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基督教文化的转型与走势
时间：2021-01-19 07:58:43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笔者曾经说过,今天西方的基督教文化内涵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原有的认识论意义上的“上帝”已经成为感觉论和价值论意义上的“上帝”;今天的基督教文化所主张的“救赎”的途径是“交流和尊重”;而今天基督教的“信仰”内涵是“对人的权利的信仰”。这样,基督教文化的后现代形态就一方面顺应了当今人类文化的发展趋势,另外一个方面也从根本上破解了传统基督教所建立的逻格斯中心主义以及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在这种对基督教的新的阐释中,人和上帝形成了一种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场的关系结构”,构成一种平等的对话机制和以满足人类共有价值为目的的信仰体系。
一
20世纪后期所开启的全球化趋势,是人类历史上第二次全球化阶段,也是人类自觉地构筑“全球化”的阶段。这是基督教文化发展和转型的新的社会动因。世界范围内的所谓全球化趋势,首先是作为一种经济学的概念而存在的。然而随着政治、社会等相关维度的不断介入,人们开始愈来愈多地在文化学的意义上谈论全球化。西方的基督教学者和宗教社会学家也就此作出了引人注目的反应。特别是到21世纪之后,一个明显的转变开始了。转变的要害之点在于,在民族和国家的狭隘观念存在了几百年之后,狭隘的民族和国家的价值开始让位于人类的共同价值。从文学艺术上讲,此时的作家艺术家开始力图成为人类的代言人,开始把超越民族和国家的普适价值作为自己文学创作的主要价值追求。换言之,此时文化的发展导致了“国家意识”、“民族意识”与“人类价值”、“世界价值”的根本性冲突越演越烈。这样的现实,使得每个民族国家独立的价值观对世界整体发展的不适应,而寻找普适价值,宣扬普适价值就成为了和现代化、全球化要求相适应的文化策略。
今天思想家、文学家所追求的普适价值已经与中世纪之前的普适价值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差异之一,今天普适价值已经不再是古代希腊罗马时期出于本能需要的产物,也不再是中世纪的那种先验存在的终极价值(如上帝),今天的普适价值是从各个民族国家的实践中抽取出来而又经过文化交流被共同认定的东西。如尊重人权、仁爱和谐等。差异之二,以往追求的普适价值如果是以群体为出发点的话,此时就是以个体的(包括民族的或国家的个体)价值为出发点的。而后现代的宗教,则是人们想再一次让基督教的基本原则回归到普适价值的努力的结果。西方社会经历过近二三百年的民族国家的过程,当物质文明的发展和国家的利益获得了丰硕的收获之后,思想上必然要产生重归“普适”价值的要求,或者出现把自己的价值当成“普适”价值来推广的要求,这样,基督教的上帝思想和爱的观念等,又被当成“普适”价值的东西来推行了。这也正如加拿大著名文艺理论家弗莱所言,历史又进入了一个循环之后的“神话”时代了。
二
但是,当今全球一体化进程的基本取向,并非接续了传统的模式。我们知道,西方世界自罗马帝国崩溃后从混乱到有序,又从封闭走向开放,是与基督教在中世纪的传播密切相关的。问题在于,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现代国家的出现,基督教的信仰逐渐被边缘化了。特别是近几百年来世界各个民族、各个国家对基督教文化的批判和改造,使得它过去的辉煌难以为继。而恰恰是在新的全球化进程中,基督教文化发现了新的复兴契机——人们对宗教的渴望。这种复兴契机来自于当今全球化进程中的一个基本矛盾:一方面全球化的趋势不可避免,但另外一个方面,每一个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又要保留自己的经济利益和文化传统以便不被同化。如何处理这个矛盾,就成为了西方宗教学者乃至世俗学者首先要回答,乃至必须回答的一个问题。
但基督教要回答这个问题也并不简单。以欧洲目前的一体化进程为例,统一的政治、经济、军事甚至货币,都有可能通过国家机器和行政手段重新达成。但问题是这些力量,基督教本身并没有。这就决定着基督教乃至教会自身既不能解决世界政治的问题,同样也不能解决经济上的问题,所以,给他们留下的也仅仅是文化领域了。一些基督教学者就此提出,要实现西方政治经济的真正融合,必须要首先在文化领域实现真正的融合。而文化上的融合也是不容易的。在一定意义上说,这其实也就是超越全球化的地域涵义,而专注于人类面临的共同处境和普遍性问题,从而去试图建立全人类的普世价值唯一出路。
另外一方面,基督教自身有着这方面的强大资源。几千年来,基督教一直在鼓吹理想天国,上帝之爱、终极目标等等这些富于全球性的价值观。特别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与历史的进步,基督教对教义的阐释也在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地发展。我曾经说过,基督教文化从公元1世纪前后出现发展到今天的21世纪初,一直没有消亡,并且在今天的西方社会中仍然出现了重新复兴的趋势,原因何在?其非常重要的就是基督教不断地根据时代的发展和人们心理需求的变化在进行着调整,一直要让基督教价值站在道德的高位上。而调整又是通过基督教文化学者对它的教义《圣经》的不断重新理解和阐释实现的。
可以说,恰恰在这个文化伦理道德领域,基督教有了全新的用武之地。我们从基督教近年来的一些举动,也可以看出,从“全球伦理”构想的提出,到1991年“世界伦理基金会”成立,再到1993年世界宗教大会通过《世界伦理宣言》的发表,乃至1997年互促委员会通过《人类责任宣言》等,都是基督教自觉参与全球化进程的结果。当代的种种阐释神学、政治神学、伦理神学,以及所谓的后现代主义神学,等等,都体现着基督教思想界对于社会实际发展的关注。
三
那么,基督教学者们试图建立的新的宗教形态包含着哪些基本特征呢?
首先,今天的基督教学者特别突出地使全球化超越了政治与经济的现实需要,而是深入到文化价值的融合、伦理标准的统一等领域。汉斯昆就是从更高的哲学层次来看待新的伦理问题的。其出发点在于对技术理性的批判。在他看来,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来的技术理性已经成为今天人们至高无上的准则,而人文理性则被挤压到了岌岌可危的境地。可以说,今天文化的冲突或文明的冲突已经不仅仅发生在不同的文化或文明之间,甚至西方文化内部,也有着难以弥合、日益激烈的冲突。换言之,今天的文化冲突,并非仅仅在于东西方不同文化之间性质上的冲突,更在于人文理性和技术理性之间的冲突。因为西方也面临着意义、价值和准则的真空。所以问题并不仅仅在于西方是否最终战胜了社会主义的东方,而在于西方能否应付它自身产生的经济、社会、生态、政治和道德方面的困境。因为西方内部也是包含着不同的民族,在同一民族或国家内部,也包含着不同的利益(话语)集团。所以,西方各个民族之间,甚至同一个民族内部也包含着文化的差异性。而当这种差异性与东方的不同性质的文化冲突交织在一起的时候,今天的世界文化实现一体化、进而实现全球化的目标就变得极为艰难。这
就需要一种超越——宗教意义上的超越(打破各个宗教之间的隔阂和画地为牢的栅栏);哲学意义上的超越(抛却现实生活和现实世界中的功利目的);思维模式上的超越(破除“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桎梏,从全人类的角度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由于对宗教精神更新了的兴趣,宗教精神被视为个人和社会生活的基础,从而神学可以指望成为后现代世界公众舆论的中心。”
第二,超越的前提是一种新的宗教必须要排除教义、传统、习俗、仪式甚至信仰理念方面的一切差异,寻找共同点。那么,哪些是不同文化或者不同宗教的共同点呢?汉斯昆对此做出了总结。他认为,各大宗教(包括思想体系)的共同点在于以下几种观念。第一,关注人类的安宁和幸福;第二,无条件地确认最基本的人性原则,保证人权;第三,遵行中庸之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第四,信奉“金律”,即仁爱或“公平与公正”原则;第五,树立一种超越狭隘民族或集团利益,为全人类所信奉的道德榜样。后来,汉斯昆索性将他的“世界伦理”的基础仅仅归纳为五条:不杀人,不说谎,不偷盗,不做非道德的事,尊老爱幼。在他看来,这些共同点是各个宗教的“伦理的底线”。同样,汉斯昆还认为,宗教大致体现为四种基本功能:1.宗教即使面对痛苦、不公正、罪愆、无意义,也可以显示一种最后的意义;2.宗教可以保证终极的价值、绝对的准则、深层的道德动机和最高的理想;3.通过象征、仪式和宗教体验,宗教可以创造一种信任感和安全感;4.对“全然的他者”之渴望,使宗教可以提供反抗非正义的力量。对不同的信仰传统而言,这似乎不仅是功能层面、更是思维方式上的“底线”。一句话,今天的宗教必须要超越具体宗教的狭隘性和独特性追求,寻求和建立“普世价值”或“世界伦理”。因此这也决定着今天的宗教必须是世界性的或全球化的。这诚像大卫·雷·格里芬所言:“有第三种形式的神学,它向现代世界观挑战所依据的不是反科学的权威主义,而是依据较为彻底的理性实在观。……现代性自有其神学替代物。一种神学是一种联结方式,是捍卫共同信仰的救世之路。”
第三,强调对话交流的重要性。当“对话”成为今天世界思想界、政治界的时髦话语的时候,基督教今天在解决世界矛盾和冲突,要思考全球化的问题时,也不能不接受这个知识型构的规定。后现代是在重新理解“神”的内涵的基础上进行的。从犹太教开始,其实西方人理解的“上帝”就不是一个实体所指。它不能言说,也不能解释。在后现代神学家的眼中,上帝的这种不能言说性,其实正是它唯一性和无限丰富性的统一。正因为上帝无所不在,同样又无处不在,每一种解释都是一种片面的、有特定所指的、在具体关系中体现出来的具体“言说”,所以,每一个言说者都是阐释者自己在言说,而不是上帝自身在言说。在新的阐释中,“上帝”不言。既然“上帝”不言,那么,这也就决定着每个言说者都获得了一个平等的言说地位,结果是“逻格斯中心主义”被突破了。而言说者越多,上帝的内涵越丰富,就越接近于上帝的本体。这正是一个“上帝”的“所指”具有无限多的“能指”思想的体现。
后现代语境下的人们信奉的“上帝”其实就是每个人心目中自己理解的上帝,是面对当代社会问题的一种自我的理想表达和对自己行为方式的自我规定。这样,基督教其实就成为了一个“平台”——是每个信徒自我规定、自我约束、自我实现的“平台”。为此,今天的基督教文化学者,都非常重视哈贝玛斯的“公共平台”和“交往行为”的理论,并应用于今天的宗教实践。当代有影响的神学家特雷西也始终强调意义诠释的“应用性”、“公共地位”或者神学的“公众性”。另外一位神学家斯塔克豪斯也主张将那些既了解神学、又了解文化传统之人的洞见,吸收到多边对话中来,以便用一种信仰的神学伦理诠释和指导我们共同生活的现实空间。应当说这是今天的神学家们在“后现代”语境中进行神学思考的根本线索。
既要保持一种人类共有的“普世价值”,同时又让每个人从自己的角度或处境去理解这种“普世价值”的特定内涵,从而达到人类的和谐,这也是当今基督教文化本身要实现的目标之一。
四
理想虽然美好,但主要问题存在于三个方面:第一,今天的世界由不同国家和不同的民族所组成,每个国家和民族都有自己的特定文化传统和特殊的经济政治利益。在强大的现实经济政治利益的制约下,在不同文化传统的规定下,哪个国家或民族愿意放弃自己的现实中的实际利益而去建立一个空想的伦理道德王国?更何况,当今几个经济政治强大的国家常常打着“人权”、“普世价值”等旗号去寻求自己的霸权或对世界的支配权的时候,有哪个国家或民族甘愿放弃自己的国家利益呢?
第二,没有任何一种长久的文明能够离开一种主导性文明的内核而发展。新的全球化条件下的“世界伦理”的建立,也需要一种主导性的文明。基督教怎么可能成为这个主导性的文明?它获得主导性的权力基础和正当理由是什么?其他的宗教或思想体系是否心甘情愿地听命于基督教主导的观念而放弃自己的传统,也是一个问题。
第三,笔者始终认为,文明发展程度的差异性所导致的冲突常常大于文明性质之间的差异所导致的冲突。在今天的世界上,所谓文明的冲突的根本原因更主要是由不同文明发展程度不同所造成的。当有些文明的发展已经达到后现代程度的时候,有些文明还没有进入到现代化阶段,他们之间的冲突就是不可避免的了。当很多文明发展处在不平衡的阶段的时候,其本质就是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在这种情况下,让很多文明都去接受一两个发展程度较高的文明提出的文化形态和价值内涵,弱小的或发展程度较慢的文化或文明能否接受这种安排呢?答案是否定的。
综上所述,当今的基督教文化敏锐地发现了当今社会出现的问题,试图在超越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解决方案,难能可贵。但这毕竟是一种幻想。今后将如何发展下去,尚需拭目以待。
参考文献:
[1]刘建军,后现代语境下基督教文化形态的基本特征[J],东北师大学报,2006,(1).
[2]大卫-雷·格里芬,后现代宗教[M],孙慕天,译,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2003.
基金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基督教的现代进程与西方历史文化发展”(06JJD770007)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刘建军(1955一),男,内蒙古开鲁人,东北师范大学世界文明史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 姬建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