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日同盟与东盟：亚太秩序大较量
时间：2021-01-20 08:03:02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在亚太地区，存在着以美日同盟与东盟主导地区进程、地区秩序主张和未来秩序形态，并在经济、文化与安全领域展开密切互动与激烈竞争。在经济领域，存在美国主导的TPP和东盟主推的RCEP;在政治文化领域，存在美日同盟所倡导的美式民主与价值观念和以东亚共同文化传统;在安全领域，则存在着以美日同盟为基轴的同盟模式和以东盟通过权力均衡与多边机制确保安全的集体安全模式。两种模式并驾齐驱，相互竞胜，使东亚出现了两种差异化的地区进程，其互动模式必将对未来亚太地区秩序造成重大影响。
关键词美日同盟东盟模式亚太秩序
美国和日本是对亚太事务最具塑造力的大国。美国长期以其经济、军事优势对亚太地区施加决定性的影响，并确保其主导的国际制度在这一地区得到广泛遵守。2010年以来，从反恐事务中抽身的美国开始实施“战略重返”，决意将其战略重心转向亚太，以因应中国和亚洲的双重崛起。日本曾是亚洲主导性经济大国，也是地区合作的积极推动力量。晚近以来，对中国经济和军力的快速发展展示出“战略戒拒”姿态，苗吉、李福建：《战略戒拒与战略调适：日奥对中国崛起的反应》，载《外交评论》2014年第1期。着力强化美日军事同盟，积极配合前者在亚太的军事部署、经济倡议和治理框架。这对以东盟主导的地区合作进程构成巨大冲击，后者正积极强化内部建设，平衡大国影响，并提出自己的地区秩序安排，以维护其中心地位。因此在亚太范围内，逐渐浮现出以美日同盟和东盟为代表的两种竞争性的政治、经济与安全进程。这两种进程分别体现了美日与东盟之间的不同现实利益考量和地区秩序主张，也体现了同盟与联盟之间的不同哲学思维。研究两种秩序之间的互动模式及其趋向，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学界对此缺乏足够关注。本文旨在探讨美日同盟与东盟在亚太经济、价值观和安全层面的互动，进而探讨其对演进中的亚太秩序的影响。
经济是美日同盟与东盟关系的重要维度。长期以来，美国在东亚的投资和援助，促进了东亚各国的经济发展。而日本经济腾飞后借助其海外投资和官方开发援助（ODA），在东南亚建立起经济影响。美、日作为领先的经济大国，着力于维护自由贸易制度在亚太的稳定运行。而在亚太，由日本、“四小龙”和中国分别引领的前后三波经济腾飞使学界和政策界开始探讨东亚经济成长的奥秘，东亚独特的发展模式逐步浮现。尤其是以“10+X”为框架的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使这种东亚模式的影响力上升，中国和东盟作为这一模式的主要载体和受益者，大力支持东盟引领的地区经济合作进程。这使亚太地区形成了美日推动的自由贸易秩序与东亚模式相互竞胜的局面。
毋庸置言，美国对战后东亚经济成长居功至伟。美国在东亚最艰苦的两场战争——朝鲜战争及越南战争大大刺激了日本与东盟的制造业生产。美国所主导的国际金融机构对于东亚国家的援助与贷款，及美国跨国公司为节约成本将生产环节转移到东亚的商业行为，都客观上促成了“东亚奇迹”的实现。美国所主导的安全秩序也在一定程度上为东亚提供了安全庇护，使其可以腾出资源集中精力于经济建设。
而日本自1967年始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开创了基于比较优势的“雁行模式”。 KanameAkamatsu， “A Historical Pattern of Economic Growth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The Developing Economies， Vol. 1， Supplement s1， 1962， pp. 3-25; Edith Terry， How Asia Got Rich： Japan， China， and the Asian Miracle， Armonk： M. E. Sharpe Publishing， 2002.日本在东亚构筑的生产、投资网络及其与美国大为不同的经济发展模式也广为传播、复制和内化，成为日后东亚模式的重要特征之一。20世纪80年代，美日的贸易战及汇率战达到顶峰。结果是经济上来势凶猛的日本被迫同向它提供安全庇护的美国签署著名的“广场协议”，开始了“失去的二十年”。日本意识到它需要更为牢靠的地区根基。专注于政治安全的东盟也意识到唯有加速地区经济整合才能保持自身的竞争力，从而开始探讨开启自身的经济进程，1992年于新加坡召开的第四届东盟首脑会议所签署的一系列文件开启了东盟自贸区的建设进程。1998年第三十届东盟部长会上又提出建立“东盟投资区”的计划。马来西亚时任总理马哈蒂尔更提出建设“东亚经济核心”（East Asia Economic Caucus）的概念，意在形成一个排除美国等西方国家的东亚经济合作进程，加强东亚国家内部的经济整合。日本迫于美国的压力而没能全力支持马来西亚的提案。虽然东亚经济核心最终流产，但为其后东盟“10+3”进程的开启做了思想铺垫。详见Mark Beeson， Regionalism and Globalization in East Asia： Politics， Security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Basingstoke： Palgrave， 2007.东亚合作进程呼之欲出。
先于东亚进程的亚太经合组织（APEC）由日本和澳大利亚首倡，并受到美国大力支持。后者在东亚有重要的经济利益，不愿意被排除于东亚进程之外。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美国对于APEC倾注热情，主要为了借助APEC平台推动亚太贸易自由化，通过主导地区经济议程和规则制定维持经济领导地位。 John Ravenhill， APEC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Pacific Rim Regionali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但随着东亚进程获取动能，APEC与晚近兴起的“跨太平洋战略伙伴关系协定”（TPP）一同，被美国赋予了战略意涵。
东南亚金融危机后，以“10+3”框架为核心的东亚合作正式启动，亚太机制和东亚机制的竞争逐步浮现，二者分别以APEC和“10+3”为核心。东亚国家在此次由西方资本投机导致的金融灾难中遭受重创，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APEC均无所作为，或是采取了不符合本地情况的救援方案，对东亚经济体造成更为恶劣的负面影响。 Douglas Webber， “Two Funerals and A Wedding？ The Ups and Downs of Regionalism in East Asia and AsiaPacific after the Asian Crisis，” The Pacific Review， Vol. 14， No. 3， 2001， pp. 339-37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