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造一座世界最性感的桥
时间：2020-05-21 07:57:51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作为在中国设计项目最多的荷兰建筑师，约翰·范德沃特（John van de Water）用一座“非常中国”的桥完成了与中国文化的彻底和解
长沙市民已经度过了两个月有“世界最性感建筑”陪伴的时光——备受关注的梅溪湖中国结桥于2016年9月29日正式完工，而早在三年前，当这座步行桥还是一张图纸的时候，就已经被CNN评为“十大世界最性感建筑”，与乔布斯生前设计的苹果总部“飞船大楼”以及加拿大的“梦露塔”并列。
除了那些能够踏上这座桥的人，这两个月乘飞机飞过长沙的人则能从2500米的高空看到这座桥——一条大红丝带从岸这边山上穿起，一上一下串起两岸，再从对岸绿地钻出，绕到龙王港河上空轻巧地打一个结。
作为在中国设计项目最多的荷兰建筑师，约翰·范德沃特（John van de Water）终于在来到中国12年后，用这座“非常中国”的桥完成了与中国文化的彻底和解。
意境
2013年，长沙梅溪湖步行桥开始招标。
一座建在中国长沙的桥，一定不是一座可以任意复制到纽约或者阿姆斯特丹的摩登建筑——决定参与竞标时，约翰和他的中国搭档蒋晓飞第一时间达成了共识。
甲方没有提太多的要求，最核心的诉求是要把两岸的山峦山脚河畔六个点以任意方式连起来。对手是一家澳大利亚公司，曾参与过鸟巢、CCTV大楼的结构设计，擅长用结构表现建筑的“力量美”。
“我们要讲意境。”蒋晓飞提议。他给约翰念了一首诗，“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这是中国“新月派”诗人卞之琳的《断章》，讲一对男女的擦肩而过，约翰不太懂。“这不是一座机械的桥，而是一个能让你产生美好想象的地方。”蒋晓飞接着开导，讲宋代诗人陆游在沈园偶遇前妻唐琬，回来写了首诗《钗头凤》，“过去诗人的情感，很多都靠环境触发的。”
约翰似乎懂了，他想到了一首美国歌，一个女孩坐在公交车上，车下一个男孩只看了她一眼，就感到永生难忘。“就是这个感觉，”蒋晓飞说，此情此景此桥上，只要能让过桥人“心里一动”，就可以了。
约翰在纸上画了一个“莫比乌斯环”草图。这是个数学模型，一根纸带扭转180度头尾相接，变成一个魔术环，可从正面走到反面，象征无穷无尽。蒋晓飞则想到了大红的“中国结”，用一条线穿起地势高高低低的陡坡、平底和河谷。两者一结合，就是后来的“中国结桥”设计。
三个月的时间内，他们制定了超过20种方案，最后选出三个，“中国结”是两人最喜欢也最提心吊胆的那一个。
“中国结”没有桥墩、桥梁以及超出桥身的路灯。蒋晓飞说，“古代中国拱桥就是结构设计融为一体的”。桥被设计成拱形，像一个正在编织的中国结，丝带状的桥身分成三条路径，在半空中相互交织。从山上、河岸、公园任意一点，都能选择或陡或缓的方式，走到另外一点。“在时间不紧迫的时候，可以有趣地感受城市空间。”
因为担心“中国结”的设计太过前卫不被甲方接受，约翰和蒋晓飞当时主推的是另一个方案——桥身是一连串的拱形，灵感来自山峦起伏，他们猜，这个保险的方案可能是梅溪湖步行桥最终的样子。
最终，红色“中国结桥”从六座现代感十足的摩登大桥中胜出，当甲方听到“红色中国结”时，蒋晓飞感觉他们明显有了情绪，然后拍桌子“定了！”
“现在这个是非常向中国传统致敬的设计。”约翰说，“如果我在荷兰，设计的桥一定完全不同。”
“加拿大专家”
约翰·范德沃特在中国的生活是从冒充“加拿大专家”开始的。
那是2004年10月，他被一个中国设计团队派去坐镇一个项目介绍会，这是一个北京奥运会的大项目，对方需要一名金发碧眼的“花瓶”表现自己的国际化。约翰连图纸都没见着，全程一个字没说。最后，这个有“外国专家”的团队还是落选了，因为建筑模型上忘记设计供车辆通行的入口。
这一切都源自一个名为“大都市图像”的展览。
1999年，约翰从荷兰代尔夫特理工大学建筑系毕业，这所学校被称为“欧洲的麻省理工”。毕业前夕，他和三个同学决定一道成立事务所。当时，雷姆·库哈斯（Rem Koolhaas）的全球趋同理论在建筑界受到热议。一次午餐，四位年轻建筑师突然感到“即将踏入真实社会”的恐惧，而“世界正在发生什么？到底什么是本土特色？”他们还没亲眼见过。
他们决定花100天环游世界，他们在地图上圈出100个大城市，选了其中26个有连贯航线的地方实地探索，“有航线证明这个城市的重要性”。那时候的荷兰，年轻建筑师工作环境“好得难以置信”，刚毕业的学生不仅可以成立事务所，还会格外受到客户和政府的尊重。他们顺利申请到了政府补贴，给这个项目取名为“大都市图像”。
约翰从莫斯科南下到东南亚，最后香港、上海一路向北，直到北京。
他看到的北京，“暗淡无光”。冬天光秃秃一片，该长植物的地方竖着外墙贴瓷砖的楼房。在西二环，一些中国建筑让他瞠目结舌。一栋美国式样的现代高楼，顶上竟然“盖着中国庙宇的屋顶”，北京人管这叫给建筑“戴帽子”，是上世纪90年代应“体现北京文化”的政治要求盖的。
从建筑学角度看，这些设计实在不伦不类，约翰却突然觉得很有意思，因为这些“小亭子”正说明“北京正急切地探索自己新的现代个性，尤其在建筑上。”“一座拥有超过3000年历史的古城，怎么从历史中找到适合现代的灵感？”约翰想，“我想在这里面做点什么。”
100天后，四位建筑师在阿姆斯特丹汇合，给事务所取名叫“Next”，意为不重复自己，目标永远是“下一个”设计。这次旅行引起荷兰建筑界关注，旅行中拍下的12500张照片被送往鹿特丹荷兰建筑学院举办“世界大都会图像”展览。
展览“大获成功”，2000年，还被邀请来中国展出。那时Next事务所只成立了一年，刚接手第一个项目，约翰在中国呆了十天，在清华和同济两所大学办“大都市图像”展览，“唱了八次卡拉ok，参加了九次酒店饭局，接到十一家公司的合作邀请，和一大堆中国建筑师交换了邮箱地址。”
四年后，他收到了其中某位中国建筑师的邮件，邮件的标题上写着：“你对北京奥运会项目感兴趣吗？”
那时，Next事务所已经在荷兰崭露头角，他们设计过两座桥梁，一个观光塔，一条斜形环路，还有米兰双年展的门和栅栏。但是奥运会场馆项目，这却是第一次。
约翰动心了。周一早上例会，散会前“大家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约翰说：“我们为什么不去中国呢？”所有人瞪着他，对这个提议完全没有心理准备。最后，事务所决定，Next的工作重心仍在阿姆斯特丹，约翰去中国，负责发回设计任务和反馈，Next在荷兰为中国设计一些建筑项目。
约翰一个人去了中国，并在来到中国的第一周变成了“加拿大专家”。
改变
蒋晓飞第一次听说约翰，是在清华大学读硕士时，看约翰的“大都市图像”展览。毕业后，蒋晓飞在一家“建筑服务公司”里负责多数项目，而这家公司正是与Next合作的中国公司。
看到“建筑”与“服务”同时出现，约翰有些不解，此前，他一直认为和“建筑”并列的词应该是“文化”。这家建筑服务公司操作的项目比欧洲大10倍、快10倍，预算上却要节约10倍。“外国人在中国做项目，比欧洲困难1000倍。”约翰说。
Next在中国的第一个项目是一个位于北京五环外、占地2300平方米的房产销售中心。约翰需要在两周内提出设计理念，一个月上交方案。而在荷兰，造一个社区幼儿园往往需要五六年。居民投票表决是否建造;政府部门做调查研究，细微到该区域有多少对小孩有害的昆虫，建筑师根据功能设计外观，从不需要考虑预算。
约翰提交了一个树叶形状的设计方案，客户带着六个助理，研究一番约翰的结构图后，只问了一个问题：“这是现代荷兰建筑吗？”最后，中国同事总结设计：“非常有意思！”客户点点头，但项目最终还是告吹。
约翰发现，在中国，项目靠一个人拍板，怎么让客户满意似乎是中国建筑师“唯一的问题”。而在荷兰，对于一名建筑师，用建筑表达理念似乎是比满足客户需要更重要的事，他们可以像艺术家一样“用多种方式表达自己的思想”，也像艺术家一样固执。
还有很多约翰弄不懂的事：比如在荷兰，笑就是笑;而中国客户同样的笑，能表达从“很满意”到“很不满意”整条光谱的意思。很多次，在客户表达“好！不错！”后，约翰交了方案，但到建筑竣工才发现一半设计已经被客户改掉，“几乎认不出来”。
“如果你想了解一座城市，你必须一直试着理解，虽然永远不能理解一切。如果你总想着不习惯，还是回家吧。”约翰不断告诫自己。这时，他认识了邻居老庆。
因为家人工作，有两年时间，约翰会去上海过周末。搬到新家第一天，约翰站在货车前等着卸货，一个六十五岁的中国老头用英文跟他打招呼：“你要住在这儿吗？我是你的邻居，叫‘庆’。”
老庆曾是一个大酒店的经理，据他自己说，接待过不少外宾。他听巴赫和莫扎特，英语极好，喜欢找约翰“谈任何宏大的事情”，他给约翰解释“集体主义”精神：“西方人认为一切属于个人，我们认为一切属于集体。约翰，你应该多读孔子的书。”
在老庆那里，约翰印证了自己的发现：中国文化的本质是寻求“和谐”，而不是反复计较谁对谁错。最后，老庆告诉他：“你改变不了中国，中国改变你。”
约翰想到了那些基本功扎实的同事，尤其是蒋晓飞。他能在极短的时间内，从一个“古典风格”项目转到“现代风格”建筑，还能凭记忆画出罗马万神殿的设计图、立面图和其中详细节点。“我就画不出来！”约翰说，西方教育并不看重这一点，他们成天想的都是“独创”。
而在中国，被客户认可最多的却是那些没那么“独创”的方案，而“坚持自我”的欧洲建筑师往往在模型草图阶段停滞不前，包括约翰。
“在中国，想实践自己的设计，秘诀就是说服最重要的人。”蒋晓飞告诉他，“这是一种心理地位的博弈。你要试着把100分的设计推销到120分。因为，客户赞赏你的设计，才会把你当作有创造性的团队对待，会尊重你的方案，愿意听你的想法。”这样，建筑师才能换来更多自由。
在建筑师的自我表达和社会责任之中，蒋晓飞的成就感来自后者。“建筑设计肩负着社会职责，为了让人们更好地生活。”毕业不到五年，蒋晓飞负责的项目建成住房面积300万平方米，3万个家庭入住其中。
约翰开始试着平衡“独创”和“实用”，渐渐地，他发现自己一直排斥的“中国模式”其实很灵活：建筑不再是一个个孤立的设计，每个组成部分都可以拆分开，作为独立设计使用到同类建筑中。而获得客户信任，确实能换来设计自由。“中国对我最大的改变是，‘对’和‘错’在我心里不那么绝对了。”约翰说，而这正是老庆所说的——“和谐”。
2011年，约翰把在中国的工作笔记整理出版，书名则是老庆的那句——《你改变不了中国，中国改变你》。
同年，这本书在荷兰出版。此时，因为城市空间饱和，荷兰建筑师的设计只有1%能变成真的建筑，约翰不满40岁，却已成为在中国设计项目最多的荷兰建筑师。
他在中国的“成功”和这本书的视角，在欧洲建筑界引起轰动。有批评的声音，荷兰顶级建筑杂志《建筑师》认为他的成功以牺牲“独创性”为代价：“约翰服从于中国人的期望和要求，而不是他自己的抱负。”而《欧洲顶级建筑和规划》杂志却对这种“中西结合”的思考模式表达赞赏，“成功地将自己从教条中解放出来。”
不久后，约翰接到荷兰同事的电话：“你得回来了，该换我们去了。”他说：“我不回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