庶民的胜利
时间：2021-01-25 08:01:41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内容提要 民主无论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还是作为现代中国的政治象征，它都与中国的现代性话语密切相关，乏少是中国政治精英、知识精英“现代政治话语”的重要构成要素。而现代中国民主话语本身所不断显现出的某些特征又与早期中国人对英语的“Republic”、“Democracy”的翻译有关，与中国经典所构成的传统民主话语有关。从一定意义上讲，正是传统的民主话语与西方的“Republic”、“Democracy”的某种结合而形成了现代中国独特的民主语境。
他们无法表述自己，他们必须被别人表述。
——马克思
写作使叙事人获得权势，不识字使阿Q丧失地位。
——刘 禾
一
对上个世纪汉语“民主”与英语“Republic”、“Democracy”三个词汇间的“跨语际实践”(Tran lingualpractice)所形成的复杂关系的研讨，这可从语言学的视角对现代中国的民主话语及其实践作一种新的诠释。我们已习惯了“现代民主生活”，习惯了对我们这种生活的表达方式，而对这个表征着“庶民的胜利”的“民主”词语早已忘却了它似乎还有出生史的事实。今天重新阐释、辨析这——段历史，其目的并不只是为了弄清现代汉语“民主”一词的词义，而是通对其起源、流变以及由此所构建的中国现代民主话语的省察，对中国的政治现代性问题提供某种重新解释的途径。
当然，有关中国政治的现代性的问题的论述和研讨的方法和途径是多样的，未必非从“民主”语词开始。自19世纪真正遭遇西方以来，中国的历史就再也无法自足的展开，西方对中国历史的加入不但引发了中国历史一系列的重大事件，而且每一个事件本身都成了中国政治现代性的某种象征。“戊戌变法”、“立宪改革”、“共和革命”、“新文化运动”等等事件的发生，都直接或间接地与“民主”相关，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那些人干脆用“德先生”(民主)来表达他们活动的意义和诉求的目标。对这些事件的叙述、阐释固然是对中国民主进程的把握，并蕴含着对民主一般意义的理解，但是，把中国的政治现代性与“民主”一词的使用相联系，对理解现代的中国民主话语及其实践无疑是重要的，为展现现代的中国民主的特质也无疑会提供某种帮助。
早在80多年前李大钊就对祈福于中国的“Democracy”(民主)作了整体性的描述：
现代生活的种种方面，都带有Democracy的颜色，都沿着Democracy的轨辙。政治上有他，经济上也有他；社会上有他，伦理上也有他；教育上有他，宗教上也有他；乃至文学上、艺术上，凡在人类生活中占一部位的东西，没有不受他支配的。简单之一句话，Democracy就是现代惟一的权威，现在的时代就是Democracy的时代。①
民主无论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还是作为现代中国的政治象征，它都与中国的现代性话语密切相关，至少是中国政治精英、知识精英“现代政治话语”的重要构成要素。而现代中国民主活语本身所不断显现出的某些特征又与早期中国人对英语的“Republic”、“Democracy”的翻译有关，与中国经典所构成的传统民主话语有关。从一定意义上讲，正是传统的民主话语与西方的“Republic”、“Democracy”的某种结合而形成了现代中国独特的民主语境。话语不同于语言，它不能简单地还原为语句和语法。“话语并不只具有意义或真理，而且还具有历史，有一种并不把它归于奇异的生成变化律这样的特殊的历史。”②话语的历史即是它自身的实践。正像奥斯汀的一本书名所提示的那样：说话就是做事(Tosaysomethingistodosomethins)。③话语不仅仅是语言，它的历史、它的指称力量有着型构现实的作用。话语实践(discursivepractice)肯定是社会实践的一个重要部分。
对我而言，最关紧要的问题是，中国早期的知识者以及深懂中国文化的那些“跨语际旅行”的西方传教士为什么要用“民主”这个中国传统词语去处理西方的“Republic”、“Democracy”?民主是怎样被等同于“Republic”、“Democracy”?这里的问题不只是“Republic”或者“Denlocracy”能否被翻译成“民主”，更重要的是为什么被如此翻译。民主这个汉语词汇是如何被等同于英语的Republic和Democracy的?汉语的民主词语与上述两个英语词汇之间具有对等性吗?这种对等性是怎样被设定的，是在何种语境下被设定的?民主与Republic、Democracy的关系，仅仅是本源语(sourcelanguage)与译体语(targetlanguage)之间的相互作用的翻译学问题吗?若进一步发问，那也可转换为这样一个问题：当一个词语、一个范畴或者一种话语从一种语言向另一种语言“旅行”时，究竟发生了什么?是“平行的滑移”，还是创造性地被借用和挪用?对此，爱德华·赛义德提出了“四个阶段”的著名论说：
首先，存在着出发点，或者似乎类似于一组起始的环境，在那里思想得以降生或者进入话语之内。其次，存在着一个被穿越的距离，一个通过各种语境之压力的通道，而思想从较早一个点进入另一种时间和空间，从而获得了一种新的重要性。第三，存在着一组条件——称之为接受的条件好了，或者是抵抗(接受过程必不可少的一部分)的条件——而抵抗的条件对抗着被移植过来的理论或思想，也使得对这种理论与思想的引进和默认成为可能，无论它们显得多么疏远。最后，现在已经完全(或者部分)被接纳(或吸收)的思想，在某种程度上被其新的用法及其在新的时间与空间中的新位置所改变。④
正如论者所言，赛义德过分肯定了“理论”的首要性，以至于使得如下的问题倒无足轻重的了：理论在哪个方向旅行(从西方向东方，还是相反)，出于什么目的(是文化交流、帝国主义，还是殖民化?)旅行，或者使用哪一种语言、为哪些受众旅行?⑤就中西的复杂关系而言，与其说现代汉语的“民主”概念是西方的“Repubhc”、“Democracy”在中国“旅行”的结果，倒不如说是两者艳遇后的必然结局。“艳遇”(aeroticadventure)一词是表达西方Democracy与中国“民主”关系的最好喻说(trope)：短暂相逢，匆匆道别⑥。
本文以此为出发点，试图确证这样一个问题：无论是Republic还是Democracy与中文的“民主”之间透明地互译是不可能的，文化以这些词汇所构成的语言为媒介进行透明地交流也是不可能的。词语的对应是历史地、人为地建构起来的，而语言之间的“互译性”也必须作为一种历史的现象去理解和研究。任何互译都是有具体的历史环境的，都必然被一定的具体条件和话语实践所规定。本文不局限于对汉语“民主”词汇的一般性考辩，通过考察而力图达到这样一个目的：
考察的是新词语、新意思和新话语兴起、代谢，并在本国语言中获得合法性的过程，不论这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