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力资本﹑FDI技术外溢与中国经济增长文献综述
时间：2020-04-25 07:51:16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自1979年以来，随着中国经济体制的深入改革，商品和资本市场对外的不断开放，中国经济获得了高速的发展，被称之为“中国奇迹” 。早在1978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简称GDP）仅为3645.2亿元，到2010年已高达401202.0亿元，同比增长110.06倍，高居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 。中国经济崛起优化了国内的经济环境并加强了中国的投资区位优势，吸引越来越多的外资企业对中国进行直接投资。截止到2010年，中国外商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简称FDI）总额首次超过1000亿美元，位居发展中国家第一，占全球总额9.4% 。在经济增长和FDI增加的同时，中国人口也快速增长。1985年，中国总人口数为105851万人，而截止到2010年总人口数已超过13亿 。
在中国经济增长，外商对华直接投资增加和人力数量增加的大背景下，越来越多的学者不断深入探讨经济增长，FDI和人力资本三个因素的相互关系。外商对华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两者之间具体的联系程度有多大？外商对华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传导机制有哪些？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两者之间具体的联系程度有多大？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传导机制有哪些？外商对华直接投资与人力资本因素是否对经济增长有交互作用？这些问题都有待更深一步的理论和实证研究。
通过研究中国经济增长，外商对华直接投资和人力资本三个因素的相互关系，可以给中国政府政策制定提供有价值的参考，帮助中国政府科学引进和运用外资，提高外资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贡献度，积极吸收外国先进知识和技术，提高国民的文化水平。总之，研究三者之间的关系为走中国特色经济发展之路提供理论和实证上的依据显得尤为重要。
国内外学者对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较多，由于各种文献研究的角度和思路不同，运用的计量经济学的统计方法不同，变量的选取和数据来源等不同，得出的结论不一致也在所难免，但各种方法和角度都有一定的道理。
在学术界，现代经济增长理论最核心的议题是经济增长的动力和源泉。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不断发展，学者为了突出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的重要性，将经济发展阶段分为三个主要时期：物质资本推动阶段，技术推动阶段和人力资本推动阶段。从索罗模型到内生增长理论，再到卢卡斯的人力资本模型和罗默的知识积累模型，影响经济增长的要素从最原始的劳动和资本存量要素，相继引入了技术进步要素和人力资本要素。随着对上述要素的不断深入研究，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物质资本，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三要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是相互独立的，而是存在相互影响的关系。因此，考虑到三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对研究经济增长的影响不仅很好的继承了前人的理论研究而且完善和提高了理论和实证研究的正确性。
现有学者在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影响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从微观角度，通过测度政府教育费用支出，人力资本投入等一系列因素，研究其对社会产出增长的影响；这种思路的研究学者包括Becker和Mincer等人。
第二、从宏观角度，通过建立新经济增长理论模型，实证检验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将人力资本要素内生化；这种思路的代表学者包括罗默和卢卡斯等人。
具体而言，郑非（2009）认为现在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机制是由投资引起的技术进步，但是从长期来看，人力资本的积累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特别是人均受教育年限与各地区经济增长成正向关系。陈洪安（2010）认为各地区政府应根据地区实情采取有差异的区域人力资本政策，鼓励进行人力资本投资产生溢出效应。与上述研究结论相反的是，李晶莹（2008）通过采用人力资本基尼系数衡量人力资本的不平等，发现人力资本分布的不平衡阻碍了经济整体的增长。
学术界研究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经济发展影响主要通过两种机制： 一是外资企业的产出效应； 二是外资企业对东道国研发部门的技术外溢效应。FDI产出效应方面的研究中，主要是讨论FDI对GDP的贡献。FDI技术溢出方面的研究中，Clark等学者（2011）研究得出FDI有积极的技术外溢效应，并且能促进经济增长，同时也会加剧收入不平衡的社会现状。傅元海等学者（2010）通过从本地技术进步路径选择的视角将FDI技术溢出机制分为三大类：1.技术转移和扩散效应；2.竞争效应；3.联系效应。FDI技术转移和扩散效应分为行业研究方向和区域研究方向。区域研究方面，陈继勇（2008）通过建立1992至2006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得出FDI企业的研究与开发（research and development，简称R&D）资本对东道国当地技术进步有正面的促进作用，外商对华直接投资存在知识溢出。HuayHuay等学者（2006）研究认为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是亚洲引进外资技术外溢效应最明显的两个国家。行业研究方面，潘文卿（2003）通过分析1995至2000年中国工业部门的面板数据，发现外商对华直接投资对工业部门具有总体正面外溢效应，但是影响程度有限。FDI竞争效应研究思路中，沈坤荣（2009）通过借鉴Grossman和Helpman的技术创新模型，在控制技术转移和扩散效应的前提下，得出短期内外资企业在东道国的驻入将带来当地过度的竞争，不利于当地经济发展；但是从长期来看，引进国外新产品使内资企业研制出新产品和外资企业技术和管理知识溢出两方面正面影响下，内资企业能提高其营业利润，与外资企业更好的竞争。FDI联系效应研究集中讨论向前和向后两个大方面，崔喜君（2009）借鉴Blalock和Javorcik和模型，分析得出FDI对中国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不存在显著的向后溢出效应。
现在学术界，综合人力资本和FDI技术外溢两个因素对经济增长方面的研究议题还未完全引起广大学者的注意，现存的研究文献总量并不多。国外学者首先对此进行理论研究，Nelson（1966）认为东道国对外资技术的引进和使用能力主要取决于东道国本地的人力资本存量，人力资本越高，其正面效应越明显。 Borensztein（1998）以新增长理论为基础建立FDI技术外溢效应模型，确定实现技术外溢效应的人力资本“临界值”。结果发现，由于发达国家在人力资本积累和对引进技术的吸收能力两方面超过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当地外资的技术转移效果明显高于发展中国家。虽然国内学者在此方面的研究起步较晚，但今年来也涌现了不少人力资本结合FDI技术外溢作用的实证研究文献。王艳丽（2006）沿用了Borensztein的研究思路，得出以FDI作为吸收外资技术资源的重要途径基础之上，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可以提高FDI技术溢出的吸收水平，促进当地技术进步。靳娜（2011）仍然沿用了Borensztein的研究思路，通过建立1990至2010年的中国数据，并运用Granger因果检验等计量方法，验证人力资本对FDI技术外溢效应起到决定性作用，同时东道国当地企业模仿和学习外资企业的能力同样不可忽视。李梅等学者（2012）采用广义矩估计方法发现FDI的逆向技术溢出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赵立斌（2013）研究认为FDI与异质型人力资本的互动作用促进东道国的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作者单位：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