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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日本侵华战争摧毁中国图书馆事业之“蓄意”

    时间:2020-04-23 07:54:39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达达文档网手机站

        日本侵华战争给中国图书馆事业带来前所未有的、无法弥补的损失,以东方图书馆、南开大学木斋图书馆、湖南大学图书馆为标本,从日本毁坏图书馆的过程、所找的无法成立的借口、对抗日运动的竭力报复、所持的思想动机与心态诸方面进行分析,证明日本军国主义者一手造成的中国图书馆事业的灾难完全出自故意,均乃蓄意为之。

    关键词  图书馆事业  蓄意破坏  东方图书馆  南开大学木斋图书馆 湖南大学图书馆

    分类号  G259.19

    Japans Vandalism of Damaging the Chinese Library During the War of Aggression Against ChinaTaking the Oriental Library, NanKai University Muzhai Library, Hunan University Library as Examples

    Wang Yixin

    Abstract Japan’s war of aggression against China has brought huge losses to China’s library business. Taking the Oriental Library, Hunan University Library, Nankai University Muzhai Library for examples, this paper proves that the Japanese militarists deliberately destroyed the Chinese library busines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the process of destructing the library, the excuses, the revenge of anti-Japanese movement, the ideology and mentality.

    Keywords Library business. Vandalism. Oriental Library. NanKai University Muzhai Library. Hunan University Library.

    0 前言

    “十四年抗戰”日本无条件投降后,日本政府在递交给驻日盟军的“追查中国被劫文物的调查详报”中,将战争中中国图书与文物所遭损毁,完全归于战火殃及,否认日军的蓄意性破坏行为[1]。日本政府对于战争责任的推卸与抵赖,原不足为怪,而“殃及”还是“蓄意”,亟须甄别清楚,因为它是判定事件性质的重要依据,也是判定侵略事实具体责任的关键。

    1931年10月,黑龙江省立图书馆西书库遭到日军炮击,库中所藏许多从关内收集来的珍善本图书毁于一旦[2]。这是中国图书馆在抗日战争中由日本人一手造成损失的一个标志性事件,是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图书馆首次遭受日本侵略者的荼毒,而中国图书馆的厄运期也由此开始。特别是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中国图书馆事业更进入了劫难频仍的黑暗时代。据1946年中国代表团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巴黎大会递交的《报告书》所称,中国“各省市之公私立图书馆因战事影响,损毁停顿者,达百分之五十以上。其能幸存者亦均损失甚多。” [3]国民政府教育部战后所做的统计则更较具体:1936-1937年度,全国图书馆数为1848座,1937-1938年度即一下降至1123座,少了40%;而到1945-1946年度则只剩下704座[4],比上一年度又少了37%,亦只占抗战全面爆发前图书馆总数的38%,可见损失惨重的程度。

    上海商务印书馆附设的东方图书馆、天津南开大学的木斋图书馆以及湖南大学图书馆,于被毁前均乃我国现代图书馆中的翘楚。日本在侵华战争中,企图以截断华夏文明、毁灭中国文化,助其更有效地推进军事、减少反抗,故而将文化遗产保存地、文明精神传承所的图书馆列为摧毁目标,上列三座图书馆作为中国图书馆事业的代表,遭遇重创甚至灭顶之灾亦属必然。而其损毁的惨烈过程,集中而典型地暴露了日本人对中国图书馆所持真实用心与扭曲心理。

    1  从图书馆被毁过程看“蓄意”

    1.1东方图书馆

    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期间,中国第十九路军总指挥蒋光鼐、军长蔡廷锴率部与来犯日军于上海闸北激战,日军即派水上飞机多架从泊于黄浦江中“出云号”巡洋舰起飞,向坐落于闸北的商务印书馆先后投弹6颗,引发全馆大火,与商务印务馆一街之隔的东方图书馆被波及,造成部分馆藏损失,上海市长吴铁城对记者谈话中因有“古籍孤本尽付一炬”之语。隔了一天后,东方图书馆忽又起火,火势异常迅猛,显系人为纵火。

    对于纵火者,当时多指称为日本浪人。而纵火也的确是日本人战时惯常手段。仅在“一·二八” 事变期间,上海私立持志学院图书馆,同样被日军机关枪队纵火焚毁,所有图书3万册殆尽;上海法学院在江湾路的新校舍被日军纵火,焚烧两昼夜[5];天津南开大学木斋图书馆在遭日机轰炸的次日下午,“日方派骑兵百余名,汽车数辆,满载煤油,到处放火,……图书馆、教授宿舍及邻近民房,尽在火烟之中,……烟云蔽天”。这座建造时“务求坚固美观合用且能避免火患”[6]、建成后被外界盛赞为“采用最新图书馆建筑法,藏书绝无焚毁之虞”[7]的图书馆终究还是抵御不了人为纵火;1941年12月,日军纵火湖南的湘雅医学院,焚毁图书3376册[8]

    东方图书馆与商务印书馆一样,因地处战区,救火车无法施救,只能任其延烧。大火肆虐了一天,其间“纸灰飘扬,甚至南市和徐家汇一带,上空的纸灰像白蝴蝶一样随风飞舞。”[9]连十里开外的法租界都能拾到“风吹来的烧焦了的《辞源》和《廿四史》的残页”[10]。当天傍晚时,这幢被誉为“东方第一图书馆”的五层大楼已烧成一具空壳,主办者苦心筹集30年而拥有的“廿六万八千册中文书、八万册外文书、五千册图表照片、近三万册经史子集、另有四万册善本书、近二万五千七百册方志、以及四万册中外报刊”[11]的傲世馆藏全都化为灰烬。

    1.2 南开大学木斋图书馆

    1937年“七·二九”天津抗战期间,中国第二十九军三十八师副师长兼天津市警察局局长李文田率驻津部队和天津保安队,向天津日军发动进攻。日军因措手不及加上兵力不足,一度处于不利状态。日军华北驻屯军司令官香月清司(1881-1950)为改变被动局面,提出由飞行队出动进行空袭,驻屯军参谋長桥本群(1886-1963)不同意,认为“天津情况特殊不可空袭”。香月清司虽不听劝阻,但也设法对轰炸目标做了限制,他“叫来了航空主任参谋塚田中佐,对天津市区地图上的敌军占领地做了红色标注,提醒对外国租界无关区域不要狂轰滥炸,并下令航空兵团司令德川[好敏]中将实施轰炸”。日本驻天津总领事堀内干城也反对实施空袭,且以1932年“淞沪抗战”中因日军空袭引发重大外交问题的例子相劝:“考虑外国租界的关系,恳请务必停止对天津实施轰炸”。香月执意不听,反倒要求堀内向各国租界做解释工作:“命令轰炸的目标只限于敌现占领地以及建筑物,并非肆意对天津市区进行轰炸,特别是对于外国租界以及属于其权益内的东西一概非我方轰炸之目标,望就此能对外国方面加以说明”[12]

    7月29日下午,共有15架日机对天津市实施空袭[13],其中有两架日机飞至南开大学投弹,前后又夹有炮火轰击,木斋图书馆被毁,损失图书近十万册,其中不少珍善本。木斋图书馆系由辛亥革命前曾任直隶、奉天提学使的藏书家、实业家、教育家卢木斋捐建,于十年前建成,其馆舍及设施堪称一流,设计藏书可超过三十万册。它是国内最早的由中国人创办的建筑事务所的创办者关颂声的杰作,外型呈“丁”字形,砖木结构,整体两层,局部四层。阅报室、杂志阅览室、办公室、教员研究室置于一层;二层有东西两大阅书厅,可容纳超过五百人;三层有两间特别图书室;尤其是立面中部体现欧式风情的大圆顶设计,透露出设计者教会大学与美国大会的教育背景,圆顶下设计为会议室与书库。大圆顶凸显的标志性,却也成了日军炮口与飞机投弹的显著目标而首先被毁。

    日军做恶之后还不无得意地宣称其对包括南开大学在内的建筑“进行了准确无误地轰炸和炮击”。“准确无误”可作“蓄意”的注脚。

    日本众议院议员山本实彦1937年8月15日在日军一参谋长的带领下参观南开大学被炸的废墟。他以前曾到过南开大学,如今却看见木斋图书馆等原本“漂亮的建筑都已经烧毁”;在木斋图书馆外的地上,他看到图书珍本的碎片在初秋的风中飘散。他还写道:在南开大学“投下这么多炸弹,我看到只有这两颗投偏了,让人觉得我军的目标非常准确。”[14]205-206由此亦可见非为误炸。

    1.3 湖南大学图书馆

    1938年4月10日,日军飞机飞临长沙上空,实施自1937年11月24日第一次轰炸长沙以来的第四次轰炸,而此次的主要目标为湖南大学、甚而直指图书馆。湖南大学图书馆除拥有丰富而珍贵的馆藏外,一度还负有特殊使命——北京故宫文物为免落入日本人之手,之前一路西迁至此,存于图书馆底层。自日军开始轰炸长沙,护送文物人员料湖南大学图书馆朝夕不保,遂先已将文物迁往贵阳,从而避免了灾祸。出于同样的担忧,湖南大学校方也早在1937年冬季,在沅陵太子庙设置转运站,将14919册古籍善本装箱用民船运往湘西[15]21,一说时任湖南大学教务长的任凯南事先将馆藏珍本善本书籍装箱移置爱晚亭青枫峡一带山谷中[16],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损失。

    湖南大学图书馆1929年12月动工,1933年11月落成开放,从馆舍建筑到内部设施完成,整整花费了四年时光,其间五任校长接连为此耗费心血方得玉成。图书馆由自日本学成归来的蔡泽奉教授设计,取西方古典主义建筑风格。整幢建筑前低后高,前部二层,用作阅览室与办公室;后部四层,作为书库。“大门正面耸立着4个高大的古罗马爱奥尼式花岗岩石柱,中央穹顶。屋顶建有八方塔,作观象台用”[15]19,十分气派,是当时华中华南规模最大、外表最壮观、内部设施也最好的图书馆。可是在这次空袭中,湖南大学图书馆大楼被炸垮塌,计有54091册图书化为灰烬[16]21。湖南省主席张治中给国民党中央有关部委的电文及该校自治会给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的“快邮代电”这样写道:4月10日14时半,日机27架侵袭长沙上空,对湖南大学投燃烧弹五十余枚,“其重者在千公斤以上”,“该校的图书馆、第五学生宿舍全毁……”[17]如此疯狂而集中的轰炸,若非目的明确,万不可能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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