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学到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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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世纪60年代前是中国文学电影化改编的起步阶段，改编者们在改编方法上做出了种种尝试和努力，呈现出不同的改编内容和特点。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文学作品的电影化改编以通俗文学为范本，左翼文学产生并逐渐发展壮大后，成为电影改编的新生力量。1949—1966年，文学电影化改编的主要内容包括中国现代文学经典作品、革命历史题材小说和现实生活题材作品，改编的特点是受政治影响较大、力求忠实于原著和凸显民族风格。
[关键词]中国文学；电影改编；内容；特点
随着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和“世界图像时代”的到来，文学正在经历由单一的文字构成的纸质传播媒介到综合文字、声音和图像的电子传播媒介的转换。本文试对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前以及1949—1966年“十七年”时期中国文学的电影改编情况进行梳理，以期总结20世纪60年代之前中国文学作品电影改编的脉络和特点。
一、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文学的电影改编情况1895年12月28日，法国路易·卢米埃尔兄弟在巴黎放映了自己拍摄的胶片，这一天被公认为世界电影发明日。电影诞生后很快便传入中国，并不断发展壮大。
（一）通俗文学：早期中国文学作品电影改编的范本——20世纪初至20世纪20年代文学作品改编情况
这一时期的中国电影正处于艰难拓荒的初创期，有记载的中国最早的文学作品改编便可追溯至这一时期。鸳鸯蝴蝶派代表作家之一包天笑在《钏影楼回忆录续篇》中曾经描绘过初创期的电影制作：当时在上海，并没有所谓的电影剧本，更没有导演和编剧。但一部电影总要有一个故事，于是便杜撰出古老的传说，或者在旧小说中发掘。[1]可见，当时社会上盛行的通俗小说是中国第一批被改编为电影的文学作品。其中，“触电”最早的文学作品便是鸳鸯蝴蝶派小说，比较著名的影片如徐枕亚的《玉梨魂》、包天笑的《空谷兰》等，都是默片电影时代改编较为成功的电影作品。有人评价中国早期电影的开拓者张石川是个“老牌的鸳鸯蝴蝶派”[2]。据统计，1921年至1931年十年间拍摄的650余部故事片中，“鸳鸯蝴蝶派”作家参与了绝大多数影片的制作，且这些故事片多改编自鸳鸯蝴蝶派小说。[3]
除鸳鸯蝴蝶派小说之外，另一类受到电影公司青睐改编的文学作品是神怪武侠片。代表作品是1928年根据向恺然所著的小说《江湖奇侠传》改编的影片《火烧红莲寺》，上映后引发了轰动，一直连续拍摄了18集，使得拍摄此部电影的明星公司一举扭亏为盈。[4]《火烧红莲寺》创造的巨大经济收益引发其他电影公司纷纷效仿，在当时的中国影坛掀起了一股争拍神怪武侠片的商业化浪潮。
由此可见，包含鸳鸯蝴蝶派作品、武侠神怪小说等在内的通俗文学作品是20世纪20年代电影作品改编的主要内容，中国第一代电影人通过把市民喜闻乐见的畅销小说拍摄成为电影，进行了将文学作品改编为电影作品的最初尝试。在中国电影发展的萌芽期既没有专职从事创作的编剧，又没有专门为电影所创作的剧本的条件下，这种改编更多的是电影公司的老板们以盈利为目的进行选择的商业投机行为。虽然这一时期优秀的改编作品凤毛麟角，但当时的文艺工作者所做的尝试体现了探求新知的冲动，也为后来文学作品到电影作品的改编奠定了初步基础。可以说，在30年代之前，在中国电影的意识形态领域占据主导地位的是传统文化，体现的是城市市民阶层的世俗化意识形态。电影的改编以鸳鸯蝴蝶派作品、武侠神怪小说等通俗文学作品作为脚本，与新文学几乎没有任何联系。因此，在这一时期改编的电影作品里，难以觅到新文化的气息。这种情况直到30年代才出现改观。
（二）左翼文学：现代中国文学作品电影改编的新生力量——20世纪三四十年代文学作品改编情况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军占领了东北三省。次年，“一·二八”事变爆发，日军袭击上海。一系列战事导致民众的心态发生了巨大变化。伴随着民族意识和爱国意识觉醒，民众对电影的审美需求开始从爱恨情仇、武侠神怪转移到抗战爱国上来。面对这种变化，郑正秋曾经感慨道：“横在我们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一条是越走越光明的生路，一条是越走越狭窄的死路。走生路是向时代前进的，走死路是背时代后退的。”[5]
在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日益尖锐的历史背景下，“左翼”电影应运而生，并逐渐发展成为中国电影的主流。在中国左翼电影运动的影响下，中国电影实现彻底转向，获得了新生。由新文学中的左翼作品改编而来的左翼电影，为当时的影坛注入了新鲜空气。1933年，茅盾反映农村生活的短篇小说《春蚕》被夏衍改编成电影，赵家璧从文艺史发展的角度对此进行评论，认为《春蚕》的演出是值得歌颂的，因为它是第一部新文艺小说被移入了电影的镜头。[6]
曹禺的话剧《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巴金的小说《家》《春》《秋》，鲁迅的小说《祝福》等，都在这一时期被改编成电影搬上银幕。这些作品着眼于这一时期日益凸显的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力求以平民化的视角真实地反映普通百姓特别是社会底层民众的生活。由于当时电影制作技术有限，这些影片的可观赏性并不是很高，且改编后的电影作品没有原著的文学作品影响广泛和流传久远，但这种改编体现出当时的文艺工作者前所未有的社会责任感与历史使命感。
在特殊的生存土壤与历史环境下，这一时期中国文学作品到电影作品的改编，一扫言情、神怪、武侠泛滥之风气，力求以新思想、新内容、新题材，真实地反映当时中国社会的现实。各大电影公司也纷纷顺势而动，由之前单纯追求商业利润转向自觉维护民族利益、发扬爱国精神上来。受左翼运动的影响，这一时期电影作品的改编同文学作品的创作一样，带有浓厚的意识形态倾向，在改编过程中，更多地凸显了文艺的社会性和功能性。这些都为“十七年”时期电影的改编铺垫了基础，构建了雏形。
二、1949—1966年“十七年”时期中国文学的电影改编情况
新中国成立后的十七年即1949年至1966年，中国电影在曲折中艰难前行，奠定了新中国电影艺术的基础。在这十七年间，文学作品的电影改编掀起了一个高潮，产生了相当数量的改编自文学作品的影片。
（一）改编的主要内容
这一时期，一批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极具影响力的作家的经典作品、革命历史题材小说以及反映新生共和国现实生活的作品都被改编成为电影，取得了良好的反响，涌现出一批改编得较为成功的代表作品。
（二）改编的特点
新中国成立后，伴随着电影的意识形态教化功能上升到主导地位，电影作品的改编同原创一样，都遵循着“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创作思路。在从文学作品到电影作品的改编过程中，普遍具有以下特点：
1.改编作品受政治影响较大。1949—1966年，新中国经历了从新政权的建立到“文化大革命”的曲折时期，其间从“三反”“五反”到农村互助组、合作化运动、建立人民公社到大跃进，政治运动不断发生。在这种时代背景下，电影作品的改编也受到当时文化政策的影响，数量忽多忽少，质量忽高忽低，但始终保持不变的是对红色革命政权的维护和巩固这一高度政治化的主题。改编得较为成功的影片，如作为1959年建国十周年的“献礼片”《青春之歌》，以知识分子林道静的思想变化作为主线，讲述了她在革命的感召下逐渐走向成熟和觉醒的历程。还有根据鲁迅小说改编的电影《祝福》，通过勤劳、善良的祥林嫂一生的悲惨遭遇，指出彻底反对封建社会和封建道德的必要性。
在“十七年”的电影发展中，政治作为一种大背景和内在驱动力，无论在内容还是形式上，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这一时期从文学作品到电影作品的改编。
2.改编力求忠实于原著。中国现代文学经典作品是“十七年”电影改编取材的重要内容之一。在从文学作品到电影作品的改编过程中，尽可能准确、完整地表达原著本身的思想内涵，是当时的中国电影人追求的目标，很多文学家也自觉加入到了电影改编理论的讨论中来。比较有代表性的如夏衍的改编理论，即改编者一定要力求忠实原著，即使在作品的细节上进行了增删、改作，也不应该背离或破坏原著的主题思想以及原著的独特风格。[7]222
在忠实于原著这一改编理论的指导下，夏衍完成了对鲁迅的著名小说《祝福》的改编。1956年电影上映后，取得了良好的反响，原著中的主要人物和社会生活在影片中以戏剧化的手段和生动的影像得以真实再现。[8]
3.改编凸显民族风格。注重展示中国传统文化与民族特色是这一时期电影作品改编的又一显著特点。对于此种现象，夏衍曾经总结过，由于电影是由国外传到中国的，因此编剧和导演在处理和制作影片的过程中，就要特别留意中国的民族特点和中国人对艺术的欣赏习惯。[7]104
电影《林家铺子》改编自茅盾1932年创作的短篇小说，从故事发生的地点（江南古镇）到电影的布景（茶楼、八角门、拱形桥），到道具（影片中烟草公司月份牌、过年时用装了橘子和甘蔗的盘子），到人物造型（林老板的长衫和毡帽），无不具有非常鲜明的民族特色和时代特色，凸显了那个时代中华民族所特有的民族意蕴和传统文化。
（三）改编存在的不足
特殊的历史背景使得“十七年”电影成为当代电影史中一个相对独立的特定发展阶段。在从文学作品到电影作品的改编上，虽然取得了一些成就，但仍然存在很多缺点和不足。
文学和电影作为两种不同的艺术形式，具有不同的艺术属性。“十七年”期间的文学创作以高昂的革命热情替代了文学的现实创造和诗意境界，片面强调文以载道，政治化倾向严重。以此为蓝本进行改编的电影作品，被强行赋予意识形态教化的功能，以娱乐受众为目的的电影很难与以教化大众为目的的文学有机融合在一起。在改编过程中，要么是文学作品的主题思想被弱化，要么是电影作品的娱乐属性被淡化。
新中国成立后，计划经济取代市场经济，电影的生产与管理体制高度集中统一，完全脱离了商品经济运行轨道。电影改编无须考虑票房收入和商业回报，而是肩负着确立和强化国家意识形态的重任。特别是在文艺为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思想指导下，电影改编题材的选择范围狭窄、内容单一，基本可以概括为歌颂党和人民、回忆战争岁月、同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和旧思想观念做斗争。文化程度普遍不高的工农兵被作为观影主体，城市市民的观影需求和审美趣味被彻底忽略。
从新中国成立到“文革”前的十七年，是中国文学电影化改编的起步阶段。虽然受当时的政治环境所限，这一时期改编的电影作品政治色彩较为浓厚，艺术成就普遍不高，但我们仍要看到改编者们在服从政治需要的前提下、在保持文学作品革命性的同时，在改编方法上所做的种种尝试和努力。
[参考文献]
[1] 丁亚平.影像时代中国电影简史[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8：26.
[2] 郑正秋.张石川小传[J].《明星特刊》第2期（《小朋友》专号），1925（06）.
[3] 程季华.中国电影发展史[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63：56.
[4] 茅盾.封建的小市民文艺[J].东方杂志，1933（01）.
[5] 郑正秋.如何走上前进之路[J].明星月报，1933（01）.
[6] 赵家璧.小说与电影[J].矛盾，1933（11）.
[7] 夏衍.电影论文集[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62.
[8] 会林，陈坚，编.夏衍研究资料[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3：251-252.
[作者简介] 杨光（1980—），女，吉林白城人，硕士，长春大学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