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会计之父：潘序伦

潘序伦（1893年～1985年），字秩四，男，江苏省宜兴市人。教授，被誉为“中国现代会计之父”的会计学家，会计教育家，会计实务专家和会计实业家，“三位一体”立信会计实业的创办者。中国会计学会顾问，中国审计学会顾问。中国民主同盟盟员，上海市政协委员。

一、个人生平简介

潘序伦，1893年（清光绪十九年）7月14日出生于江苏省宜兴县（现宜兴市）丁蜀镇的一个“书香门第”家庭。1905年前读私垫，后入蜀山小学就读，1908年小学毕业后考入黄炎培任校长的上海浦东中学。1911年（清宣统三年），卷入因抗议某教师批分较严而举行的交白卷风潮，被开除学籍。后转入常州府中学堂学习，毕业后进入南京政法大学深造。之后不到两年，学校因故被勒令停办。不久，考入南京海军军官学校无线电收发班，毕业分派到海军某舰上任准尉无线电收发报员，因无意久留，退出军籍，辞去职务。后来到南京造币厂当翻译员，一段时间后，又回到家乡做中小学教员6年有余。

1919年（民国八年），经黄炎培先生推荐到上海圣约翰大学当旁听生，后因成绩优秀，直接升为大学四年级的正式生，1921年夏季毕业，获文学士学位。同年，由学校保送，进入美国哈佛大学商业管理学院，选学会计学科，步入为之奋斗终生的会计王国，为日后从事会计学研究打下了坚实基础。1923年，取得哈佛大学企业管理硕士学位。1924年，获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回到阔别多年的祖国上海。“归国途中曾绕道欧洲，周游13国，考察了欧洲诸国的经济状况，……为引进和传播借贷复式簿记奠定了思想基础。”

回国后，先在国立东南大学分设上海商科大学任教务主任兼会计系主任，开始了他长达一个甲子的会计教育生涯。后任国立暨南大学商学院院长，并出任该院于1923年11月成立的会计学会常年顾问，同时兼任国立中央大学、复旦大学及东吴大学法学院会计学教授。

1927年1月，创办潘序伦会计师事务所，开创了“三位一体”立信会计实业新天地。翌年，事务所更名为立信会计师事务所。1928年1月，与奚玉书等人一道担任改组后的上海会计师公会常务委员；同年春，与“立信”同事顾询、钱乃澄、李鸿寿、陈文麟等人一道，在所内设立簿记训练班，立信会计教育由此发端。后随事务所改名而正式定名为立信会计补习学校，担任校长。

1930年12月，任国民政府主计处筹委会委员，次年3～7月任主计处主计官。时隔3年的1934年，与卫挺生、徐永祚、奚玉书、吴世瑞、邹曾侯、任应钟、闻亦有、蒋一贯、安绍芸、杨汝梅（众先）、雍家源、顾询、钱乃澄、李鸿寿、许敦楷等51人发起，于当年11月18日在南京中央路560号成立中国会计学社，并担任理事。

1937年2月，筹备组建立信会计专科学校及校董事会，使立信会计教育提升到一个新的层次。4月，在私立立信会计专科学校第1次董事会上被推举为校长。1940年7月，经港抵渝，在原北碚立信会计学校的基础上筹办专科学校，并办理上海立信会计学校迁川事宜。

1941年，在那硕果累累的秋天，立信会计实业得到进一步提升，“立信”与生活书店合作创设立信会计图书用品社。之后的第三年，兼任在沪的上海立信会计训练班主任，并与陈文麟、施仁夫以及蒋春牧等人，组织“求智聚餐会”和“互助合作社”，从事抗战革命活动。1935年1月，经国民政府教育部审查教员资格合格，被定为教授；11月，与张蕙生、钱素君3人组织立信会计学校教员升等委员会委员。1945年2月，与张蕙生、钱素君一道由国民政府教育部确认为“专科以上学校久任教员”；5月，创设立信高级会计职业学校，附于立信会计专科学校内，称附设高级会计职业科，“立信”会计学校的立体办学格局形成。9月，由渝返沪主持事务所工作。

抗日战争胜利后，在上海与夫人张蕙生教授一道，多次参加徐永祚先生以“聚餐会”形式组织的开展争取民主、反对内战的革命活动。

1946年2月，与何炳松、马寅初、朱国璋等人受聘担任国立上海商学院复校筹备委员会委员。6月至次年5月，任国民政府经济部常务次长。1947年5月，回到“立信”担任校长，并受聘为全国经济委员会委员。11月，与李文杰、李鸿寿、钱乃澄、陈文麟、王逢辛、徐永祚、奚玉书、顾询等人当选为立信会计学校新1届董事。1948年，与顾询、陈文麟、钱素君等7人组成立信高级会计职业学校董事会，担任董事长兼校长。同年12月至次年6月，与黎照寰、陈文麟、李鸿寿、钱乃澄、顾询等一道任立信会计学校校务委员。1949年春，任新成立的立信会计编译社社长，辞去立信会计学校校长职务，任名誉校长。

1950年，任立信会计丛书编辑委员会主任。1956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次年被选为上海市政协委员。1958年，被划成“右派”，撤销政协委员职务，开除民盟。1960年，摘去“右派”帽子。次年，出任政协委员，恢复明盟盟籍。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冲击，接受“监督”劳动。1979、1980年，分别被上海市会计学会和中国会计学会推选为学会顾问。1980年8月，发起倡议复办立信会计专科学校；10月，被推选为复校后的校务委员会委员、名誉校长。次年初，上海市会计师事务所成立，担事务所任董事长；2月，任恢复后的立信会计编译所主任。7月，被推举为立信会计校友会名誉会长。1985年10月25日，对于潘序伦来说，是一个非常值得纪念的日子。这一天，财政部为表彰先生过去60年为我国会计事业发展做出的卓越贡献，特颁发荣誉证书。

1985年11月8日，充满传奇色彩的一代会计宗师潘序伦，在为中国会计事业奉献了60多个春秋后，走完了他光辉而杰出的会计人生，因病在上海逝世，享年92岁。

1987年11月，新落成的上海立信会计专科学校校园，矗立起了一座青铜浇铸的潘氏纪念塑像，供后人瞻仰。1993年秋，潘氏的骨灰移存于校园。

2000年，作为20世纪中国会计学界名人被收入《中国会计学界百年星河图》（郭道扬，《财会通讯》2000年第1期），列入37位一星人物之首。

2001年，被列入20世纪19位中国会计人物收录于《中国会计的世纪决算（世纪凭证——人物）》，排第4位。

二、理论主要贡献

潘氏一生潜心研究会计理论，著作等身，硕果累累，其理论价值之高超，学术影响之深远，极大地丰富了中国现代会计理论宝库。

据不完全统计，单独或与人合作撰写著作30部，译著17部，论文91篇。主要著作有《会计师业概况》（上海中华职业教育社1928年）和列入“立信会计丛书”（本篇下文简称“丛书”）的教材《股份有限公司会计》（与王永榜等合著，商务印书馆1929年，本篇中在该社出版的其他著作不再标注社名），《高级商业簿记教科书》（与吴君实等人合著，1928年），《会计学》（上下册）（1933年），《公司会计》（与王澹如合著，1934年），《会计名词汇译》（与顾准合作，1934年），《各业会计制度（第1、2集）》（1934年），《审计学教科书》（与顾询合著，1936年），《成本会计教科书》（1939年）等；以及《政府会计》（与王澹如合著，1933年），《高级会计学》（潘著会计学节本，与王澹如合著，1934年），《“改良中式簿记”之讨论》（立信会计师事务所1935年），《审计学》（与顾询合著，1935年），《公司登记规则》（实用法律丛书，1936年），《所得税原理及实务》（与李文杰等合著，1937年），《会计学教科书》（与王澹如合著，1938年），《会计学》（1-4册）（1938年修订本）；《通用簿记教程》（与张蕙生、顾询合著，上海立信出版社1951年），《基本会计学》（与王澹如合著，知识出版社1983年）和《簿记与会计》（英文版，1925年）等；以及由立信会计图书用品社出版《中国政府会计制度》（与顾准合著，1939年），《基本会计学》（1950年）和1952年发行《苏联会计述要》（与徐可南合编）及《国营企业会计概要》（与俞文青合著）等。

译著主要有，立信会计图书用品社1934年出版［美］Lawrence W.B.著《劳氏成本会计》（与施仁夫合译，1934年），1949年出版《斐氏高等会计学》和［美］佩顿（W.A.Paton）、利特尔顿（A.B.Littletion）合著《公司会计准则绪论》等。

主要学术论文有《请政府筹备于三年内裁撤一切不合原理各税改征累进所得税及遗产税案》（与徐永祚合作，《全国经济会议专刊》上海商务印书馆1928年）；在《立信会计季刊》发表《查账标准程序之拟订》（1933年第2卷第1期），《中国之会计师职业》（1933年第2卷第1期）和《为讨论“改良中式簿记”致徐永祚君书》（1934年第2卷第4期）；在《上海会计》发表《潘序伦上海市会计学会筹备委员会讲话》（《上海会计》1979年第1期）和《潘序伦同志谈顾准》（1981年第2期）；以及《中华职业学校是我办学的榜样》（中国职业教育社，《社史资料选辑（第1辑）》1980年），《开展“人才会计”的研究》（上海《文汇报》1980年12月19日），《培养人才也要计成本》（《光明日报》1981年4月2日），《谈谈会计人员职业道德》（与丁苏民合作，《财务与会计》1983年第4期）和《搞活经济和会计立法》（《财会通讯》1985年第11期）等。

在潘氏的众多会计论著中，最具影响的要数著作《高级商业簿记教科书》、《会计学》和论文《为讨论“改良中式簿记”致徐永祚君书》等。

《高级商业簿记教科书》是他的成名作。全书共分38章，主要介绍了日记簿，商品账户，商品折让账户，通用资产及负债账户，特种日记薄——现金薄，统制账户及补助分类账，结账前账目之调整，资产负债表，原始凭证，公司分配盈利及解散之记录，簿记规则等内容。本书结合当时中国的法规和工商惯例，通俗地论述了商业簿记的基本原理，在编排上别具匠心，各章节内容由浅入深、由简入繁、循序渐进，并附有教育进度表，习题颇多，每隔几章就设一章总复习，书末还有一整套模拟业务题，使学生在学习中不断提高能力，一旦从事实际工作就可得心应手，开创了培养学生实际工作能力的会计教材的先例。

该书自1930年出版后备受读者欢迎，先后再版几十次。2009年，立信会计出版社将其列入“会计经典丛书”再次印刷发行。可见其学术价值及在会计学者心目中的重要地位。

《会计学》一书的内容更为精湛，厚厚4大册，洋洋百万字，集各门会计之大成。全书除阐述普通会计学原理之外，还涉及公司会计、成本会计、解散及破产会计、遗产及信托会计等专门会计，对预算控制、财产估价、决算报表分析、统计报表应用等内容，也作了深入地研究，宛如现代会计的一部百科全书。这部著作不仅有许多独到的见解，而且附有大量的练习题可供自学，兼具理论性与实用性，备受欢迎，影响长达40余年，是我国会计学中不可多得的长篇巨著。

潘氏在其会计论著中还就会计与审计的基本理论问题，如复式簿记与单式簿记的理论、借贷原理、审计定义、审计目的和审计对象等，阐述了自己独到的观点和精辟的论断，为丰富中国现代会计理论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对此，杨时展教授作出了如下评价：在蔡锡勇和谢霖先生之后，“以潘序伦等先辈的著作为代表，……对中国会计学术有重大启蒙作用、重大先行意义、作出了重大贡献乃至饮誉世界。”

古代的中国会计一直沿用中式簿记，即单式簿记与“三脚账”、“龙门账”和“四脚账”等中国的复式簿记。清朝末年，《连环账谱》（蔡锡勇，1905年）和《银行簿记法》（谢霖、孟森合著，1907年）的出版，给沉寂几千年的中国会计之海荡起层层漪涟。1908年借贷记账法在大清银行的运用，以及谢霖主张的会计改良举措在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的推行，更是在中国会计理论与实务界掀起阵阵波澜。中国会计指向何方？

1930年代，以徐永祚先生为代表的“中式簿记改良派”，主张在保存中式簿记核算形式的前提下进行改良，把借贷记账法的优点融合到中式收付簿记之中，这种不改变原有记账习惯的改良，为当时的记账人员和工商业者所能理解，受到他们的重视，并在一些中小工商企业得到推广。1933年，徐氏在《改良中式簿记概说》一书中详细阐述了他的主张与观点。对此，以潘氏为代表的“改革派”持不同认识。他发表《为讨论“改良中式簿记”致徐永祚君书》、顾准发表《评徐永祚氏“改良中式簿记”》、钱乃澄发表《对于徐永祚君“改良中式簿记”之批评》等文章，主张全面引进、推行西式簿记。我国会计学术上一场史无前例的论争，由此拉开了序幕。

整个论争主要涉及到以下几方面的问题，潘氏《为讨论“改良中式簿记”致徐永祚君书》一文中详细地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一是簿记不分中式与西式的观点。对于徐师提出的中式簿记与西式簿记的观点，潘氏认为，“风俗习惯固有所谓中西之分，而科学上之原理原则，则不应有中西之别。”若要将簿记划分为中式和西式，则“系从风俗习惯上立论，而非从科学上之原理原则立论也。”中式簿记“以现金为主”，“盖即在英美诸国簿记会计最发达之城市，其中规模简陋之企业机关，亦何尝不是以‘现金为主’”，“总之科学之原理原则，彼此固无二致，何来中外新旧之分”。所以，他认为，“多年来我国各界对于簿记之技术，逐渐进步，中外一致，转瞬可期，而吾兄于改良簿记进行顺利之时，特别提出所谓‘中式簿记’者，加以改良，以求其与所谓‘西式簿记’者永成对抗并立之势，是则与‘科学统一’之原则，似有不符也。”事实上，就潘氏看来，会计属于一种科学技术，是不分国界的，也无所谓中西之分。会计方法的“科学”与否，是他立论的主角依据。

二是现金不能作为记账基础的观点。徐氏主张的现金收付记账法以现金为记账基础，即现金过入总账时，必须反其方向。这既是徐氏改良方案的主要特色，也是潘氏“最难附同之点”。他认为，“要分别现金非现金或转账交易的应收应付，记账要比借贷法更复杂困难。”现金过账反其方向没有使人信服的理论依据，会计实务中难以做到通俗易懂。“犹徒令人以然，而不告人以所以然”。即使熟悉“我国旧式账理的商人，也莫名其何以反其收付？”

三是主张横写的观点。徐氏在其改良大纲中规定记账不能用横写而用直写，以符合旧有习惯，并说直写也没有不便之处。潘认为，直写在理论上不成问题，但从“科学之立场观之，其取舍标准，应以何者便于应用为依归”。在大规模的企业组织里，业务量大，账簿记录多，为节省记账工作，必须应用各种专栏，以便汇计金额过入总账，这是簿记的一大进步。而直写则不能多设专栏。

四是簿记方法世界趋同的观点。以徐氏为代表的中式簿记改良派，主张按照“中体西用”的原则，通过一些改良措施，保存中国旧有的簿记格局，吸取西式簿记中一些技术方法，把单式簿记改造成符合中国习惯的复式记账法，并永久保存下去。潘氏与此相反，主张全盘西化，在中国实行借贷记账法，废除中式簿记。他对徐氏“极力提倡之收付簿记法，是否能在会计学术上有永久保存之价值”，深表疑虑。并指出，“商业习惯日趋大同，正应提倡一致之（簿记）方法，以求彼此业务之便利。”这正如废阴兴阳历一样，也是为了“求得与世界相同而不独异”。

以上三点，徐氏考虑的中国人传统习惯，潘考量的是记账方法本身的科学性与先进性问题。客观地讲，潘的思考更符合历史发展的潮流。

1980年代，中国会计与国际惯例的接轨和趋同终于成为会计界仁人志士的共识，始于30年代的这场论争终于穿过半个世纪的云雾划上了圆满的句号。但是，在当时有90%以上的工商企业采用现金收付记账法，即使是1947年，这一比例虽然在西式借贷簿记的挑战下有所下降，但仍高达80%以上，应用借贷簿记法的工商企业不到20%。这足以说明新中国成立前，改革派的主张占相对弱势。在这种情况下，潘氏能坚持改革主张，力推借贷记账法，可见其战略眼光之深远，果敢决断之英明！

对于会计学术界这场史无前例的论争，郭道扬教授作出了如下评价：1930年代所发生的改革或改良中国会计之争，是中国会计发展史上最早也影响最大的一次会计学术讨论与交流，它是中国老一辈会计学家、学者为振兴中国实业，改进中国会计的落后状况而作出的重要努力，也是中国会计学术初步取得进展的主要标志。

三、实务主要贡献

说起潘教授对“立信”的贡献，实事求是地讲，怎么评价也不为过。因为他就是“立信”的“老板”，是“立信”的创建者和最初的“所有者”，“立信”是他生命的一部分。他一生致力于立信会计实业，从创办潘序伦会计师事务所开始，到担任立信会计事务所的审计查账、企业顾问工作，承担立信会计专科学校的教学与校长等工作，主持和参与立信会计出版工作，使“立信”实业一步一个脚印，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由一个单纯的会计师事务所，发展成为集事务所、学校与出版社“三位一体”的经济实体，探索了一条“产学研”相结合的会计发展之路，开创了中国近代会计事业的新局面。

“三位一体”立信会计实业发端于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的开办。1918年，国民政府农商部颁发《会计师暂行章程》之后，谢霖先生领到第1号会计师执照并在北京开办了正则会计师事务所。随后的1921年，徐永祚先生在上海开设了徐永祚会计师事务所。此时，国内会计师行业虽悄然兴起，但国人对会计师职业的性质和业务范围知之者寥寥，因而会计师业务未能普遍推广。同时，国内除大型银行外，采用新式簿记和会计制度的工商企业为数极少，严重影响工商业的健康发展。对此，曾经留洋深造并考察欧洲诸国的潘氏经过缜密思考后，辞退了一切职务，于1927年1月在上海爱多亚路（即今延安东路）39号创办潘序伦会计师事务所，试图在会计师业务中，帮助工商企业改变会计现状，推行新式借贷会计，开启改革中国会计的艰苦创业之路。之后，他从实践中深感开展会计师业务，要取信于社会，且因其他会计师的加盟，便取《论语》中“民无信不立”之句，将事务所改名为立信会计事务所。

事务所开办不久，随着顾询、钱乃澄、李文杰、张蕙生、钱素君等一大批会计师的加盟，“立信”逐步壮大。后于1939年在桂林、1941年在重庆、1936年在南京和广州，以及1948年在天津等地设立分所，服务范围迅速扩大到国内的一些大城市。原有的常年查账、常年顾问、设计会计制度、公司登记和商标注册等业务量不断增加，还增添了新的法律服务业务。服务对象不仅有新兴的民族工商业和中外合办企业，如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申新纱厂、永安纱厂等，还有不少公营工商企业和人民慈善团体，如邮政储金汇业总局、中国红十字会等，数以千计的企业、机关，委托办理数以万计的案件。在长期的执业过程中，形成了“信以立志，信以守身，信以处事，信以待人，毋忘立信，当必有成”的“立信”精神，赢得了社会的高度信任，使“立信”的综合实力稳居民国时期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之首。

“三位一体”立信会计实业发展于立信会计教育的举办。“立信”创立以后，委托其设计新式会计制度，改革会计方法的企业纷至沓来，要求他们代为培养新式会计人才的呼声日渐高涨。为解决新式会计人才的缺乏，为推行新式簿记造就新式会计人才，1928年春，“立信”始办会计补习班，同年秋创办立信会计补习学校。1930年8月增设了立信会计函授学校，1937年立信会计专科学校正式成立。之后，立信会计学校的分校遍及上海、重庆、桂林、北京、天津、南京、广州、衡阳、柳州和香港等地，办学形式也由单一的补习班，发展成为专科、高职和函授学校，以及日班、晨班、夜班、星期日班等多种多样的分科补习班，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多层次的会计人才培养教育体系。凝练了“严格要求，精心培养，自编自教，切合实际，边学边做，讲究实效，精打细算，勤俭办校，尊师爱生，团结友爱”的“立信”办学原则。到1952年因全国院系调整停办时，培养了数以10万计的会计专业人才，遍及全国各地，远达美、法、日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的不少人成为国内外会计界知名专家、教授，或在企事业单位担任重要会计工作；从立信会计学校教师中走出了如蔡经济、王逢辛、钱乃澄、张蕙生、钱素君、李鸿寿、陈文麟、管锦康、李文杰、顾准、顾询、许敦楷、王澹如等一大批会计大师，使“立信”成为中国近代名副其实的会计家摇篮。

“三位一体”立信会计实业完善于立信会计出版社的成立。早在1924年，潘氏回国之初，就开始进行簿记、会计著作的编译工作，交由商务印书馆列入“大学丛书”出版。1932年春，“立信”开展业务之初内设编辑科，编译簿记、会计、审计等书籍，出版“丛书”。至1936年，已经编译各类簿记、会计和审计书籍共50余种。抗日战争时期，“立信”在重庆开展业务、开办教育，出版业同样得到了发展。1940年，“立信”从商务印书馆收回“丛书”版权和纸型，与生活书店合作成立了立信会计图书用品社，继续出版发行“丛书”，并印制账簿、表单，满足企业的需要，之后在桂林设立分社，服务范围不断扩大。至1956年初立信图书用品社结束时，先后共出版发行会计书籍195种，其中潘氏的著作、翻译和主编的近40种。

1931年，潘氏围绕改革会计和服务会计教学创办《立信季刊》，由立信补习学校同学会主办，1933年7月改由“立信”主编，自第2卷起改名为《立信会计季刊》，及时翻译国外会计新文献，介绍国内行业会计制度和政府财会法令规章，对中国会计改革起到了积极指导作用，颇受读者欢迎。

立信会计出版事业的发展，使“三位一体”的立信会计实业相得益彰，对促进中国近代会计理论的繁荣，会计与审计实务及会计职业教育的发展，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正如潘先生所言：“如果说我对我国会计学术有所贡献的话，当以编辑出版立信会计丛书为最。”2001年，“丛书”作为20世纪12部（套）中国会计名著被收录于《中国会计的世纪决算（世纪凭证——著作）》，排第6位。（王建忠，《财务与会计》2001年第1期），可见，其社会影响与学术价值的久远。

潘氏对“三位一体”立信会计实业的贡献，还表现为与张蕙生先生一道，为着共同的目标——发展与壮大“立信”，一生勤俭节约和无数次地慷慨解囊，为“立信”奠定了坚实的物资基础。一方面，夫妻俩日常生活简朴，在家居斗室“一床一几一柜一桌四椅”的环境下，多次拒绝政府分配新房；另一方面，对会计事业和“立信”却是十分大方。1937年，立信会计专科学校开办之初，他们捐出积蓄6万法币和版税17.5万法币，之后每年向学校捐赠收入版税2万元。抗日战争胜利后，“立信”由渝迁沪一时无地办学，他们捐出私宅五开间三层楼房一幢，继而又捐出美金万元，为学校建造体育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落实政策，潘氏得到文革期间被抄财物赔偿款8万元，半数捐给刚建成的上海市会计学会作事业费，3.5万元捐赠给正在恢复的立信会计专科学作奖学基金。从这些善举中，足以体现出一对会计大师的高风亮节和对中国近代会计事业的不解情缘。

潘氏创办的“三位一体”立信会计实业对近代中国会计事业的贡献，可从以几个方面进行考量。

一是开创了会计事业实业化的新模式。一般来说，事业是特指没有生产收入，由国家经费开支，不进行经济核算的文化、教育和卫生等单位。“立信”是一个没有国家投资，进行严格经济核算的集会计师事务所、会计教育与会计出版于一体的经营实体。虽然“立信”没有这样讲过，但事实却是如此。“立信”的学校除靠自身收取的学费维持以外，还通过事务所、出版业的业务收入支持办学，发展会计教育事业；通过办学来为事务所和出版业培养人才，发展会计事业。形成了“三位一体”的良性循环。所以，“立信”从整体上讲，已经不具有原本意义上的“事业”属性，而是一种“实业”，这正是本文称“立信”为“实业”的基点。这种事业实业化模式，对我国现阶段高等教育，特别是高职教育走校企合作、产学研相结合的道路，以及时下开展的出版、文化等事业单位体制改革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二是培养了一大批既有高深理论修养，又有扎实业务技能的会计名家。“立信”从创办到新中国成立之初的1952年，走出了一大批会计专家和学者等精英人才。他们既是会计学者、教授，又是会计师、实务专家。如潘序伦、安绍芸、蔡经济、王逢辛、钱乃澄、张蕙生、钱素君、李鸿寿、陈文麟、管锦康、李文杰、顾准、顾询、王澹如、赵友良等集理论大师、教育大家和实务高手于一身的会计名家都曾在“立信”工作过。他们的经历与成就，一方面对我国高职教育培养“双师型”教师队伍，鼓励和提倡专业教师开展社会兼职，走工学结合的成长之路具有示范作用；另一方面也为我国会计实务工作者走实务与理论相结合，开展理论研究、兼任教育教学工作的提升之道指明了方向。

三是立信会计学校开创了立体式会计职业教育先河。自1927“立信”簿记补习班发展而来的立信会计教育，其办学形式有全日制、业余日班、晨班、夜班、星期日班和函授，办学层次包括了初级（训练班）、中级（中专）、高级（专科），是一所集职业培训与学历教育于一体的会计职业教育学校。这对当前的职业教育走多种形式办学、多层次办学的道路，是一个可以参照的很好而非常成功的样板。

1980年代初期，潘虽已年近古稀，仍响应政府“广开学路，各方办学”的号召，向上海市党政领导建议复办立信会计专科学校，并亲自担任该校名誉校长。不久，又与管锦康、王澹如、施仁夫、唐文瑞、蒋春牧、潘子石等人共同组成“新编立信会计丛书”编辑委员会，并亲自担任主任委员。在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上海分社的大力支持下，陆续出版发行了“新编立信会计丛书”和“财经丛书”等20余种书籍，为“三位一体”立信会计实业续写辉煌奉献余热。

潘序伦，哥伦比亚之博士，遍访欧国立宏志；开创“立信”之实业，贡献近代会计业；“三位一体”新模式，中华会计数第一；会计国父倡改革，新式理论耀大地。

参考文献：

［1］本书编纂委员会：《上海立信会计学院80周年校志》，立信会计出版社2009年版。

［2］汪一凡：《中国会计之父的立信丰碑》，《新理财》2008年第1期。

［3］邵瑞庆主编：《潘序伦纪念选集》，立信会计出版社2009年版。

［4］潘序伦：《高级商业簿记教科书》，立信会计出版社2009年版。

［5］潘序伦：《会计学》，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

［6］潘序伦：《为讨论“改良中式簿记”致徐永祚君书》，《立信会计季刊》1934年第4期。

［7］龙一圆主编：《立信史话》，立信会计出版社2009年版。

（编辑 余俊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