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学的代际更迭与学术格局的反思
时间：2020-03-27 07:54:08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李云雷（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大家好。今天我们这次论坛请来了孟繁华老师。我认为孟老师在这两篇文章中提出的“‘50后’的终结”问题，对于我们当下的文学界是非常切中要害、抓住了核心关键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们专门组织这样一次讨论。
孟繁华（沈阳师范大学中国文学与文化研究所）：我说“50后”的终结，可我就是“50后”的，需要我个人首先检讨和反思：既然终结又到这来讲，这本身就是一个悖论。云雷让我讲最近发表的这两篇文章，有一篇是《学术的“通途”与“小路”》，对当下中国学术制度批判;另一篇就是上一期《文艺研究》上的，《乡土文明的崩溃与“50后”的终结》。学术的通途与小路，这篇文章是对当下中国学术体制的批判。学术通途是指我们的学院制度、教育制度和学术评估制度，那么这个“通途”当然是带引号的了。这个学术通途，它本身有一个规训的过程，它有一整套学术评价制度。比如说在大学里，它是以项目制度为中心的。在项目的申请过程当中，已经把你规约好了。那么这就变成了一个很大的问题。2006年，我读过邓正来先生的一篇文章，他的文章题目就叫《小路的思与悟》。他用了一个概念，叫学术规划时代，我们这个时代的学术，就是规划起来的。任何一个从事学术活动的人，必须在这个学术规划的范畴之内，展开你的学术人生。那么在学术规划制度里面，除了对学者的学术品格、学术良知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它是产生学术腐败的最大土壤。有了这个学术规划制度，那肯定各个大学，都要进行学术的权力寻租，通过权力寻租，腐败就开始产生了。我们现在每年接触到很多海外的学者，当然海外华语学者都有他的问题，比如说在美国，他一定要用美国的方式来谈论中国的问题;比如说他提出了很尖锐的问题，事实上可能有些时候和学术没有关系。事实上这都是美国式的，其实恰恰是这种方式，这些学者，在美国用这种方式是对美国的一种媚俗，就是看美国的脸色。那么也就是说，当下这个学术制度，我觉得它的问题实在是大，这个学术制度，让我们在这个时代的学者的整个学术品格，包括良知等等，都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一些“50后”的教授们，大概都是按照这个学术体制，来维护现在这个格局，整个中国知识分子内心的关怀和独立的思想空间，逐渐地在跌落。这就是这个学术体制带来的最根本的一个恶果。正是出于对这样一种情况的考虑，我觉得对当下学术制度必须要提出批判。
我今天要讲的是第二个问题，就是乡村文明的崩溃，与“50后”的终结。在《文艺研究》发表的时候，他们可能觉得这个题目还是比较刺激吧，就改了一下，叫《乡村文明的变异与“50后”的境遇》。我觉得这个文章第一很粗糙，不是没有问题的;第二，里面还有一些武断的东西;第三，特别是对“50后”作家的评价，肯定还有些偏颇。因为任何一个立论提出来以后，都是以牺牲和遮蔽与这个立论相关的其他内容为代价来完成的。那么我先讲乡村文明的崩溃。
大家知道百年中国文学的最高成就是乡土文学，乡土文学从新文学诞生开始，一直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我们主流的文学基本上是乡村文学。这个情况到了1942年之后发生了一些变化，无论在文学史里面，在我们的口头表达里面，还是在文章里面，有一个概念，大家一直没有作出区分，就是乡土文学与农村题材的差异。乡土文学表达的是社会状况，农村题材是一个意识形态的概念。农村题材是从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之后，才逐渐地被建构起来。也就是说农村题材是两个阶级的斗争，地主阶级和贫下中农这两个阶级变成我们文学表达的主要对象。是有了《讲话》之后，我们才能读到《白毛女》、读到《小二黑结婚》、读到《漳河水》……就是说两个阶级的对立，是农村题材要表达的主要内容，所以农村题材是一个意识形态的概念。这个情况在中国或者说在世界的整个文学发展中，是特别特殊的，为什么呢？过去我们有了很多文学现象之后，才能够提炼出与文学理论和文学思潮相关的概念，但延安文学不是这样，延安文学是先有了讲话以后，才有了作品，它是文学的逆向的生产过程。在世界文学的发展过程中，这都是不存在的。这个现象非常有趣，这个现象一直持续到1978年前后。对《讲话》我是这样看的，有了《讲话》以后，我们有了农村题材这个概念，逐渐建立了社会主义文学的空间，我觉得《讲话》本身在这个历史时期确实是一个经典性的东西，也就是说，毛泽东要实现民族的全员动员，建立一个现代的民族国家。文学艺术应该参与到民族动员过程中，在那个时代我们当然不能去把张爱玲、把张恨水、把三角恋爱、把新感觉派当成文学的主流，这我们是不能同意的。所以过去的现代文学史，强调我们的主流作家是鲁、郭、茅、巴、老、曹，我认为一点问题都没有。《讲话》此后一直到今天，仍然是指导我们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一个经典性的著作，就是把革命战争时代的经验，带到了和平时期，把延安局部的经验放大到了中国，这是它的问题。毛泽东一直在文学艺术领域展开批评、斗争。他就觉得你们的思想和我说的新文化的思想、社会主义的思想离得非常遥远，你们的文学创作和我提出的新文化想象和社会主义文学非常遥远，所以不断地在批判。但是这个问题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也得到不同的评价，比如说像延安时期的作家，他们第一次塑造了中国活泼朗健的健康的农民形象，改写了过去阿Q、老通宝、祥林嫂、华老栓这种病态的愚昧的中国农民形象。这在文学史上是有价值的。1979年出现了两个作品，终结了农村题材的创作，一个是周克芹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一个是古华的《芙蓉镇》。通过这两部作品我们看到，老许茂的眼光，和阿Q、祥林嫂、老通宝、华老栓没有差异，广大农村的贫困和痛苦，和七十年前没有差异。那么在这条道路上，也就是说通过周克芹、古华这样的作家，重新恢复了新乡土文学的传统。1978年以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经济建设成为社会生活结构里面的中心，改写了过去以阶级斗争为中心的整体思路和路线。这个时候我们对农民又有一个新的承诺，这个承诺就是只有改革开放，中国农民才能过上好日子，部分人才能先富起来。根据这条路子，比如说像小岗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广大农村开始放开了，以后，确实出现了一批零星式的乡村，比如说像华西村、像北京的韩村河，这些农民确实富裕起来了。但是中国如果都变成韩村河、变成华西村，那么中国的灾难肯定会到来。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在改革开放以后，农村的“空心化”过程不断在加速。然后我们还有一个关于整个社会发展整体格局的调整，就是加快城市化建设，已经成了一个发展的尺度。乡村空心化和城市不断吞噬乡村文化。其实在内部更重要的东西是什么呢？今天整个社会最大的牧师或最大的教师，是电视，在偏远的地方都有电视，电视使中国所有的农民和农村看到了另一个世界，那个世界红尘滚滚、肉欲横流，和封闭的乡村比起来，构成了一个巨大的诱惑，无论能不能到城市里来的人，都一定想到城市来。到城市以后，无论遇到多么大的艰难险阻肯定不愿意回去了，这就是现代性的不归路。我在文章里面分析了很多作品比如像孙惠芬的《上塘书》，像贾平凹的《秦腔》，像阿来的《空山》，很难再组成一个完整的故事来表达我们当下中国的乡村生活。这种碎片化和平面化，表达的也是乡村文明的崩溃。这个状况我就觉得，在社会学的研究里面，也普遍得到证实，同时我觉得我们只要有一点乡村经验的人，再去看一看，都能够完全感受到。更重要的是像费孝通先生所讲的乡土中国，在今天，乡土根本不存在了，那价值观，费孝通先生讲的价值乡村，还会保留吗？伦理观，包括差序格局，都没有了。这是关于乡村文明崩溃的一个描述。在这样的过程中，我们“50后”的作家，面对当下中国乡村文学的崩溃，他们第一没有感知，第二没有表达。我觉得“50后”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群体，从八十年代初期，就登上了中国的文坛，到今天一直统治了三十多年。在八十年代，我认为他们是文学革命的推动力量，是中国文学变革最坚定的推动力量和实践者。比如说我们现代派文学和后现代派文学最后的形成，是由“50后”完成的。比如说现代派里面像徐星、像刘索拉、像残雪，最先把现代派的这些创作实践，引入到文坛。比如说像马原、洪峰这些“50后”是对先锋文学的创作作了身体力行的实践的。那个时代我认为“50后”还是文学变革的推动性力量和实践者，但是自先锋文学结束之后，特别是到九十年代，整个“50后”创作的创造性，逐渐在衰退，这和当下中国旧文明的衰弱、新文明的崛起，使得“50后”的这代人无所适从有很大的关系。特别是今天，“50后”基本成为这个文学制度的利益集团。所以他们是当下文学制度的维护者，是当下文学变革的反动力量。他们不再希望文学发生变化，他们也不再推动文学改革，他们一直在维护这个文学制度。“50后”对当下的社会变革的表达，特别是深层变革的表达，他们没能力，更重要的是没有愿望，因为他是既得利益的维护者，他没有愿望再去改变这些东西。“50后”遮蔽了很多有才能、有理想、有价值的人。一些其他世代的作家和作品，比如说“60后”、“70后”的一些作家，被他们遮蔽掉了。所以在2011年，为什么格非的《春尽江南》出版之后，受到了批评界的隆重礼遇？那也就是格非有能力和有愿望来处理当下中国整个精神跌落到怎样的处境这样的问题，就是他的创作和我们当下有关系，而“50后”创作都是走向历史、走向很边远的地方，和我们当下没有关系。我希望能把这一代人终结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