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特殊人士

新中国领袖群体

举行开国大典时,有哪些人受到邀请登上了天安门城楼?

查阅文献得知,列入名单享有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开国典礼“资格”的新中国领导人、政协代表和候补代表共622人。

这622人共分为五类:

一、党派代表142人。其中:中共、民革、民盟代表分别为16人;中国民主建国会、元党派民主人士、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国人民救国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中国致公党、九三学社、台湾民主自治同盟、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代表各12人、10人、8人至5人不等。

二、区域代表l02人。其中:西北、华北、华东、东北、华中等解放区代表各15人;华南解放区代表8人;内蒙古自治区代表6人;北平、天津两直属市代表6人;解放区民主人士7人。

三、军队代表60人。其中:解放军总部及海、空军代表共12人;第一二三四野战军代表各10人;华南人民解放军代表8人。

四、团体代表206人。其中:中华全国总工会,各解放区农民团体代表各16人;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全国工商界、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协会、中华全国科学会议筹备委员会、全国教育界、全国社会科学工作者、海外华侨民主人士等单位代表各15人;中华全国民主青年联合总会、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筹备会代表各12人;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上海各界人民团体代表各为9人;宗教界民主人士代表7人。

以上四类共45个单位,产生正式代表510人。

按规定,凡参加新政协的各单位,其代表名额满10人的,推选候补代表2人;不满10人的,推选候补代表1人。因此,共产生候补代表77人。

第五类是特别邀请代表,共75人。

其中:特邀首席代表宋庆龄;戊戌变法领导人之一梁启超之子梁思成;前清翰林张元济;中国近代海军耆宿萨镇冰;老同盟会会员张难先;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担任过教育总长、司法总长的章士钊、江庸;曾任国民党南京政府和谈代表的张治中、邵力子等;国民党重要起义将领傅作义、程潜等;老解放区民主人士陈瑾昆、安文钦等;文教界知名人士陶孟和、陆志韦等;艺术界知名人士周信芳、梅兰芳、袁雪芬等;工农方面的劳动模范、英雄人物刘英源、阎存林,戎冠秀等。

登上天安门城楼的几个特殊代表,也有着几段故事。

国母重回“伤心地”

中共中央进入北平后,毛泽东与周恩来都有一桩心事:国人敬重的国母宋庆龄仍在上海,仍没有函告北上参加新政府的日期。

早在1949年1月21日,毛泽东与周恩来就联名电邀宋庆龄参加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电文言词十分恳切:

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将在华北召开,中国人民革命历尽艰辛,中山先生遗志迄今始告实现,至祈先生命驾北来,参加此一人民历史伟大事业,并对于如何建设新中国予以指导。至于如何由沪北上,已告梦醒与汉年、仲华切商,总期以安全第一,谨电致意,伫盼回音。

当时,上海还在国民党蒋介石统治之下,国民党政权正作垂死挣扎,上海白色恐怖更加严重。宋庆龄身边放着两支手枪。一支是孙中山先生留下给她的,一支是她自己使用的。平日里,她把这两支手枪放在一个重要的抽屉里,形势吃紧时,她就把手枪放在身边。

毛泽东、周恩来深知宋庆龄处境的艰难,没有将电报直接送给她,而是通过地下电台,先将电文发到在香港的潘汉年和刘晓。这份密电指示说:“兹发去毛、周致宋电,希由梦醒译成英文并附信派孙夫人最信任的而又最可靠的人如金仲华送去,并当面致谢。”

发出电文时,周恩来还再三嘱咐地下电台工作人员:“要注意:第一必须要秘密,不能冒失;第二必须要孙夫人完全同意,不能稍涉勉强。如有危险,宁可不动。”

廖梦醒是廖仲恺、何香凝的女儿,她当时在香港。金仲华曾在香港参加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中央委员会工作;抗战胜利后,他又在上海积极支持宋庆龄组织的中国福利基金会的工作,深得宋庆龄的信任。金仲华又是周恩来心目中“最可靠的人”,当年日军占领香港时,金仲华由时任南方局书记的周恩来亲自布置登上一条渔船,悄然离港抵达桂林,开展抗日宣传工作,并于1943年加入中共外围组织中国民主革命同盟。后来,他进入美国新闻处担任译报部主任,一直在这个特殊岗位上工作。

当廖梦醒秘密到了上海,将电文告诉宋庆龄时,宋庆龄十分警惕地提醒廖梦醒:“你也上了黑名单了,赶快走吧。”

廖梦醒立即将此情况密电报告周恩来。周恩来指示她迅速转移。宋庆龄通过一位外国友人买了一张去香港的船票,把它给了廖梦醒,自己依然留在上海。

5月7日,上海全城解放,白色恐怖不复存在,但宋庆龄还没动身北上。

建立新中国的日子一天天临近,毛泽东与周恩来非常着急。周恩来本想亲自动身到上海将宋庆龄接到北京,但即将成立的新政权事务繁多,实在是脱不开身。毛泽东提议还是派一位女同志去接,可能更有共同语言。周恩来当即推荐自己的夫人邓颖超当此重任,并建议毛泽东写一封亲笔信,让邓颖超带给宋庆龄。

毛泽东欣然挥毫,奋笔疾书:

庆龄先生:

重庆违教,忽近四年。仰望之诚,与日俱积。兹者全国革命胜利在即,建设大计,亟待商筹,特派邓颖超同志趋前致候,专诚欢迎先生北上。敬希命驾莅平,以便就近请教,至祈匆却为盼!专此。敬颂大安!

毛泽东

一九四九年六月十九日

时任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副主席的邓颖超,带着毛泽东的亲笔信即将出发时,周恩来沉吟一番,伏案也给宋庆龄写了一封信,交夫人邓颖超一并捎上。信书道:

庆龄先生:

沪滨告别,瞬近三年,每当蒋贼肆虐之际,辄以先生安全为念。今幸解放迅速,先生从此永脱险境,诚人民之大喜,私心亦为之大慰。现全国胜利在即,新中国建设有待于先生指教者正多,敢藉颖超专诚迎迓之便,谨陈渴望先生北上之情。敬希早日命驾,实为至幸。专上。敬颂大安!

周恩来

一九四九年六月二十一日

邓颖超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身份离平启程,陪同她前往上海的还有廖梦醒。

抵沪后,邓颖超叫廖梦醒先去看望宋庆龄,并向她说明来意。

“北平是我最伤心之地,我怕到那里去。”宋庆龄听了廖梦醒的说明后,非常伤感地说。

自从1925年3月孙中山先生在北平病逝,一提到北平,她就伤心不已。

廖梦醒对她说:“北平将成为新中国的首都。邓大姐是毛主席派来的。她是代表周恩来来接你的,你打算什么时候见她?”宋庆龄表示还需要时间考虑。

两天后,邓颖超收到了宋庆龄的请柬。宋庆龄读了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信之后,深受感动。几经交谈,宋庆龄终于作出了离沪北上的打算。

8月26日,周恩来将此消息报告毛泽东。毛泽东欣喜地说:“邓颖超这次上海之行,出色地完成了党中央交给她的任务。”说罢,急忙翻看日历,估算上海开来的列车抵达北平的时间。

“主席,孙夫人这次能来参加新政协,很不容易。主席能否亲去车站迎接?”周恩来建议道。

“孙夫人是一位杰出人物,中国妇女的典型代表,她能与蒋介石决裂,同中国共产党合作,实属不易。我去车站迎接,也是应该的。”毛泽东稍作思考后答道。

8月28日,宋庆龄在邓颖超的陪同下,离开上海赶赴北平。这天下午3时,毛泽东换上皮鞋,穿上有重大活动才穿的礼服,催着工作人员出发去接孙夫人。下午4时15分,当宋庆龄乘坐的专列进站时,毛泽东与朱德、周恩来、林伯渠、董必武、李济深、何香凝、沈钧儒、郭沫若、柳亚子、廖承志,以及保育院儿童五十余人,已经站在月台上迎候了。车刚停稳,毛泽东便走进车厢,握着孙夫人的手热情地说:“欢迎你,欢迎你,一路上辛苦了!”

宋庆龄微微一笑:“谢谢你们的邀请,我向你们祝贺,祝贺中国共产党在你的领导下取得伟大胜利。”

宋庆龄在毛泽东陪同下走下列车。周恩来迎上前去握手问候,宋庆龄说:“感谢你派你的夫人来接我。”周恩来说:“欢迎你来和我们一起领导新中国的建设。”

当晚,毛泽东宴请宋庆龄。宋庆龄与毛泽东等人互述阔别,一席畅谈,气氛欢洽。

10月1日下午,宋庆龄登上天安门城楼时,举目四顾,心潮澎湃。只见孙中山的巨幅画像矗立在天安门广场前方,不禁泪花闪烁。

李济深“金蝉脱壳”

李济深是一个经历与身份很独特的人物。他身为国民党陆军上将,曾担任黄埔军校副校长,却三次被蒋介石“永远开除出党”。1947年春,反对内战和独裁的李济深在中共领导人董必武的支持下,以回乡扫墓为名,秘密离沪抵达香港。3月9日,他在港发表《对时局的意见》,号召国民党内每个对国家有责任感的人,勇敢地改正党内反动派的错误政策。5月,国民党中央以“背叛党国”的罪名,对他进行通缉。

1948年4月,毛泽东主席、周恩来副主席率领中央机关到达晋察冀边区政府所在地河北省阜平县城南庄。毛泽东以他个人的名义,给远在香港的民革中央主席李济深、民盟中央常委并主持盟务的沈钧儒写信,邀请并提议:

拟订民主联合政府的施政纲领……由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于本月内发表三党联合声明,以为号召。此项联合声明,弟已拟了一个草案,另件奉陈。以上诸点是否适当,敬请二兄详加考虑,予以指教。三党联合声明内容文字是否适当,抑或不限于三党,加入其他民主党派及重要人民团体联署发表,究以何者适宜,统祈赐示。兹托潘汉年同志进谒二兄。二兄有所指示,请交汉年转达,不胜感幸。

谨致

民主革命敬礼

毛泽东

五月一日

毛泽东要与两大民主党派领袖商讨的问题,确是绝顶的重要。中共华南分局的领导人、在香港从事地下工作的钱之光、潘汉年等人,准备安排李济深第一批离开香港进入解放区。但李济深是一个为多方关注的人物,他离港绝非易事。

如果贸然行事,就可能惹出大麻烦。当时,众多的政治势力都在向李济深伸出形形色色的手,想利用他做政治斗争的本钱和幌子,他们试图阻止他北上走向解放区。

不知怎么搞的,香港有一份小报竟将李济深即将北上的消息捅了出去,本来就盯着他的那些眼睛,这下瞪得越发大了。

港英当局加强了对李济深的监控。英国政府当时与国民党政府仍保持着外交关系,他们当然不希望发生李济深这样的“重量级”人物从香港前去投奔解放区的事实。港英政府本来就把他当做中国政府的“反对派领袖”加以“保护”,专门在他私邸门前派了守卫的警察,四周布置了一些密探。现在,他们对他“保护”得更加严密了。

国民党派驻香港的特务机关加紧活动,要破坏李济深的北上行动计划。

美国政府也在密切关注着李济深的动向,事实上,美国方面与他早有频繁接触。美国政府眼看蒋介石政府即将分崩离析,想在适当的时候请李济深出山,利用他在国民党军政界的影响和在全国各界民众中的威望,组织一个既反蒋介石又排斥共产党的新政权,但李济深不为巨大利诱所动。美国方面对李济深深为失望,但不管怎么说,他们也不希望他与共产党新政权挽起手来。

李济深北上之旅,阻碍重重。

他没能第一批离港。

他又没能第二批离港!

新政协的筹备工作却急需他北上共商大计。

对此,时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村指挥人民解放军与国民党军队进行殊死决战的毛泽东、周恩来亲拟电文,责成香港分局和钱之光务于12月之前,将李济深等人安全接到解放区。

钱之光、潘汉年深感责任重大。他们先安排何香凝请李济深吃饭,说服他无论从形势需要还是从自身安全考虑,都应当图谋早日北上。

接着,潘汉年亲自行动了。

一天,一位戴金边眼镜、西装革履的精干男人,来到香港罗便臣道92号门前。罗便臣道92号是盖在半山腰上的一幢小洋楼。一看这楼就知道,主人是一个颇有身份的人。

“金边眼镜”似乎毫不顾忌周围的动静,大大咧咧地叩了叩门。大门开启了,房子里走出一位个子不高、脸盘宽大而圆胖、穿着半新半旧浅灰色长袍的老人,他热情地握住了来访者的手。这位身材、长相明显有两广人特征的老人,就是楼的主人李济深。“金边眼镜”就是潘汉年。

潘汉年曾经多次拜晤过李济深,俩人谈话很投机,这次相见落座后,潘汉年就打开话匣直奔主题。

李济深淡然一笑,说出了自己的苦衷:“哎,蒋介石要留我在南京留不住,是不愿让我离开香港,更不愿让我到解放区去了。他们肯定是闻到什么风声了。”国民党特务心狠手辣。深知这一点的李济深,显然对北上安全问题很有顾虑。

潘汉年马上显出了严肃的神情:“李任公,现在的情况不能不引起我们警惕。您尽管放心好了,我们也会做出相应的安排。周恩来再次来电特别关照,要求对您乘船北上的行动做到保密、周密、安全。今天,我专门来同您商量一下具体的计划,选择确定一个最保险的方案。”两人一番密谈,商定了一个北上方案。

钱之光、潘汉年等人精心选定圣诞节过后的那个深夜——12月26日,将李济深等重要的民主人士安排接走,第三批乘船北上。

圣诞节到来了。

26日夜。坚尼地道皇家酒楼三楼的一个包间内,灯火通明,高朋满坐。香港名士邓文钊正在这里举行宴会,宴请李济深,赴宴作陪的还有朱蕴山、何香凝等人。

李济深是引人瞩目的人物。一群记者等候在酒店内外,观察着宴会的动静。香港警探也在酒店四周走动。

宴会结束后,记者们一拥而上,围堵着李济深进行新闻拼抢:“李先生,你对毛泽东的邀请将持什么态度?”“李先生有离港的打算吗?”“李先生是否准备与白崇禧将军合作?”李济深笑而不语,随行人员排开一条人缝,保护着李济深冲出人墙,乘车而去。

李济深一行的车队直奔维多利亚港。他们不紧不慢地上了早就等候在此的几条游艇,还带了很多酒菜。游艇在波光粼粼、游艇如鲫的海湾里游弋着、飘荡着。关注着李济深等人动向的人们明白了:哦,李任公起了雅兴,节日之夜泛舟赏海了。

游艇在海面上飘游了一个多小时之后,突然调头驶向东南,靠近了停泊在维多利亚港多时的苏联巨型货轮“阿尔丹”号。

李济深登上“阿尔丹”号,一下子碰到了许多熟面孔。与他同船北上的有章乃器、柳亚子、彭泽民、茅盾夫妇、马寅初、洪深、翦伯赞、施复亮、邓初民、王绍鏊、孙起孟等民主人士。

他们装扮得五花八门,有的长袍马褂,有的西装革履,有的商人模样,有的短绑衣衫……他们上船前也都颇费了一番周折。有的先到旅馆的某个房间待上半天,再动身上船;有的先到朋友家,再折转来到船上……但这些民主人士在脱身行动中,都有一个共同特点:不带任何大件行李,决无出远门的迹象。

钱之光与民主人士作别时叮嘱道:“诸位先生已经顺利登船,但是后面的航程还很长,我们这艘船是跑东北这条长线的,所以大家现在是去东北做生意,给大家准备的衣服口袋里,都有一份订货单,大家抽空看一看,还要事先准备一套话,以便应付路上盘查。为了保证航行安全,请大家一定要记住自己的新身份。龚饮冰、卢绪章同志将陪同诸位先生赴东北,另外,徐德明同志随船护送。”

此时,在一个普通小旅馆里,潘汉年等人正紧张地守候在电话机旁。在李济深等人脱身行动中,一路布下了随时准备接应的人。电话铃时起时落,一切都按原定方案进行着。最后,潘汉年接到一个电话:“船开了,‘货’放在大副房间里,‘英姑娘’没有来送行。”

“阿尔丹”号一声高吭长鸣,徐徐驶离维多利亚港湾。

潘汉年顿时如释重负。

等国民党特务和港英当局察觉,“阿尔丹”号已经在海上航行三天,穿过了台湾海峡。

十多天后,“阿尔丹”号抵达大连,中共中央已派李富春、张闻天在那里迎候。

值得一提的是,在李济深离港后半个月,国民党华中军政长官公署长官白崇禧,出8万港元向陈纳德的民航队包了一架专机,送黄绍宏到香港,想请李济深出来斡旋,促使武汉方面单独与中共方面进行和谈。

可是,香港罗便臣道92号已是人去楼空。白崇禧的8万港元换得的只有失望。更具喜剧色彩的是,经潘汉年等人一番工作之后,黄绍宏的态度很快由求和转向共产党。他接受周恩来的邀请,9个月后也出现在北平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会场里。

1949年9月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在这次会议上,李济深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

1949年10月1日,李济深登临天安门城楼。

张澜死里逃生

在登天安门城楼参加开国大典的队伍中,一位年逾古稀银髯飘拂的长者十分引人注目。他就是出生于清同治年间的民主同盟的老前辈张澜。

张澜,字表方。1872年(清同治十一年)4月2日,生于四川省顺庆府(今南充地区)张观沟。他是前清秀才。1903年东渡日本留学。东邻日本的维新富强与中国清政府的腐败无能,激发了他的爱国思想。他联络中国在东京的留学生们,反对为慈禧祝寿,提出要慈禧退朝,让光绪皇帝继续维新变法。他的这番举动被清政府视为“大逆不道”。便将他押送回国。

1911年,四川爆发了闻名中外的保路运动,他成为这次运动的一位重要领导人。1926年,他担任成都大学校长。因青年时期就接受了维新思想,后来又发展为旧民主主义思想,他的教育思想先进,治学严谨,营造了一种良好的学风,使地处西南一隅的成都大学,一跃成为当时我国规模最大,最有生气的高等学府之一,教学水平名列前茅,科研成果突出,被誉为“民主与科学的堡垒”。他还曾担任过四川咨议局议员、四川省省长、四川建设委员会川北办事处主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等职。

“七七事变”后,张澜为国家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而焦急万分。他赋诗强烈谴责蒋介石丧权辱国的罪行,表达自己抗战到底的决心。他用自己特殊的社会地位掩护、安置共产党员和爱国民主人士。1939年,发起组织了统一建国同志会。l941年,发起组织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当选为主席,后改为中国民主同盟,仍当选为主席。

1945年8月10日,张澜发表公开谈话,强调抗日战争胜利后,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是和平建国的道路,必须首先争取民主的胜利。他抗议蒋介石出尔反尔,断然拒绝参加国民参政会,声明他领导下的中国民主同盟决不参加。他还领衔与各界人士联名致电美国和平委员会,吁请美国停止协助国民党运兵发动内战。与此同时,他以中国民主同盟领导人的身份,倡议国共双方进行和谈,邀请陈诚参加商谈避免内战问题。这些举动,深受中国共产党的欢迎,却为国民党反动政府所忌恨。

在此之前,毛泽东与他从没有见过面。但他们俩人彼此都已久闻大名,可谓神交已久了。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毛泽东置个人安危于度外,决然走向布在重庆的那张政治谈判桌,使他有机会与“张表老”的手紧紧握在一起。

此后,毛泽东在国民党陪都重庆多次与张澜交谈,希望通过他的影响使西南的那些地方实力派能与共产党加强合作,并希望他能协助共产党发展地下武装,组织游击队,张澜不加犹豫地答应下来。他还恳切地对毛泽东说:“你们应当坚持的,一定要坚持;好为中国保存一些净土!”

10月11日,毛泽东抵重庆九龙坡机场准备飞赴延安。张澜也赶赴机场送行。张澜对毛泽东说:“日后中国实现民主,我还要到延安去看望哟!”“欢迎!欢迎!我要用延安的川菜来招待你。”毛泽东微笑着热情地说。

1946年,民主同盟中央委员李公朴、闻一多先后在昆明被国民党特务杀害。闻讯后,张澜愤然在成都主持各界人士为死难者召开追悼会。会散后,他尚未走出会场门外,就突然遭到早已布下的国民党特务的围攻,当场头部致伤。

l949年暮春,蒋介石欲结果张澜性命,不让他活到共产党时代。一天,武装特务突然包围了张澜正在休养的一所疗养院。经院主持人郑竹定大夫舍死营救,并以身家性命担保,医务人员也以身家性命担保,特务才没有当场下手,允许他们把张澜软禁在病房内。蒋介石身边的谋士得知此事后,也觉得这一招太不高明,劝蒋不要落下此等口实。蒋介石悻悻然不置一词。

好在形势急剧发展,上海很快解放了。国民党特务终于没能对张澜下黑手。

在毛泽东心中,“老成谋国”的张澜是筹建新中国必邀的一位人物。

5月29日,张澜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向国民党统治区胜利进军向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董必武发出电报。毛泽东接阅电报非常高兴,当即热情洋溢地回电:

表方先生:

革命战争迅速发展,残敌就歼为期不远。今后工作重心在于建设,亟盼各方友好共同致力。

先生及罗先生(编者注:指时任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的罗隆基)准备来平,极表欢迎。

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董必武

六月一日

张澜接到电报后,立即离沪北上。

毛泽东知道张澜抵达北平下榻北京饭店的消息后,次日就去拜访。走前,他觉得去见“张表老”应该穿件像样的衣服以示尊重,便嘱咐卫士李银桥说:“张澜先生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了不少贡献,在民主人士当中享有很高的威望,我们要尊重老先生,你帮我找件好些的衣服换换。”毛泽东身上穿着带补丁的衣服,在其他几件屈指可数的衣服中左挑右挑挑了一番,竟未能找出一件没有补丁的衣服。

李银桥苦笑着说:“主席,咱们真是穷秀才进京赶考。一件好衣服都没有。”

毛泽东笑道:“历来纨挎子弟考不出好成绩,安贫者能成事,嚼得菜根百事可做,我们会考出好成绩。”

“现在找人做衣服也来不及了,要不先去借一件穿?”李银桥问。

毛泽东说:“不要借了,有补丁不要紧,整齐干净就行,张老先生是贤达之士,不会怪我们的。”

毛泽东就这样穿着打补丁的衣服,带着一份歉意,到北京饭店拜访了张澜。

张澜为之十分感动,一定要到香山回拜。

张澜的车开到双清别墅,毛泽东早已在门口迎候了。张澜一下车,毛泽东就上前扶住他。

张澜已届77岁高龄,这天精神爽朗,但行动已不那么稳健了。他边走边说:“盼望多年的胜利终于到来了。毛主席这么健康,这真是全国人民的幸福啊!”

“张表老,您也要多保重身体,咱们要共同合作努力,建设伟大的新中国。”毛泽东说。

“当然,当然。我的年纪大了,但是我高兴能看到今天的胜利。看到了今天的胜利,我也能多活10年。”

其他民主人士

柳亚子是国民党元老、著名爱国诗人。他与毛泽东是老朋友,相交很深,无论政治还是诗词方面都有共同语言。

1926年,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与他就结识了。他积极拥护孙中山的三大政策,为国民党左派。初次会面,他便认定毛泽东是中华英才,并多次在以后的诗歌中提到那次印象深刻的相见。

l945年,他对毛泽东赴重庆谈判的大智大勇十分钦佩,称此行为“弥天大勇”,当时毛泽东应他请求,把自己的词旧作《沁园春·雪》抄给他,他推崇备至,即撰词次韵和之,两人的词在重庆《新华日报》等报刊发表,在国统区产生很大影响。后来,他因不满自己的处境,曾产生过回江南故乡隐居的想法。

l949年春夏,经毛泽东工作后,他放弃了自己消极退隐的念头,决定要为新中国作贡献。建国后,他担任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央文史馆副馆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等职。

新疆代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赛福鼎·艾则孜,曾任新疆三区革命联合政府教育厅长、新疆人民民主同盟主席。他来北平参加政协第一届会议期间,向毛泽东提出要加入中国共产党,因为新疆刚刚和平解放,还没有共产党组织。开国大典后,10月23日,毛泽东亲自做他的入党介绍人,使他实现了这个神圣的愿望。

有一位政协代表本来是有幸参加新中国成立盛典的,但不幸惨遭毒手,未能如愿。他就是杨杰。

杨杰早年加入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参加过北伐,1938年出任驻苏联大使,解放战争时期积极参加爱国活动。他早已被国民党反动当局列入黑名单。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开幕前,被蒋介石密令国民党特务杀害于香港。

因此,翻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印制的精美纪念册,就能看到一封画着黑框的唁电: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台鉴:

惊悉扬杰将军在由滇经港来平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途中,惨遭国民党匪帮用最卑劣的手段加以暗杀。本会议全体同仁无不痛惜!杨杰将军多年来为民主革命事业奋斗,久为反动派所深忌,于今竟遭惨死,将会更加激励全国人民,一致努力,把革命进行到底,彻底消灭国民党反动派及其主子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最后残余统治,建立崭新的中国,而安生者谨致电致唁!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第一届全体会议

杨杰家属札鉴:

惊闻杨杰将军惨遭反动派杀害,不胜悲愤。尚望节哀,为人民事业努力奋斗。谨此电唁!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第一届全体会议

所有第一届政协代表中,杨杰是惟一加黑框的代表,也是因遭谋杀而未能登上天安门城楼的惟一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