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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悲愤琉球》:背负责任的历史孤独与孤独的文学见证责任

    时间:2020-10-05 07:57:32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达达文档网手机站

    摘  要:时代要求文学研究要“接地气”,积极研究现实问题及应对之策。《悲愤琉球》用报告文学笔法编撰了一部特殊的“琉球全史”,以田野调查所获得的第一手资料和披沙拣金态度全面辨析了诸多关于琉球的罕见史料,展示了一个“文学地理学”与“文学历史学”的研究范本,将中日东海问题、美日操纵下的台海问题,以及中国与东南亚诸国之间的南海问题都做了清晰的根源与流脉梳理,有理、有据、有节地驳斥了种种“妖魔化”中国的谬论,从而在文学见证历史方面呈现出了更大现实价值与意义。

    关键词:悲愤琉球;历史困境;文学见证;历史责任

    中图分类号:I20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677(2015)3-0114-06

    进入21世纪之后,随着“冷战”结束、中国重新崛起与全球“反恐”的兴起,全球化催生的大国博弈更趋激烈,世界风云变幻,特别是美国施行的“离岸遏制”的战略意图和“重返亚太”外交政策的影响,加剧了中国周边的地缘与争端问题,中日东海问题、海峡两岸问题、中国与东南亚诸国在南海问题等方面的冲突都进一步凸显。值此之际,习近平主席高瞻远瞩提出了具有重大意义的“一带一路”政策,不仅要积极建设陆上“丝绸之路”经济带,同时也要积极重建海上“丝绸之路”,冀望中国与周边邻国共同创建亚太地区共同繁荣、和平发展的新局面。由此,海疆问题与海洋经略问题就进一步提上了重要的议事日程,因为认识海洋、经略海洋、建设海疆这正是重建“海上丝绸之路”的核心内容之一。

    时代要求我们的文学研究要与时俱进,不能总是局囿抒发“象牙塔”中“苦闷的象征”,而应该努力“接地气”,积极反映与研究现实问题及应对之策,使文学研究呈现出更大的现实价值与历史意义。前中国驻日本外交官唐淳风先生自1981年起,历时30余年,用报告文学笔法编撰了一部特殊的“琉球全史”——《悲愤琉球》,以“田野调查”获得的第一手资料和披沙拣金细致态度,全面辨析整理了所搜集到的许多关于琉球的罕见史料,为我们全面展示了一个“文学地理学”与“文学历史学”的范本,将由于中日东海问题、美日操纵与挑唆的台海问题,以及中国与东南亚诸国之间出现的南海问题都做了清晰的根源流脉梳理,有理、有据、有节地驳斥了种种“妖魔化”中国的谬论与谎言。《悲愤琉球》的作者是一位外交官,不是历史学家,因而著述笔调不同于一般的史书,而是多采用文学笔调来撰写,因此该著作为一种“另类的”文学范本,也为文学研究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视角和方法,即以文学和历史两个维度交互印证考察和见证历史,解决了传统的历史研究或传统的文学研究所不能解决的诸多问题,展示了文学研究在时空上的丰富内涵,也为人文地理学、历史地理学、文学历史学等相关学科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素材和思路,为当下的华文文学、海疆文学,以及海洋文学研究接通了“地气”,毕竟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像《悲愤琉球》这样背负责任的历史孤独与孤独的文学见证责任的著述与研究还很罕见。

    琉球群岛,现在被称为“日本冲绳”,由一组链条状大小岛屿构成。它位于中国东海东部外围,像篱笆一样从南到北紧紧守护着东海,南北长达一千多公里,西侧是中国东海,东侧是太平洋。琉球群岛像巨龙一样荡漾在万顷碧波之中,成为东北亚地区东出太平洋的必经之地,被日本称为“国门”。对于美国而言,控制了琉球群岛就等于控制了远东,因为日本九州、琉球群岛和中国台湾地区如同一条长长的锁链,把东亚与太平洋隔开,而琉球群岛正好处于这条长长的锁链的中心环节。正因如此,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在这里苦心经营,将它建设成美国在亚洲最大的军事基地。换言之,由于琉球群岛正处于扼东海与南中国海要冲地位上,从战略角度看,重要地理位置赋予琉球群岛极大的军事和战略价值,它东承美国西太平洋的海空基地关岛,北瞰千岛群岛和朝鲜半岛,南探巴士海峡,西窥我国台湾海峡及全部沿海地区。因此,在美军眼里,琉球无疑成为美军“太平洋的基石”、“亚洲的战略枢纽”;对于日本而言,琉球群岛是日本本土的南部屏障,扼守日本向南发展的大门,如果被攻破,可进而直捣东京,因此日本称之为“国门”。如果恢复琉球群岛的主权,或让琉球回归中国,则从战略上切断了日本驰援“台独”与抢占东海和钓鱼群岛的通道,使日本军国主义重返大陆的野心难以实现,使日本对中国的威胁程度大大降低,也会使美国封锁西太平洋的防御线全面瓦解。琉球群岛也是中国海洋战略的重要基点,如果无法收复琉球,中国东海的战略主动权就会被他人所牵制,中国的海上战略安全就会陷入极大被动,给中国保卫台湾、东海和钓鱼群岛,带来根本性的障碍,使中国海军的生存空间被压缩在近海,无法进入远洋,也会使中国海洋经济的发展受到极大限制。

    琉球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十大藩属国之一,自有朝贡文化体制以来,琉球与中国的关系就十分密切,自明至清更是始终奉中国为宗主国。早在1937年毛泽东亲笔撰写的《祭黄帝文》手稿中就有这样的观点:“琉台不守,三韩为墟”,①将琉球摆放在与台湾同等重要的位置上,表达出了对收回琉球主权的重大关注。许多琉球人至今一直称自己既是琉球人,也是中国人,琉球民众曾多次要求回归中国。日本著名政治家冈田克担任日本民主党党首期间,日本民主党经常公开宣称:冲绳是中国的领土。著名现代诗人闻一多的《七子之歌·台湾》中也云:“我们是东海捧出的珍珠一串,/琉球是我的群弟/我就是台湾。/我胸中还氲氤着郑氏的英魂,/精忠的赤血点染了我的家传。/母亲,酷炎的夏日要晒死我了;/赐我个号令,我还能背城一战。/母亲!我要回来,母亲!”显然,琉球群岛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原本就是中国的属地。

    自古以来琉球与中国大陆之间建立的关系几乎完全类似中央和诸侯的关系,历代琉球王都由中国中央政府册封任命。关于其国历史的最早文字记载见于中国古史,《隋书》中《琉求传》载:“当初,未有琉球之名。数万年后,隋炀帝令羽骑尉朱宽访求异俗,始至此国地界。万涛间远而望之,蟠旋蜿蜒,若虬浮水中,故因以名琉虬也”,“每春秋二时,天清风静,东望依稀似有烟雾之气”。②这就是琉球之名的来源。虬是龙的一种,以琉球群岛散布在大洋中的状态而言,谓之琉虬,形象生动。明嘉靖年间陈侃奉命出使琉球国,以所见所闻著成《使琉球录》。书中写道:“地之相去,近则可望,远则视之而弗见。琉球去澎湖不下数千里,山川云蜃气作雾,则光景且伏矣,烟火可得而相望乎?”这些文字与清人笔下的琉球风貌大都相合。据1650年成书的、用汉语编撰的第一部琉球国史——《中山世鉴》称:“盖我朝开辟,天神阿摩美久筑之。”显然琉球群岛上过去就存在着琉球国,琉球民间文学记载:“相传琉球上古有男女二神降于大岛之北岳——男云志仁礼久、女云阿摩美姑,生三男、二女。长男孙,世为国王,称为天孙。”清人也记载了同样的琉球开国民间传说:“琉球一名阿儿奈波岛,居海岛之中;东西狭、南北长,距萨摩南二百里许。其俗以剿掠为事,世以为啖人之国。相传其始为天孙氏。”因中华皇帝为天子,琉球奉中华为宗主,故称天孙。到明代洪武五年,明太祖朱元璋派使臣杨载携带诏书出使琉球,诏书中称其为琉球,从此乃成为正式名称。据《殊域周咨录》中所载该诏书云:“朕为臣民推戴,即位皇帝,定有天下之号曰大明,建元洪武。是用遣使外夷,播告朕意,使者所至,蛮夷酋长称臣入贡。惟尔琉球,在中国东南,远据海外,未及报知。兹特遣使往谕,尔其知之。”这份诏书反映了华夏中央政府开展和平外交的史实。因此,琉球国中山王察度首先领诏,并立刻派遣王弟泰期与杨载一同来中国,奉表称臣。“由是,琉球始通中国,以开人文维新之基。”③当时琉球“三山分立”,相互征战。明太祖知悉后,遂去诏云:“使者自海中归,言琉球三王互争,废弃农业,伤残人命。朕闻之不堪悯怜。”因此要求他们“能体朕意,息兵养民,以绵国祚”。后三王果然罢战息兵。足见此时中国皇帝在琉球享有高度政治权威,当时琉球实为中国属国。据琉球国史及各种史料记载,自洪武十六年起,历代琉球王都向中国皇帝请求册封,正式确定君臣关系。

    琉球与中国的大规模文化交流则始于明朝,为了改变琉球落后面貌,跟上时代发展,明朝政府十分关心琉球社会的科技提升和文化发展,向琉球派出了“三十六姓闽人”,当中有不少的文化人才。“三十六姓闽人”的到来,是琉球文化发展的一个里程碑。之后,陆续有更多闽人以各种不同方式来到琉球,对琉球文化和各行各业发展都起到了重要作用。据王晓云、谢必震《闽南与琉球关系略考》一文载,明洪武二十五年,朱元璋“更赐闽人三十六姓”入琉,包括“知书者,授大夫长史,以为朝贡之司;习航海者,授通事,总为指南之备”。很显然,他们在琉球定居以后,这批中国移民主要是向琉球传授中国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并成为明王朝代表,为增进中原王朝和琉球友好关系做出了卓越贡献。与此同时,琉球国王也屡屡主动请求明朝赐人,如1606年,尚宁王受册封时,便请赐明人归化。如从中国去的蔡氏为蔡襄的后人,林氏为林和靖家族的后人,请求明人归化为琉球民。与此同时,琉球王向中国朝贡的同时,还经常选派子弟到明朝最高学府国子监留学进修。而且从明洪武五年以后,琉球王国一直使用中国的年号,奉行中国正朔,直至清光绪五年,日本强行“废琉置县”后方才终止。琉球王国的官方文书、外交条约、正史等,都是用汉文写的。连它的国都首里城的宫殿,都不是坐北朝南,而是面向西方,充分表示其归化、仰慕中国之意。琉球还配合中国抗倭,《明史》记载嘉靖三十六年,“先是,倭寇自浙江败还,抵琉球境。世子尚元遣兵邀击,大歼之,获中国被掠者六人,至是送还。”1609年萨摩“以劲兵三千入其国,掳其王,迁其宗器,大掠而去”。当时琉球王侍从写的《喜安日记》记载:“有如家家日记,代代文书,七珍万宝,尽失无遗!”但即便国家遭此浩劫,也未改变原有的中琉关系。据《明实录》载,万历十四年,当时忍辱负重的尚宁王在国家残破的情况下,面对“日本有取鸡笼山之谋”,“琉球国王中山尚宁遣蔡廛来言,迩间倭寇各岛造战船五百余只,欲取鸡笼山,恐其流突中国,危害闽海,故特移谘奏报”。由此可见琉球国王始终效忠于中央政府。清朝入主中原后,中国与琉球册封关系继续保持,贸易和文化交流还更为扩大了。然而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后,迅速走上对外侵略扩张的军国主义道路。于1872年公然单方面宣布琉球王国属于日本的“内藩”,宣称琉球群岛是日本领土,破坏了长达五百多年的中国为琉球王国的宗主国地位,正式侵占琉球,并拖延与中国谈判琉球问题。1875年,日军武力占领琉球群岛,禁止琉球进贡中国和受清朝册封,废除中国年号,改为日本明治年号。虽然清政府软弱无能,但在琉球主权问题上却始终坚持其为中国所有,没有让步。1879年日本强行将最后一位琉球国王尚泰流放到东京。把琉球改为冲绳县,并开始实行残暴的同化、奴化和殖民政策。1879年中日就琉球问题开始谈判,日本方面建议把琉球划分成两部分:琉球本岛及其北方岛屿为日本领土,而南部先岛群岛则为中国领土。在谈判中不包括钓鱼岛,可见钓鱼岛在琉球群岛以外。当时作为历史见证的文学作品还有不少,其中被文学界称为“小红楼梦”的清代文学家沈复的作品《浮生六记》中的《海国记》,就有“册封琉球国记略”,其中文字清晰地记载了黑水沟为中国(清朝)与琉球国的分界线,钓鱼群岛明显在中国领域内的事实。1880年9月迫于日方压力草签分界条约,但是清朝皇帝最后没有批准签署这个条约,这就意味着中国不仅拥有南琉球的主权,而且仍然拥有琉球北部的主权。从法理上说,琉求群岛至今仍然属于中国。琉球问题一直拖延至甲午战争。1894-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中国作为战败国割让台湾,在琉球群岛问题就更没有发言权,从此琉球群岛属于中国的领土这一事实开始被人遗忘。1945年太平洋战争后期,美国进攻琉球本岛,日本的种族大屠杀和美军炮火使琉球人口减少1/4。1947年4月联合国《关于前日本委任统治岛屿的协定》把属于中国的琉球群岛和钓鱼岛交给美国“托管”。1970年美日背着中国签定《美日旧金山和约》,拿中国的领土作交易,私相授受,把琉球群岛连同钓鱼群岛的“治权”转给日本。但这遭到土地主人琉球人民的群起反抗,他们“聚哭于闹市”。自1972年至今,日本重新恢复了对琉球群岛的殖民统治,继续实行同化政策。琉球群岛现在仍然是日本最落后的地方,可见日本仍然视琉球人为异已。

    事实上,就在100年前琉球王国还有着自己的语言,却被日本灭了千年社稷。然而,琉球的文人学子们却留下大量用汉语创作的文书作品,如《中山世鉴》、《中山世谱》、《球阳》等珍贵典籍,既是史书,又是文学作品汇编,均深受中华文化的影响。1879年日本吞并琉球之后,清朝不肯割让国家主权,抛弃属国,琉球王室和各级官僚领主亦不甘社稷被毁,国统被灭,民众也不愿意当丧家之犬,亡国之奴,沦落为日本人任意欺凌的下等贱民,因此琉球全国上下奋起抗争,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感人至深的悲壮诗篇。琉球通事林世功1880年与密使向德宏前往北京向清朝政府陈情,请清朝政府出兵援助复国,屡屡不果,滞留北京不得归。遂改为绝命陈情,拔剑自刎,以死殉国,遗下一纸“陈情书”和一首绝命诗:“古来忠孝几人全,忧国思家已五年。一死犹期存社稷,高堂专赖弟兄贤。廿年定省半违亲,自认乾坤一罪人。老泪忆儿双白发,又闻噩耗更伤神。”诗中“一死犹期存社稷”句,确实为古老的琉球王国留下了悲壮的血色印记。让后世读者见到,无不噙泪唏嘘。向德宏向李鸿章陈情求助,表示日本要“灭数百年藩臣之祀”,琉球上下真是“主忧臣辱”,“生不愿为日国属人,死不愿为日国厉鬼”,恳请清政府“威惠于天下”,希望“速赐拯救之策,立兴师问罪之师,救琉球于水火”。

    此外,《悲愤琉球》还录入了清国册封使汪辑的《使琉球杂录》中的许多文学记载,充分印证了琉球人的汉化程度非常深,千百年来积累下来的中华文化深入骨髓。“日本化”至今的琉球人依然没有忘记历史,忘记祖先。琉球人使用与日本完全不同的汉语方言,风俗民情、社会人文亦属于儒家文化。至今还有琉球人写汉字、讲汉语。宗教上,琉球亦祭祀关帝、观音、土地诸神。此外,琉球国宝三弦琴也源于中国,琉球国技空手道又称“唐手”,源于中国武术。特别是《悲愤琉球》中全文所录入的潘荣作为明朝的册封使而著的《中山八景记》,更是对历史作了最为清楚明白的文学见证:

    “大明统一万方,天子文武圣神,以仁义礼乐君师亿兆。故凡华夏蛮貊,罔不尊亲;际天极地,举修职贡:自生民以来,未有如今日之盛者也。天顺壬午春,琉球国遣使者请立世子为嗣君,上命臣荣、臣哲往封之。癸未夏六月,由闽藩发舟;天风自南,不数日而抵其国,奉宣德意。封爵典礼既行,自国王以下皆拜手稽首,俯伏颂上大恩不已。越仲秋八月,国大夫程均、文达执卷谒使馆,请曰:‘文达敝居之东,新创有寺,山水清奇,命工图为八景;愿请登临,留题咏以记盛美。’余念去君亲、客海外万里,方怏怏于中,奚暇及他事。大夫均请之不置,因与皇华蔡君克智同往观焉。既至,是日白云初收,天气清明,山色秀丽。有松万树,所谓‘万松山’也;登山观松,苍然郁然,坚贞可爱,因诵孔子‘岁寒后凋’之语。凡与游者,皆兴起动心。山之东,行一里许至轩,曰:‘潮月轩’;轩中四面萧爽。当天空夜静之际,开轩独坐,水月交洁,心体明净;有志于当时者,得不起‘高山景仰’之思乎!轩之左,凿地为井;井上植橘数株。泉甘,足以活人;橘叶,可以愈病。程大夫取井之意,是盖古人之用心也。右则有径,径石奇形怪状;旁列皆佳木异卉,可憩可游。大夫、长史诸君各酌酒奉劝,殷勤礼意,至再、至三;因饮数杯上马。至送客桥,士大夫爱重,过桥须下马;于是各相携手。顾谓大夫曰:‘昔子产听郑国之政,以其乘舆济人于溱有;孟子谓其惠而不知为政。今均为国大夫,此桥之作,岂特为送客耶,将以济病涉之民也。’过桥行数里许,至缘江之路。时天色渐暮,渔舟唱晚。但见羽毛之余祥、鳞介之献瑞,极目海天,胸次如洗;曾不知穹壤间,复有所谓‘蓬莱’也。由是而过樵歌之谷,樵人且歌且樵,熙熙乎、皋皋乎!我国家仁恩遍及海隅,太平之象,其可忘所自乎!出谷,但听浏亮之音,洋洋在耳。大夫进而谓曰:“此即邻寺钟也。”因而至寺,老僧率众十余人迎拜于道。余既佳其山水之奇胜,且喜夷僧之知礼,因令人扣之曰:‘大夫以邻寺钟列于八景者,僧知此义乎?’因告之曰:‘此钟晨焉而敲,夷人听钟而起,俾之孜孜为善,无乖争凌犯之作。暮焉听钟而入,俾之警省身心,闭门思过咎。国大夫命景之义,其有益于人如此!’僧唯唯,谢曰:‘谨当佩服斯训。’他若山川之胜、景物之善,俱未及暇寻。虽然程大夫,中华人也;用夏变夷,均之职也。果能以诸夏之道而施之蛮貊,渐染之、熏陶之、提撕而警觉之,将见风俗淳美,中山之民物皆易而为衣冠礼义之乡。余忝言官,当为陈之于上,俾史臣书之,将以为天下后世道;岂但今日山川景物之胜而已哉!姑书之,以记岁月。”

    这是流传下来最早的一部册封使录,可谓弥足珍贵,见证了琉球确为中国领土之一。与此相关的还有清朝何绍基所作《册封琉球赋》一文,该赋以“道光丁酉,修贡请封”为韵,也是文学见证历史的铁证之一。

    透过《悲愤琉球》中的诸多文学作品,我们可以看到,见证琉球历史归属背后的危机依然重重,而那些最紧要的永远都在见证之外,因为侵略、占领、屠杀、战争造成了史料的散佚、毁灭。这不仅让人联想到,那些被浩劫吞噬的文明,如何在文学见证中保存哪怕一点鲜活的个体性和具体性?当人们面对日本对琉球多次的残酷种族灭绝的大屠杀,以及美军攻占琉球那8次如犁田耕地般的猛烈战争炮火时,这一见证的困境或许就显得更为尖锐。《悲愤琉球》作者在残酷战争与种族灭绝性大屠杀幸存者的回忆和战争屠杀历史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从历史、文学、人类文明、精神分析、哲学、伦理学和政治学等诸多角度,深入考察与反思了20世纪出现的关于琉球的历史见证危机。因此《悲愤琉球》中这些战争与屠杀的幸存者背负着责任的孤独与孤独的见证责任,最终却必须走出沉默,打破封闭的孤独状态,为他人作证和向世界作证。为了见证来自见证者个体的亲身经历,必须经历一个非主体化的过程。让自身成为见证的中介,成为一个超越他自身的现实、立场和事件作见证,这一切都使得《悲愤琉球》要讲述的一切极切近又极遥远,好像就是发生在我们眼前的家国历史。

    特别需要注意的是,虽然历史编撰偏爱完整的陈述,一般都会对事件做整体化的叙述与解释。但是幸存者的见证却总是由各种记忆片段组成。占据这些记忆的是还没有被理解的遭遇,没有被建构成知识或转化为认识的行动,超越我们认知参考系的事件。所以见证的语言是非结论性的文学话语,并不致力于下裁决性的论断,或者建构自明性的知识,它是一直在进行中和在尝试表达中的文学语言。《悲愤琉球》借鉴言语行动理论突破了对见证的传统理解,即见证的关键是语言与事实相符,指出见证不是简单地用语言反映一个事实,更重要的是,它是一种行动,它许下诺言,甚至公开起誓,为真相提供证言。它不是一种理论,而是话语实践。见证面对的是历史中超越所有既定意义的行动,以及对所有概念框架和表述程式以极大冲击的事件。《悲愤琉球》充分实现了文学确实具有了见证浩劫不可见证性的重要历史价值与意义。正是在这里,我们发现了文学对历史见证具有不可或缺的价值与意义。大屠杀、战争、囚禁、侵占、谎言、欺骗等这些事件之所以“不可想象”和“无法置信”,是因为它们超越了人们认知中既有“常识”所能接受的范围,成了没有指涉物、“不可能”在历史上发生的事件。正像《悲愤琉球》中所描述的,可怕的灾难初露端倪时,没有人会相信是真的。而且“灾难的”非现实性还会造成人们事后的否认和健忘,好像让自己的耳闻目睹的事件从历史中消失正是灾难事件的一部分。而文学作为既指涉“现实”,又悬置和超越“现实”的语言艺术,以隐喻的方式不仅见证了浩劫的事实存在和真实性,还见证了它们的“非现实性”。《悲愤琉球》还一再提醒我们:关于琉球历史与社稷的被湮没与毁灭,说明了琉球历史在种族大屠杀和战争毁灭史料的见证问题上的严重性,就在于他超越了一切法律,无法在任何人间法庭加以审判和获得彻底的清算,因此琉球问题构成的对历史见证的另一挑战是,它不仅在法律之外,还在想象之外,在历史之外:在幸存者的回忆中他们常不约而同地用文学话语“不可想象”一词来描述他们的在战争和屠杀中的经历。《悲愤琉球》由此提出了历史见证的不可能性,迫切需要文学见证来补充和旁证:“那里发生的事情任何人都无法想象,同样无法想象的是有人能够准确讲述我们所遭遇的一切,我们,一群晦暗的无名之辈,却给历史文学家留下太多研究的东西。”因此《悲愤琉球》中的诸多文学见证在法律、想象与历史之外,已经被赋予了一种背负责任的历史孤独与孤独的文学见证责任。毋庸讳言,文学可以轻易地走出历史的抽象,用丰富的感官素材和充分的想象空间使后世读者成为事件的再历者和后来的见证者,成为对家国历史的亲临见证者。不同于历史编撰的完整性与知识体系的自明性,文学有明显的空白和缝隙,有许多晦暗不明之处,这就是文学的沉默。见证的实现必须要有倾听者,而文学的沉默就是在倾听,倾听那些沉默的受难者,见证浩劫的不可见证性。因为《悲愤琉球》中的文学叙述面对的不是创造历史的人,而是承受历史的人。如果说历史文献和历史图像构成了该著研究所凭借的两大史料来源的话。文学却可以在此之外体现出两种功用:一是印证历史,即想象通过文献阐发,进一步证实某种史实或使某种史实形象化地“复原”;二是文学作品本身具有相对独立乃至完全独立的史料价值,它就是某种历史本身或阐释某种历史的可靠史源。在多数情况下,文学和历史两者密不可分。换言之,《悲愤琉球》以其鲜明的文学可视性和文化承载性,不仅可以激发学者研究“史观”与现实融通的灵感,亦可为历史编撰学提供一种绝佳的表达手段,并由此也成为今天文学史上一块璀璨迷人的瑰宝。因为它确确实实体现了背负责任的历史孤独与孤独的文学见证历史责任的特殊意义,不仅是琉球“故土”文化属性的象征符号,而且具有使琉球“重归故国”的强大凝聚力和奋斗动力。

    ① 今陕西桥山皇帝轩辕庙内,有一石碑铭刻着毛泽东1937年亲笔撰写的《祭黄帝文》。中华民国26年4月5日清明节,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人民抗日红军总司令朱德,敬遣代表林祖涵以鲜花时果之仪致祭于中华民族之始祖轩辕黄帝之陵,致词曰:“赫赫始祖,吾华肇造。胄衍祀绵,岳峨河浩。/聪明睿知,光被遐荒。建此伟业,雄立东方。/世变沧桑,中更蹉跌。越数千年,强邻蔑德。/琉台不守,三韩为墟。辽海燕冀,汉奸何多!/以地事敌,敌欲岂足?人执笞绳,我为奴辱。/懿维我祖,命世之英。涿鹿奋战,区宇以宁。/岂其苗裔,不武如斯:泱泱大国,让其沦胥?/东等不才,剑屦俱奋。万里崎岖,为国效命。/频年苦斗,备历险夷。匈奴未灭,何以家为?/各党各界,团结坚固。不论军民,不分贫富。/民族阵线,救国良方。四万万众,坚决抵抗。/民主共和,改革内政。亿兆一心,战则必胜。/还我河山,卫我国权。此物此志,永矢勿谖。/经武整军,昭告列祖。实鉴临之,皇天后土。尚飨!”

    ② [唐]魏征等撰:《隋书·琉求传》(第六卷),因龙为华夏帝王象征,史官避讳,故将“琉虬”改为同音之“琉求”,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89页。

    ③ 这段文字出自1725年琉球国用汉语自撰的第二部正史《中山世谱》,转引自《悲愤琉球》中的史料。

    (责任编辑:庄园)

    Grief and Indignation over Ryukyu: Historical Solitude with the Burden

    of Responsibility and the Responsibility as a Solitary Literary Witness

    Xiao Cheng

    Abstract: The age requires literary studies to be“grounded”, with an active research into realistic issues by providing solutions to them. Grief and Indignation over Ryukyu, written in the style of literary reportage, is a compilation of a special“Complete History of Ryukyu”that, with first-hand information gained from field research much the same way as gold is panned, provides a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rare historical material related to Ryukyu, exhibiting a model for research into“literary geography”and“literary history”as it combs in a clear manner through the roots and veins of the East China Sea issue involving China and Japan, the Taiwan Strait issue controlled by the USA and Japan as well as the South China Sea issues between China and the countries in South-east Asia, refuting the falsehoods in“demonizing”China with reason and rationality in a way that reveals greater realistic value and significance in terms of literature as a historical witness.

    Keywords: Grief and Indignation over Ryukyu, historical predicament, literary witness, historical responsi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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