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年谱框架中的《路遥创作年表》

摘要：当代文学已经整整一个甲子，不少五六十年代的作家已经故世，即使健在年龄也在80岁上下。而新时期初期步入文坛的作家，创作生涯都在30年以上。因此，当代作家“年谱”的整理应该进入人们的视野了。本文试以“路遥创作年表”为例，对年表整理的问题略作讨论，以期引起同行的兴趣。

关键词：路遥；年谱整理；历史化

一个学科发展到一定时候，大凡都会提出“历史化”的问题。这种历史化包含的方面和名目很多，这里先不详述。而在历史化视野中，逐步地建立作家的“文学年谱”，分门别类地把他们的文化地理背景、文学渊源和社会活动归入其中，加以具体细致和系统的整理，则是需要重视的工作之一。一般意义上，社会学把年谱视为自己的研究范畴，将五百年一个周期的家族年谱，看做是观察社会变迁规律的重要个案。但如果用历史学的眼光看，在中国，年谱整理和研究古已有之，在治小说史的学者看来，它的思维和工作方式实际是一种典型的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学者石昌渝说：“中国小说是在史传文学的母体内孕育的”，“传统目录学家始终把小说看成是史传的附庸。”因此，后来的目录学编纂者有的把小说列入子部，有的列入史部，或看做“注疏”、“通于史”、“志传”，认为它并不单独成立，因为不少小说都是作者根据民间流传甚久的传说、故事改编而成的，作家只不过是历史传说的整理者，例如《水浒》、《三国》等等。尽管唐代传奇小说后，小说由“实录”逐步转向“虚构”，性质大变，后来历经上千年，再经“五四”后翻译文学的洗涮冲击，小说与历史的关系日趋多元，而不再是历史的附属品。然“实录”与“虚构”并存或者交叉，始终是小说创制的基本特点。按照现代文艺理论的说法，文学创作应该来自作家个人心灵的活动，许多作家和作品都是以反社会反历史来标榜的，这在某个认识维度上当然没有问题；然即使如此，文学史研究者如果想整体性地把握一个作家，仍然需要把他从精神个体重新还原到历史之中，以目录学的眼光，判定他是哪个年代、哪种文学思潮、流派和类型中的作家；如此一来，虽说作家本人并不认为自己仅仅是历史的产物，但研究者如果跟着他们的思维走就无法开展工作。进一步说，对于相对成熟的文学史研究而言，不这样把作家作品的活动重新历史化，置于目录学的视野中，他的工作就很难称得上是理性的、客观的和超越性的，称得上是一种文学史的研究。

我这样说，不是要在这里自说自话，而是认为目前研究者应该遵循此前中国古代文学、现代文学研究的历史方法而把它们看做是当代文学史研究一定会经历的一个必然阶段。“当代文学史”不可能，也无法永远使自己脱离这一历史程序，把自己看做是独一无二的东西，可以自我生产，不遵守历史学的规则。古代文学的年谱不可胜数，例如《李白年谱》、《杜甫年谱》、《曹雪芹年谱》、《施耐庵年谱》、《李渔年谱》等等，它从来都是古代文学研究的一个基础领域。80年代现代文学勃兴后，撰修作家年谱之风大盛，规模和体系经30年的积累已很可观，这对该学科的奠基和稳定功不可没。我们知道比较有名的有《周作人年谱》、《沈从文年谱》、《闻一多年谱长编》等。《闻一多年谱长编》尤其详尽，而《周作人年谱》则有恢复名誉的成分。文学史家唐弢当时就敏锐指出：“历史需要稳定。有些属于开始探索的问题，有些尚在剧烈变化的东西，只有经过时间的沉淀，经过生活的筛选，也经过它本身内在的斗争和演变，才能将杂质汰除出去，事物本来面目逐渐明晰，理清线索，找出规律，写文学史的条件也便成熟了。”80年代初的现代文学研究者有意识地把这项工作列入重点领域，例如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上，提到了这个问题：“1980年第一辑的《有关鲁迅早期著作的两个广告》(刘增杰)、《与(两地书)有关的一份资料》(钱超尘)、1980年第二辑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涪村)、《(萌芽月刊)和(北斗)》(沐明)、1981年第二辑的《艾青著译系年目录》(陈山编)、1982年第三辑的《谈四十年代茅盾的行踪》(叶子铭)、1983年第二辑的《关于郁达夫脱离创造社及(广州事情)》(潘世圣)、1985年第4期的《胡风著译系年目录》(下)(赵全明、吴晓明)、1986年第1期的《郭沫若书简九封》和1987年第1期的《(苦闷的象征)的两种译本》(朱金顺)、1987年第4期的《老舍、茅盾、王昆仑》(王金陵)、1989年第4期的《一位现代派诗人的去向》(蓝棣之)等等……”王瑶的文章同样强调了开展作家“著译系年目录”工作的学术价值：“我们有一套大家所熟知的整理和鉴别文献材料的学问，版本、目录、辨伪、辑佚，都是研究者必须掌握或进行的工作；其实这些工作在现代文学的研究中同样存在，不过还没有引起人们应有的重视罢了……我们考察作家思想艺术的变迁和作品的社会影响，不能根据作家后来改动了的本子，必须尊重历史的真实。此外，有关一些文艺运动以及文学社团或文艺期刊等方面的文字记载，常常互有出入；特别是一些当事人后来写的回忆录性质的东西，由于年代久远或其它原因，彼此间常有互相抵牾的地方，这就需要经过一番考订功夫，而不能贸然地加以采用。”唐瞍和王瑶是老一辈学者，都有旧学功底，也就是史学训练。而王瑶40年代则是治中古文学史的学者，他的史学训练与唐搜的旧学根底，都证明他们希望在“现代文学研究”与“古代文学研究”之间搭建一座桥梁，体现历史的连续性，所以由他们领衔的中国现代文学学科之所以在十年浩劫结束后不久就把文献整理、作家年谱研究提上日程，并不令人感到奇隆，是有非常深远的文学史研究的眼光的。在我看来，他们所谓“版本、目录、辨伪、辑佚，都是研究者必须掌握或进行的工作”的忠告并不限于现代文学，也适用于当代文学史研究，对我们是一个提醒。当代文学如果再把自己看做是一个隔离于中国古代文学、现代文学之外可以单独发展的学科，显然是难以理解和接受的。

事实上，当代文学史的整理工作此前数年已有所展开，例如80年代中期贵州人民出版社推出的大型“作家研究专集”资料，这套出版二十多年的工具书至今陈列在各大学图书馆，仍被很多研究者反复引用。它的历史价值，随着岁月流逝而愈加珍贵。洪子诚、孔范今、吴义勤、杨扬分别在长江文艺出版社、山东文艺出版社和天津人民出版社主持的当代文学资料丛书，已经或正在陆续出版。白烨主持的年度“文情报告”，张健、张清华主持的当代文学编年史，吴秀明主持的当代文学史资料整理，也是引人注目的成果。当代文学史研究者，已经意识到资料长期匮乏的严重性。然而坦率地说，这种工作无论规模、连续性和系统性都不能与现代文学的资料建设相提并论，迄今还有业内人士对他们的艰苦努力不以为然，以为与“当代文学”无关。对此我不想做过多评论。在我初步的设想中，在文学史整理中据以重要地位的“作家年谱”工作，拟在两个方面进行：一是对故世作家年谱的整理工作。五六十年代作家中的一些人已经去世，有的虽然健在但年龄多在八十岁上下，身体和记忆都不太方便，因此有必要带着抢救历史资料的心情开展有步骤有系统的收集、整理和编纂。这项工作，实际是对历史资料的抢救，是在与时间赛跑。但好在文字资料还在，他们的家属还在，这种工作的进行就有一定保证。二是对80年代开始创作的作家年谱的整理。这代作家的创作生涯已有30年，年龄上基本属于五。后，除路遥等少数人之外，大部分人也只是五十到六十岁的年纪，思想、头脑都很清楚，回忆起来没有问题。这样整理工作的有效性就会很大。当代作家年谱整理的意义在我心目中，一是像唐瞍前面所说是对当代文学进行“历史稳定”的工作；二是通过年谱整理，可以在五(少数六。后)后作家创作的周围，建立起历史的视野、根据、关联和背景。经过这种暂时的固定性的建设，对作家文学生涯的来龙去脉和未来创作的展望，都会更为扎实、可靠和深入。它远比现在那种厚古薄今、以今非古或随意变更看法而另辟新论的一般性的批评，更加令人信服，也更具有启发性。也因为如此，当代文学史研究就能够与古代文学、现代文学史的历史联系合乎理性地建立起来。曩

以上的叙述和展开，是我写这篇文章的前提。路遥成为第一个编选对象，一是因为他已经故世，初步的实验不会惹出什么麻烦。二是正因为他的故世，我们过去看不清楚的问题，现在能够稍微看得清楚一些了。他的“创作年表”，正好是一个最佳的研究对象。虽然路遥的文学史定位现在还是一个问题，然而这不妨碍我们先行把他列为较早建立文学年谱的作家。在下面的分析中，我不想谈编纂路遥年谱的价值，而想根据有人已经整理出来的一个创作年谱，谈年谱与作家身世、创作经验、文学趣味和人物塑造的一些复杂微妙的关系。

我首先提出的一个问题是：“创作年表”是否真能真实地展示作家个人的历史?这个观点可能不好作出严密论证，讨论起来也比较困难。例如，出于为贤者讳的原因，有些现代作家家属会设定若干不可理喻的禁区，如茅盾在日本、老舍在重庆的婚外恋爱史等，都曾令研究者大感烦恼。我也曾碰到过这类情况，在写一位作家的传记时，为使得材料稍微全面一些，偷偷瞒着作家现任太太去采访他的前妻，像做地下工作的人一样，行迹很是诡异紧张。我这样紧张是因为担心作家家属不愿意看到历史真实性和全貌而横加阻拦，而治史的学者都想把真实的历史留给读者。冶史的学者即使与作家家里关系如何亲密熟悉，交往如何频繁，都不能被其牵扯左右，而应该超越其上，超越其上就是超越非学术的因素之上，使自己站在观察和研究的高度上。作家传记、年谱能否真实的问题，就这样暴露出来了。我想这不是我一个人的“遭遇”，现代文学研究者恐怕碰到过不少这类问题，所以说，现在已经大量出版的现代作家的传记、年谱是否已经做到了全面客观，是否已没有重要遗漏也许还很难说。这使我进一步想到，对1980年代的作家而言，他们对“文革”中的文学活动和创作经历也许更为讳莫如深，因为毕竟许多当事人还在，这段历史还没有最后结论。《路遥创作年表》(下面简称《年表》)的可信性和权威性也许还成问题，远未到翔实的地步，但它并没有回避历史，所以显得弥足珍贵。这使它率先一步建立了路遥与“十七年”、“文革”和“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的联系，正是这种联系使《人生》和《平凡的世界》的固化形象有所改观。

路遥1949年12月3日出生在陕西省清涧县王家堡村，原名王卫国。七岁时过继给伯父，迁居陕西省延川县郭家沟。他的原名比较士气，远没有笔名具有文学气质。他的身世非常不幸和寒微，他后来的小说中都隐藏着由于童年不幸而刻下的这种敏感自卑、神经质又过于自负的划痕。从现代到当代的许多作家都不同程度地有过这种经验，但对这种经验的处理，在作家那里却有所不同。路遥的身世，就相当强烈和不自觉地传染到主人公身上，比如高加林、孙少平等。这种敏感自卑、神经质又过于自负的性格，在1966年有了第一次总爆发。《年表》写道：“66年年末至67年年初，初次徒步走到北京。返回后以王天笑得名字写大字报、批斗稿。”后成为“红卫兵组织‘井冈山’造反派领袖”，随着延川中学教师学生分裂成两个派別，他率领“井冈山”成为县里主流派的“红四野”军长。“1967年9月15日按照‘三结合’成立县革委会，路遥任副主任。但作为革命大众代表并无实权。后因武斗嫌疑被审查。”之后以返乡知青身份回乡劳动，当队办小学教师。这段简历无损路遥的形象，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会不由自主地卷入斗争漩涡。有的是刻意为之，乘势整人；有的则过于盲目冲动，不小心犯下错误，甚至是不可饶恕的罪行。另外，在“文革”中发表作品并不丢人，“新时期作家”中很多人在“文革”中都曾如此，例如李瑛当时在公开杂志上发表作品，蒋子龙是天津重点扶持的工农兵作者，贾平凹那时在陕西已小有名气，等等。今天在研究他们的创作时，没有人会觉得那是他们的污点。其实，值得探讨的倒是十七年和“文革”中的“理想性”与1980年代文学中的“理想性”，它们之间复杂曲折的承传关系究竟是一种什么思想脉络，至今都没有在当代文学史中得到清理。路遥也是一个真实的人，真实的作家，观察到他在红卫兵运动中的“理想性”，才可能进一步延伸地试着去理解他在创作《人生》时的“理想性”所产生的历史脉络。它们之间是在什么时代气候里被撕裂又在什么文学背景中接续起来的，“文革文学”难道真如很多入所说与“1980年代文学”是一种水火不容的历史关系吗?恐怕直到目前为止，是与不是的结论都是一种历史叙述，它们没有被落实到文学史的实证研究上。《年表》显然具有了一定的基础，可是它的简单、含糊和潦草却让这种关系的讨论无法深入和真正地展开。

《年表》描述了路遥文学创作的“习作”阶段。人们据此知道他文学创作的起点应该是1967年，他“开始在县文化馆油印刊物《革命文化》上发表《塞上柳》、《车过南京桥》等短诗”。为什么那个年代的人都非常喜欢文学创作，是因为创作可以使人出人头地，借此获得参军、改行、就业和提升的人生机会。所以，路遥的选择并非是个入选择，那代人多半会如此决定。1969年在“新古胜大队黑板报上发表诗歌《老汉走着就想跑》”。1971年，这几首诗在《延安通讯》、《延川文化》等稍微正式的报刊上登载，并起用最早的笔名“缨依红”，是说革命的“红缨”依然通红的意思。1973年，路遥改写小说。这年他作为工农兵大学生推荐到延安大学中文系就读。1973年至1977年间，他发表的作品分别是：小说《优胜红旗》，《陕西文艺》1973年第7期；《银花灿灿》，《陕西文艺》1974年第5期；《灯火闪闪》，《陕西文艺》1975年第1期；《不冻结的土地》，《陕西文艺》1975年第5期；在《陕西文艺》1976年发表小说一组，它们是《父子俩》、《刘三婶》、《曳断绳》、《了牛牛》；散文《难忘的二十四小时——追记周总理一九七三年在延安》，《陕西文艺》1977年第1期。等等。这些作品的主题、题材、创作风格和手法显然是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文学训练出来的，是对那个年代流行文学的模仿。这些文学经验被深深沉淀在作家的小说世界之中，因为它们很容易使研究者联想起赵树理、柳青、浩然等人包括八个样板戏的创作。1978年是路遥的“转折”之年，四处退稿的中篇小说《惊心动魄的一幕》经过很多磨难，由秦兆阳发表在《当代》1980年第3期。引起轰动的另一部中篇小说《人生》发表在《收获》1982年第3期。不做文学史研究的人，大概会以为路遥的文学创作就是从《人生》开始的，没有人知道他还有一个文学的“史前史”。按照权威的当代文学史定论，1980年代文学与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文学是一种历史性的断裂。但有丰富文学史经验的人却知道，这都是后来人们为了树立后朝代的历史合法性而对前朝代作出的最无情意的判决，它根本经不起历史检验。所以我从来都不相信作家创作的“史前史”与他的创作成功史之间没有任何联系。路遥在《陕西文艺》1976年发表小说一组《父子俩》、《刘三婶》、《曳断绳》、《丁牛牛》从题目到内容都够笨拙的，散发着陕北人的土气和淳朴气息。但是，这种气质并没有因为“新时期”的降临而在路遥小说世界里有丝毫改变。虽然《惊心动魄的一幕》、《黄叶在秋风中飘落》、《人生》和《平凡的世界》在主题内容上与新时期的改革开放接轨了，不过活动在这些小说里的主人公与《父子俩》、《刘三婶》、《曳断绳》、《丁牛牛》里的人物并没有本质差别，他们在性格气质上根本没有断裂。相反，倒很像是同一组人物的“前世后生”，骨头血肉精神灵魂都是紧密连在一起的，只不过年代话语对它们重新编码了而已。例如，它们在文学史档案里被编码成了“文革小说”、“新时期小说”等等，被放置在不同的书柜格子中。又例如，前面的小说被取消了历史合法性，后面的小说因为具有历史合法性而受到了人们的追捧和研究。血脉相同而只是命运待遇发生了变化而已。

客观地说，路遥创作年表比较简单。像是一堆无人理睬的断简残篇，布满历史的尘土。之所以利用价值不大，一是未发表的作品和发表的作品数量究竟多少，在统计上并不确切；另外，在作家写作和发表作品过程中，有些材料需要补充，例如由于读了谁的文学作品受到启发，才决定这样写作的，发表时接触了哪些杂志的哪些编辑，作者与他们有什么交往。我们都知道，路遥对前辈陕籍著名作家柳青非常崇拜，一直在认真阅读他的小说，成名前后都是如此，有时连出差都带着《创业史》等作品；又例如，“文革”中路遥人生起伏跌宕的故事中，应该有一些当事人和朋友的叙述，交代详细情况，使研究者得以掌握基本情况。《年表》这方面的交代过于简略，有些失之粗糙，各部分之间也无历史联系。我手头有一本李文琴编选的《路遥研究资料》，编选者显然花费过一番功夫，尤其是“研究资料索引”——即文学批评文章的收集整理，做得较好。不足是“作品年表”却极简单，还没有这份年表丰富——虽然仅仅是相对而言。好在书中有几篇路遥朋友的回忆文章，说他上县城关小学时是“半灶生”，即学校不负责全部伙食，开饭时必须赶着去学校厨房抢自己的干粮，否则就会饿肚子，颇受屈辱。这种场面令人想到《平凡的世界》刚开始时对孙少平的描写。另一篇文章谈到上大学时，路遥非常爱读艾思奇的通俗哲学著作《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和柳青的《创业史》第一卷，反复阅读，几乎达到烂熟的程度。平时里，也喜欢用辩证的观点分析事物，让同学感到充满了哲理等等，路遥本人对此可能还比较得意。

通过细读《年表》，我发现有两个元素在路遥25年的创作生涯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一是他童年不幸身世所形成的敏感自卑、神经质又过于自负的性格，相当固执且始终控制着他文学创作的走向，决定着他创作的主题、题材和人物的内心世界。这种性格的潜意识转移、孵化和变形在他笔下主人公身上，便是高加林、孙少平不堪贫穷而近乎病态的奋斗挣扎。他们有时候的表现也许脱离了中国乡村那种固化、停滞和保守的环境，超出了自己的时代，成为抚慰、激励和煽动一代代渴望走出乡村和摆脱贫困的中国农村青年的精神楷模，成为1980年代的特殊文化符号。他们的性格包括人际关系也有相当严重的问题，但是由于他们那种感人而且执着的奋斗精神，反而容易被广大读者和批评家原谅。我们读那个年代的文学批评，发现很多人都在鼓励这种倾向，好像大家不会为此产生怀疑。原因就是，这些看似超时代、病态的和不可理喻的性格特征，一次次地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语境发生接轨，被后者接纳。在一个重大转型的中国，任何这种非常自私、功利和顽强的精神气质都是受到鼓励的，是被允许的，有时候甚至是可以逾越各种道德和法律栅栏的，因为这种历史语境需要千百万像他们这样的人去支撑、去响应、去拥戴，三十多年以来中国社会的巨大活力也来自于此。这是我们内心都深深知道的一个道理。于是，他们身上的这些东西，就被知识界加以了改造，做了历史深度加工和概念塑造，在知识平台上变成了“奋斗”、“人生”、“劳动”、“尊严”、“生命”等等概念。这些概念又在反复地繁衍生产着路遥的文学史形象，繁衍生产着他小说的意义和价值。这些关键词通过大学、书店、图书馆、电视、报纸等等传媒被广为传播，深刻地教育了我们这代人，同样也在深刻教育下面的一代代青年。为什么说路遥的小说是“励志型”小说呢?为什么说他的小说就是21世纪中国农村青年的人生教科书呢?这都与作者、主人公性格与改革开放历史语境有紧密互动的关系相关。因此，我想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需要反省路遥小说主人公性格的问题，由此开始对路遥小说与1980年代文化做文学批评和文学史结论之外的重新观察，也就是说应该把路遥小说放在文学史的环境之外。当然，我们也不能故意拔高，人为地把路遥本人和小说再次英雄化，如果那样，就不能理性地认识路遥现象，也不能理性地认识现在的青年对他的继续拥戴。

第二是他的创作与十七年、“文革文学”之间的联系。《年表》告诉我们，路遥文学创作的习作期是在这一时期完成的。我们很容易想到，如果没有对十七年和“文革文学”营养的吸收、模仿，没有这种历史经验的沉淀，没有这种特殊的文学训练，是否会有路遥80年代的文学创作不免存疑。而对这个问题，此前路遥小说评论很少涉及。记得2009年，在我参加的《文艺报》创刊60周年纪念会上，曾经是1980年代文学论争中有争议人物的郑伯农，在会上却说过几句具有历史反省意义的话，他说：“80年代文学初期的许多著名人物，都是十七年的大学培养出来的。”他尽管过去做过一些错事，但他强调要用连续性的而非断裂性的眼光看待历史的观点是值得重视的。这种观点对重新讨论路遥仍然有意义。《年表》用相当篇幅记述了路遥在“文革”时期的文学创作，另外一些资料也记述了他非常崇拜作家柳青，经常把《创业史》带在身边反复阅读，这说明柳青所代表的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对他创作的影响、定型和塑造。所以，不弄清楚路遥与十七年文学的关系，做一些具体切实的研究，就难以把握高加林、孙少平等人的历史来路，不理解他们行为方式的历史起源性的东西。例如，人们会注意到，他们都是十七年小说那种农村的“能人”，这种人物在《创业史》、《艳阳天》、《金光大道》中出现过，如梁三宝、萧长春、高大泉等等。高加林、孙少平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他们形象的“历史转型”。他们仍然在用前者的观念看待人生意义，设置奋斗的目标，只不过两者之间的历史结果会有差异。找出他们性格行为意义目标的差异性，才能发现他们的共同性，深入分析他们与中国农村的关系，从而才能理解农村经验对于中国历史的影响，理解为什么现在还有干百万的农村青年在那里挣扎，由此理解农村经验对于中国现代化进程和发展的影响。路遥像柳青、浩然一样，都是追求用文学方式表现历史普遍意义的作家。他们都是大作家，不是只关心自己的小情趣、小审美和小技巧的作家。因此，我想提出的第二个问题是，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文学”都是追求历史普遍意义的文学——当然它们本身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1980年代初期的文学也是追求历史普遍意义的，它们都是大气的文学。在这种时代的年谱框架里认识路遥的小说，也才能找到这位作家的历史位置，与此同时发现他的历史局限。但是对路遥小说意义的认识和对他局限性更透彻的分析，仍然有赖于对这段历史的总体评价。这种总体评价的不确定性和暖昧性，是制约认识路遥这类作家的根本因素。然而我们可以事先做些其它研究，例如作家年谱整理，例如作品分析等等。我们可以对《平凡的世界》与《创业史》里的乡村人物做一些比较，性格、气质、生存的环境和处理人际关系的方式等，观察从柳青到路遥，中国乡村社会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路遥小说在哪些方面继承了柳青小说的艺术特点，哪些又有所不同，究竟为什么不同等等。如果对具体作品进行分析，所得出的结论就可能与简单的宏观判断不太一样。

当然我得承认，此前我已经说过这份“路遥创作年表”只是一个初步的整理材料，由于没有做过实地调查，也没有与许多当事人当面——核对具体细节、出处和真伪，肯定错讹不少，有些地方还可能有不尽精准的问题。这样，仅仅根据现有年表就得出结论，显然在材料积累和分析上都过于匆忙。这份年表做得越是真实、精准和全面，我们对路遥80年代创作以及后来写《平凡的世界》的想法，他的观念和存在问题的观察就会更加准确深入。我们文学院治《红楼梦》的著名学者冯其庸教授，70年代到辽宁做实地考察，花费很多功夫考证曹雪芹的祖籍，在掌握大量材料基础上推翻了过去的结论。现在姑且不去评论冯先生贡献的学术价值，但这个事情给我们的启示是，即使在曹雪芹这位早已经典化的大作家身上，还时不时会因他年谱的真伪问题出现分歧和争论，一代代学者还在费力地对之进行校正、补充和增加，更何况迄今还未起步的当代作家年谱的整理?我这篇文章并非想对路遥创作年表做进一步的辨伪、充实和整理，而是想以此为例谈点看法。但通过对路遥年表的初步讨论，我意识到收集整理当代作家年谱的工作已经比较迫切了。比如，我们可以先约一些研究界同行开一个名单，例如从1949年起有哪些作家应该成为年谱整理对象，哪些作家暂不列入；等待这项工作进入一定阶段，取得一些成果之后，为使当代文学学科更为丰富、扎实、充分和全面，再考虑将这些作家列入。由路遥创作年表引起的另一个问题是，因为缺乏旧学功底，对社会学关于家谱整理的知识也不十分了解，我觉得整理者应该有意识地对自己开展一点年谱整理的训练。如此，有必要在开展当代作家年谱整理的工作之前，先召开一个小型研讨会，邀请一些古代文学、社会学研究者做一点对话，以此弥补我们知识和经验的不足，同时可以借此了解到我们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也能够避免古代文学研究中的一些积习，使这项工作更具当代的鲜活性和历史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