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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卢乐山:新中国幼教拓荒者

    时间:2020-05-25 07:53:23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达达文档网手机站

    人物简介

    卢乐山,1917年生于天津,祖籍湖北沔阳。出身教育世家,北京师范大学学前教育系教授,新中国学前教育学科的重要奠基人。曾任第六届民盟中央委员会常委兼妇女委员会主任、第六届全国妇联副主席、第一任全国家庭教育学会会长、中国学前教育研究会顾问、中国老教授协会学前教育研究所名誉所长等职。

    接续祖辈的梦

    时光回溯到卢乐山出生前十二年,光绪三十一(1905)年夏天,严氏女塾的学生,卢乐山的母亲严智闲,正在天津城西北角的严宅和姐妹们玩沙包,这一年,她未满14岁。令严智闲惊奇的是,继父亲严修两次赴日本教育考察之后,今年家里忽然漂洋过海来了位年轻的东洋女子,住在家里大有不走了的意思。姑姑跑前跑后照料,母亲天天亲自陪同吃饭,就连自己那身为直隶学务处总理且马上就要荣升为学部侍郎的父亲大人也对这位名叫大野铃子的日本女子恭敬有加。很快,严宅的中央位置盖起了一座活动室,用玻璃做的顶部,高大的窗户,宽敞、干净、明亮,墙角边摆着一架风琴,四周挂满了各种动植物的挂图。大野铃子入主其间,登堂当起了教习,主讲幼儿保育、音乐、手工和儿童游戏。姑姑华严淑琳作监督,夫子先生张伯苓和刚从日本留学回来的长兄担任普通课教习。不多久,严智闲便接到父亲的指示,自己和姐姐严智蠲、严智圆以及张祝春、刘清扬、韩升华、韩咏华等女同学悉数被派往其间学习。这座被时人称为“严氏保姆讲习所”的机构,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所幼儿师范性质的教育机构。同年冬,附设的蒙养园也建了起来。自此,三年前严修第一次游历日本时,在日记本中暗暗记下的“甚矣,幼稚园之为益大也”的感叹,终于梦想成真。就这样,中国学前教育史上,永远地刻上了创办人严修及其“严氏保姆讲习所”的名字。

    也许是英雄所见略同,两年后的光绪三十三(1907)年,卢乐山的祖父,时任直隶首任提学使的卢靖也开办了“卢氏幼稚园”。同在天津城的严、卢这两株幼儿教育幼苗互相护持,不断扩大影响,推动天津的幼儿教育走在了晚清中国的前列。

    再之后两年,严修、卢靖这两位中国幼教事业的功臣,结成儿女亲家——卢乐山尚未出世,便与幼儿教育结下了不解之缘。由于祖辈的影响,卢乐山的父母一辈和姐妹中从事幼儿教育的非常多。每每追述这一段岁月,一向低调、谦逊的她也止不住心中的自豪:“外祖父肯跟孩子玩,有时也教我们娃娃游戏”;“我小时候学过的《公鸡打鸣》等歌曲即由大舅父严智崇翻译,民国时期在幼稚园流传很广”;“母亲是严氏女塾和保姆讲习所的第一届学生,毕业后在北京蒙养园任教,她属于我国最早的一批学前教育工作者”;“姑姑卢定生去了美国,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学的就是幼稚教育”;“我的两位表姐严仁菊、严仁清,她们俩在北京贝满女中附属幼稚师范学校毕业后都教幼稚园,仁菊在我们卢家的幼稚园教,仁清在严家的幼稚园教”……当问到当初为什么选择幼儿教育作为自己一生的事业时,卢乐山并不直接回答,总是微笑着把上述话再说一遍。在她看来,自己学习幼儿教育,那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就像子承父业,责无旁贷一样。

    从燕京走上幼教路

    “燕京是我最喜欢的学校。”一提到燕京大学,卢乐山开宗明义先抛出这句话,眼中流露出奇异的兴奋,“她给了我一个终身为之的幼儿教育专业。从燕大第一学年起,我正式跨入幼儿教育行列,之后就再也没有离开过幼教事业。”

    在经历了南开女中六年的学习生活之后,1934年,年仅17岁的卢乐山考上了燕京大学。燕京大学在司徒雷登多年的苦心经营下,成为民国时期发展最快、办学最成功的教会大学,此时正值鼎盛时期。当时的幼儿教育师资,基本上还是依靠中学程度的各地幼稚师范学校提供。燕京大学则于1932年在全国率先开设了幼儿教育的本科专业。得知燕京有幼教本科专业后,卢乐山立即选择了幼儿教育作为自己的主修。虽说燕京幼教刚刚创建,师资较弱,但教育系阵容强大,人才济济。校长陆志韦先生亲自给本科生上普通心理学,司徒雷登的助理刘廷芳讲授教育心理学,文学院院长兼教育系主任周学章讲教育概论和教育测量学,美国人、教育系创系主任高厚德讲授教育史。

    而卢乐山最有兴趣最喜欢的课,要数夏仁德(RandolphC.Sailer)先生讲授的心理卫生课。这门课包含夏仁德在多年的教学中收集的个案研究范例,对卢乐山非常有启发。尤其是在教学过程中,夏仁德对每一位学生都要进行个别谈话,共同分析他们的个人作业。在与夏仁德的交流中,卢乐山吐露了自己一向只知道听话、依赖性强、遇事退缩,对自己学习和日后的工作缺乏自信的困惑。夏仁德仔细分析后,认为卢乐山选择学前教育专业是非常合适的。因为大人在小孩子面前不会有依赖心理,和幼儿相处可以锻炼自己的独立工作能力,增加自信和勇气。夏仁德的鼓励给了卢乐山动力,极大地坚定了她对从事幼教工作的信心。

    大四那年,本该在校内附属幼儿园实习的卢乐山,忽然有了一个大胆的计划。她看到校内幼儿园里的孩子大多是大学教师子弟,他们家庭条件好,有教养,懂礼貌,爱清洁,又在幼儿园里受到良好的教育,过着愉快的生活。但校外成府街上有些贫苦人家的孩子,整天在外边闲游、打闹,身上很脏,有了鼻涕用袖子抹,有时见了人还说些脏话,往人身上吐口水。而家长对这些小孩一般不管,看见小孩闯祸了,就“啪啪”打两个耳光,轰开就是了。“我就感觉燕京大学这墙里边和墙外边差距太大了,如果我们不去主动教育的话,这些穷人家孩子是没有机会也上不起学的,甚至连他们的父母也不觉得有这个需要。”想起祖父、外祖父以及老师们平日的教诲,卢乐山暗自下了决心。

    于是在老师曾绣香的鼓励下,卢乐山和同学叶秀英在成府街上办了一个短期半日制的幼儿园。为了让这些“野”惯了的孩子乐意接受教育,除了提供一些食物外,卢乐山开始尝试与孩子们建立感情,于是做家访,为孩子们洗澡、换衣服,带孩子们出去玩。成府街上愿意把小孩送来的家庭越来越多,年轻的卢乐山第一次切身体会到了幼儿教育的意义和乐趣。而当初老师曾绣香“应当先到幼儿园去做些实际工作,多接触孩子,然后你才有资本当幼儿师范学校的教师”的建议,也被卢乐山一遍遍地传递给了她的学生们。

    献身新中国幼教事业

    1950年,当得知自己怀有身孕的消息后,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儿童研究所进修的卢乐山和丈夫雷海鹏立即下定决心——“一定要把孩子生在国内,做个完完全全的中国人”。当时卢乐山的姐妹等众多亲戚都已在北美定居,卢乐山不顾劝阻,毅然拖着六个月的身孕,登上了归国的船。刚到北京,她便收到了北师大保育系的聘书。

    1952年的院系调整,把刚从海外留学回来的卢乐山,推上了北师大学前教育教研组首任主任的重要位置,这一干,就是二十六年。当时,为了充分利用苏联专家坐镇的得天独厚的优势,发挥师范院校排头兵作用,多培养教师以支援国内各兄弟院校,北师大学前教育教研组的教师一度多达四十余人,实际上相当于一个系。作为主任,除了要处理教研组的日常事务,培养年轻教师,卢乐山还要全程陪同苏联专家,将苏联经验中国化,自己还得不断学习。那些年的大年初一,卢乐山都是在学校的自习室度过的。

    1956年,《幼儿园教育工作指南》初稿完成。这是卢乐山领衔组织北师大学前教育专业全体教师、进修员,京津两地的幼教干部、幼儿园主任及有经验的教师共九十余人,经过两年多的共同学习、分组研讨和实地试验,完成的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部幼儿园教育指导用书。卢乐山亲自撰写了五万字的“总编”部分,第一次明确定义了新中国幼儿园教育工作的任务、手段、内容、保障、幼儿年龄特征等基本内容。这是学习苏联、结合中国实际的具体体现,也是理论工作者与实际工作者的大合作。虽然后来由于运动备受批判,《指南》始终没有正式出版,但经过大范围的印发及征求意见,其中大部分内容还是被很多幼儿园和幼教工作者采用了。

    改革开放之后,卢乐山和幼儿教育一起,迎来了新的春天。一天下午,翻译家戴乃迭托小姑杨敏如带来一本蒙台梭利的英文小册子,卢乐山看完之后陷入了沉思。在重新审视西方的教育动态之后,卢乐山敏锐地发现,原本一度沉寂的蒙台梭利教育思潮,在美国又有重新兴起的势头。于是她马不停蹄地寻找外文材料,于1985年出版了《蒙台梭利的幼儿教育》一书,陆续发表了《蒙台梭利教育在美国复兴》《实事求是地对待蒙台梭利教育》等文章,并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在台湾同行的帮助下,支持弟子梁志燊、李淑英等人在各地幼儿园设立蒙氏班,开展教师培训。如今,蒙氏教育、蒙氏班已经在中国大地上遍地开花。而作为蒙台梭利教学法在国内系统性传播的第一人,年逾九旬的卢乐山并不故步自封。针对当前幼教形势严峻的挑战,面对蒙氏教育在传播过程中的某些弊端,她殷切希望后行者不要拘泥于对蒙台梭利的固有认识,要用“积极的、发展的、时代的眼光去研究和实践蒙台梭利教育法,博采众长,创造合乎时代、具有中国特色的幼教理论新体系”。

    1987年退休之后,卢乐山马不停蹄,她开始研究家庭教育,总结儿童游戏的规律,挖掘整理张雪门幼教思想,依然关心着幼教界的每一个动态。直到数月前,当教育部公开征求《3-6岁儿童学习和发展指南》意见时,95高龄的卢乐山还亲自上教育部网站下载文件,逐字逐句,认真推敲,并郑重委托梁志燊将修改意见送至教育部。

    让爱与幼儿教育水乳交融

    在整整75年的教育工作中,卢乐山做过托儿所、幼儿园、小学、中学、幼儿师范学校、师范大学的教师,也做过家庭教育方面的工作,无论走到哪里,爱便跟到哪里。在北平创办协和幼儿园是卢乐山第一次完全独立办园,虽然只是半日制,但她倾注了全部心力。幼儿园成了孩子们的乐园,当时作为家长的叶恭绍曾对卢乐山说,她家的小孩黄聪聪很喜欢去幼稚园,因为“卢先生从来不对我们生气,总是高兴的”。在四川省立成都幼稚师范学校任教期间,卢先生在学生的学业上给予她们具体帮助和指导,在生活上也对她们加以关心和照顾,和同学们建立了深厚的情谊。1948年离开成都的时候,学生们步行将卢乐山送出成都东门外,泪水洒了一路。

    “幼儿教育是个特别需要爱的行业,这个时段的孩子生理和心理都还很娇弱,需要比别的行业,甚至比别的阶段的教师更需要细心、耐心和关爱。”卢乐山谈到对于幼儿园教师的看法时说道,“学生或者学员在思想上,首先要热爱这个专业,爱儿童。张雪门对幼儿教师培训提意见,说幼教老师要有丰富的感情,要有正确的学习态度,要有高尚的人格。有了这个心,他(她)就会自动地去钻研。”

    卢乐山的家庭在北师大教育系长期保持一项纪录——“没打过孩子”,不光她没打过,丈夫雷海鹏也没打过。卢乐山认为,所谓“棍棒教育”其实不是教育,有些人以为这也是爱,其实是没爱对。爱孩子就是给孩子养成良好的生活学习习惯,丰富孩子的经验,提高孩子各方面的能力,这样教育出来的孩子一点也不费劲。“了解孩子,更要尊重孩子,只有这样,才是真正的正确的对孩子的爱。”

    老伴已经走了,儿子和孙子孙女们都在国外,卢乐山在一群白发苍苍的老学生们的簇拥下,执意要留在国内发挥余热,最后子孙们都选择了支持。如今的卢乐山,依然坚守在北京师范大学的校园里,关心着祖国幼教的点点滴滴。

    (摘自2012年12月27日《光明日报》,有删节)

    责编:戴利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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