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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文艺学、生态文化与时代精神状况的对话

    时间:2020-09-04 07:51:44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达达文档网手机站

    鲁枢元:祖籍河南开封市,生于1946年1月。现任黄河科技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生态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兼任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中国作家协会理论批评委员会委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与生物圈”项目中国委员会委员。曾任山东大学、华东师范大学、陕西师范大学特聘教授或兼职教授。长期从事文艺学跨学科研究,在文艺心理学、文学言语学、生态批评及生态文艺学诸领域有开拓性贡献,1988年被国家人事部遴选为“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主要著作有:《创作心理研究》《文艺心理阐释》《超越语言》《生态批评的空间》《文学的跨界研究》《精神守望》。其《生态文艺学》获中国图书奖,《陶渊明的幽灵》获鲁迅文学奖。主编有《文艺心理学著译丛书》《文艺心理学大辞典》《生态批评学术资源库》等。

    刘海燕:女,1966年出生于河南太康,文学评论家。先后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郑州大学中文系,文学硕士。鲁迅文学院首届青年评论家班学员。现供职于《中州大学学报》编辑部,任编审、副主编。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河南省作协理事。

    1991年始,在国内文学刊物发表文学评论、思想类随笔及散文作品。出版有:文学评论集《理智之年的叙事》(入选中国作协“二十一世纪文学之星丛书”2006年卷),思想随笔集《如果爱,如果艺术》等。曾获河南省政府颁发的“文学艺术优秀成果奖”,首届“河南省杜甫文学奖”,广东省作协《作品》杂志“第八届作品奖”等。

    刘海燕:鲁老师,您出生、成长于开封,毕业于河南大学中文系,后又在郑州大学工作多年,在河南度过了前半生,但我以及熟知您的人都会感受到您的精神气质里有种异质的东西,和河南本土文化人有些不太一样的气息,这种异质的气息大致可以描述为:自由的性情和现代性的思想。您的思想底蕴又是东方古典情怀的,这使您一开始就呈现出力图融贯中西的气象。我很想知道,您的这些特殊的地域文化气质是怎样形成的?最初您是怎么走进文艺心理研究的学术领域的?

    鲁枢元:山东大学的朋友也曾开玩笑说,你们豫东盐碱地上怎么还出了你这样的学者?其实不止我一人,还有孙荪、耿占春、艾云、张月都是这块盐碱地上的产物。现在在北师大任教的刘成纪也是豫东人。你和同济大学的王鸿生也都在兰考的沙荒盐碱地上生活过。我总认为,一个人能够做什么学问,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学者和天性、遗传基因以及乡土的文化积淀都有关系。

    开封这块土地上积淀的历史文化,无形中在我生命的最深处种下某些基因。胡朴安在《中华全国风俗志》中对开封地区的民风民俗做出以下评语:“梁、魏之墟,人多俊髦,好儒雅,杂以游豫,有魏公子之风。难动以非,易感以义。地居土中,物受正气,其人性和而才慧,其地产厚而类繁。俗尊年齿,学尚经术……平原修野,故其人坦易;巨涛大河,故其人结博。”这可能不是如今人们对河南人的印象。开封曾经是七朝古都,虽然早已衰败,但“王气”尚未消尽,不信你站在城北的龙亭向南望去,仍可以感觉到千年前的恢宏气势。北宋是中国历史上科技最发达、经济最富裕、文化最昌盛、艺术最繁荣的朝代。正如陈寅恪先生所言:“华夏民族的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其时,开封的城市生活可以与世界上任何大都市媲美而有过之。

    我是在开封市井里出生、长大的。我们家在开封城的东北一隅,东边是司马迁《史记》中写到的“夷门”,即魏国信陵君倚重的那位隐士侯嬴当差的地方;北边是宋徽宗时代的艮岳、明清时期的贡院,民国时期的河南大学;西边是北宋的御街、樊楼,《水浒传》里杨志卖刀、燕青私会李师师的地方;南边有一条不显眼的小街“教经胡同”,据潘光旦先生考据,那可是犹太人一千年前在中国的聚集地。在老家,我总恍惚觉得信陵君的车驾与范仲淹、苏东坡的坐骑就曾经从我家门前驰过。

    当然,这一切都是潜意识的,成了我潜在的文化底蕴。

    从心理素质上讲,我大约属于内向感觉型,柔弱、内敛、凡事求诸己、不擅与人争锋。1960年代大学里讲阶级斗争,我们班里的同学大多是贫下中农出身,作为开封市民,反而成了“劣势”,被蔑称为“小市民”,这让我总是活得忐忑不安、战战兢兢。这倒好,大约从那时起,我就时时提醒自己切不要有小市民习气。我的父亲是一位勤苦的劳动者,虽然生活在城市的底层,倒是没有马克思批评的歌德的那些庸人气味。他善良、正直、诚实、公道,乐于助人,同时也拥有底层人的生存智慧,在街坊邻居中很有威望。他已经去世三十年了,我还会不时梦见他。我的母亲出身于农家,却有极好的艺术感觉,她是开封市汴绣工艺界的前辈,不但绣一般的花鸟虫鱼,还可以绣凡·高、莫奈、约干松的油画。

    我五岁多一点上学。从小学到中学,属于那种毫不显眼的规矩孩子,学习成绩中等。我很喜欢读书,读书很杂。除了中国古典名著《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今古奇观》,除了当时流行的《红旗谱》《青春之歌》《牛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还在旧书摊上买过鲁迅的《三闲集》《二心集》《中国小说史略》,常任侠的《中国古典艺术》,欧阳予倩的《一得余抄》,吕凤子的《中国画法研究》,普希金、马雅可夫斯基的《诗集》,苏联专家杜伯罗维娜的《达尔文主义》。青春期与同班一位女同学要好,她的父母都在大学教书,母亲是1930年代作家殷夫的学生、朋友。她曾借给我一本涅克拉索夫的《俄罗斯女人》。书里讲十二月党人的妻子不辞千辛万苦追随流放的丈夫到西伯利亚的故事,那优美的诗句让我深深感动,并教我学会对女性的尊重与同情。

    1981年,我調入郑州大学教书,至于我怎么跨入文艺心理学研究领域,并参与了新时期中国文艺心理学学科的重建,至今仍然说不清楚。

    大约1974年前后,我在“文革”中被查封的禁书中“窃取”了一本人民教育出版社1962年版的《西方现代心理学派别》,作者是美国哥伦比亚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R.S.吴伟士(Robert Sessions Woodworth)。我大学上的虽然是师范学院,但并没有学过“心理学”这门课程,这本书就成了我的心理学启蒙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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