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卡·奥门森教授访谈录
时间：2020-04-04 07:57:16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澳华作家欧阳昱于2014年10月7日以英文采访了温卡·奥门森，此为崔钰炜的中文回译。温卡·奥门森是澳大利亚卧龙岗大学的英语文学教授。作为华澳写作的倡导者和专家，温卡简述了自己对华澳写作的研究，介绍了突出的华澳作家、华澳写作的历史和发展及华澳写作的困境、现状和前景。
关键词：温卡·奥门森；华澳写作；华澳作家；亚澳写作；澳大利亚多元文化文学
中图分类号：I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677（2015）2-0101-06
温卡·奥门森于2006年到卧龙岗大学任英语文学教授。在此之前，她在迪肯大学授课并指导多个领域的研究，包括英语、比较文学和文化研究。她的研究兴趣主要是澳大利亚文学与文化、跨国文学、流散文学与多元文化文学、文学与文化理论、后现代小说以及研究法。2009年，温卡·奥门森任卧龙岗大学文学院院长。
欧阳：能否请你简单地向中国读者介绍一下自己？
温卡：首先，我十分开心地看到，在中国从学者到学生，对华澳写作（Chinese Australian writing）的兴趣在日益增长。我上世纪90年代中期，就对这个领域产生了兴趣，目前，我依然在从事这个领域的工作，哪怕当初我有过不再做的念头——一直有人请我指导研究生和科研人员进行写作，并给杂志和书刊投稿。
不过，我的背景不同寻常。我在挪威出生长大，本科就读于瑞士的洛桑大学，研究生就读于伦敦大学，1981年我去了澳大利亚的墨尔本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从那时起我就住在澳大利亚，并在维多利亚的迪肯大学工作到2006年，之后在新南威尔士的卧龙岗大学任英语文学教授，2009年至2013年期间，我还是该大学文学院的院长。到目前为止，我在澳大利亚呆的时间，比在其他任何国家呆的时间都要长得多，很多方面都澳化了，尽管我还是挪威籍公民，也经常去挪威和欧洲的其它国家。同时我也喜欢去中国和亚洲的国家。我觉得我自己是个世界公民，并不属于某一个国家，不过从文化背景上说，我非常西化，或者说欧化。我学过法国文学和英国文学，最初的研究兴趣是后现代文学和文学理论（尤其是叙事学）。
欧阳：你何时对澳大利亚华人写作（Australian-Chinese writing）产生了兴趣？出于何种原因？
温卡：我在迪肯大学的时候，同事的介绍使我接触了多元文化研究（基于移民作家以及非英语背景作家的作品研究），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我对亚澳写作（Asian Australian writing）尤为关注。从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大批的亚洲移民涌向澳大利亚，此后，亚澳写作始终是澳大利亚多元文化文学中最重要、也最有生命力的新发展。我想当初我“陷入”这个领域有点巧合，因为我手上有些项目正在进行，觉得这个领域尚未得到充分发掘。很快，我便感到自己对这个领域有种真正的热情，它始终伴随着我。在我看来，随着我们进入了所谓的“亚洲世纪”，这种写作所探求的那种东西方在个体、政治以及文化上的碰撞，也是全球最有趣的文化发展之一。大规模的移民、全球化以及通讯革命，使各种文化汇聚在一起，这些文化的发展程度截然不同（以前也发生过许多有趣的文化碰撞），而且，这种文化发展多半都以中国为中心。有一个事实就是，澳中两国的关系有过波折的历史，如“白澳政策”，这种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移民法律，直到上世纪70年代、甚至直到今天才有所松动。目前在澳大利亚，普通话是继英语之后第二种用得最多的语言，而且，具有华人背景的人口数量即将达到100万（澳洲仅有2300万人口）。在我工作的大学，三分之一的学生是华人。当前，在澳大利亚我们没法忽视汉语的影响——在语言、文化，商业以及民族上的影响，这种影响造成了人们对于亚澳写作（Asian Australian writing）的研究，这种写作也从它的角度上，为这些文化碰撞提供了有趣而确切的阐释。还有一个事实是，这些作家的背景各异，澳大利亚的很多华人作家都有民族背景，他们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有些来自中国大陆，有些来自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香港和台湾，他们自身的文化和经历是包罗万象的，因此写作风格迥异，囊括了最朴实的生活故事，以及现代和后现代实验手法。还有很多方面，如你所看到的那样，对一个女性来说，她小时候挖通了一条直达世界另一端的通道，在那一端见到的中国，是个具有异国风情的神秘的“他者”，从而了解了那里的人和他们的文化，找出了她与他们之间的相似以及差异，这种过程就是伟大的发现，永远都是。
欧阳：你怎么定义“澳大利亚华人写作”（Australian-Chinese writing）？
温卡：从不同的角度看，所有文学的范畴和分类都有值得商榷的地方，如果这些范畴被使用，就说明它们能够在我们的研究和教学实践中发挥作用。有一个专门采集澳大利亚文学信息的网络数据库，叫AustLit（www.austlit.edu.au）①，里面记录了作家的文化背景，根据这个基础，我们可将一个作家归为华人作家的范畴，不管他是来自中国的移民，还是在澳大利亚本土出生的华人后裔。当然，复杂的情况在于，有些作家有多重背景，如布莱恩·卡斯特罗（Brian Castro），他可能是最为人熟知的华人澳大利亚作家了，虽然他有中、英、葡三国血统，但仍被看作华澳作家（a Chinese Australian writer），其小说也被归为华澳写作（Chinese Australian writing）的范畴，不管他的小说是不是和中国文化（在某种程度上他的大部分作品都与此相关）相关。
欧阳：你做过不少有关这个领域的项目。能否具体谈谈这些项目和你个人的发现？
温卡：我的科研项目非常多样化，并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我的早期有关这个领域的出版物，主要是针对特定的作家（布莱恩·卡斯特罗、欧阳昱）或写作范畴的研究，比如生平故事②。我也写过更偏重于主题研究的文章，其中有一篇中，我以镜子的意象，引出了对华澳写作③中身份问题的思考。我写的关于澳大利亚多元文化写作的文章，一直在讨论华澳作家以及他们的写作，当然也大致讨论过亚澳写作（Asian Australian writing）④。我近期的项目是一些小组项目，很幸运地拿到了由澳大利亚研究理事会提供的经费，这些项目研究的是儿童多元文化（包括华澳写作）写作和亚澳文学交流概况（包括亚洲国家，如中国、对澳大利亚文学的接受研究等）。获得经费支持的这个小组项目，在除英语之外包括汉语的语言环境下追溯了澳大利亚文学史。同时我还参加了一个由澳中理事会提供经费的项目，根据该项目计划，在武汉大学成立了一个澳大利亚研究的教学与科研合作项目。
欧阳：你下一步打算写澳大利亚华人写作的历史。请问这背后有无理论基础？
温卡：实际上这里涉及了两个项目。我和搭档合作的这个项目，由澳大利亚研究理事会提供经费支持，命名为“新跨国主义：澳大利亚的多语言文化传统”（“New transnationalisms： Australia’s multilingual literary heritage”）换句话说，该研究的重点是在除英语之外的语言环境下研究文学，目前主要研究四种语言：汉语、越南语、西班牙语和阿拉伯语。申请经费的时候，我们提出了一个观点，即“澳大利亚文学”这个范畴，看似只包括用英语写作的作品，但事实上还有一个更丰富却不为人知的文学写作传统，它的载体是其它语种，是由这个国家的移民群体创造的。这个项目会产生一个成果，我们会用每一种研究目标下的语言编写双语文学史，并在《澳大利亚文学研究》（Australian Literary Studies）这个期刊上进行特别刊载。我们也希望加入一些其它语言下的文学写作的章节，如希腊语和意大利语。
另一个项目会以我过去做的关于华澳写作的研究和刊物为基础写一本书，这本书会尝试做更全面的论述。书里有一个章节，集中论述这种写作的历史，以华澳作家为背景追溯汉语和英语的发展。
欧阳：那么你们如何解决语言不通的问题？会不会去找通晓这些语种的翻译者加入研究？
温卡：在“新跨国主义”（“New transnationalisms”）这个项目里，我的合作对象是一批精通这些语种的研究人员。我负责的这部分，与我合作的是一些说中文的人，他们先做初始研究，再将研究结果用英文进行翻译或总结。这个项目产生的刊物，基本上都是由我和一起搭档的研究人员共同撰写的。这些章节将会对不同的群体语言下的文学历史进行概述，如果作者本人无法同时用两种语言进行写作，我们会邀请资深翻译来做。
欧阳：想必你不太懂汉语吧。那么在处理汉语作品的时候你怎么解决语言问题？
温卡：你说得对，我的遗憾就是我不会说汉语，也无法用汉语进行阅读（我起初学了一点，但总有别的事情要处理，占用了我学汉语的时间）。也就是说，对我而言，和讲汉语的人保持默契的合作关系是非常关键的。我很幸运，因为与我合作的同事和学生不仅都会用汉语进行读写，而且他们自己也都是华澳文学的优秀学者。没有他们的参与，我无法完成这项研究。我很肯定，这个领域的下一代学者都会精通汉语和英语两种语言，他们也会将这个领域的研究深入到我无法企及的程度。
欧阳：你在做这些研究的同时也成功地指导了一批中国大陆的博士生。他们的研究主题和你手上研究的项目有什么关联吗？
温卡：当然有。他们的研究对我的项目是很好的补充，不仅极大地丰富了我对华澳写作的认知，也让我了解了这种写作和中国文化以及文学的联系。举例子来说，我指导了黄忠博士的论文，他研究的是华澳写作中的男性气概。他现已回国，任武汉大学澳大利亚研究中心主任。目前我和他共同写了三篇文章，一篇来自他读博期间所做的研究，另外两篇和我做的研究有关，关于19世纪早期澳大利亚的汉语写作，他当时是我的研究助理。我们还一起在武汉大学开设了有关澳大利亚研究的教研项目，参与项目的还有武汉大学和卧龙岗大学的其他同事。
欧阳：这些项目有什么研究发现？
温卡：有一个难题：很多问题一定要读过我的出版物后才能得到合适的答案。不过，我还是冒险做了一些概述。第一，澳大利亚的华人群体非常多样化，因此很难概括。比如说，一个从新加坡来的华人，他的教育体系和英国的非常相似，因此他的英语可能非常流利，却几乎不会说汉语，假如他们会说汉语，也通常是方言，而不是普通话。大陆来的华人会说流利的普通话，并且十分精通古今中国文化，但起初他可能说不好英语，也不了解西方文化。而且不同的华人在财富和社会等级上也有很大悬殊：从殖民时期到今天，许多华人一直属于贫农或工人阶层，但另外一些却非常富有——当然，也有不少人一直处于中间地位。这就造成了他们写作上的巨大差异，也决定了他们对主体文化的态度。总体上说，我还发现华澳作家并不愿意接受自己被归类为华人作家，也不太可能去写“典型的”移民小说——他们具有实验精神，希望读者在阅读中感受他们的个人主张，而不是简单地作为华人作家或者多元文化作家存在。我认为很多作家都体验过某种程度上的挫折感，那就是他们的作品并不属于澳大利亚的主流文学。当今的文学市场竞争激烈，所以一名作家很难得到主流的认同，而且如果你想让母国认同你作为外国作家的身份，这点恐怕是难上加难。
欧阳：你如何看待这个项目对于中国和澳大利亚，或在引申的意义上，对于全球其它国家的意义？
温卡：我和同事合作的项目同时具有文学和历史意义。从文学上说，我们的研究凸显了这些作家的作品，这些作品本身质素优良，也是跨国文学的范例，另外也突出了近年来在文学批评与理论界日益重要的这个群体范畴。从澳大利亚移民史的角度看，这类文学也很重要，因为它记录了这个国家最大的移民群体之一作为移民本身的种种经历。中国也是澳大利亚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之一，所以这里的人也对中国文化的各个方面产生了越来越高的兴趣。对中国来说，澳大利亚显然是个很小的贸易伙伴，不过我认为，这些流散作家用全新的视角，丰富了海外华人的经验，这些经验和其它国家更大的华人群体如美国的华侨界都有相似之处，但也存在区别。在我看来，全世界对中国、以及中国移民的历史和文化产物，都有着日益增长的兴趣。
欧阳：你如何决定将某个作家纳入或者剔除出你所写的“历史”？这其中有没有什么理论或者文学基础，或者其它层面的依据？
温卡：有一点很重要，以上提到的历史章节是概要，并非历史的全面记载。也就是说，首先我们要决定挑选哪些作家来写——不可能一一记录所有的作家。而且，在早期（20世纪前几十年）很多在华澳报刊（Chinese Australian press）上发表过诗歌，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的作家都没有姓名。因此，我的重点是记录一般性的作家，而不是个体作家，与此同时，也会提及个别作家，他们中间有些人的作品是某类写作的范例，还有一些人的贡献突出，值得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