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李济深生命中的红线
时间：2020-09-12 07:51:08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1949年10月1日，在开国大典上，当李济深箭步走上天安门城楼的那一刻，国民党残余势力和美国政府都大吃一惊。他们没有想到李济深居然能在重重监视之下从香港来到北京，更没有想到他居然还能登上天安门城楼。
为了纪念他，本刊特约作者周海滨采访了新中国成立后与李济深相处时间最长的六女儿李筱桐（李筱桐是李济深五女还是六女说法不一。她本人解释说：我是第六个女儿，其中夭折了一个，所以对外总说我是第五个女儿）。在李筱桐的家中，这位老人指着家中一柜子的孙中山像，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父亲追随孙中山先生一辈子，我们家都是信仰三民主义。”
李济深，这位身份特殊的国民党元老，这位民主党派领导人，从投身辛亥革命到筹建黄埔军校，从反蒋抗日到成立民革，从北上参加新政协到成为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国家的统一和民主成为贯穿他生命始终的红线。
“特殊角色”
1948年5月，周恩来列出一份29人名单，准备邀请他们前来解放区参加政治协商会议，排在名单首位的就是李济深（冯玉祥位列第二）。此时的李济深住在香港罗便臣道92号的宅子里，国民党特务对他严密监视，香港当局派遣警察在门口站岗，周边地区遍布便衣侦探。他为什么会受到如此的监视和保护？这些都和他的身份和威望分不开。
“父亲威望的形成有两个阶段：一是在辛亥革命，二是在黄埔军校。”李筱桐解释说。
李济深1885年出生于广西苍梧的一个亦耕亦读的家庭，16岁考入梧州中西学堂。当时胡汉民在这里担任国文教员，“胡汉民的历史课程是他自己编的，我爸爸就是受了胡汉民爱国主义思想的影响走上了革命道路”。后来李济深进入保定军咨府军官学校（后改名陆军大学）学习。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他就追随孙中山投身革命。在“二次革命”中，李济深被广东北伐军司令姚雨平任作战参谋，并在固镇、宿州和徐州三次大捷中立有重要战功。
“我爸爸作战英勇，尤其是在宿州战斗的时候，爸爸的坐骑中弹倒了，但他非常勇敢镇定，继续徒步指挥战斗，直至战斗大胜。”李筱桐说。
“二次革命”失败后，李济深回到陆军大学学习，毕业后留校任教，当时陆军大学控制在北洋军阀手中，李济深感到非常压抑。在一次回乡探母的路上，遇到了邓铿。在邓铿的劝说下，李济深辞去陆军大学的职务，留在粤军第一师工作，不久被调升为粤军第一师参谋长。1922年5月，粤军一师奉孙中山之命参加北伐，连战连捷。1923年，孙中山任命李济深兼任西江善后督办。
“那个时候北伐军的后勤是非常紧张的。在北伐的时候，为了得到一点点钱，廖仲恺学会了抽大烟，跟着富商抽大烟，才能从富商那弄点钱来支持革命。”李筱桐说，“父亲担任西江善后督办期间，他为革命筹集到了很多钱，保证了北伐军的供应”。
李济深还在肇庆开办西江陆军讲武堂，他积极扶植新桂系李宗仁、黄绍竑，驱逐云南军阀唐继尧，并于1923年7月，平定了广西。
1925年8月，粤军一师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李济深任军长。实力最强的四军下辖四个师一个独立团，叶挺任独立团团长。同年10月，李济深率部东征、南征。
在黄埔军校旧址曾建有四大公园：中山公园、介石公园、仲恺公园、济深公园。孙中山是黄埔军校的创办人，蒋介石是黄埔军校第一任校长，廖仲恺是黄埔军校国民党党代表，而李济深在黄埔军校创立之初只是出任黃埔军校教练部主任。四大公园李济深何以占据一席呢？
“父亲在黄埔军校最大的功绩，就是在于建军。”李筱桐说。
黄埔军校在筹办过程中，在经费、武器、干部等方面有很多困难，滇、桂、赣、湘军等部，表面接受孙中山的领导，实际上认为黄埔军校是对他们的一种威胁，因而在各个方面均不提供支持。而李济深对筹办黄埔军校非常积极，他以粤军一师师长掌握的实力作后盾来支持军校。为解决急需的军费，李济深从粤军一师提出现款3万余元交军校使用；军校无枪进行训练，他又从一师中提供200支枪……
由于蒋介石不看好黄埔军校，所以他提出辞去黄埔军校筹委会委员长的职务，孙中山只好让廖仲恺代理蒋介石的职务。1924年廖仲恺任命李济深代理入学实验委员会委员长，负责主持学员考试、录取工作。当时录取委员会贴出的公示是“公正无私，细密严谨之旨行之，以其选拔人才，无负重托，拒绝徇私舞弊”，第一批学员录取了近500人。1926年5月，李济深被任命为黄埔军校副校长。
李筱桐说：“我父亲有个特点，他从不培养亲信，反而越是他亲近的人他越是避嫌不重用，所以他在职场身后无人，也没人有意歌颂他。父亲在广州担任行政领导期间，还发生了一件大事——清党。”
对此，李筱桐指着她收集到的资料为父亲抱不平：“清党是由当时国民党中央党部决定的，我父亲只是当时候补委员中的倒数第三个，前面还有主席、委员、候补委员29人，地位远远高于他，清党远不是我父亲能决定的。”
清党时黄埔军校代理校长方鼎英回忆说：1927年4月14日，即黄埔军校宣布清党的先一日，午后3时许，我正在广州入伍生部，国民政府后方留守主任李济深自沪返穗，专人邀我到河南士敏土厂留守总部去谈话，时在座者有负后方中央党部责任的朱家骅与广州警备司令钱大钧二人。一见之下，李即以国民党中央党部的清党电令示阅。我反复阅读，尚未作声，李便很严肃地对我说：“这次清党，关系重大，广州的共产党大本营，就在你黄埔军校。校长要我问你，军校的共产党有好多？谁是共产党？谁是主要负责人？你平日有没有调查过？清党时会不会出乱子？你有没有把握？你能不能负责？”我反问说：“据电台的指示，只是清党，并不是要杀共产党，是吗？”李济深答：“是的。”我因表示意见说：“我是教育长兼代校长职务，这个责任应归我负。不过我要声明的是：去年决定北伐时，我鉴于学校内国共两党师生间的暗潮日大，故曾坚求辞职。虽未获允许，但我已一再说明，我只一心办学。因此，我在学校对任何人皆一视同仁，对中共师生亦未曾有所调查。今既清党，我有三点要求：（一）自宣布清党之日起，请给我三天时间，在这三天之内，凡属学员、学生、入伍生所在范围，不论省城、郊区及黄埔海面，都不要派一兵一船前来；（二）三天之后，成立清党委员会，负责办理；（三）请给我一些款子，以便在宣布清党后，准许师生可以请假自由离校，并可预支3个月薪水作川资，有困难者可预支5个月。这是不清自清之法。唯有熊雄主任，谁都知道他是一个公开的共产党员，他是否为学校共产党的总负责人，不得而知，他是对学校有功绩的。我拟请其远出国门，赴法留学，川资多少，任他需要，不在此限。”李济深点头沉思，而朱家骅、钱大钧两人则对我瞠目而视。我料知他们的内心是极不喟然的，因再表示我的意见说：“能这样，我保证不出问题，否则请另选高明。”李乃说：“就这样吧。”清党办法就是这样作出了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