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楚辞与南方民族的民歌
时间：2020-09-30 07:52:35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前言
以屈原作品为代表的楚辞，是我国古代南方民族文学的瑰宝。屈原也是第一个以口语入诗的作家。他的作品，从内容到形式，处处都闪烁着南方民族民间文学、特别是民歌的灿烂光芒。
本文目的，试图通过研究南方民族的民歌对楚辞进行一些探索。
一、屈原时代楚国的民族文化情况
楚国是一个多民族的邦国。认清这点非常重要。在它的领域内，除楚民族外，还有巴濮、百越等民族大量存在，而北方又受中原文化的影响。因此，楚文化应包括如下方面：（一）楚民族本身的文化，（二）中原华夏文化的深厚影响，（三）楚国境内各民族文化的影响，（四）楚国境外海上和陆路来自东南亚、印度等外来文化的影响。
楚民族到底是汉民族先民或是其它少数民族先民建立的国家？历来争论不休，屈原自己说：“帝高阳之苗裔兮”，承认自己是华夏子孙。而楚王自己却直认不讳地说：“我蛮夷也”。笔者不拟加入此一争论，但认为：楚国即使属华夏正统，其臣民也不会全是华夏子孙。楚民族即使是华夏血统，但“华夏族乃中华各民族逐渐混合而成”（《辞海》），其未被混合部分或不同的混合成分自会表现出不同的特征。如越族的后代今日已分化成侗泰语族的十几个民族，侗族和泰族的特征就很不相同，很难把她们倒退到原来的民族中来了。对楚民族与华夏族的关系，也应该如是看。这样，在研究楚文化时，才不致出现偏颇。
那么，在楚国境内，有哪些民族能影响楚文化呢？除北方的华夏族外，西北方的氏羌，西南方的巴濮、滇濮，东方的东夷，以及南方的百越，如吴越、赣越、扬越、骆越、荆越……，都会对楚文化产生影响。屈原的作品，多作于沅湘之间，这一带在当时是“左洞庭、右彭蠡”的“苗蛮”之地。春秋战国时期，因有楚国横亘于南，中原民族能大量地越长江下洞庭的可能性不大，楚国的势力，也是在公元前三八四年，楚悼王举吴起为相，“南平蛮越，遂有洞庭苍梧”之后，才达到了洞庭沅湘一带。这一带居民，古称为巴陵蛮、长沙蛮、桂阳蛮、零陵蛮、梅山蛮、武陵蛮、五谿蛮……，以今日尚存的民族来说，即湖北西南部和湖南西部、南部的土家族、苗族、侗族、瑶族等少数民族。这些民族的文化，都可能对楚文化产生影响，而楚文化也会影响这些民族的文化。秦汉以后，中国形成了大统一的局面，中原人得以大量南移，他们必然会给湖湘地区带来汉文化，但也会入境从俗，保留下一部分南方民族文化。特别是三湘四水下游接触汉文化较多的地区的南方各民族，虽然逐渐汉化了，但在接受汉文化的同时，必然还会保留下若干本地区、本民族的文化。
基于这种观点，笔者长期注意寻找今日这些地区汉、苗、土家、侗、瑶等民族文化中的楚文化遗痕，特别留心于南方各族民歌和楚辞的比较研究，以求从中发现二者之间的某些联系，为楚辞研究，增添一些可供探索的蛛丝马迹。
二、楚辞与古代南方民族民歌的关系
古代南方民族的民歌风貌，古籍留下来的不多，但也颇能说明问题。
《吕氏春秋·音初篇》：“禹行水，见涂山氏之女，禹未之遇而巡省南土，涂山氏之女命其妾候禹于涂山之阳，女乃作歌曰：候人兮猗！实始作为南音。”
这段记述，点明了《候人歌》就是南方民族民歌的最初形式。整首歌就只一句，而有内容的歌词就只“候人”二字，“兮猗”二字是添加的语助词，算原始得可以了。但“兮猗”二音，却显出了南方民族民歌的重要特征。
《孟子·离娄》有《孺子歌》：“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是江汉地区的楚歌，屈原也把它引入了《渔父》篇中，应是楚地流行的渔歌。
《论语》的楚狂《接舆歌》：“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庄子》有异文，所记甚长，笔者疑是庄子过多加工者，不录。）是有名的楚歌。
相传是伯牙所作的《水仙操》：“繄洞渭兮流澌濩，舟楫逝兮仙不还，移形素兮蓬莱山，钦伤宫仙不还。”则是为文人修饰得很文雅并有乐器伴奏的楚歌了。
此外，相传是舜皇帝所作的《南风歌》、《卿云歌》，孔子所作的《去鲁歌》、《临河歌》、《楚聘歌》、《获麟歌》、《龟山操》，《淮南子·饭牛歌》，箕子《麦秀歌》，伯夷、叔齐《采薇歌》等，都是南音。
巴人的歌，宋玉有“下里巴人”的描述，但歌词无记录，《古诗源》录有《巴谣歌》一首：“神仙得者茅初成，驾龙上升入太清，时下玄州戏赤城，继世而往在我盈，帝若学之腊嘉平。”其体裁与湖南巴陵（今岳阳）一带的七言五句头山歌非常接近。由于记录者省略了歌中的“兮”、“乎”、“些”等语助词，难窥原貌。
吴人的歌，《吴越春秋》载：伍员奔吴，江中渔父曾为之三次作歌，其一：“日月昭昭乎，寝已驰，与子期乎，芦之漪。”其二：“日已夕兮，予心忧悲，月已驰兮，何不渡为？事寝急兮将奈何？”其三：“芦中人，岂非穷士乎？”与楚歌体裁非常接近。
越人的歌，《吴越春秋》载：勾践伐吴，还军时，军士作歌曰：“渡河梁兮渡河梁！”又载有《弹歌》：“断竹，续竹，飞土，逐肉。”（惜语助词被记录者省去，似应为：“断竹兮续竹，飞土兮逐肉。”其原始，也可与《候人歌》相比。）可见与楚歌也非常接近。
《吴越春秋》还记有《越群臣祝》、《祝越王辞》，则是大臣对皇上的祝辞，全系整齐古雅的四言“台阁体”，与来自民间的歌谣相比，已大异其趣了。
查吴越语言，不同于楚语，书中所记吴越歌谣，有系翻译之嫌，如有名的《越人歌》，用楚歌形式译出是：“今夕何夕兮，搴洲中流。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訾诟耻。心几烦而不绝兮，得知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说君兮，君不知。”全文有五十四字，而《越人歌》用汉字记音录下来的原文是：“滥兮抃草滥予昌泽予昌州州州焉乎秦胥胥缦予乎昭澶秦踰渗惿随河湖”。全文只三十二字。五十四对三十二，可证楚译是按楚歌形式意译并作了大量加工的，非越歌本色，越歌原貌。其与楚歌究竟有何异同呢？
笔者是越人后代，对越语略有涉及，谨摸索越语音义直译之，并附意译如下。
直译：日兮（滥兮），
遇何日予（抃草滥予）？
舟中谁予（昌泽予）？
王府王来（昌州州）1
王见乎（州焉乎），
我谢谢（秦胥胥）！
何日乎（缦予乎）？
王（昭）！
同我野游（澶秦踰渗），
我魂笑乎（惿随河湖）！
意译：今天啊，
碰上什么日子了呀？
舟中坐的谁呀？
是王府里的王子到了。
王子召见我呀，
我这里谢谢了。
但不知何日呀？
王子！
能乘舟再去野游，
在下我魂魄都会笑呀！
（笔者在一九八三年于广西召开的全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会年会论文《越人歌试探》一文中，已有详细考证，此处不赘。）
由此可知，越歌的风格，与楚歌也是非常近似的。它有楚歌的重要特征，如“兮”、“予”、“乎”等语助词，用字也非常自由，文中有一个字的，如“昭”；有两个字的，如“滥兮”；有三字的，如“秦胥胥”；有四字的，如“昌州州”。
由此也可知，楚王熊绎，辟在荆山，筚路蓝缕，以处草莽，他喜爱的并不是中原那种规律较严的四言体诗歌类型，爱的却是楚越之地那种更接近口语的、以语助词入歌的、体裁更为自由的南音，因此，楚辞并不因袭中原史官文化的产物——《诗经》流派的道路，而是在南方巫官文化的基础上，开创了形式自由奔放、口语化、浪漫绮丽、独具一格的楚辞流派。这一伟大成就，是与它能广采南方民族的民歌、民情风俗、神话传说等民间文艺的花蜜分不开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