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大考古发现对现当代书学的影响

作为中国考古学的前身——金石学

对清代书学的影响之巨可谓众所周知。金石学不仅催生了碑学，更孕育出包世臣、康有为、邓石如、吴昌硕等彪炳书史的巨擘大家。但20世纪以来，西学东渐，考古学在体系化、科学化之后对现当代书学的影响却鲜有人论及。

20世纪重要的考古学发现，按罗振玉的说法，主要有四件，“殷墟文字一也，西陲简册二也，石室遗书三也，大库史料四也。”而与书法息息相关地就有三件。现分述如下

(一)殷墟甲骨

1899年，王懿荣偶然发现龙骨上的锲刻文字，揭开了殷墟甲骨研究的大幕。河南安阳“殷墟”遗址开始被考古界所重视。官方组织的大规模的发掘，1949年前有15次(中央研究院主持)，1949年后有12次。据屈冀鹏统计：考古发掘所获，再加上散藏于各地的有字甲骨约有12万片之多。可辨识之字，计正文1062字，重文75字，凡1704字。合存疑与不可辨认者，总数约达3000之多。足供书学研究和书法创作取资。

(二)简牍帛书

简牍和帛是我国历史上使用时间较长的文字载体。简牍指竹简、木简与竹牍、木牍；帛则是指绢帛缯绸。自19世纪末叶，汉、晋简牍就开始大量出土，1914年罗振玉、王国维刊行《流沙坠简》之后，又陆续刊行了《居延汉简甲、乙编》《武威汉简》《敦煌汉简》等，为简牍的研究导夫先路。建国后，随着考古学的发展，简牍帛书更是屡有发现。沈颂金说：“这100年简牍和帛书的出土，不仅数量巨大，而且内容也超过以往任何时期，可以说是简帛的‘大发现时代’。”

(三)敦煌遗书

1900年，道士王圆策在清理莫高窟积沙时，发现了大量的敦煌遗书。其时间跨度从西汉末期直至元代，达6个多世纪。敦煌遗书绝大多数是写本。它具体有多少卷，一直没人能弄清楚。据王重民《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所统记有32000件左右，如果再加上俄国藏的大约10000件和各种零碎散失的部分，总数应该不下50000件。

一、“三大考古发现”引发对书法史的重新认识

历来新发现新材料必然引发新思考，形成新认识。正如王国维所说：“古来新学问之起，大都由于新发见之赐。有孔子壁中书之发见，而后有汉以来古文家之学。有赵宋时古器之出土，而后有宋以来古器物古文字之学……然则中国书本上之学问，有赖于地底之发见者，固不自今日始也。”殷墟甲骨、简牍帛书、敦煌遗书这三大考古发现之于书法史的意义主要在于以下两个方面：

(一)丰富了书学思想，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改写了中国书法史

商代的殷墟甲骨、战国秦汉的简牍帛书，西汉末年直至元代的敦煌遗书异彩纷呈，几乎贯穿了整个中国书法史。

甲骨文的发现拓展了书法史的时间维度，把书法创作的起始年代上溯了近千年。现当代文化寻根空前流行，所以，前些年有夏商周断代工程，近年又有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文化人类学也日益为人们所关注。书法史的研究也应该有探源意识，研究书法创作从自发(书写)到自觉(书法)的心理动机和文化环境。而殷墟甲骨的发现无疑为这一研究提供了契机。最早把甲骨文置于书法发展史上作讨论的是李瑞清。他在《跋自临礼器碑》中说：“余于汉碑中独喜《礼器》……其书则上承殷龟版文，下开《启法》《龙藏》二碑。”李瑞清还把甲骨文定为“殷派”，作为中国书法史的开端。

简牍帛书的发现不仅填补了战国至三国这一时期写本资料的空白，而且也让人们弄清了隶书的起源，厘定了古隶和八分的界限，真实地再现了章草、楷书、行草的形成、发展过程。关于隶书，传统的看法是产生于秦代，卫恒《四体书势》、庾肩吾《书品》、张怀王瓘《书断》都认为是秦始皇命程邈所造。但是，云梦秦简已经是隶书字体了。根据其中的《编年记》推算，墓主卒于秦始皇30年，距秦并吞六国不过4年，显然早于程邈造隶的时间。而1979年四川青川郝家坪出土的秦武王2年更修田律木牍，比云梦秦简还要早80年。其字体是秦隶，这使程邈造隶说不攻自破。秦汉时期是中国书体发展演变最活跃、最复杂的时期，无论我们研究书体演变史还是研究书法风格史，简牍帛书都至关重要。

叶恭绰说：“木简与甲骨为吾国近年二大发现。……自汉晋木简出，而吾人得知隶分章草之真相，因以窥其结构笔法，而知行楷之所从出；自甲骨出，而吾人得悉籀书以前字体书法，而知大小篆之所从出。”也就是说简牍帛书的出土为我们提供了研究古隶、八分以及章草等书体的资料。而殷墟甲骨的出土则让我们明了古籀文和大小篆的来源。其意义之重大自不待言。

敦煌遗书则为魏晋和隋唐书法史研究提供了可资鉴借和参考的写本。推动了一直因资料阅如而陷入困顿的帖学研究。日本学者藤支晃通过对斯坦囡劫掠的敦煌写本的研究，认为隶变楷的原因是由于毛笔的不同造成的，即隶书是用书写汉代木简的鹿毛制的木笔所写，而楷书的发达是由于使用了从南方发展起来的用兔毛制成的竹笔，隋朝统一中国以后，这种南方的书法流派占据了主导地位。在敦煌遗书中还有约两万页的硬笔写本，这是最早写在纸帛上的硬笔书法。其中，俄藏《李峤杂咏》年代最早，大约在唐大历年间(公元766年～779年)。以《俱舍论颂》4页最晚，为元代。这表明硬笔书法虽然在中国书法史上不占主流，却是一个一直都有影响的重要旁支，这对轻视硬笔的正统书法史观无疑是一个挑战。敦煌遗书还为书法史研究提供了弥足珍贵的资料。如马云奇的《怀素师草书歌》描述了怀素的早年事迹，不仅提供了怀素确切的出生地，而且提供了比较确切的出生年代。

(二)使人们认识到书法史不仅是经典的、精英的书法史，也是民间的、大众广泛参与的书法史

近年思想史的研究致力于发掘“沉默的大多数”的所思所想；社会史的研究侧重于日常生活的点滴小事；经济史的研究趋向于开门7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书法史对民间书法的研究也是如火如荼，这无疑是由“三大考古发现”所引发的。

从古代开始，经典的书法作品就是规范和规则，它们的用笔、结体、章法成为人们评定优劣、判断好坏的标尺和准绳。《史晨》《曹全》、欧、颜、柳、赵，点画精到、结体规整，有规律和规则可循。因此，成为经典和范本，成为千百年来的书坛“显体”。艺术史本就是选择史。于是，更多的人成了无名书家，成了“沉默的大多数”，成为被历史忽视或者鄙视的方面。造成这一状况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一方面可能是他们也孜孜矻矻，竭力想成为经典，但由于个人的审美取向无法与时代合流而被湮没无闻；一方面可能是他们的书法无古无今、无师承亦无门庭，远离了规范和规则，成了被时人和后人鄙弃的“俗体”“丑书”。

按照传统的观念，大众是不足道

的，是无足轻重的，是“沉默的大多数”。而精英则一言而为天下法，一行而为天下师。似乎全人类的智慧、学识都被赋予精英。天下有十斗才，精英有八斗似乎理所当然。大众的声音、民间的力量被传统的精英观念抑制到最低限度。这种对立不仅使少数精英和绝大多数的大众相互理解的距离越来越远，而且影响到书法史的选择和写作观念。书法史被精英和经典所独占，“民间书法”“平民精神”不仅没有立足的空间，更没有发声的权利。其实好坏优劣是一个很复杂的艺术审美标准，阳春白雪、下里巴人，每一个阶层都有自己的审美观念，我们大可不必强求一律。“三大考古发现”提示书法史的写作者应该从多个角度来看问题。毕竟民间书法不但有着广大的空间和强大的生命力，而且有着较为独特的审美意趣。

“三大考古发现”还适应了“从下往上看”的价值观转化趋势。20世纪初以来，社会人类学的民间取向逐渐得到历史学家的认同，并开始以“从下往上看”的视角和价值立场重新审视历史。史学的研究对象从精英转向民众，视角也随之切换。粱启超痛斥君史湮没民史的弊病引发了国内学界对贵族史观的反思。日常生活史和民俗文化史开始被重视，历史学家开始更多地关注历史上的“小人物”和日常琐事。大众的民间的价值取向和审美趣味开始凸显。

通过“三大考古发现”，我们不仅能够清楚地看到书体的演进过程；而且我们还能够看到，民间的、大众的广泛参与是推动了书法艺术不断发展的主要动因之一。

二、“三大考古发现”对现当代书法创作的影响

(一)为现当代书法创作提供了借鉴

“三大考古发现”为现当代书家提供了更多的选择机会。从最初的临摹到集字，再从集字到创作，从对字形、章法形式的模拟，到对笔法、笔意的追求，凭借着考古发现的书法资料，现当代书坛已逐渐形成了诸多新的风格和流派。

最早把甲骨文引入书法创作的当首推罗振玉。他在1921年“取殷契文字可识者，集为偶语，三日夕得百联，存之巾笥，用佐临池”。这就是《集殷墟文字楹联》。此后，章钰、高德馨、王季烈相继也有集联之作，“于是四家合得四百余联。汇成一集”，编成《集殷墟文字楹联汇编》。1928年，西泠印社创办者之一丁辅之又出版了《商卜文集联(附诗)》。1936年，简经伦又有《甲骨集古诗联(上编)》行世。此外，文字学家董作宾、萧蜕、蒋维崧等，也有不少甲骨文书作，他们的书风严谨扎实，含蓄蕴籍，学者气很浓。书画家潘天寿、陆维钊等，以猎碣文改造甲骨文，也自成风格。由于可辨识甲骨文字数的局限，现当代的甲骨文书法创作基本上以集字为主，所以影响不大。但甲骨文的笔法、章法却给了书法家不少的启发和借鉴。

简牍帛书对现当代书坛的影响更是不可小觑。沈曾植、王蘧常是较早从泰汉简帛中汲取养料的书法家。沈曾植曾跟王蘧常说：“汝能融治汉碑、汉简、汉匋、汉帛书，而上及于周鼎彝，必能开创前人未有之境。”对于恩师的告诫，王蘧常“敬志不敢忘”，他秉承师训，出入秦汉简帛，获益良多，书风高古沉着、浑朴凝重。唐蔚芝在为其撰写的《鬻书润例》中说他“由北碑上探两汉，旁及漆书竹简，石经石室之坠文，……不落唐以后一笔。”“‘郜孝胥从书法史的角度审视《流沙坠简》的价值，他说：“自《流沙坠简》出，书法之秘尽泄，使有人发明标举，俾学者皆可循之以得其径辙，则书学之复古，可操券而待也。其文隶最多，楷次之，草又次之，然细勘之，楷即隶也，草亦隶也……然则不能隶书者，其楷、其草理不能工，试证之《流沙坠简》而可见矣。”一句“书法之秘尽泄”道尽了他对简牍书法的重视。

较早取法敦煌晋唐写经的书法家是黄宾虹，敦煌写经的率真天然，反映到他的笔下更加烂漫古朴。1996年，浙江省博物馆举办的黄宾虹作品及藏品展中就有他收藏的敦煌写经。之后，徐生翁吸纳敦煌写经的精髓，并广取博收，融铸出生涩拙朴的书风。沙孟海曾经为徐生翁短札作跋：“晚年短札，随手写记，拙而不矫，望之类敦煌碎纸。难得!”此外敦煌遗书还催生了广西现象、写经书法。王学仲将写经书法称为“经系”，并认为它与帖学书派、碑学书派一起构成中国现代书法的三大流派。

朱复戡说：“现在考古发掘经常出土古代书法资料，有志者当从此处留心，下工夫，可以超越前人，因为前人不如今日出土资料看得多。”这句话不仅为现当代书法创作的取法指明了一条不同前贤的门径，而且总结了考古发现对现当代书法创作的影响。

(二)导致了民间书法对传统经典书法的反动

对民间的、非经典书法作品的重视，无疑带动了对精英的、经典书法作品的反动。如近二十年来在中国书坛上盛行的“流行书风”现象就是有力的例证。

所谓“流行书风”，就是在一定的时间里一批书法家追逐某一书法风格的现象。如上世纪80年代中期，流行讲究气势和率真的“河南中原书风”；上世纪80年代后期，流行讲究典雅和精致的“手札简牍书风”；上世纪80年代9。年代初，流行以“广西现象”为代表的仿古书风；此外，还有“民间书风”“魏晋残纸书风”等等。可谓你方唱罢我登台，城头变换大王旗，令观者目不暇接。2002年初，由王镛等人倡导的首届流行书风提名展与首届流行印风提名展在书坛引起广泛关注。“流行书风”成为涵盖面广泛的创作潮流，并提出了明确的宗旨——“植根传统，面向当代，张扬个性，引领时风”。和中国书法所遵循的“取法乎上”的传统所不同地是，流行书风不但以“经典”夯其基，打好书法的基础，而且还大胆地向“民间”学习，所谓“穷乡儿女造像”、残碑断碣无不为之所取。特别是避百年来的考古新发现，如两汉简牍、魏晋残纸、敦煌写经、六朝墓志成为重要的取法对象。

当然，对于红极一时的“流行书风”来说，有两个问题是它们必须面对的。其一，如何对待大量的考古发现?其二，如何处理经典书法(名家书法)与非经典书法(民间书法)的关系?对于第一个问题，可以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来回答。但是在打破经典之后，我们又该用什么作为标准辨别精粗、划分真伪呢?对于第二个问题，可以说二者是相互对立同时又相互补充的。但如何让它们在对立的同时又能很好地补充则是需要我们探究的另外一个重要课题。正是由于这两个问题的存在，“流行书风”自身的价值及它对书法史的意义也有待历史去考量。

“流行书风”是对经典书法过于注重理法的矫枉，是对精英的、经典书法作品的反动。但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他们对经典笔法的放弃，对经典结构的破坏，以及对传统审美视角的消解未免偏激。因为经典毕竟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它们历经了岁月的淘洗，是历史的选择。矫枉也罢，反动也好，理性的态度是必须的。

三、“三大考古发现”对现当代书法审美的影响

(一)新的书法审美元素被掺入到书法创作中，打破了传统书法经典的独尊地位，扩大了书法的审美体系

传统书法审美强调“点如坠石，竖如立柱，撇如犀角，捺如金刀”；强调“四面停匀，八边俱备，短长合度，粗细折中，心眼准程，疏密欹正”。然而“三大考古发现”却让许多新的或者长期被忽视的审美元素进入到现当代的书法创作和欣赏之中。

如甲骨文是以刀代笔，既没有篆书的缠绕，又没有隶书的波磔；既没有楷书的提按，又没有行草的牵丝。线条单调而醇古，章法严谨而静穆。更为重要的是以卜辞为形式，以龟甲兽骨做载体增加了甲骨文书法的神秘性。尽管它没有跳动的线条，尽管它没有欹侧的结构，尽管它没有墨色的变化，但它的神秘、它的古朴却足以感染每一个观赏者。

如简牍帛书中的不少东西看起来像小儿体，结字歪歪扭扭，点画单纯随意，不耐推敲，但却稚拙天真、清新朴茂。这些书法可能是引车卖浆者流、贩关走卒之辈留下的。研读它们，我们可以思考理法和情趣的关系、规矩陈法和个性抒发的关系。通常我们所理解的汉隶用笔规则是：中锋运笔，藏头护尾，蚕头雁足。而这三个规则。在汉简书法中无一不被打破。是信守“下真迹一等”的经典碑刻，还是取法实实在在的墨迹呢?相信这是每个学书者都曾经遇到并思考的问题。

如敦煌遗书写经中时有方笔的侧锋和鼯利的露锋，犹如刀刻。结体既雄奇角出又放逸自然，注重字与字之间的整体性处理，布白也别出心裁。经典法帖在点画与结体上一味求圆，缺乏向外扩展的张力，而敦煌遗书由方笔所造成的刀刻意味无疑对此一缺憾有所矫正。此外，对敦煌遗书的取法也打破了法帖一味求法，束缚个『生表现和创造力发挥的条条框框。从而使书写艺术化而不是模式化。

殷墟甲骨的醇古静穆，简牍帛书的清新朴茂，敦煌遗书的洒脱率性，进入现当代书法家的欣赏视野。它们用夸张变形中的个性，纵横歪倒中的天真，不衫不履中的精神，杂乱无章中的整一冲击着传统审美体系的规范和理法。这既和当代人追求返本归真的社会意识相契合，又与喜新厌旧的审美心理相统一。毕竟经典桎梏人们太久了。而考古发现，尤其是简牍帛书中的恬淡真实、随意自然、绝无做作的天趣之美，满足了刚从僵化的环境中走出来的当代中国人的精神需求。同时，也扩大了书法的审美体系。

(二)促使人们重新认识传统书法经典的价值

对考古发现中的书法材料不细加甄别，判断优劣，就随意取法模仿，直接导致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书法创作整体水准的每况愈下。尽管他们的初衷可能仅仅是为了追求情趣，追求率真。但没有尺度，没有准绳，率真变成率意，并最终演化成草率。对考古发现中民间书法的取法过于偏重形式，而忽略了内涵。一些投机讨巧者甚至认为这是一条无需长时间修炼的“终南捷径”，于是聚墨成形，任笔为体，造就了一波又一波各领风骚三两年的流行书风。

20多年来，一波波远离了时代的审美风尚和社会的审美需求的“流行书风”，来也匆匆，去也匆匆。然而，它们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却日趋显露。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书法爱好者在眼花缭乱、无所适从之际纷纷偃旗息鼓。书法热大幅度降温，书法群体大幅度萎缩，全民书法热已然成明日黄花。书法报刊有的转向(如安徽的《书法之友》更名为《书画世界》，以刊登国画作品为主)，有的停刊(如《岭南书坛》《辽宁书法》《书法家》《中国书法》青年版、《现代书法》《钢笔书法报》等等)，仅存的几份也大都生意惨淡。这和上世纪8C年代书法热时期书法报刊订户动则以十万计形成极为鲜明地对比(《书法》杂志，创办之初的印数就达40万左右。)。其二，书法市场在如此快速的变换中被扰乱，投资者和收藏者茫然不知所措，相继收手转而去关注其他投资或收藏领域，书法市场进入漫长的严冬。书法艺术和书法创作者同时面临着严峻的生存危机。是沉入水底，还是浮出水面?是就此死寂，还是等待下一次复兴?

人们开始冷静下来，思考如何区别对待考古发现中的民间书法，如何理性的定位传统的书法经典。与之相对应的现象是“二王书风”重新盛行而“流行书风”渐趋式微。

传统书法经典之所以能够历经岁月的淘洗而成为公认的经典，并不单单是艺术史家选择的结果，更重要地是它们适应了更为广泛的社会审美需求。无论是字与字之间的关系，还是整篇的章法；无论是墨的神韵，还是字的结构，它们既承接前贤的血脉，又有自己的风格和特点。它们之所以能够经久不衰，不仅因为它们寄托了书家的情感与思想，而且也在于承继了传统的精华。

流行的冲击会让人们更多地发现经典的底蕴和魅力，也会让经典更加熠熠生辉。以“二王”为例，在“流行书风”之前，书坛对“二壬”的理解还相对粗浅。在历经流行的冲击之后，人们对“二王”及传统书法经典的理解也今非昔比了。这是在艺术观念、价值标准、思维方式变换之后，对传统书法经典及其意义的再发现。

孙过庭在《书谱》中说：“初学分布，但求平正，既知平正，务追险绝，既知险绝，复归平正。”从经典到民间，再由民间到经典。这不仅是“复归平正”的过程，更是认识提高和深化的过程。

四、结语

殷墟甲骨、简牍帛书、敦煌遗书这20世纪的“三大考古发现”不仅丰富了书学思想，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改写了中国书法史，而且还适应了“从下往上看”的价值观转化趋势。引发了人们对民间书法和精英书法的重新思考。许多新的或者长期被忽视的审美元素进入书法欣赏和创作之中，鼓荡起流行书风的大潮，导致了民间书法对书法经典的反动，从而使当代书学的发展更趋多元。当今，学科体系日渐系统化、科学化，“三大考古发现”也促使人们重新考量书法学科的构建。笔者认为作为一母同胞，都是从金石学衍生发展而来的学科，书法学和中国考古学应该首先打破学科畛域的坚冰，建立起书法考古学。这不仅是处理日益增多的书法考古资料的迫切要求，更是书法学研究向纵深发展和书法学科体系建构的必然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