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言善策共话新时代文艺发展

对艺术而言，不论研究或是创演，一些情怀是必不可少的。苏轼在《江行唱和集序》中就有“已亥之岁，侍行适楚，舟中无事，博弈饮酒，非所以为闺门之欢，而山川之秀美，风俗之朴陋，贤人君子之遗迹。与凡耳目之所接者，杂然有触于中，而发于咏叹”之意境，进而有了“有所不能自已而作”的冲动。这就是他在“博观”“厚积”后从情怀中自然而然生发出的。

所以理解艺术不是站在玻璃窗外上下左右仔细打量，而是要自己浸润其中，细细品味个中的甘美滋味。

曲艺从民间生发，与其他艺术门类相比，天然就带着泥土的芬芳，更为醇厚醉人。一代代曲艺工作者，正是在认真观察体悟充满活力的人民生活时产生了创演冲动，他们举身投入生活，以澄明心胸超越功利，以一颗纯然之心进行艺术创作，将自己的情怀酿成美酒，让人在醺然中更多一份对人生的感悟。

能打动人的曲艺作品肯定是用生活的泉水酿造的，而只有真正品尝过生活的，才能对曲艺的创演和发展有更为澄澈的感悟。政治协商会议秉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就国家大政方针和群众生活进行广泛的政治协商，并通過建议和批评发挥参政议政、民主监督的作用。来自曲艺界的全国政协委员们始终保持着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对曲艺发展提出了良言善策。本次专栏撷取了董耀鹏、籍薇、盛小云、吴文科4位全国政协委员在全国政协第十三届二次会议上的感言建议，以飨读者。

曲艺工作者要与时代同呼吸

3月4日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看望了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的文化艺术界、社会科学界委员，并参加联组会，听取意见和建议。他强调，新时代呼唤着杰出的文学家、艺术家、理论家，文学创作、学术创新拥有无比广阔的空间，要坚定文化自信、把握时代脉搏、聆听时代声音、坚持与时代同步伐、以人民为中心、以精品奉献人民、用明德引领风尚。

总书记的讲话在曲艺界引起了强烈反响。全国政协委员董耀鹏从“根”和“魂”、“时”与“势”、“本”和“源”、“创”和“精”、“修”和“德”等五个方面谈了自己的心得体会。

曲艺创演的方法有百千个，但核心就只有一个：为生活发展说与唱，为时代进步鼓与呼，这两者之间是辩证统一的过程。艺术发展是社会全面进步的深刻反映，是人民生活水平日新月异的集中体现。在当前物质生活极大丰富的前提下，人民群众对于文化产品的质与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国家进一步发展也需要人民有更高的文化素养。董耀鹏委员认为，曲艺工作者应当深刻认识文艺在举精神之旗、立精神支柱、建精神家园中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充分认识文艺工作者在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中大有可为的重要作用，勇于担当人类灵魂工程师的神圣使命，厚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01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回望历史，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爬坡过坎，从胜利走向胜利，从辉煌迈向辉煌，步伐坚定地走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康庄大道上。这道路上的每一个脚印都有时代的缩影，正是在触摸时代、拥抱时代的过程中，广大文艺工作者创作出了一个个能立得住、叫得响、传得开的好作品。而今，新的时代呼唤着新的作品，董耀鹏委员认为，广大文艺工作者要树立创作中华民族新史诗的雄心壮志，因时而兴，乘势而变，把握时代脉搏，承担时代使命，聆听时代声音，勇于回答时代课题，积极投身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蓬勃实践当中，成为时代风气的先觉者、先行者、先倡者，创作出无愧于我们这个伟大时代、无愧于我们这个伟大国家、无愧于我们这个伟大民族的优秀文艺作品。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上，大胆地试、勇敢地改，倾听人民呼声，突破自我，将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把人民高兴不高兴、满意不满意、答应不答应作为检验党的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催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一系列突破，探索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建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使马克思主义的“灵魂”走进寻常百姓的日常生活，为中国改革开放注入了活力和激情。董耀鹏委员认为，广大文艺工作者也应当认真履行为人民服务的天职，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始终把人民的冷暖、人民的幸福放在心中，以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情怀，观照人民的生活、命运、情感，从人民的伟大实践和丰富多彩的生活中汲取营养，不断进行生活和艺术的积累，把人民的喜怒哀乐倾注在自己的笔端，表达人民的心愿、心情、心声，讴歌奋斗人生，刻画最美人物，引导人们找到思想的源泉、力量的源泉、快乐的源泉，让人们看到美好、看到希望、看到梦想就在前方。

当前，在多元文化和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部分文艺工作者忘却了要为人民创演精品力作的重责大任，一味沉浮在名利的泡沫中，导致一些不讲品位、不讲格调、不讲立意的所谓“作品”出现。这在相当程度上破坏了文艺工作者的整体形象，也给精神文明建设带来了消极影响。对此，董耀鹏委员认为，广大文艺工作者在直面当下中国人民的生存现实的同时，要向着人类最先进的方面注目，向着人类精神世界的最深处探寻，努力创作生产更多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体现中华文化精神、反映中国人审美追求，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叫得响、传得开、留得住，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相统一的优秀作品，不断把更好的精神食粮奉献给人民，满足人民对多方面、多层次、多样性精神文化生活的美好需求。

习近平关于文艺发展的重要思想最突出、最基本和最重要的观点之一是人民中心论，要求高度重视文艺陶冶人民情操、涵养人民心灵、教化人民道德的审美价值作用，突出人民在文艺创作中的主体地位，强调需要构建包含人民要素的新型文艺批评体系。在此基础上，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在文艺创演中坚持爱国主义、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等价值追求，有意识地宣传有中国特色的文化价值观。为将这一点落到实处，董耀鹏委员认为，文艺从业者首先要塑造好自己。养德和修艺是分不开的。广大文艺工作者要把崇德尚艺作为一生的功课，把为人、做事、从艺统一起来，自觉坚守艺术理想，追求真才学、好德行、高品位，加强思想积累、知识储备、文化修养、艺术训练，不断提高学养、涵养、修养，自觉抵制不分是非、颠倒黑白的错误倾向，自觉摒弃低俗、庸俗、媚俗的低级趣味，自觉反对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的腐朽思想，做到修身与创作共进、人品与艺品齐升，真正成为真善美的追求者和传播者、先进文化的践行者、社会风尚的引领者。

文艺之道，除了守正于内，更要外宣于世界。当今时代，文化软实力在国内发展以及国家间综合实力较量中能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美国学者约瑟夫·奈在其著作《软实力：世界政治中的成功之道》中，认为“软实力”包括文化吸引力、政治价值观吸引力及塑造国际规则和决定政治议题能力等，而文化影响力将是这一软实力组合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植于中华民族深厚的历史土壤中，优秀的中华文化对我国周边——日本、朝鲜半岛、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都有相当大的影响力。中国共产党始终把发展社会主义文艺、提升中华软实力影响置于重要的位置。习近平总书记更是多次强调，“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是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题中应有之义。”“中国有坚定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其本质是建立在5000多年文明传承基础上的文化自信。”广大文艺工作者应当充分领会总书记关于文化自信的重要论述，不片面地以西议中、尊古薄今，用辩证的眼光看待文化文艺的发展，在充分学习吸收、继承发展传统文化中精华的同时，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使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焕发新的活力，让传统文艺在新时代继续发挥凝心聚力的重大作用，让世界从传统文艺中看到中华文化在传统与现代交织融合中迸发出的绚烂光彩。

方向在前方，道路在脚下。董耀鹏委员寄语广大文艺工作者在伟大旗帜的正确引领下，在正本清源上展现新担当，在守正创新上实现新作为，用人品、艺品和作品，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推动人类文明发展进步贡献应有的才情、智慧和力量。

长保“非遗”遗后人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我们的先人在历史迭续中开创发明的、承载着中华民族独特记忆与灵魂的宝贵财富。与有直观形制、能较容易通过建立“投入——产出”价值评价体系而流传的某些物质性文化财富不同，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一种无形的传统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凭借人们的继承并通过传承人的言传身教得以延续。所以在我们广泛讨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的时候，更多是要讨论传承人的延续。

人为万物之灵，由其传递的文化更有灵性。但就目前的情况来说，尽管有关部门和社会有识之士一再强调传承人之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性，但因为多元文化大潮和市场经济的冲击，老一辈传承人的生存与发展面临着若干挑战，而新生代则可能迫于生存压力、缺乏经济动力和物质条件等种种原因而放弃自己所掌握或者将要掌握的技艺，转投可能更有“前途”的领域，这就会在无形中破坏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保护的整体生态，使很多珍贵的传统技艺逐渐消亡。因此，我们在充分了解传承人在非物质文化遗产延续大业中的重要位置和效用的同时，更要继续敦促相关部门持续完善相关措施，强化对其保护手段，才可以尽可能地激发他们的自发性、能动性和开创性，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大业蒸蒸日上。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曲协副主席籍薇建议，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建议各级非遗主管部门要首先做到，“狠抓一个关键，明确两个着力点，推动三个创新”。一个关键，就是将对非遗传承人的活态保护作为关键点，要让老非遗传承人能在有生之年充分发挥老艺术家的艺术余热，通过口传心授的教学方式留下他们的技能与绝活，与此同时保留珍贵的音频和影像资料，便于后人研究与学习。两个着力点，就是加强后备人才培养工作和建立非遗培训基地。推动三個创新，就是要全面推动“工作理念创新”“教学模式创新”和“宣传模式创新”。“加大扶持力度，增加资金投入，用来支持传习授业开展活动，保证传承工作的顺利进行。”

非物质文化遗产在面对市场经济大潮时可能会存在一定的历史性结构缺陷，贸然将之投入社会化运营中可能会导致非物质的“物质化”，最终使得文化遗产“空心化”，所以相关的政策倾斜是非常有必要的。但非物质文化遗产不能活在真空里，也不可能在公益性保护中发扬光大。所以在通过自上而下的政策保护激发全社会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广泛关注后，相关人士还要在保证非物质文化遗产本体特色的基础上，根据市场运作规律，探索出一条非遗产业的良性发展路径。这也正是籍薇委员建议的，“加强非遗保护传承工作社会化认知度”的一个需要关注研究的方面。

此外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不应该只着眼于文化角度，而应将之与国家的大政方针政策结合起来。非物质文化遗产从无形的传承到有形的良性发展，这一转变过程必然能释放出强烈的经济能量。考虑到某些非物质文化遗产生发地的发展情况，将非遗发展纳入脱贫致富的大格局中是重要的，也是必要的。

“被石兰兮带杜衡，折芳馨兮遗所思。”我们要做的不仅仅是将非物质文化遗产这捧“芳馨”当做历史的纪念，更要让它活起来，在中华民族新时代的大发展中永绽芳清。

身边的艺术

艺术场馆是提供公共文化服务的重要场所，担负着普及艺术知识、提高审美能力、弘扬优秀文化、传播正确价值观的重要职能。艺术场馆成功与否在相当程度上可以体现一地区公共文化服务质量的高低。2015年1月4日，中国政府网公布了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意见》。《意见》指出，要提升公共文化设施建设、管理和服务水平。健全公共文化设施布局、土地使用、建设规模、设计和施工规范以及技术要求等标准。按照城乡人口发展和分布，坚持均衡配置、严格预留、规模适当、功能优先、经济适用、节能环保的原则，合理规划建设各类公共文化设施。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曲协副主席盛小云长期关注我国艺术场馆的发展问题。她表示，改革开放40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人民物质生活水平得到极大提高，文化生活质量也得到普遍改善。中央及省市政府在文化事业方面投入大量财力，同时企业和个人也投入大量资金参与文化艺术设施建设。“据初步统计，我国现拥有各类博物馆、美术馆近万家。全国博物馆、美术馆年均举办各类展览活动超过3万个，观众约10亿人次，参观博物馆、美术馆日渐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但在发展中也有些问题表露出来，盛小云委员等在对全国各地博物馆、美术馆运营情况调研后，发现仅有著名历史文化名城、风景旅游城市的博物馆和美术馆等部分场馆能吸引较多的游客，而大多数场馆游客量稀少，文化艺术活动中的民众参与率仍然较低，文化艺术设施得不到充分利用，公共资源呈现较为严重的浪费现象。

这一现象表明，我国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上取得了较大进展，但在相当程度上仍然只是解决了有无的问题，在服务体系进一步发展、特别是如何吸引群众方面，仍然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公共文化服务质量的提升应该是一个全方位的系统工程，而部分地区对此认识不足，只是将之当做展示地方魅力的“名片”，或者夸耀“文化发展”的“政绩工程”，这是不利于公共文化长远发展的。中国美术馆馆长范迪安曾说：“我国美术馆与国际著名艺术博物馆的专业水平相比，更有差距。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美术馆和博物馆，历史还很短，而它们在西方社会文化体制中，则较早得到了确定，整个管理方式、运行模式很稳定，有稳定的管理水平和工作经验。我们的美术馆作为艺术类博物馆的管理模式，还有待定型，有待政策进一步扶持。同时，队伍素质也不够高，能力不够强，内部各环节的协调常常出现间隙。”所以“打铁还需自身硬”，要吸引群众，中国的艺术场馆首先要做到对自身内部的统和整理，就如何提升藏品质量、如何留住专业人才、如何建立艺术档案、如何优化游览流程、如何提升观众舒适度、如何拓展艺术外延等一系列问题进行深入思考。在解决内部可能存在的问题后，再有针对性地探索吸引观众的方法。

在当今的艺术场馆中，艺术作品不再是传统静态化的陈列展览，而是有了更多元化的空间打造、传播途径、交流渠道、体验方式。这种带有较强的传播学因素和复合式的文化融合现象便是“动态化”趋势的体现。“动态化”特色在艺术场馆的当今发展中已经成为了一股势不可挡的力量。对此，盛小云委员建议，艺术场馆应当搭建文化艺术场馆信息发布平台，让民众可以通过电子地图搜索功能，在网站或手机终端及时查询附近的场馆及相关活动信息。同时，对各类展览活动进行跟踪和评估，推荐优质项目供民众选择；加强各类博物馆、美术馆与社区的互动，让社区居民成为文化艺术活动的策划者、组织者和参与者，通过文化艺术场馆与周边社区结对的方式，为市民提供文化服务和艺术咨询，合理利用好身边的公共文化资源。

文化应该成为群众身上自发而发的气质，而这种气质的培养在很大程度上应该是“润物细无声”的。这就要求文化摘掉“高冷”的面具，飞到群众的身边。在这一过程中，公共文化服务无疑是大有可为的。

曲艺传承需要更多专业人才

千百年来，曲艺教育的方式大抵是师徒相继、口口相传。这种传承方式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一来曲艺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被视为末流，煌煌上庠中饱读硕儒荟萃，三坟五典具备，却不大可能有教授曲艺的先生，记载说唱的典籍。二来曲艺艺人多是社会底层，常年为生计奔波，稳居尚且不易，更遑论安然地教授成规模的学生。这种教育体系在当时的历史条件自有其合理性。以受众而言，这毕竟只是一种娱乐方式，沒人会认为说书唱曲会对科考仕途有什么积极的影响；以曲艺艺人来说，有艺傍身可能也就多一份糊口的本事，再多的事情是不太想的。

但在当前强调通识教育的大背景下，艺术教育逐渐被人重视——德育为育人之根本，是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基础和保障，而艺术教育则是德育的重要方式，所以加强艺术教育和德育的深度融合如今是社会的广泛共识，在这一融合过程中，曲艺不应当缺席。

育人者当先育己身。要更广泛有序地彰显影响力，曲艺就必须探索建立一套属于自己的教育体系。曲艺教育当有大河长流之态势，如此才能分布河道，滋养周边。若非如此，则自身发展可能尚属无序，更不能谈泽被流域。

曲艺教育之现代化，首要任务在于对曲艺知识的整理和规范化，如此方能有的放矢。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曲协副主席吴文科长期关注曲艺学科建设，他认为，传统的艺术传承，包括学术的延续，都是在一种自然的状态下进行的。虽然相关部门在曲艺知识整理方面付出了大量心血——如从1986年由当时的文化部和国家民委及中国曲协发起编纂、至2011年全部完成的《中国曲艺志》大型系列方志丛书——但中国古今曲艺的品种数量共有1000种左右，至今存活并有演出活动的，至少在500种以上，其中绝大部分都散落在民间，缺乏专业人才对其进行研究和保护。所以加大曲艺知识的疏浚整理力度，实为当务之急。

在注重知识整理同时，教育体系建设也是当务之急。吴文科认为，“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在当今这样一个注重学历的时代，一个年轻人如果无法就读相关方向的本科专业，他要去求职，从事像曲艺这样的艺术门类的相关工作，是缺乏就业渠道的。一般的曲艺从业人员的文化含量和知识基础达不到对曲艺进行研究和保护的要求，就是因为他们以前的从业门槛较低，没有条件接受全面系统的曲艺文化的教育。”

同时曲艺学科教育也意味着未来的曲艺专业学生们能受到更系统的全面教育。当今是一个知识爆炸的时代，广大受众在知识接受的深度和广度上与过去均不能同日而语。在如此情况下，如果曲艺从业者不能将自己的知识层次提升到至少与受众平均水平相同的水平，如何‘劝人方’？难道还要永远靠着老先生们留下来的经典过活而不予以丰富和发展吗？

综上而言，吴文科认为，曲艺专业人才的培养要纳入到整个教育发展的框架和体系里面去，不能希求用自然自生自灭的生态去养成良好的曲艺文化业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