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唯物主义视野内的“实事求是”

摘要：毛泽东的“实事求是”是一个实践唯物论的概念，它吸收了中国经世致用的优秀学术传统，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实践论思想，具有普遍意义。“实事求是”要求我们一切从实际出发，探求事物的固有规律以得到对真理的认识，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它不仅是一种认识原则，也是一种实践方法论。践行这一思想和方法，就要从全面、具体的客观实际出发，将其当做人类的感性活动、实践去理解，避免主观倾向的干扰，既重视实际，又不轻视科学的理论。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界，产生了理论与实践脱节的问题，体现在学理上就是学术性与意识形态性的矛盾问题。要走出这种困境，就要实事求是地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内容与发展变化，正确考察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实际和实现现代化的基本规律，实现理论和实践的有机统一。

关键词：实事求是；理论；实践；实践唯物主义

中图分类号：A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81（2014）01-0006-05

“实事求是”本是源自中国传统典籍《汉书》的一个哲学命题，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毛泽东等人对它进行了唯物主义和实践论的重新解读，使其成为一个集中表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精神和方法的概念，也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成果。作为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实事求是”思想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中国革命、建设的结合，也是中国传统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结合。从实践唯物主义出发，就“实事求是”思想的逻辑前提、理论实质和方法论意义进行多维度地深入探讨，对实现当代中国哲学的理论建构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的有机统一具有重要意义。

一、毛泽东“实事求是”思想的逻辑前提

“实事求是”的说法在中国传统思想中早已有之，颜师古、顾炎武、钱大昕、梁启超等人就曾用“务得事实，每求真是也”、“通儒之学，必自实事求是始”等表述来表明一种“反对空谈心性、轻视实务的虚浮态度，主张经世致用”，它作为一种治学态度和方法而被人们强调。

这里的“实事求是”虽然已经正确地同轻视实务的虚浮态度划清界限，但是并未包含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关于实践论的全部深刻内涵。在对马克思主义思想进行中国化的过程中，毛泽东对传统文化中的“实事求是”思想进行了提炼、改造和重塑，使其成为符合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思想路线。就其哲学含义来说，毛泽东的“实事求是”思想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思想。

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的“实事求是”思想自然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认识论。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指出：“在自然界和历史的每一科学领域中，都必须从既有的事实出发，因而在自然科学中要从物质的各种实实在在的形式和运动形式出发；因此，在理论自然科学中也不是设计种种联系塞到事实中去，而是从事实中发现这些联系，而且一经发现，就要尽可能从经验上加以证明”。这里，恩格斯正是将“从既有的事实出发”作为一种科学研究的方法乃至认识的方法加以确证。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又在批判费尔巴哈的那种从“一般”而非“现实的历史的”实际出发的唯物主义观点时，就提出要“按照事物的真实面目及其产生情况来理解事物”，这种“本来面目及其产生情况”实际上就是“实事”，从而进一步明确了以事实为根据的认识方法。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蕴含“实事求是”内涵的哲学思想既是科学研究和认识的方法，也是共产主义实践的指导原则，正如恩格斯在《共产主义者和卡尔·海因岑》中所指出的，共产主义不是一种从一定理论原则出发并由此得出进一步结论的教义或者学说，“共产主义不是教义，而是运动。它不是从原则出发，而是从事实出发。共产主义者不是把某种哲学作为前提，而是把迄今为止的全部历史，特别是这一历史目前在文明各国造成的实际结果作为前提”。可见，马克思主义学说是实践、运动，它从事实出发，以实际为前提。据此，在涉及原则、理论与实践、实事的关系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也始终强调实践、实事的基础地位，正如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所强调的：“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而是它的最终结果；这些原则不是被应用于自然界和人类历史，而是从它们中抽象出来的；不是自然界和人类去适应原则，而是原则只有在符合自然界和历史的情况下才是正确的。这是对事物的唯一唯物主义的观点。”由此可见，以事实为出发点和依据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思想，也是毛泽东“实事求是”思想的基本理论来源。

恩格斯曾指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实际上，马克思主义“从事实出发”的思想也是如此，它不仅是世界观，也是方法，正是正确认识并坚持了这种“从事实出发”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列宁才成功地发展和践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列宁曾提出一种唯一的和不可避免的结论：“对象、物、物体是在我们之外、不依赖于我们而存在着的，我们的感觉是外部世界的映象。这个结论是由一切人在生动的人类实践中作出来的，唯物主义自觉地把这个结论作为自己认识论的基础。”这里，列宁肯定和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在此基础之上，列宁又进一步指出：“马克思主义要求我们对每个历史关头的阶级对比关系和具体特点作出经得起客观检验的最确切的分析。”据此，列宁否定了那种“背诵和简单重复‘公式’的做法，因为公式至多只能指出一般的任务，而这样的任务必然随着历史过程中每个特殊阶段的具体的经济和政治情况而有所改变”。可见，列宁在发展马克思主义“从事实出发”的观点的同时，还正确认识到了一切事物和实践活动的特殊性，从而理顺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突出了“实际”的具体性、特殊性。正是因为列宁坚持从实际的情况而非原则出发，才成功地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俄国革命实践相结合，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运用于经济、政治、文化比较落后的俄国，创造性地解决了俄国革命的一系列理论和策略问题，从而找到了俄国革命的正确道路，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列宁的理论思想和成功实践，无疑给了毛泽东以极为重要的启示，从而也构成了毛泽东“实事求是”思想的重要理论来源和依据。

二、作为实践唯物主义原理的“实事求是”

在提炼中国古人“实事求是”的学风、中国传统哲学“实事求是”认识论命题和马克思主义唯物认识论的基础之上，毛泽东深刻概括了“实事求是”态度和思想的含义，并将“实事求是”的态度和方法上升到理论高度，使其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精髓和实践指南。这里，毛泽东的“实事求是”思想具有认识和实践的双重意义，是实践唯物主义最重要的基本原理之一。

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毛泽东指出：“‘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而要这样做，就须不凭主观想象，不凭一时的热情，不凭死的书本，而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可以看到，毛泽东的这种解读既肯定了认识的客观性，又强调了其主体性、能动性和实践性。

首先，毛泽东肯定了“实事”和“是”的客观性、固有性，要求人们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活动中，从客观实际出发，按照事物的本来面貌认识事物，掌握事物的内在联系和发展规律，从而具备了唯物主义认识论的特质。但需要注意的是，毛泽东的“实事求是”并不是一个纯粹认识论的概念，它同样具有实践论的含义，也需要在实践中发展和深化。实际上，“物质”并不是马克思哲学的本体，也不是它的逻辑起点。在马克思看来，实践才是唯一的“存在”或者“实在”，正如他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的：“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所说的“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虽然具有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实在性，但并不是存在于人类实践之外的纯粹自然物。然而，在解读毛泽东“实事求是”的思想时，其实践论含义往往被忽略，“事实”通常不被理解为实践本身，而被理解为实践之外或者实践之前的纯粹认识对象，“实践”则仅仅被当做是用以检验和界定认识的工具，也就是说，“事实”、“实践”都被局限在认识论范围之内。由此可见，上述那种对“实事求是”的反映论的纯粹认识论解读显然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也不符合毛泽东的实践观，它恰恰是马克思曾经批判过的旧唯物论从直观或者客体的形式来理解实事的思维方式。

辨明这种错误以后，我们就应该认识到，毛泽东所谓的“实事”其实是指人的活动、人的事情、人的生活等同人类实践密切相关的实在，不是与人无关的抽象存在物。所以，毛泽东的“实事求是”思想一方面肯定了作为“实事”的客观事物的客观实在性、规律性和可知性，并将此作为我们“求是”的前提和依据；另一方面也强调“实事”作为生活实践，并不是外在于人的东西，而就是人之存在、人的生活实践本身。

对于客观存在的“实事”，人们要去认识和把握它，即“求是”的问题，毛泽东指出，“求”就是我们要去研究，这种研究是人的实践活动，其主体是人，需要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那么“求是”就不是指规律本身，而是对它的认识。因此，“实事求是”不仅是认识的原则和方法，也是一个实践问题，它突出地体现了毛泽东思想的主体性和能动性。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毛泽东思想的切入点，主体是受实践规定并在实践中生成和发展的社会化的人，世界是在实践中形成的人化世界、属人世界。毛泽东一再强调“对周围环境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和研究”，而且这种调查和研究不是抽象的，而是现实的，不是片面的，而是全面的，是以实践为导向的。“不单是懂得希腊就行了，还要懂得中国；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在这种态度下，就是要有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可见，毛泽东的“实事求是”思想并非机械的反映论，而是能动的认识论和实践论，这种思想不仅强调“事实”的客观性，还强调人的主体性，强调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这是我们正确理解和运用“实事求是”思想时不可忽视的一层内涵。

所以，“实事求是”不仅是一种认识论意义上的原则，而且是一种实践论意义上的方法和指南。有了这种方法和态度，毛泽东才能够摆脱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束缚，结合中国的社会、历史和现实的具体“实事”，探求到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

三、作为实践唯物主义方法论的“实事求是”

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毛泽东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教导我们认真地研究情况，从客观的真实的情况出发，而不是从主观的愿望出发。”这即是实事求是的方法，它是实践唯物主义的基本方法论之一。

首先，毛泽东提出的“从客观的真实的情况出发”即“一切从实际出发”，这针对的是当时党内“对于国内和国际的各方面，对于国内和国际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任何一方面，我们所收集的材料还是零碎的，我们的研究工作还是没有系统的……我们并没有对于上述各方面作过系统的周密的收集材料加以研究的工作，缺乏调查研究客观实际状况的浓厚空气”的实际情况，而这种情况，归根结底就是脱离了实际或者没有全面把握实际的情况。因为“实际”是客体自身的特性、本质和规律，而人类的实践活动虽然能够改造客观世界，却不能消灭客体运动发展的客观规律，所以人们必须从客体的本性、本质和规律的实际情况出发，从而发现和利用客体的规律性。这就要求人们全面、深刻地把握实际情况，把握其普遍性和特殊性，这是“实事求是”的根本出发点和方法。

其次，对于客观的实际，我们要避免仅仅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要将其当做人的感性活动、实践去理解。人们对世界的物质性改造实践总是以人们对世界的观念性认识的改造为前提的，因此，认识不是与实践无关的简单、直观的反映活动，而是受实践规定的能动反映。此外，实践不是盲目的活动，而是人的自由自觉的、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相统一的活动。所以，对于事物的本质、特性和规律，我们要纳入实践的范围，按照实践的要求来认识和把握，实现实践活动中主客体的统一。

再次，毛泽东强调，“不是从主观的愿望出发”，而是要从事物本身出发寻找真理，因而要对事物本身进行如实描述，要去除各种偏见和成见，就是说，我们要摆脱一切先入之见。在“求是”的实践过程中，主体的自身条件，特别是目的、情感、愿望、信仰等精神条件会不可避免地渗透到实践活动之中，这时，要避免主观主义错误，就必须将原本已经形成的各种观点和评价悬置起来，避免做出超越事实本身的各种判断。这种态度和方法类似于“朝向事物本身”的现象学口号，即摒除言谈和意见，回到事物本身，追问其自身给予，清除一切不合理的先人之见，无论这些固有的观念是从历史上流传下来的，还是当前多数人所认同的；无论它们是来自宗教信仰还是哲学理论，都要采取谨慎的态度，在尚未证明的情况下，要对这些观念采取“加括号”的方式将其悬置起来，从而真正从那些具有客观性和确定性的事实出发，使得每个判断和认识都具有可靠的依据。虽然现象学的还原最终走向的是先验唯心主义，但是就“朝向事物本身”来说，我们则可以利用类似这种“加括号”的方法，摆脱教条的束缚和流行观点的左右，将未经检验的观点搁置在一旁，避免从主观出发。

最后，毛泽东指出，要“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对周围环境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和研究……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结合起来”，也就是说，强调“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并不意味着在理论和实践的关系问题上，我们就要对理论加以否定。虽然实事求是原则的对立面之一，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原理当成教条，但是这决不是否定马克思主义理论，更不是说离开马克思主义的“本本”就是实事求是的表现。实际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正是在研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历史、现实等“实际”的基础之上揭示出的物质世界和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因此，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行动的向导，正是实事求是的表现。而非所谓简单的“意识形态的考虑”，就如邓小平所说的，“我们提倡的实事求是，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因此提倡实事求是决不能离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但是另一方面，人们在实践中所面对的一切客观事物既包含着类特性，又包含其独有的特殊性，而人们对事物的认识，只有同时反映了其共性和个性及其相互关联，才能与客观对象相符合。而包括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内的理论、学说往往摒弃了各种事物的个性而抽象出事物的普遍本质和规律，因此，任何普遍真理都不能代替对具体事物特殊本质和规律的认识，对事物的完整认识，也不能仅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推导出来。

可见，毛泽东的“实事求是”思想具有丰富的理论和实践内涵，这一方法要求人们从客观的实际情况出发，将其当做人类的感性活动、实践去理解，同时还要避免主观倾向的干扰并正确认识和处理理论同实践的关系。

毛泽东的“实事求是”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的精髓，虽然它早已确立并得到认可，但无论是在我国过去的革命建设实践中，还是今天的社会生活中，对这一思想路线的误读和偏离仍然时有发生。一方面，理论研究中，脱离实际、断章取义、主观主义的倾向仍然存在；另一方面，社会生活中，不少人也越来越倾向于被动接受未经验证的媒体新闻、网络信息和片面报道，遵循“实事”和探求真“是”的精神日益缺失使“实事求是”中的主体性能动性受到挑战，先入为主的观念和偏见也威胁着“实事”和“求是”的客观实在性，此外，理论和实际的分离，对“实事求是”的“实用主义”误读都是有害的。因此，毛泽东的“实事求是”思想今天仍然需要我们重新探讨，以得到继续发展。

四、作为理论与实践有机统一的“实事求是”

今天，我们重新探讨毛泽东的“实事求是”思想，不仅是要缅怀和纪念这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更为紧要的是进一步深化对“实事求是”思想的理解和实践这一思想路线，实现当代中国哲学理论建构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的有机统一。

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界，出现了所谓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与实践的矛盾问题。在学理上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学术性与意识形态性的关系问题。具体而言，一是理论远离实践，与现实生活世界隔绝，因而面目可憎，得不到劳动大众的认同和欢迎。二是理论与实践错位，或以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或以西方资本主义的现代与后现代理论来规范引导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结果要么落后于实践，要么脱离了实践，总之不能满足实践对理论的需要。

为什么在当代中国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会如此突出？从“实事求是”的原则看，虽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一个重要原因则是利益关系。马克思曾经指出：“‘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在马克思与毛泽东等理论家那里，理论的科学性与革命性是有机统一的，不存在所谓的学术性与意识形态性的绝对对立。因为，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是无产阶级解放与人类解放的科学理论，其科学性与革命性互为前提。但在今天的中国，之所以有人将二者对立起来，从根本上说，是因为这些人所讲的马克思主义，一个方面不具有科学性，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很大程度上是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非科学理解和诠释。另一方面，也不具有革命性。他们所讲的马克思主义不关注社会现实与大众的解放，思想落后于时代的发展，甚至故步自封，作茧自缚，用追求所谓的学术性话语自绝于火热的现实生活。更深一层次反思，是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主体在利益观上发生了偏差。一些研究者想到的，不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是劳动大众的疾苦和解放，而是个人的私利，或者被资本逻辑束缚与征服，放弃理想和信念，成为资本的帮凶和同谋。这表现在对新自由主义的无批判的宣扬与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肆意歪曲与否定上。

而走出这种理论困境，就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正确对待理论与实践的关系。这至少包括以下四个相互联系的层面：第一，要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毛泽东思想，将它们作为一种客观的理论事实，结合具体的历史时代与过程，具体的理论逻辑语境去解读和把握它们的文本、理论内容和观点；第二，要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去探索和把握马克思主义与毛泽东思想发展变化的规律；第三，要以实事求是的态度考察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实际，特别是中国现代化的起步与发展过程；第四，要以实事求是的态度考察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实现现代化的基本规律。在这四个层面中，如果说前面二者是关于理论的，后面两点则直接关乎实践。从“实事求是”的角度看，前两者是理论的实践，后两者则是实践的理论，体现出理论与实践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

要突破当前的理论研究瓶颈，就不能回避现实中客观存在着的理论与实践关系的人为分裂问题，应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将二者有机统一起来。一方面，要坚持共同利益的优先的原则。当前最重要的“实事”是什么？是中国社会的共同利益，即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如何维护中华民族的共同利益，如何协调中华民族的共同利益与人类的整体利益，将二者统一起来，这本身就是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必然要解决的问题。马克思主义从不否定个人的正当利益，但主张在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要以社会利益和国家利益为先。即在社会主义的原则下，将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有机统一起来。因为人是社会关系的人，人的利益具有社会关系性。如果没有社会和国家利益的维护，个人利益也就没有保障。当人们的理论研究和思想都以社会和国家利益为重，就不存在思想离开利益使自己出丑的问题。因为，个人利益统一于社会与国家利益，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又是与人类共同利益共产主义事业的发展相联系的。在科学认识这个“是”的基础上，将个人的生命与人类的命运联系起来，从事理论与实践工作，理论与实践就能有机统一起来。共同利益是理论的立场，是理论与实践统一的基本前提。

另一方面，要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理论方针。在思想理论上坚持多元化的方针是理论与实践统一的路径。这一方针的提出，正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在理论上的正确运用。理论的“实事”丰富多彩，其体现的“是”是思想与言论的自由，尊重思想与言论自由是对人性与人的价值的肯定。这决定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中，必须提倡和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但显然，实践这一理论方针，并不意味着绝对的自由，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应当让正能量占主导地位，维护每个人的正当合法权益，维护中华民族的共同利益，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的健康发展。因此，今天，我们在肯定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地位的同时，要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唯其如此，才可能吸收人类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在这个过程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而这个过程，正是实现理论与实践有机统一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