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司文化:民族史研究不能忽略的领域
时间：2020-09-30 07:52:45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文章对我国民族史研究的取向进行了探讨,提出中国民族史研究专门化的主张,认为土司文化是中国民族史研究中不能忽略的领域,民族史研究虽然摆脱了中原王朝史框架,但不能回避国家政治的历史,运用历史的政治人类学方法,民族史学可以在诸多领域实现与土司学的对接和转换。
【关键词】土司文化;中国民族史;研究领域;土司学
【作者】成臻铭,吉首大学中国土司历史文化研究中心教授。湖南,吉首,416000
【中图分类号】C95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454X(2010)03-0120-009
Tusi Culture: National History can not ignore the field
Cheng Zhenming
Abstract:This paper studies the orientation of our national history was discussed and put forward the Chinese nation the idea of specialized study of the history that culture is the Tusi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the Chinese nation can not ignore the areas, national study of the history, having emerged from the history of the Central Plains dynasty framework, but can not avoid the country"s political history, using historical and political anthropology approach, national history can be achieved in many fields and the Tusi science to learn docking and conversion.
Key words: Tusi culture; Chinese national history; research; Tusi science
经历了整整一个世纪的历程,我国土司历史文化研究逐步实现了向土司学的转变。然而转变过程中,土司学与民族史学之间缺乏必要的沟通平台,民族史研究基本忽略了土司文化研究领域,因而缺乏应有的引导与扶植。本文针对中国民族史研究既承认自身脱胎于王朝国家政治史又故意回避国家政治史的研究倾向,对我国民族史学一百一十年的发展史进行了梳理,发现中国民族史研究虽然走出了封建王朝史的阴影,但并没有割断与国家政治史的必然联系,民族史学可以在诸多领域与土司学实现对接与转换。
一、中国民族史研究脱胎于王朝国家政治史
中国民族史在现代“民族”概念提出后一百一十年的研究历程中,逐步摆脱了王朝政治史的束缚,但是它没有、也不可能在国家与社会之间脱离国家政治史的框架,另外开辟一块净土。中国民族史之根在“身/家/国/天下”粘连结构中,依然是中国政治史。
(一) 中原王朝史:早期民族史学科及其体系建构
早期中国民族史研究,由于严格遵守中国传统历史学原则,按照正史、别史、史料杂著等顺序使用史料,因而其学科体系其实就是一部以华夏族或汉族形成与演进为中心的中原王朝史。当然,说到早期民族史学科体系建构,不能不提及清末民初的梁启超以及三十年代的几部《中国民族史》的作者王桐龄、吕思勉、林惠祥等人的贡献。
史学大师梁启超是中国民族史学当之无愧的学科开创者。为了进一步激发国人的爱国精神和自觉意识,他于边疆新危机和中华民族危机的大背景下即展开了中国民族史研究。他在民族史学的贡献主要有两方面:一是,提出“民族”概念和中国民族史分期标准。1899年,梁启超撰写《东籍月旦》一文介绍日本史著时,首次使用“东方民族”、“支那民族”、“民族之变迁”、“民族之立国大原”等现代意义上的“民族”一词。[1]1901年,他在《清议报》发表《中国史叙论》一文,首次提出“中国民族”的概念,他说:“泰东之主动全在中国,故泰东史中中国民族之地位,一如世界史中阿利杨民族之地位。……民族为历史之主脑,势不可以其难于分析而置之不论。”在文中,他将中国民族史划分为上世史、中世史、近世史三阶段。他认为,“第一,上世史,自黄帝以迄秦之一统,是为中国之中国,即中国民族自发达、自竞争、自团结之时代也;第二,中世史,自秦统一后至清代乾隆之末年,是为亚洲之中国,即中国民族与亚洲各民族交涉、繁赜、竞争最烈之时代也;第三,近世史,自乾隆末年以至于今日,是为世界之中国,即中国民族合同全亚洲民族与西人交涉、竞争之时代也。”[2]1902年,他在《新民》杂志发表《新史学》一文,进一步阐发历史研究以民族史为中心的思想,他说:“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历史者何?叙人种之发达与其竞争而已,舍人种则无历史。……叙述数千年来各种族所以盛衰兴亡之迹者,是历史之性质也;叙述数千年来各种族所以盛衰兴亡之故者,是历史之精神也。”[3]1903年,他在《新民》杂志第32号发表《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一文,认为伯伦知理以前的学者经常把民族与国家相混,他一改以前使用“中国民族”一词时既专指汉族又专指中国所有民族的做法,提出民族产生于迁徙之中、识别民族的要素是语言、风俗与宗教的科学观点。[4]之后他在《黄帝以后第一伟人——赵武灵王》一文中说:“北国之先,其所自出,可不得考,史家或以为亦神祖黄帝之支裔。虽然,既窜于异域,与母国殊其语言,殊其风俗,殊其宗教,则已不得谓之为同一民族。”[5]二是,正式提出“中华民族”的概念,进而研究民族源流和民族关系。1905年,梁启超在《新民》杂志第65、66号发表《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一文,认为“中华民族自始本非一族,实由多民族混合而成”,[6]因此,他将中国民族分为九个派系,以华族为首,还有苗蛮族、蜀族、巴氐族、徐淮族、吴越族、闽族、百粤族、百濮族等八个派系,认为“皆组成中国民族最重要分子也”。[7]1923年4月,他在《史地丛刊》上连续两期发表《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一文[8],提出中国古代民族族属源流、语言系属、分布变化、民族关系等新见解,还将中国民族派系重新分为八组,即诸夏组、荆吴组、东夷组、苗蛮组、百越组、氐羌组、群狄组、群貊组,各组之下包含民族。可见,梁启超的贡献主要表现在民族概念、民族及族系分类、民族源流和民族关系等提出和研究方面。不过在讨论中,他常指“中国民族”或“中华民族”为汉族,以中原王朝史框架为民族史的分期,讨论汉民族的源流及其与国内其他民族关系的发展。可见,他未能从中原王朝政治中走出来。
民族历史与文化研究广西民族研究2010年第3期(总第101期)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先后出版三部集大成的《中国民族史》专著。这就是1934 年北平文化学社出版的王桐龄《中国民族史》订正增补本,上海世界书局出版的吕思勉《中国民族史》,1936 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林惠祥《中国民族史》。三部巨著在构建中国多民族政治实体理论方面各具特色:1.王桐龄认为中国各民族经过几千年的交流与融合,已经演变为血缘混合的群体。中国文化之所以绵延不绝,是因为种族内部的汉族“善于蜕变”、“尚中庸”、“无种族界限”和对外族“无歧视之见”。因“血统接近”且“容易进化成为农业国”而易于融合。[9]正因为此,汉族的形成与“蜕变”就成了该书的分期标准。全书分“序论”、“本论”两部分。“序论”主要探讨定义以及中国史上之种族、地理、年代,“本论”将中国史分为八期。此即八个时期:一是汉族胚胎时代(太古至唐虞三代),二是汉族第一次蜕化时代(春秋战国),三是汉族第一次修养时代(秦汉),四是汉族第二次蜕化时代(三国两晋南北朝),五是汉族第二次修养时代(隋唐),六是汉族第三次蜕化时代(五代及宋元),七是汉族第三次修养时代(明),八是汉族第四次蜕化时代(清)。全书就是以汉族发展史为中心,观察汉族与边疆各民族的交流以及杂居、杂婚、更名、改姓、养子、服色、语言文字、道德伦理等“同化”方式。[10]2.吕思勉《中国民族史》。全书分十三章,第一章为总论,其余按汉族、匈奴、鲜卑、丁令、貉族、肃慎、苗族、粤族、濮族、羌族、藏族、白种诸族的顺序列为十二章。该书逐一考订十二个民族的源流、文化习俗、同化特点等内容,并据此对除白种诸族之外的十一族划分派别。其中,“匈奴、鲜卑、丁令、貉、肃慎为北派;羌、藏、苗、越、濮为南派;……而汉族居其中。”[11]3.林惠祥《中国民族史》。民族分类方面,作者认为民族史宜采取历史分类与现实分类相结合的办法,“盖民族史内对于民族之分类应有一历史上的分类,复有一种现代的分类。历史上各民族混合分歧之结果便成为现代之民族,故此二种分类可由于指出其民族变化之线索而结连之,不致互相柄凿。”[12]民族史分期方面,林氏认为“中国诸民族的主干实为华夏系。其他诸系则渐次与华夏系混合而销灭其自身,或以一部分加入而同化于华夏系,保留其未加入之一部分”;“民族史上之分期实可以各民族之每一次接触混合而至同化为一期。中国之民族既以华夏系为主干,其同化皆系消融于华夏系,故每一期之终亦即华夏系之扩大。准此以论中国民族史之分期可分为:(1)秦以前,(2)汉至南北朝亡,(3)隋至元亡,(4)明至民国。”[13]正是基于上述分类、分期标准,全书分为十八章。第一、二章先后讨论“中国民族之分类”和“中国民族史之分期”,其余十六章则对应列为华夏系、东夷系、荆吴系、百越系、东胡系、肃慎系、匈奴系、突厥系、蒙古系、氏羌系、藏系、苗系、罗罗缅甸系、焚掸系、白种、黑种等十六个“系”,分别叙述其各自的源流、民族关系、历史沿革、支系变迁、当代发展等。除各自特色之外,上述三书共同之处就是以“汉族/中原王朝”历史为中心讨论民族演化和融合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