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变迁视角下乡村教育发展研究述评

摘要：在现代化建设要求和国家政策的引导下，乡村教育经历了从“文字下乡”到“文字上移”的曲折发展过程。从社会变迁视角下对乡村教育发展研究进行述评，梳理乡村教育的发展历程、困境、成因及其出路，结合中国乡村教育发展实际，提出了对社会转型发展中的乡村教育困境的思考。

关键词：乡村;乡村教育;社会变迁

中图分类号：C912.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114（2019）20-0210-04

DOI：10.14088/j.cnki.issn0439-8114.2019.20.050           开放科学（资源服务）标识码（OSID）：

A review of studies on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educ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change

LI Zhen

（College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Hohai University，Nanjing 211100，China）

Abstract： Under the guidance of modernization construction requirements and national policies， rural education has undergone a tortuous development process from "literature to the countryside" to "text moves up".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change， the research on rural education development， combs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dilemma， causes and outlets of rural education was reviewed. Combined with the actual development of rural education in China， some thoughts on the rural education dilemma in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transformation were put forward.

Key words： rural; rural education; social change

中国社会的发展离不开其乡土性，乡村作为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一个薄弱环节备受关注。中国传统文化来源于乡村社会，乡村教育又是乡村发展的希望和助推器，它意味着对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在社会变迁的背景下，中国政府对乡村教育先后进行了不同的政策引导和制度规定，呈现出“文字下乡”到“文字上移”的社会现象，这个过程也引起了乡村社会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因此，乡村教育问题引起了许多学者的关注，他们从广阔的视角和理论的高度对乡村教育发展的现状进行研究和探讨，并分析了这些问题的成因与解决对策，饱含着学者对乡村社会发展的人文关怀和赋予其时代性的理性思考。

1  乡村教育的发展历程

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在多种因素的冲击和影响下跌宕起伏，这不仅表现在经济结构、社会结构等方面的变动，乡村社会在这种冲击下也发生了明显的改变，乡村教育作为乡村社会文化意识形态的体现，在近代社会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同样经历着一系列的变动与起伏。在国家政策和相关制度的影响下，乡村教育经历了从“文字下乡”到“文字上移”的转变，这看似对立的两个概念，形象地反映了乡村小学从无到有、从少而多、由胜转衰的过程。乡村是中国社会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但也是发展中的薄弱环节，乡村教育因此得到了学界的广泛关注。熊春文等[1]采用教育的上层建筑范式和生产力范式两种理论视角，对乡村学校的演进进行了概括，认为乡村学校作为连接大传统与小传统的中介发挥着社会整合的功能，对乡村学校社会文化中心地位的逐渐丧失提出深刻思考。此外，还有许多学者对这一主题进行了不同方面的研究探讨，以推动乡村教育在现代化进程中的良性发展，寻求解决其现实问题和潜在困境的有效途径。

1.1  “文字下乡”：乡村社会中的教育渗入

“文字下乡”是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提到的至关重要的议题，它企图使愚昧落后的乡村汇入现代文明的洪流，反映出乡村教育现代化的一种趋势。文字是现代化的工具，对于“熟人社会”中的乡民而言，他们并不需要借助文字进行交流。随着社会大环境的改革变迁，“文字下乡”成为近代以来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借助乡村小学这一工具，文字渐渐渗入到乡村社会中，乡村教育初显苗头。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乡村教育在各个阶段表现出不同的发展状态。程天君等[2]从整个近代社会发展的历史脉络进行详实阐述，总结了在时代背景和政府政策的双重影响下教育在乡村社会中曲折发展以及阶段性特征。清末，清政府实施“新政”，全国各地兴办新式学堂，这种新式教育采用西方资本主义形式强行进入乡村社会，一股“入侵者”力量打破了传统的乡土社会，此时的乡村小学不仅数量较少，而且规模普遍偏小;20世纪20—30年代，以晏阳初、陶行知、梁漱溟等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发起了中国乡村教育运动，尝试在落后的乡村社会兴办起一大批新式学校，发展教育普及，以打破传统思想对人们的禁锢，提高乡村社会整体文化水平与文化氛围。南京国民政府期间，基本定型的现代初等教育稳步推进，尤其是1935年国民政府开始推行义务教育，乡村社会增设短期小学和简易小学，这段时期的小学教育虽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但还是比较落后，数量少且质量差，女童入学率偏低等問题暴露出来。1937年，受到抗日战争的影响，全国小学数量和办学规模缩水，直到1945年战争胜利，全国小学数量有了一定幅度的回升，国民政府开始实施国民教育相关措施。从历史发展的脉络来看，中国教育现代化在艰难曲折中前进，乡村教育亦是如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正规教育机构随着“政权进村”进入乡村社会，在政府政策引导下全国教育事业出现第一次大发展。但在后期，受“左”倾思想的影响，乡村小学的数量和在校生数量极度膨胀，其中存在的问题也日益凸显。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经济和政治不断调整的同时，文化教育也再一次引起重视，教育秩序的再度修复使得这一时期全国各地农村为了完成初等教育的基本任务，灵活办学形式，调整教育结构，但此阶段受到总体社会发展程度的影响，乡村教育仍呈现出不平衡、低水平的发展状态。

“文字下乡”是社会变迁下乡村发展的必然，它与社会结构的许多方面都紧密相关。熊春文[3]从教会学校与“文字下乡”、国家力量与“文字下乡”、民间社会与“文字下乡”三个角度来阐述教育、文字与中国社会三者之间的联系，从新式学堂的建立到乡村教育运动者的号召，以冲突与支持两个实例展示了“文字下乡”复杂而漫长的磨合过程。

总体看来，“文字下乡”从起步发展到20世纪90年代末期历经了数百年，现代乡村小学已经作为“国家机构”的一部分深入在村落中，承载着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同时也承担着塑造乡村文化的重任，但其发展是低水平且不平衡的，受到现实社会的约束，其中还存在着教育资源短缺、教学质量差等诸多弊病。

1.2  “文字上移”：乡村教育发展的新趋向

20世纪90年代，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步伐的加快，越来越多的农民离开故土进城务工，土地的魅力日渐衰微，农村“空心化”现象严重，乡村学校在社会变迁的洪流下沦为“空巢”，乡村教育也慢慢离开乡村进入城市，“文字上移”代替“文字下乡”成为近代社会乡村教育发展的新趋势。

众多学者们从政治、社会等层面对乡村教育出现的新趋向展开研究。李涛[4]在谈到“文字上移”的可能性时提出，现代新式学堂的建立逐渐打破了国家、宗族、乡绅三层交互制衡的权力结构，乡绅“教化权”遭到破坏使得乡村社会的文化孕育场所被剥离;此外，“城优于乡”的文化认同以及“消费主义”兴起下的“攀比式”教育、乡村教师的城市流动加剧等为“文字上移”提供了契合的现实依据。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乡村底层还是具有一定选择性消费能力的中上层乡民，“文字上移”反而成为了弥合理想与现实之间断裂的可能性策略。孙熊春[5]通过调查发现，在国家政策实施下，大规模的撤点并校布局调整和寄宿制学校的建设导致大量村庄学校急剧消失，甚至有的地方已达到“一个乡镇一所中心学校”的格局，这种“文字上移”成为“离土中国”教育层面的乡村社会表征，并指出了这种现象可能引起的社会学后果。杜尚荣等[6]从中国社会变迁的角度来理解乡村教育的发展，城市化发展决定了城乡学堂的布局不均衡，经济、文化、人才都向城市倾斜，乡村文化衰退导致乡村教育发展遭受打击。

从社会变迁的整体角度来看，“文字上移”是国家现代化的产物，城市的加速发展增强了人们的向往和追求，城乡资源分配不均、二元结构日益明显以及国家税费改革等政策措施的实施都是促成“文字”逐渐远离乡村背后的推动力，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村落的终结。在多重逻辑作用下，“文字上移”逐渐成为乡村教育发展的新趋向，乡村学校的消失与人口的流动，给平静传统的乡村社会带来了无形的伤害。

2  乡村教育的发展困境

乡村教育是中国教育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保障的是乡村学生的发展权利，也是阻止贫困代际传递的有效途径。现代化进程中，布局调整后的乡村教育面临着困境，这些问题通过乡村儿童、乡村学校及乡村文化等不同层面折射出来。

2.1  乡村儿童的发展困境

乡村儿童作为随“文字上移”流动的主体，在与乡村社会割裂的过程中出现了心理和行为上的不适应与不融洽。孙熊春[5]主要从乡村学龄儿童和乡村社会两个角度探讨乡村教育发展造成的社会学后果，寄宿制学校的兴起导致学龄儿童在空间和时间上脱离具体的生活世界，封闭式的学习环境使其认知和人格发展不足，而村落学校的消失也势必会加速乡村社会的衰退和乡村文化的真空。蔡志良等[7]也有同样的结论，认为撤点并校背景下的乡村教育会加剧乡村面临的教育不公，过于简单化、盲目化和极速化的裁撤大大增加了儿童的上学成本;同时，乡村儿童的道德风险明显增加，身份认同感降低并且游走在城市与乡村之间，他们既无法感受乡土文化的厚重也无法在城市里找到精神寄托。熊春文[8]深入河北、山东等地进行全面调查发现，布局调整后农村学生在学习独立性和时间管理上有所改变，但这种自我封闭的场所同时也滋生出他们因想家而出现的捣蛋、哭闹等抵制行为，这对于儿童后期发展是极为不利的。

2.2  乡村学校的发展困境

乡村学校原本是文化教育的载体，但在乡村教育一步步向城市整合的过程中，乡村学校逐步成为孤立的存在且在不具任何实际价值。刘云杉[9]用“孤岛”来代指与乡镇“悬浮型政权”相伴而生的“文字上移”现象中的乡村学校，越来越多的家庭选择寄宿制学校，而乡村学校悬浮在普通人的生活之上，无形中成为了空间意义上以及心理情感和文化认同上的孤岛。从更宏观的乡村治理角度来看，税费改革影响下的“悬浮型政权”是导致这种困局产生的不可忽视的重要存在，在“知识改变命运”的诉求下，面对稀缺教育资源的分配，如何从孤岛中突围引起了人们的深度思考。

2.3  乡村文化的发展困境

乡村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传承，它维系着中华文化的发展血脉，但在现代化进程下，乡村文化遭受冲击并逐渐衰落。蔡志良等[7]认识到乡村学校被大量裁撤之后，乡村里孩子们的朗朗书声不再，乡村生活变得单调而乏味，乡村文化的维系作用发生断裂，不良风气一时盛行，乡村文化的加速衰落与乡村社会的荒芜引起了人们的反思。李涛[4]认为乡村少年是國家体系之内具有权威性和合法性的“普遍性知识”的接收者，这种知识通过惩罚、考核等手段和不成文的规定得到正统性维护，而其他知识则被无视和淡漠，多数乡村儿童不得不抛弃乡村生活中习得的知识和习惯而接受城市文化的打磨，乡村文化在这种强制性之下渐渐淡出人们的思维和视线。

整体看来，在乡村教育日渐脱离乡村社会的当下，学者们对乡村教育的发展困境认识基本一致。受到现代化浪潮的影响，乡村教育的一些潜在问题随时都可能暴露出来，而政策的“经济取向”和急功近利给乡村社会发展带来的伤害尤其大，乡村社会的前景以及教育资源的有效配置等都应该是关注的重点。

3  乡村教育发展困境的成因

众多学者的调查研究显示，乡村教育发展的重重困境背后潜藏着多个层面的原因。从纵向比较来看，乡村教育的发展困境一直存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政府对乡村教育的解决力度还有所欠缺。

蔡志良等[7]从表层、中层、深层三种程度分析认为，利益驱动和地方程序的不公正是表层原因，中层原因指向国家教育政策乃至国家对乡村教育的整体制度设计本身的问题，即经济主义和发展主义取向对教育正义的严重阻碍，深层原因则在于城市化的取向。诸多因素对乡村教育出现的“悬浮态势”的发展起作用。闫守轩[10]从社会学角度分析了“悬浮态势”的归因，并对城乡二元结构体制、教育制度的失衡、乡村文化的退守和虚化以及受教育者个体精神价值的迷失等因素进行了总结，从宏观和微观的角度分析了乡村教育困境的动因，这些因素共同作用导致了乡村教育遭受压制和冲击。范先佐[11]主要从乡村与城市的对比研究中发现问题，认为经济落后的乡村地区教育资源配置明显劣于城市，乡村教育经费短缺、课程质量远远落后等因素促成乡村教师职业缺乏吸引力，优秀教师离土进城，久而久之乡村这块短板愈发制约乡村教育的发展。

综合来看，中国乡村教育发展的困境不能以单一因素来解释，它可能是多重逻辑作用下的结果，根本原因还应从中国乡村社会发展的整体进程中去寻找。中国社会在现代化进程中一步步脱离“乡土”，越来越多农村居民的生产生活不再依赖于土地或以土地为中心，城市化取向致使更多的人涌向城市，这一趋势决定了村落学校教育的“终结”。另外，在不平衡的城乡二元体制之下，政府相关政策制度制定缺乏前期的实际调查，在利益驱动下通过大规模撤并学校来调整教育结构，加剧了乡村学校没落等一系列社会问题的产生。

4  乡村教育的发展出路

乡村教育一直是政府和国家关注的重点，乡村教育问题的解决不能由抽象理念来决定。从社会变迁的视角来看，它更像是制度环境的倒逼而造成的，这是一项长期且艰巨的任务，解决乡村教育问题更需要在循序渐进、遵循事物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对此，学者们也纷纷针对性地提出解决措施和对策，以期推动乡村教育的良性发展。

首先，政府应加强有效的支持与引导，制定稳健适当的政策措施助力乡村教育。蔡志良等[7]认为，政府在政策实施过程中要反思经济主义取向、改变城乡的二元教育制度就要做到重新以教育正义为根本出发点，适当加大国家对乡村教育的经费投入量，抓紧落实相应配套设施建设，为学生营造健康文明的校园环境。在袁方成[12]看来，政府需要调整中国的教育发展战略，建立合理的义务教育投资分担机制等，改变国家在义务教育公共投资中比重过低、作用过小的状况。

其次，重视乡村教育的课程改革与乡村文化的重塑。闫守轩[10]提出，在城市化不可逆的发展过程中，要加强乡村本土文化与乡村教育的融合，不能把乡村教育淹没在现代化的宏大想象之中，乡村固有的文化精神要与乡村教育的发展紧密联系起来，并立足乡村教育实施制度化改造。聂清德等[13]从生态学的角度指出，乡村教育要跟上时代的步伐，既要保持传统文化的精华，又必须紧跟现代教育理念的潮流，融合现代理念，提倡重设乡愁课程，在此基础上学习现代科学知识，让乡村学子重拾乡村文化的价值与意义，成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主力军。

最后，重建现代化价值体系，优化教育发展结构。杜尚荣等[14]认为，在实践中要通过现代化乡村价值体系的重建与整体社会体系的调整，促使乡村儿童养成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形成正确的价值追求。姚荣[15]从国家与社会视角对乡村教育从“嵌入”到“悬浮”的变迁进行研究，提出要在完善“国家视角”的同时形成“底层关怀”的视角，优化乡村教育结构，只有超越二元对立的教育发展观与“发展主义”逻辑，才能真正做到保障不同区域、城乡及社会阶层之间儿童的受教育权。

5  结论与思考

社会是一个整体，从社会进化论的角度来看，社会由低到高的蜕变会导致文化的分化与进步。正因如此，在近代社会的变迁中乡村和城市的分化日益明显，城市吸引力的增强导致乡村人口外流，村落逐步面临终结，随着人的生产生活重心远离乡土与村落，以人为本的教育和文字必然也不再扎根鄉村，这一倾向在现代教育上将体现得更为明显。城乡二元机制导致教育资源配置的不合理，相应基础设施无法有效供应，制度环境的倒逼迫使乡村优秀教师涌向城市，“撤点并校”运动大规模展开，乡村儿童不得不付出更高的成本去接受教育，一系列问题随“文字上移”出现。不适应城市生活、心理认同感降低、乡村归属感日渐消失，导致乡村儿童面临的道德风险随之增高。同时，乡村社会也由于学校的消失、人口的流出以及自身吸引力的下降而日渐衰落。乡村教育“文字下乡”到“文字上移”的转变是多种复杂因素的共同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国家政策强力运作的结果。

社会的转型发展是引发乡村教育文化取向矛盾的重要时代背景。从整体研究成果来看，既有肯定乡村教育文化传承的意义与价值研究，也有对乡村文化积极作用的理论挖掘和实践探索，反映出学者对乡村教育、乡村文化及乡村社会未来发展前景的担忧。乡村社会迫切需要扎根于乡村生产生活实际的“活”的教育，这是时代的要求也是教育全面发展的要求。乡村社会的发展不应沦为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的附属品，乡村教育更不应该脱离乡土社会而存在，重塑乡村文化价值体系尤为重要。国家促进乡村发展的政策实施之下的实际效果，协调普遍性的现代知识与乡村特色传统文化，政府部门推进乡村教育城镇化之路等问题都值得深思。体制转变之下，受经济主义和利益驱动的减负行为也应引起相关部门的反思。由此可见，乡村教育的发展仍然任重而道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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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闫守轩.乡村教育“悬浮态势”的困境与出路[J].教育科学，2013（2）：3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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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袁方成.财政短缺下的乡村教育[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03.

[13] 聂清德，董泽芳.一个值得高度关注的问题：城镇化背景下乡村教育生态危机[J].教育研究与实验，2015（5）：8-12.

[14] 杜尚荣，李  森.当代中国乡村教育的主要问题及思考[J].教育导刊，2011（10）：22-24.

[15] 姚  荣.从“嵌入”到“悬浮”：国家与社会视角下我国乡村教育变迁研究[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14（4）：27-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