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造就了余秋雨
时间：2020-04-26 07:50:50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六月的北京显的有些燥热，或许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都在期盼一丝丝清凉，适逢其时，余秋雨自上海远方而至，录像的当天居然下起了雨。老实说，我开始就为录他这期节目捏了一把冷汗，作为一个倍受争议的人，他的文化底蕴究竟够不够深厚?这是一个问题，观众期望甚高，他能不能满足他们?则是另一个问题。
余秋雨的出现是一种必然，余秋雨的走红也是一种必然，因为人们对于文化艺术的渴望，也因为市场对于文化艺术的冲击，或许还有种种的原因。很多时候我们还搞不清明星与艺术家的区别，搞不清大众文化与文化的区别，搞不清时尚与美的区别，我们不是把它们混为一谈，就是容易歌颂前者而摒弃后者。 论成就，余秋雨可划入被“文革”耽误的一代人中，历年以来，他出版了学术专著《戏剧理论史稿》等四部，散文集《文化苦旅》、《文明的碎片》、《秋雨散文》、《山居笔记》和《霜冷长河》等数部。这些单行而又风行的散文集内容多有交叉，文学评论界已形成较为一致的看法：余秋雨的散文集一集不如一集，整体水平呈极为明显的滑跌趋势。论学养有人说余秋雨中学尚可，西学薄弱，即便是在尚可的中学方面，也有许多贻笑大方的破绽和纰漏。论才力，余秋雨的“大文化散文”有的篇张(如《风雨天一阁》)能化腐朽为神奇，文思绵密如锦，可谓才识俱胜；但又如《苏东坡突围》则显的是那么的力不从心。论诗外工夫，很多人说余秋雨是炒家中的顶级高手，其自我炒作在紧抓“反盗版”这一题材方面表现得十分抢眼。他自始至终痛恨和谴责的都是那些躲在阴暗处食脑吸髓的文化盗贼——在《山居笔记》一书的序言中，甚至不惜动用两万多字的篇幅痛加挞伐。细细推究一番，这其中的很多况味就很复杂了。论机智幽默，余秋雨的辩才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他能滔滔不绝，但时不时也有些拿腔捏调，矫揉造作，而且很多人说他总喜欢绕弯子，闪烁其词。在《艺术人生》的录制现场，有观众提问他是否能做到每一个都很真诚时，余秋雨说道：“面对许许多多问题的时候，您能不能把自己最真诚的东西表现出来，我想我一直在努力这样做，我做的方法是我不再参加好多容易使自己一体化的那种活动，大家看不到各种各样的团体集会当中有我的声音，我努力做到，因为这样的话，使我不真诚，甚至我也不太在文化界扎堆，扎的太深以后，别的朋友观点影响了我的观点，影响我个人的真诚，所以我现在为什么还在继续的写作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保持着一个重要的方式和观众对话，提醒自己可以面对社会上各种各样的难题，好多好多的质问，但是最不能失去的你的真诚，你只要保持真诚，任何困难都无所谓，如果你回答了很多真爱，但是真诚的丢失了，你丢失了一切，你的回答其实都没用。”
余秋雨给我的印象是风度翩翩，身上颇有股子海派名士味，一目了然，他显得聪明、精明、高明，实属社会活动家。也许他值得每一个想获得成功的人的借鉴，因为一个人不可能在任何时代都成为弄潮儿和幸运儿。值得刮目相看的是，余秋雨的人气一直很旺，如今仍在不断飙升。余秋雨不是传统的那种文人。往昔，清寒的士子只有一条光明的出路，那就是“将身货与帝王家”，余秋雨早就脱下了殿前御用的袍服，其选择面已天宽地大。有人说他对大众散文和戏剧理论都只会作有限的感情投注，他的成功将更多地体现在浸透了商业化气息。文化与商业结欢，起先耳鬓厮磨，随后肌肤相亲，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在做这期《艺术人生》的前期工作时，我们做了一个线，把当下社会对余秋雨的身份界定串在了一起，试图把这期的节目做的很客观。明星—大众文化—时尚；艺术家—文化—美；这里的差别不言自明，如果我们要再把这根线按照前面观点加以扩大，那就是：市场—明星—大众文化—时尚—市场；艺术追求—艺术家—文化—美一无止境地追求。这两组在表面上似是而非，内里不仅不同，而且誓不两立。你选择了前者就不会再被后者接受，或者说，当你的趣味向前者靠拢时，你就永远远离了后者，他们是两条永不相交的平行线。但这平行线中间不是一张白纸，而是万丈深渊。后来我们发现很难把余秋雨界定到任何一个线中，这就是我们这期节目的难度，当时的我们只能期盼现场谈话能造就某些奇迹了。
余秋雨现在是文化明星，他本身没有错，我始终认为在开始阶段，他对于我们的趣味是有益的，因为他的文化大散文掀起了散文热，使我们更多地关注到以往没有十分注重的东西，这不仅对文坛是一种促进，对于整个社会与市场也是一种促进，对于我们的趣味更是一种促进。但就象任何事物都会发展一样，当他被市场推到一种明星的地位时，他已起了某种变化，这变化不是来自他本人，而是源于市场，或者说来源于“制造”。大众文化就是要制造，制造明星、制造时尚，“余秋雨”这三个字，已经成为市场—明星—大众文化—时尚—市场中一个环节，这三个字已被市场异化了。此时的“余秋雨”不再是他本身，他是市场的杰作。不管是我们创造了“余秋雨”还是市场创造了“余秋雨”，作为一种明星，作为一种大众文化的时尚，它迟早会被淘汰，这一点毋庸质疑。 余秋雨开始给了自己重新的定位，他说“找自己和自己同行之间的区别，这个区别适合我的同行，我的同龄人。比较明显就是通过旅行的方式来考察人类的各大文明，最重要的文明几乎都走遍了，这一点大概有它的特殊性，也就是我此时此刻以肯定的一个比较明确的身份地位，这范围逐步逐步缩小了，像差不多相同的玻璃。那么作为一个带着文化的目的去旅行的人，而且真是走了很多很多路的人，所以说文化的旅行者，回来还最好能够写一点东西，向大家回报。作为行者这一点，我想有一点特殊，我不喜欢以前的那种学者生活，学者生活的特点就是：知识的来源，全部来自于书本，很少有自己去考察。知识的来源，书本到书本肯定是狭隘的，当时我就感觉到了，我要告别这一点，知识的去向，就基本上在我的学生和在我的小范围的同行里面自我消耗了，就是你在块土地上出来，成了大学生，成了教授，好不容易培养了你，但是你的话语和很多的人毫无关系的，那么这两点就是知识的来源和知识的去向，我要改变，所以我就努力的做到这一点。知识的来源我亲自去考察，知识的去向就是我努力寻找的一种。能够为广大读者接受的文体，你叫它散文也好，叫它别的文体都可以，能够和我生活在这的当代的观众和读者，亲切的对话，对话过程当中或者反馈，对话过程当中我知道我在做什么，我下一次该讲什么话，就是来源和去向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要告别那种结构。”
从《文化苦旅》的成功开始，我们似乎可以说是余秋雨个人选择的成功。它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且是耐人寻味的。余秋雨自己“渊博的文学和史学功底，丰厚的文化感悟力和艺术表现力”，使得文章精美漂亮。后来余秋雨与山水风物历史精灵对话的所谓文化散文文体，为当代中国散文提供了一种新的散文模式，并以集团规模出击，不但填补了文化散文的一种空白，而且产生了轰动效应。这些都是真真切切存在的事实，我们相信的是表面的真实还是内心的真实那就是每一个人内心的事情了。 余秋雨出生在浙江慈溪一个普通的小镇，他不是农民的孩子，却在农村中长大。余秋雨的妈妈是这个村庄里面唯一的文化人。在妈妈的影响下，八岁的余秋雨就在为几个村庄的乡亲们写信、读信、记帐。离开了小镇，走进大城市上海的他，只用了短短一个月的时间就学会了上海话。生活的艰辛，使他过早的背起了生存的担子，一家九口人要靠他一个人来养活，他从一个大学教授到上海戏剧学院的院长，从一个作家到一个文化的传播者，从一个从小镇走出来的孩子阿雨到声名显著的学者，他走过的每一步，他的每一个经历或许都值得我们细细的品位，值得想获得成功的人借鉴。今天的余秋雨毫无疑问是一个成功者，面对自己的得与失，他说“我的每一次发展都在不太可能的侵略下踩出第一步部分，他的结果是怎么样，不知道的?如果是要力争往前走的话，那么我可以不离开我。我往往是做的最好的时候，自己撤离一下子就从零开始。”
余秋雨自1992年携《文化苦旅》横空出世以来，一路高歌猛进，几乎一枝独秀，风骚文坛内外。自1998年出版《山居笔记》、特别是1999年出版《霜冷长河》以来，余秋雨更是像模特一样频频招摇于五光十色的媒体之中，发表种种关于自己的书关于文化的谈话，不想却招来一派失望和嘘声，而原本拥趸他的一些读者也因对《霜冷长河》的失望而纷纷撤出余秋雨的文化广场。但这似乎并不妨碍余秋雨的名声和市场张力达到人生沸点、牛市新高，“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古老命题似乎已经逼近余秋雨，人们不禁要问：余秋雨的红旗到底还能扛多久?
看着余秋雨来也匆匆，去也匆匆，真的希望他一路走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