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构之后：重审当代文艺学的本体论问题

摘要：解构之后重审文艺学的本体论问题，是一个关乎中国文论建设的基础性工作，也是该学科研究的元命题。西方哲学对本体论的研究由来已久，并且一直成为传统哲学的主干和重要研究内容。20世纪后，西方哲学研究中虽有本体论解构现象的出现，但从解构之主张与后现代哲学的建设性意向看，人文学科领域中的本体论问题是无法抹去的。现代西方哲学中本体论研究的复兴，为重审文艺学本体论问题提供了有价值的哲学依据。当代中国文艺学价值体系的建设任重道远。

关键词：当代文艺学；本体论；现代西方哲学

中图分类号：1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283(2009)01—0047—06

收稿日期：2008-03-15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01JA750)

作者简介：李西建，男，陕西大荔人，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在经历了新时期30年中国文论知识形态的急剧转换与变动，当代文艺学在面临着诸多挑战与发展的诉求、期待更为坚实的理论突破与创新之际，重审文艺学的本体论问题已显得尤为重要。时至今日，在终结与解构话语颇为流行的状况下，提出文艺学本体论的建构问题，不仅源于一种从学理分析与价值判断方面科学审视该学科的需要；更为重要的是，依许多学者的看法，哲学与人文学科领域中的本体论问题是无法抹去的。本体论论域的存在以及对它的认同和理解，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人们思考文艺学学科问题的价值向度，由此亦形成人们对中国文论的存在根基、‘意义、知识构成与发展方向等基元性问题的根本性理解。从这种立场看，重审文艺学的本体论问题，无疑包含了极为重要的学科思想史的省察与阐释，这或许正是文艺学理论创新所依赖的重要价值根据之一。

在西方哲学领域内，本体的重要与本体论研究的存在是不言而喻的。虽然“本体论”(ontology)这一术语是18世纪由德国哲学家沃尔夫(ChristianWolff)定义的，但是人们一般都把它当作是从柏拉图到黑格尔的西方传统哲学的主干，或“第一哲学”。这意味着它是各个哲学分支的理论基础，是理论中的理论，哲学中的哲学；其他哲学问题都是围绕着建设、运用或怀疑、反对本体论而展开的。现代西方哲学的主要流派大多也是通过对本体论不同程度的批判而发展起来的。也有学者强调，现代哲学中仍然存在本体论研究复兴的趋势，按照奎恩的“本体论承诺”的思想，本体论是无法抹去的，只要我们一用语言进行陈述，就会有本体论意义上的承诺。本体论研究的这种特殊的发展路向，启发人们不得不去思考与此相关的基础性问题：本体论何以能够存在，其确立的价值依据是什么?现代西方哲学又何以解构本体论，它给我们有何启示?文艺学与本体论研究之间的内在联系是什么?等等。挪威哲学家希尔贝克与伊耶在描述古希腊时期本体论与知识论的区别时指出，关于存在的基本形式的哲学理论，如理念论和实体与属性，称为本体论(“关于存在[是]的理论”)。《不列颠百科全书》(第15版)对本体论研究的学理梳理颇为完整：本体论，探讨存在本身，即一切实在的基本特征的一种学说。这一术语尽管最初是17世纪时创造的，但它和公元前4世纪时亚里士多德的“第一哲学”和形而上学的含义相同。由于形而上学研究的对象还涉及其他学科(如哲学的宇宙论和心理学)，在探讨存在这一命题时就采用了本体论这一术语。18世纪时，这一术语因德国理性主义者克里斯蒂安·沃安夫的使用而知名，他把本体论看成是一种导致有关存在本质的必然真理的演绎法。然而，他的伟大的后继者康德却提出过有影响的驳斥，否认本体论为一种演绎法，否认对上帝的必然存在(当作最高最完善的“是”)所作的本体论论证。20世纪时由于形而上学的重新抬头，本体论或本体论的思想再度受到重视，包括马丁-海德格尔在内的现象学者和存在主义的论述尤其如此。如上陈述给予我们两点重要启示，其一是对本体论理解的启示，其二是本体论受到挑战与解构从而发生转向的启示。

众所周知，本体论所关注与探究的是存在域中带有本根性的规律与问题，它所确立的价值根据，同样适合文艺学学科的内在属性与规定。无论人们对本体论的解释有何差异，但本体论研究的基本特征是运用以“是”为核心的范畴，逻辑地构造出来的哲学原理系统。本体论作为“是”的哲学，是经过哲学家改造所形成的一个具有最高逻辑规定性的概念，它包容其余种种作为“所是”的逻辑规定性。”西方传统的本体论研究，在历经无数智者之思的理论演绎，极强地显示了他们对本体问题的高度关注。传统的本体论哲学之所以不断地探寻和思考本体问题，是由于在人类认知与阐释的视域内，本体代表了事物最为内在的方面和最根本的价值向度，表示事物质的规定性和本源，是决定事物何以存在的基本依据。现代哲学尽管不断出现对本体论的解构：但绝不意味着对本体问题的放弃或拒绝，而是对那种形而上学的探究与本体被长期遮蔽的状况的深刻批判及反思。诚如有论者分析的，纵观西方哲学，其本体论的危机虽然在当代爆发出来，但它的根源早已存在于古希腊哲学的理性主义之中_，这种理性主义被极端工具化而发育为近代工其理性，理论中的方法作用日益凸显出来，进而形成了当代的本体论危机。在这种理性主义框架中，人们固然可以大谈特谈本体论，但所描述的本体无一不是凌空虚设的抽象，诸多论述有一个共同之处，这就是作为本体的“自在之物”总是一如既往永恒不变地存在着，也笼罩着一切，推动着一切，而不为之所动。因而，“本体”概念的实体化、终极化，“本体思想”的逻辑化、体系化和“本体意义”世界的超绝性、普适性，形成了旧形而上学本体论的主要特征，也是导致现代本体论危机的根本所在。

其实，所谓本体与本体论，它所揭示的是人类在自身发展过程中，从观念认知与理论思考层面对自身存在状况等基础性问题所进行的一种价值探寻与哲学反思的过程。本体性的追问即是对本体内涵变化趋向的求索，“作为建立在存在与本质统一基础上的对本质认识的本体论，究极而言是取决于本体论者对人生终极关切问题、人生价值问题、对人的生命的看法。可以说，本体从来不是僵死不变的，本体不是已成之物，而是未成之物”[6]。本体和本体论都是在历史中展开自己的存在之维的，本体论的建构、转向及解构，所体现的正是哲学的解谜、去蔽与思的过程。以哲学为主导的人文学科的这种功能与作用，必然为文艺学学科所秉承。因为艺术是原初的哲学，哲学是本真的艺术。诚如苏珊·朗格所言，“真正能够使我们直接感受到人类生命的方式便是艺术的方式”。由于文学艺术天然地与人的生命状况、生存样态及生存意识息息相关，这就决定了文艺学学科必然要探寻存在的奥秘，必然会进入到对文艺何以存在、艺术之为艺术等本源性问题的思考中，这就是文艺学本体论存在的客观依据。

事实上，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当代文艺学的

本体论研究始终是一种重要的学科研究方向。文艺学之所以有一定的学科创新潜能与理论发展空间，如有的学者总结的，关键在于“从本体论的高度，将艺术看作人把握现实的方式，人的生存方式和灵魂的栖息方式”并强调文艺学的变革与突破，不能在原有的哲学基础上作局部的调整，或在老规范、老观念下增加新说法，而应“建立更适合文艺实践要求的新的文艺美学，建立更符合文艺自身规律同时又更与时代合拍的新的文艺美学，这就是人类本体论的文艺美学”。以上观点和主张，无疑代表了新时期以本文艺学建设的一种极其重要的内容：即从更为根本、更加符合文艺活动与人的存在的内在方面，理解文艺学的本体问题，深化文艺学的本体论研究。对当代文艺学而言，本体问题并没有过时。本体不是玄学理论，而是蕴含着时代发展的正当合法性要求。只有进行本体论的探索与创新，把学科发展的立足点转移到价值根基的建构与思想生产的方面来，文艺学的本体论研究才能获得理性认识上的自觉。

从西方哲学的发展看，康德是第一位对传统本体论作出深刻批判的人，而海德格尔则是一位自觉探寻本体论转向的思想家。两位哲人的哲学思考发人深思。在康德看来，本体论是完全超出经验领域之外的。它的概念称为理念。本体论和宇宙论、理性心理学都属于形而上学，不同之处在于，后两者都是在经验基础上出发，最终超越于经验，而本体论则是一个完全与经验脱离的领域。我们不能把这种纯粹从概念到概念的推论得出的本体论原理当作真理看待。它们都是由先天的分析命题组成的，从中得不出新的知识。康德认为，包括本体论在内的形而上学毕竟是由人的理性的自然倾向所造成的，虽然超经验的目标在认识论的范围内是无法得到确证的，但是在道德和政治生活领域里，却是一个指引方向的目标。这是他认为形而上学不可缺少的理由。他主张，要考虑建设一种可以作为科学的未来的形而上学，这种建设必须以对理论的批判审视开始，莫使理性脱离经验的界限。康德说：“人类精神一劳永逸地放弃形而上学研究，这是一种因噎废食的办法，这种办法是不能采取的。世界上无论什么时候都要形而上学；不仅如此，每人，尤其是每个善于思考的人，都要形而上学，而且由于缺少一个公认的标准，每个人都要随心所欲地塑造自己类型的形而上学。至今被叫做形而上学的东西并不能满足一个善于思考的人的要求；然而完全放弃它又办不到。”这便是康德给予我们的启示，一方面，他彻底地批判那种只能导致形而上学“先验幻相”的本体论，由此预示了传统本体论的危机；另一方面，他又承认形而上学是不可缺少的，以其为伦理和社会生活设立了最高的追求目标。这种理解所包含的思想与方法值得认真借鉴。海德格尔的哲学并不代表20世纪西方哲学的惟一方向。但他对本体论开宗明义的辨析，以及所作的深入思考却是耐人寻味的。在早期著作《存在与时间》中，他曾把自己关于人的生存状态分析的理论称为“基本本体论”，又强调研究“是”的意义问题的“本体论的优先性”。他把自己关于“是”的意义的理论总称为本体论，并创造了“基本本体论”(fundalmental ontology)这一新概念，其含义是指关于人自身的生存状态分析的理论。根据海德格尔的理解，“是”的意义必须通过对人的生存状态分析去实践，因此，生存状态分析是寻找“是”的意义的基础，也即是本体论的基础。海德格尔对本体论的理解，不仅指出了传统本体论的弊端，也确立了本体论存在与研究的前提性条件，这无疑是一种本原意义上的回归，可看作是本体论的根基性或基础性转向，对理解文艺学的本体问题，即一种文化根性或价值基础问题颇有启示。

海德格尔思想的进展还有一个从对生存状态的分析，转向探寻“是”的意义和“直接思如‘是’的真理”的阶段。这个“是”表明就是“天道”或‘道’。因此也可以把其后期的思想称为“追寻天道”。它反映了本体论倾覆后，西方人对一种新的哲学形态的探索。海德格尔认为，因为本体论总是只思考在其“是”中的所是。但是，只要“是”的真理不被思及，一切本体论依然是没有根基。因此，《是与时》一书中的思(thinking)，就试图把思想(thought)以一种初步的方式推进到以“基本本体论”为标榜的“是”的真理中去。他要返回到根本的基地中，让关于“是”的真理的思想涌现出来，这启动了另一种方式的追问，在此，思已经远离了(甚至康德的)形而上学的“本体论”，然而“本体论”不论是超验的还是经过批判的，其之所以受批判，不是因为它思考着是者之是，并因而将“是”归结为一个概念，而是它不思考“是”的真理，因而它就认识不到，有一种思比概念的思想思得更严格。这一见解的确立，对“本体论”的现代性转向十分重要。它不仅使“真理”与“思想”的范畴进入“本体论”，使“本体论”建立在一个牢固的基石上。这里的思或者思想，不再是概念式的思考，也不是脱离了实际活动的纯粹的意识活动，而是一种对天道的追寻。更为重要的是，在追思天道即本体论实现的过程中，艺术活动与人类特有的诗性之思，承担了极为重要的职责与功能。在海德格尔看，艺术(诗)乃是“存在之真理”发生的原始性的(本源性)方式之一，而且是一种“解蔽”(“揭示”)活动，作为创造性活动，它是促进历史和文化进步的重要力量。海德格尔对艺术(诗)的理解是耐人寻味的，它启示我们，在人类本体论的思考与重建中，诗性的活动与诗化的探询具有不可代替的功能与作用。如上所述，本节对本体论研究所做的学理考察与梳理，目的在于真实还原本体论研究在西方哲学史上的客观存在，揭示其在不同历史语境下内涵问题的变化与问题性，以及在现代哲学视域中的变革与转向，从而为文艺学本体论研究寻找一种合法的学理依据与普遍的方法论前提。然而，对本体论的问题更为深入的省察，还依赖于一种价值视野中的辨析。

从价值论的层面看，重申文艺学的本体论，包含了对该研究领域中某些本根性、基础性问题的思考。如解构之后，在后现代背景下重建本体论有何价值依据；文艺学学科的发展与创新是否需要本体论的研究，它所赖以守护与依持的思想根基是什么；在新的思想背景下，如何科学理解文艺学本体论的基本内涵与价值规定等，对如上问题的回答，无疑是中国文论进入理论自觉时代的重要前提。

在后现代知识视域中，解构并非是一种彻底的颠覆与终结，它程度不同地蕴含了建设性的价值意向。所谓“解构”，按照德里达的界定，就是一种“双重写作”和“双重阅读”。德里达往往在人们认为是统一的本文中，读出不一致和混乱。在德里达看来，只要颠覆语言中的等级观，就可以逐步达到解拆“在场”的目的。他的理论基点是以解除“在场”为理论的思维起点，以符号的统一性的破裂，能指与所指的永难弥合、结构中心性颠覆为“差异性”的意义链为自己的理论的推衍展开。“由此来看，在德里达的解构策略中，他所提出的分延、播撒、踪迹及替

代等概念，同样蕴含了对不在场的与不确定的东西的探询，这种探询其实是一种具有建设性意向，或者是说是一种建构性的哲学思考。雷·格里芬讲得更明确，他说至少有两种完全不同的哲学类型被称为是“后现代的”(Postmodern)。一种偏重的是解构(deconstruction)；而另一种尽管也实施了很多解构，但偏重的是建构(construction)。后一种类型的后现代主义一直被正式地称为“重构性的”(reconstruc—tive)，以便更清楚地表明预设了一种解构性的要素。总之，这两种后现代哲学的区别不在于必须解构那些对现代(而且有时是前现代的)世界观来说至关重要的概念，而在于建构一种新的宇宙论(它可能成为未来几代人的世界观)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后现代主义的这种建设性意向，值得最珍视的是其独特、新颖的思想创造，多元、开放的思维方法，对人类多种关系的尊重与关爱，以及对人类生存状态与新的意义世界的高度重视。

由此可见，西方哲学从现代向后现代知识图景的转换，虽然终结了传统的哲学与本体论，但它终结的是植根于西方超验传统之中的形而上学，开启的是从抽象的历史向人的实践的历史的转变，他不再仅仅是纯粹理论的建构，而是关于历史活动的存在论建构；后现代主义虽然消解了实体，但没有消解掉意义，因为实体已经转化为意义；虽然否定了形而上学，但并没有取消形而上学提出的问题。形而上学的存在，根源于人类对终极意义的追求。在现代视野下，形而上学的终极实在物——实体被否定了，实体论的本质主义被推翻了，但人类对存在意义和终极价值的追求并不随之消失，相反，它将永远伴随人类的历史。因此也将永远存在一个超越性的领域，如此才有哲学、美学与宗教的存在。后现代主义没有也不可能消解形而上学的问题和超越的领域，没有也不可能消解超越性的本质问题。这正是解构之后，包括哲学在内的人文学科重建本体论研究的重要依据。它源于后现代建设性的价值向度，源于时代主题的深刻变化，也源于当代哲学对人类生存问题的高度关注。这一价值趋向，甚至在20世纪的西方哲学中表现得颇为普遍。“从孔德、马赫的实证论到逻辑实证主义思潮，从狄尔泰、齐美尔到柏森的生命哲学，从摩尔、亚历山大到怀特海的实证主义思潮，从罗素、维特根斯坦到奎恩的分析哲学理论，从波普尔、库恩到费耶阿本德的科学哲学理论等等，无不贯穿着当代哲学家对存在问题的新思索。……在当代人的生活世界，包括精神世界中发生的重大事件促使哲学家们重新去反思传统哲学，特别是作为传统哲学的基础和核心的本体论，以‘追问存在’为标志的本体论研究的复兴，就成了当代哲学中的一种时尚。”它也必然影响文艺学、美学等人文性学科的理论思考与探究。

推而论之，当代文艺学本体论问题的确立，既有其作为人文学科在哲学功能与方法论层面所存在的必要性，又有该学科内在的特质与属性所显现的理论规定性。在西方哲学发展史上，诗与思的“合一”关系颇耐人寻味，诗、审美与哲学之间客观地存在着共同的价值趋向及功能互补效应。所以，历史上重要的哲学家在思考人类的本体问题时，十分注重诗与审美功能的积极发挥，如康德以美学来整合本体论和认识论的分离，从此开启大陆人文主义以美学来解决本体论问题的先河。其三大批判的最终意图就在于解决认识与伦理、感性与理性，也即现象与本体、必然与自由的对立。康德把解决这种对立的途径落实到人的一种特殊心理功能即“判断力”。从此，美学参与了本体论问题的解决。[15j22海德格尔对存在本体论的思考也高度重视艺术功能的发挥。在他看来，“存在之真理”的发生与人的“存在之澄明”境界的实现，也要依赖并落实于“艺术”或“诗”。因为“艺术”(“诗”)乃是“存在之真理”发生的原始性的(本源性)方式之一，而且是一种根本性的、突出的方式。美(或“艺术”)是真理(“无蔽”)的现身方式，是真理的显现和发生。“艺术让真理脱颖而出。作为创建着的保存，艺术是使存在者之真理在作品中一跃而出的源泉。艺术作品的本源，同时也就是创作者和保存者的本源，也就是一个民族的历史性此在的本源，乃是艺术。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艺术在其本质中就是一个本源：是真理进入存在的突出方式，亦即真理历史性地生成的突出方式。”这是海德格尔由他的存在之思而得出的独特的“诗学”观，它显现了艺术与美学在“存在本体论”追问中的位置，也构成我们理解当代文艺学本体论问题的重要根据：即传统本体论终结后，哲学与艺术面临着共同的存在问题，艺术同哲学一样也承担着追问人类本体存在的基本任务。

本体与方法的结合，“本体论”作为方法论在艺术与美学领域中的存在，也是我们理解文艺学本体论问题合理性的又一根据。依伽达默尔的观点，对于哲学解释学来说，问题并不在于我们做什么或我们应该做什么，而只在于我们所意愿和所做的背后发生了什么。因此只有当我们使自己从充斥于近代思想中的方法意义及其关于人和传统的假定中解放出来，解释学问题的普遍性才能够显现。文艺学作为现代人文学科形态，作为哲学与艺术学、思与诗相融合的理论性学科，同样保持了较强的哲学反思与人文阐释的方法性品性。长久以来，我国文艺学研究的方法论缺陷是显而易见的，如本质主义的立场、二元对立思维、知识崇拜与科学至尊的态度以及对形而上学超验问题的过度迷恋等等，它程度不同地造成文艺学学科的表述危机，导致该学科为繁复庞杂的概念体系与过多的思想移植所包围，参与、阐释现实问题的能力普遍下降，与人类的生存及发展产生隔膜，并日益失去人文性的智慧与理论活力，成为玄而又玄、仅为理论家所理解和熟悉的东西。有论者指出，海德格尔本体论变革的意义，不仅在于他建立了一种理解本体论，而且对我们更有启迪意义的是，这一变革把传统的那种封闭的、寂然故我的本体转变成开放的、不断变化生生不已的本体。只有这样的本体，才能与方法一时俱进、深化完善。探索一种流动变化、能彻底实现辩证法之创造精神的本体，乃是建立新的本体论的路向。如上观点表明，本体与方法的同一，一方面，决定了本体论作为方法论在文艺学研究中的客观存在，即文艺学同样具有思的功能与追问意义实现的作用。另一方面，文艺学本体论的实现，还应当注重方法论的革新与转向。面向人的现实生存，面向人的感性生活，探询与此相关的意义世界中的真理性的问题，是文艺学学科在人文阐释的向度方面，更加接近或达到本体论视域的基本前提。感性是一切科学的基础，也是人的实践本体论的第一个不可动摇的出发点。文艺学的本体论转向，也表现为对人的感性生命活动及人的现实生存实践的关注与思考。走向本体论的文艺学，不再是指对实在的绝对本体的探求，而是指对进入动态生成过程中的感性个体的生存实践与意义的追问与反思。诚如马克思所讲，“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而且从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中还

可以揭示出这一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回声的发展”。文艺学作为人文阐释的学科，其本体论的确定，归根结底取决于我们对艺术存在的真理性及意义世界理解的程度，取决于我们在价值与文化根基方面如何奠基我们关于文艺学的学科观念与思想。

现在该阐释我们对当代文艺学本体论问题的基本理解。新时期以来，当代文艺学的发展中一条最为重要的路向就是对本体论的探讨。有论者认为，当代中国的文艺学本体论生发于审美文论对文艺主体性内在规律的探讨；成熟于本体论文艺学对于文艺作品、形式及语言本体意味的追问；最终又在解构文论的逻各斯中心主义即形而上学意义消解中被颠覆和拆除，作为中国20世纪后20年文艺学发展的主导走向，它的建构与解构过程标示出中国当代文艺学的整体演进、文化背景的转换及哲学观念的位移。然而，从理论的创造、生成及深化的角度看，解构文论在中国学界所得到的实质性拓展并不令人乐观，它完全消除了理论发展的原创意向。无法完成“破”中有“立”的理论革新任务，因而也无力引导中国当代文论走向未来。如果从事实的还原看，把当代文艺学描述为本体论建构与解构之过程不无道理。但这一观点所引出的问题值得深思，即当代文艺学的本体论研究为何如此快速被解构，造成文艺学领域本体论危机深层的原因是什么，在本体论问题上是否存在被遮蔽的东西等等。

本文以为，新时期以来中国文论频繁的理论移植与话语输入，形成了学科思想与知识形态过度的飘浮及变换，文艺学领域诸多的基础命题被搁置与遮蔽。本体论研究是被遮蔽的问题之一。这种被遮蔽的状况有两点突出表现，一是研究视界的含混与模糊，二是本体论存在被解构。本体论被引入文艺学领域后，我们很少从理论上甄别作为文艺学的本体论与哲学话语的区别。在上世纪90年代，有研究者曾指出，我国当前文艺领域有一种“泛本体倾向”。在很多人那里本体论被做了“平民化”处理。本体论不再是关于世界本原或“第一原因”的本体论，而是关于具体事物的“本体论”。或者把本体与本质等同，造成概念上的误用；或者把“本体”这一关于世界本原的终极范畴，降低为关于具体事物本原的具体范畴，形成“本体论泛化”。本文赞同这一分析，文艺学论域中本体论问题的存在是有限度的，绝非哲学本体论的简单移植，它更多地是基于一种“思想范式”的转换与“方法论意义”的启迪。作为“思想范式”的转换，文艺学需要从生存本体出发将文艺作为本体的承诺，进而从价值层面阐释“文艺应当何为”的问题，从而为该学科的知识生产提供生存论的理论建构；而作为“方法论意义”的启迪，“本体论”内涵的变化会不断影响文艺学的研究，促使其扬弃先验的观念与抽象原理的建构，回到最基本、最真实、最确定的事实的出发点，这就是人类鲜活的文学艺术现实及其实践。

当代文艺学的学科反思通过对本质主义思维方式的批判，扬弃所谓“普遍规律”与“永恒本质”的假定，达到对传统本体论形而上学本质的解构，这是一个值得肯定的变化。它的确拓展了文艺学研究的新视野，打破了传统文学研究的模式，特别是形而上学的本质主义模式，从而与当代世界文学理论接轨，推动了文学理论的现代建设；但另一方面，它也使文学本质的言说失去了合法性，文学理论的建构被取消，代之以历史的陈述，从而可能导致绝对的历史主义甚至虚无主义。20世纪90年代后，当代文艺学的发展面临着一系列悖论与困境，一方面是思想的游牧与话语的过剩，另一方面却是理论的缺失与原创性的贫乏；一方面是研究方法的变幻莫测与众声喧哗，另一方面却是文艺与现实实践的格格不入与不断疏离。凡此种种，无一不是本体与本体论研究的空场有关。在中国新时期文艺学发展中，传统本体论解构后，大量的话语输入，使中国文论面临一种思想性根基缺失的危机和本土化的理论原创的困境。后现代文论的倡导者为中国当代文论所提供的，主要是一种本文策略和阐释方式，并没有提出知识和真理的要求，它们虽然找到了一条走出文学形而上学传统的超越之途，却未能找到重建文艺学本体根基的价值之路。所以，本文提出的基本论点是：后现代语境下有重设文艺学本体论问题之必要，正像一切知识的问题，以及哲学问题根源于人们对世界意义的追问一样，文艺学的本体论问题也根源于人们对文学存在意义的追问，这种追问本身是不能被解构的。随着现代哲学本体论的转向，我们越来越自觉地认同于从生存本体论视域，不断探求和建构当代文艺学的本体论问题，以便从中找到中国文艺学存在与发展的内在动因与价值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