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丽拿，让小提琴说中国话
时间：2020-11-21 08:01:38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79岁的俞丽拿刷了屏，这可能是她本人也没想到的。
3月26日，《真爱·梁祝》在上海举办了启动仪式。这部音乐剧场作品是纪念《梁山伯与祝英台》小提琴协奏曲（以下简称《梁祝》）60周年和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献礼，也是俞丽拿封琴近10年后首次参与的新作。消息一出，各个媒体平台纷纷转发。
发布会上，《梁祝》的演奏者俞丽拿和作曲家陈钢、何占豪再次聚首，他们的合影勾起了网友们的回忆。60年前，这群年轻人抱着真挚的初心，用一段唯美缠绵的中国爱情故事为共和国10岁诞辰献上祝福。“《梁祝》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成功的小提琴协奏曲，在世界名曲中占有一席。”“俞丽拿是《梁祝》最权威的演奏者，我每次听都泪水涟涟。”人们在评论区里分享着属于自己的《梁祝》回忆。
被网友追捧的俞丽拿此时就坐在《环球人物》记者面前，笑眼盈盈，催促着记者坐下喝茶。聊起这些往事，俞丽拿神采飞扬。谈到兴起，她径直走向身后的钢琴，掀开琴盖，随手敲出一串音符，悠扬的旋律娓娓道出一段她与音乐的青春岁月。
新中国的弦上蝶舞
《梁祝》全曲超過25分钟，在凄婉唯美的“化蝶”章节后，尾声的收音轻如羽毛。1959年5月27日，《梁祝》作为国庆10周年献礼首演。随着这片羽毛轻轻落下，上海兰心大剧院的观众席一片寂静。
这一刻，台上19岁的俞丽拿惴惴不安。尽管此前经过了无数次排演，她仍不确定这首中西交融的小提琴协奏曲能否被观众接受并喜欢。然而几秒钟后，潮水般的掌声向她涌来，她怔忡着谢幕、下台。掌声没有停，她和躲在台口的陈钢、何占豪再次登台谢幕。掌声还没有停，于是俞丽拿搭上琴弓，来了一次毫无准备的返场演出。
无论是俞丽拿、陈钢还是何占豪，几十年来他们都在不同场合提起这一天，提起这段与《梁祝》结缘的金色时光。在那个奋进激昂的年代，这是属于他们的青春和浪漫。
对于俞丽拿来说，这段时光开启在1951年。那年秋天，上海的报纸上刊登了一则招生广告，著名音乐家贺绿汀要在上海国立音专（上海音乐学院前身）创办“少年班”。
贺绿汀的名字在全国音乐界极具分量。他在革命战争年代创作的《游击队歌》至今广为传唱，毛泽东、周恩来、陈毅等领导人都看过他的演出。贺绿汀开办“少年班”，是想为新中国培养第一批音乐家。他还主张将民族音乐和西洋音乐结合起来进行教学。这些观点影响了民族音乐的探索，也启发了一代又一代的音乐人。
此时的俞丽拿11岁，成长在现代音乐气氛浓厚的上海，从小学习钢琴。得到消息后，她报名参加了“少年班”考试，最终考取。入学半年后，学校为平衡专业人数，将俞丽拿和几名同学从钢琴专业分配到了小提琴专业。虽然从零开始，但俞丽拿勤奋认真。没过两年，俞丽拿已经成为班级里进步最快、技法最娴熟的学生。
1957年夏天，俞丽拿升入上海音乐学院管弦系学习。经过院长贺绿汀的争取，此时的上海音乐学院搬入了市中心，学生们的演出机会多了起来，剧场、工厂、农村……都有他们活跃的身影。但俞丽拿和同学们的苦恼渐渐涌现出来——他们发现，无论到哪里演出，小提琴好像都不受欢迎。“声乐系的同学唱两首中国歌曲，台下一片叫好，都是‘再来一个！再来一个！’我们每次演出完，观众的表情都很麻木，掌声也是稀里哗啦的。”拉琴的同学不甘心，就去问农村老妈妈：“阿姨，好听伐？”“好听呀！”“听得懂伐？”老妈妈笑着摆手说：“听不懂呀！”
在这种焦虑下，“小提琴民族学派实验小组”（以下简称实验小组）应运而生。上世纪50年代，中国在文艺领域多受苏联影响，学生们都知道苏联历史上有一个强调音乐创作民族性的“强力集团”。为了让“小提琴说中国话”，学院决定借鉴“强力集团”，成立“小提琴民族学派实验小组”。
在那个热火朝天的年代，年轻人总想着为国家做些什么。俞丽拿毛遂自荐，申请加入实验小组。“那会儿就是一门心思地想让老百姓喜欢上小提琴，加入小组是作了自我牺牲的准备的，不管实验成不成功，哪怕耽误了专业学习，都在所不惜！”
实验小组的探索从改编民歌民调开始。他们首次将阿炳的《二泉映月》改编成小提琴独奏曲，又改编了民间曲调《步步高》《花儿与少年》。带着这些作品，年轻的学生们走上外滩，开始了一场现在看来也十分新潮的街头演出。
俞丽拿带着谱架，还有晾衣夹子，“生怕风把乐谱吹走”，十几个学生一顿张罗，吸引了一圈过路的人。过了一会儿，学生们纷纷拿起乐器，人群安静下来。当一首首耳熟能详的民歌旋律响起的时候，俞丽拿惊喜地发现，“人们的表情不一样了，你用小提琴讲话，他们听懂了”。这次演出让小组成员们坚信，他们走的路是正确的。
1958年，上海音乐学院师生在全国各省深入生活，实验小组来到了浙江。从温州到宁波的船上，大家顶着冷风在甲板上讨论国庆10周年献礼曲目。当时新中国缺少宏大的协奏曲和交响乐来表现民族的伟大。因此，在这个节点上创作一部小提琴协奏曲的想法被小组成员一致通过。
那么，演奏什么曲子呢？当时正值“大跃进”，全国都在喊“大炼钢铁、全民皆兵”。实验小组顺时代潮流报了《大炼钢铁》《女民兵》两个选题。小组成员何占豪对越剧很熟悉，越剧《梁祝》在全国早有知名度，他们又在给领导的报告上备注了一个《梁祝》。
“学校党委书记孟波也是作曲家，结果他在选题表上圈了《梁祝》。现在大家觉得当然应该选《梁祝》，但在‘大跃进’那个年代，《梁祝》是格格不入的，孟波定了《梁祝》是很有魄力的，他要担风险的。”俞丽拿说。
此后，实验小组正式着手改编创作《梁祝》，由何占豪、陈钢作曲，每创作一段旋律，俞丽拿就在一旁试奏一段。“这段如泣如诉的爱情故事，最难品的是味道。它来自越剧，你不熟悉中国戏曲，你就不可能拉出那个味道来。我虽然是浙江人，但没用，因为我学的是西洋那一套。所以我们研究了中国戏曲，学了越剧唱腔，还学了二胡的拉法。这是一个全新的学习过程。”
关于《梁祝》首演谢幕的情形，俞丽拿现在能想起的画面已经有些模糊了。“返场时有人说我们演奏了全曲，陈钢说其实只演了一个段落。琴是我拉的，可我什么都不記得了，大概因为太高兴了吧。”这么多年来，每当回忆起那场演出，俞丽拿总会为那一天标注一个定义：“对我们来说，5月27日这天很特殊，它意味着小提琴终于被中国观众接受了。”
“尊重艺术家的意见”
1960年，俞丽拿在上海女子弦乐四重奏中担任第一小提琴手，参加了在柏林举行的第二届舒曼国际弦乐四重奏比赛，最终取得第四名的好成绩。这是中国首次在国际弦乐大赛中获得名次。就在上台比赛前，4位中国姑娘把手叠在一起，大声喊了一句口号：“为国争光！为国争光！”无论哪个年代，为国演出都是中国文艺工作者一项重要的任务和使命。
上世纪60年代，周总理经常陪同到访中国的外国贵宾来上海。随着《梁祝》首演的成功，优美的旋律很快通过广播传遍了大江南北。“接待外宾、安排文艺演出时，周总理也常常点名要听《梁祝》。”俞丽拿对《环球人物》记者说，当时还是大学生的她因此与周总理有了见面交流的机会。
一次演出后，周总理很有兴趣地向俞丽拿询问了有关《梁祝》创作的情况。俞丽拿惊喜地发现，周总理对她的情况很熟悉，知道她们的四重奏在柏林获了奖。总理说：“你们的四重奏能在这么大的压力下获奖，很不容易。你们辛苦了。”听到总理的称赞，俞丽拿心里一热。
在和周总理为数不多的交集里，有一件事让俞丽拿印象最为深刻。有一次，周总理陪外国贵宾来上海，在欢迎宴会上，俞丽拿照例演奏了《梁祝》。演出结束后，周总理走到台口，对俞丽拿说：“俞丽拿，和你商量个事。”俞丽拿记得，总理的语气很温和，但态度很认真：“我觉得《梁祝》太长了一点，你和两位作曲家说一下，能不能改短一些，这样演奏效果可能会更好。”
听完总理的建议，俞丽拿心里“咯噔”一下。“现在回想起来，那会儿真是年轻冒傻气，什么叫组织纪律，什么叫政治观念，我根本不懂呀。”俞丽拿满门心思都是担心这样的删减会给《梁祝》的艺术性带来致命打击。犹豫再三，她没有将总理的话转达给陈钢和何占豪。
几个月后，周总理又一次陪外宾来上海，在文艺演出时，他仍然点名《梁祝》。还是那个宴会厅，还是俞丽拿，还是未经改动的《梁祝》。演出结束后，周总理见到俞丽拿，直截了当地问：“俞丽拿，你们没改嘛？”
“听完这句话，我很紧张，不知道说什么好，只能对着总理尴尬地笑，谁知道总理接下来的话，让我记了一辈子，又敬佩又感动。他只说了一句，‘那就尊重艺术家的意见吧！’你看，这就是周总理。”俞丽拿说。但这件事过后，她又认真琢磨了周总理的建议。在不同的场合，她会选择《梁祝》的部分乐章来演奏，比演奏整部作品时间短了很多，演出效果也很好。
几十年来，《梁祝》的旋律在全世界响起。1990年，俞丽拿以第一位访问台湾的大陆艺术家身份，在台北演奏《梁祝》，轰动台湾。此后她带着《梁祝》应邀赴澳大利亚、美国、加拿大、俄罗斯、新加坡和菲律宾等国演出，让这只东方的蝴蝶飞向了异国他乡。除了俞丽拿，吕思清、盛中国等音乐家们也奉献了《梁祝》不同版本的演绎。2016年，根据一项国际小提琴赛事的调查，《梁祝》成为在国外演奏次数最多的中国作品。
中国人不是来“打酱油的”
俞丽拿是一位“老司机”——60岁时她才考了驾照买了车。为避开早高峰，她早晨5点多起床，6点半到学校开始准备工作。“学生们都知道，我永远是在教室里等着他们的。”
从1962年俞丽拿留校任教至今，已经57年。初为人师时，俞丽拿赶上了“文革”，所有教学工作被迫中断。到了“文革”后期，学校陆续复课，俞丽拿每天6点钟到学校，晚上10点钟才离开，因为很久没接触外国教材，她只能拼命地补。“那些外国教材多久没见面了呀，我们终于可以连续地、不间断地钻研专业，无论是老师还是学生都非常珍惜。”遇到外国专家来华讲课，讲授时很多乐理和技法都让俞丽拿感受到差距。“就连现在小学生都知道的‘渐响上去、渐弱下来’，我们那会儿大学老师都不懂，太多的缺陷，太多的不足！”
如果说年轻时俞丽拿的理想是让中国人喜欢上小提琴的话，那么在当老师的几十年岁月里，她的目标是要让更多的学生站在世界舞台上，“中国学生是有竞争力的，是拿奖的竞争对手，不是来‘打酱油的’。”
改革开放后，俞丽拿有了更多出国演出、访学、担任比赛评委的机会。“那会儿上海和国外生活水平差距还是蛮大的，可是到了国外我对那些都不感兴趣，我只关心世界各学派最前沿的理论和技术，我要把这些都‘偷’回来教给学生。”经过十几年的努力和付出，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俞丽拿的学生在国际比赛中崭露頭角，以黄蒙拉、王之炅为代表的优秀青年演奏家逐渐涌现出来。
如今，比起刚当教师时的手忙脚乱，俞丽拿已经相当从容。从容却不放松，上课永远排在第一位，这是俞丽拿几十年的准则。她每天在教室授课长达10多个小时，唯一的休息就是中午拿出饭盒到微波炉里热一热，吃饭的同时却还在上课。即使在声带手术后讲不出话的时期，俞丽拿也不停课。她做了一些卡片，在学生演奏时举卡片提醒。“弓速”“分段”“调性”“音准”……甚至还有一张写着“帅”字。
70岁时俞丽拿做了告别舞台的决定。“其实那正是我演奏状态非常好的时候，但是一切都得为专心教学让步。”音乐学院的教学跟普通学校不同，一对一上课，从附小到大学毕业，一个学生就是16年。这16年里，俞丽拿觉得自己就像他们的第二父母。每个学生她都会安排一个笔记本专门记录，如今这样的笔记本已塞满整整一个文件柜了。
“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
《环球人物》：今年是《梁祝》首演60周年，您觉得时代赋予了它哪些新的内涵？
俞丽拿：《梁祝》还能为大家带来什么？还有没有创新的可能？这是我一直思考的问题。这次《真爱·梁祝》采用了现代舞、舞台剧、音乐剧和小提琴协奏曲四种形式。我会在最后演奏“化蝶”这一乐章。这种音乐剧场的形式让观众穿行在樊锦诗与彭金章、巴金与萧珊、文成公主与松赞干布、梁山伯与祝英台四段爱情故事中。我印象最深的是樊锦诗与彭金章的故事，这个段落让《梁祝》蕴含的爱情信仰有了新的时代烙印，既有生死相依的不离不弃，也有苟利国家生死以的家国合一。
《环球人物》：在您看来，新中国的成立对于音乐艺术的发展意味着什么？
俞丽拿：从我自身的经历出发，我觉得音乐艺术的兴盛与国家发展、社会进步的确是紧密相关的。新中国成立后，文艺工作者的地位明显提高了，文艺工作的重要性被提了出来。尤其是上世纪50年代中后期，文艺工作者的积极性非常高涨，一群年轻人热火朝天创作出了一批优秀的音乐作品。老百姓不用再忍受战争，能吃饱饭了，物质生活得到满足了，自然就有欣赏音乐的需求了。我们有了观众，这对于音乐艺术的发展也是一种推动。
《环球人物》：有一种说法是，中国化的小提琴作品才能成就中国的演奏大师，但是《梁祝》之后似乎还没有可与之比肩的作品出现，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俞丽拿：《梁祝》的诞生具备了天时、地利、人和，的确很难复制。天时是当时特殊的政治氛围，地利是上海这座现代化的、有深厚现代音乐传统的城市，人和是这些年轻创作者兼备了古典艺术和民间戏曲的音乐素养，这些让《梁祝》能够传达到老百姓的心坎里。
我们现在的作曲家仍然进行民族化的创作，每年仍然有优秀的作品在音乐会上亮相。对于民族音乐的发展，我一直都在关注和支持。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我的观点没有变过。
《环球人物》：执教57年，您觉得新一代音乐人才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是什么？
俞丽拿：机遇就是现在的学习环境。我们上大学的时候是5年学制，可是真正学习只有两年。为什么？政治运动太多了，每次搞运动，业务就全放下了，这对于创作和演奏的学习都是极为不利的。
挑战是竞争太激烈，现在能够成为独奏家还是很难的。而且对于年轻人来说，技术层面突破起来相对容易，难的还是怎么表达中国情感。举一个例子，我的学生现在都很期待我教他们拉《梁祝》，能拉《梁祝》就是一种认可，但是想拉好它，需要时间和阅历的沉淀。
俞丽拿，1940年出生于上海，小提琴演奏家。1959年首演《梁山伯与祝英台》小提琴协奏曲。现任上海市音乐家协会顾问、上海音乐学院教授，第八、九、十届全国政协委员。2018年2月，被授予全国三八红旗手标兵荣誉称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