农民工市民化的束缚，强化城市社会对农村转移劳动力的包容功能，使农民工在城市社会获得更大的归属感和融入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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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generational Difference in the Impact of Income Level on Migrant Workers′

Relative Deprivation：
Inspection and Interpretation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Fairness

OUYANG Bo-qiang1， ZHANG Guang-sheng2

（1.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henya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Shenyang

110866， China; 2. Business School， Liaoning University， Shenyang 110136， China）

Abstract：Under the background of 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 intensification of the internal differenti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is there any intergenerational difference in the impact of income level on the relative depriv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China′s comprehensive social survey project data， Bootstrap mediation test method and structural model， this paper finds that， there is intergenerational difference in the impact of income level on workers′ relative deprivation; for the original migrant workers， the increase of income can significantly reduce economic deprivation and social deprivation， and social fairness plays mediating effect; for the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the increase of income can reduce economic deprivation  but cannot reduce their social deprivation significantly， and social fairness does not produce mediating effect.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consider the intergenerational differentiation in a reasonable guide to the transfer of labor on the township， and it is important to reduce migrant workers′ relative deprivation by measures of further increasing the source of income， entrepreneurial support， public service supply.

Key words：migrant workers; relative deprivation; social fairness; mediating effec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