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学者对中国社会抗争的研究及其特点

打开文本图片集

摘要：近年来，美国学者对中国社会抗争的研究具有一些新特点和新动向。在研究内容上，侧重分析普通民众利益受损型的抗争；在研究阶段上，重视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社会抗争的关注；在研究方法上，将实证与微观研究相结合，重视对抗争事件发生机制的研究。美国学者研究的多元性、实证性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认识和预防以群体性事件为代表的抗争运动的发生。但在研究的价值取向上，由于中西文化历史传统的差异，部分美国学者的话语体系仍在一定程度上蕴含“西方中心论”的成见。为此，总结美国学者研究中国社会抗争的特点，可以更深入地了解他人、反观自身，也可以开展交流、澄清偏见。

关键词：社会抗争；美国视角；研究方法；研究范式；价值取向

中图分类号：C9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7-9092（2015）05-0123-06

国外学界对当代中国社会抗争问题的研究，主要是对中国社会发展中的群体性事件的研究。而海外相关研究中，美国学者的研究是一个重要的维度。美国的中国学研究素有传统，对当代中国社会的研究更是重视，其对中国社会抗争的研究成果丰硕并受到广泛关注，是美国人了解中国社会的重要窗口。美国学界对当代中国社会抗争的较早关注与其中国政治研究同步进行。同国内学界的研究相比，美国学界对这一主题的关注相对要早得多。赵树凯曾指出：“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海外学者关于改革以来的农村冲突的研究就已经出现在国外最重要的中国研究学术刊物上，这就是裴宜理的研究。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海外学者对中国乡村研究的反应更快，进入更早。”①而欧博文（Kevein J.Obrien）对当代中国农村冲突的研究也被赵树凯视为改革以来农村冲突问题的前驱研究。欧博文和李连江从1996年开始发表了一系列有关中国农村群体性事件的文章。比安科（Bianco Lucien）对中国农村的研究、白思鼎（Thomas Bernstein）和吕晓波对中国农村抗税抗争的研究等成果和对中国社会抗争的关注度都早于国内学术界和民众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国内对群体性事件的研究2006年以后才呈现出加快趋势。近年来，关于当代中国抗争政治的研究已经成为美国社会科学研究一个快速增长的领域。Elizabeth J.Perry.“Chinese Conceptions of "Rights"：From Mencius to Mao-and Now”.Perspectives on Politics.2008.6（1）：37-47.美国学者研究中国社会抗争侧重关注抗争产生的原因、策略选择中的主体意识、政府回应和后续影响等方面。为此，总结美国学界的研究特点，是我们更好地了解他人、反观自身、开展交流、澄清偏见的可取之道。本文对美国学者的当代中国社会抗争研究的特点进行总结，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概括：首先对美国学者的当代中国社会抗争的研究范围和研究阶段进行总结；其次，对美国学者的当代中国社会抗争研究主体和方法进行总结；再次，分析美国学者研究的价值取向。

一、抗争的类型学考察和研究阶段划分

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在对欧洲民族的抗争研究中，将抗争的诉求分为三类：竞争型诉求（competitive claims）、反应型诉求（reactive claims）和主动型诉求（proactive claims）。Charles Tilly.From Mobilization to Revolution.McGraw-Hill.1978.143-151.尽管后期蒂利已经不再用这一分类模型，但这一模型仍被学者广泛使用。按照蒂利的这一类型分类，美国学者对中国社会存在的这三种类型的抗争均进行了研究。改革开放初期，美国学者较为关注中国农村的械斗的研究，按照蒂利的划分属于竞争型诉求。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反应型抗争的研究成为美国学者的关注焦点。美国学者对当代中国社会抗争的类型研究主要集中于反应型。反应型抗争源于其自身利益受到侵害进而采取的维权行动。而进入新千年，随着中国经济发展的深入，主动型抗争进入人们的视野。

在社会抗争的行动者上，美国学者对中国社会抗争的研究对象从两个方向上展开：一是关注持不同政见者的抗争，关注异议者抗争研究文献如：Maura Elizabeth Cunningham，Jeffrey N.Wasserstrom.“Interpreting Protest in Modern China”.Dissent.2011.58（1）：13-18.；Pei Minxin.“Rights and Resistance：The Changing Context of the Dissident Movement in China ”in Chinese Society：Change，Conflict and Resistance，edited by Elizabeth J.Perry and Mark Selden.New York：Routledge.2010.31-55.；P.Pan Philip.Out of Mao"s Shadow：The Struggle for the Soul of a New China.Simon and Schuster.2009.等二是关注普通民众的抗争。对持不同政见者的抗争研究，主要关注中国国内不满中共领导并试图采取新的政治选择的活动分子的抗争行动；而对普通社会抗争的研究主要关注改革过程中普通民众包括工人、农民和市民的不满所引起的抗争。普通民众的抗争不以挑战政权合法性为目的，而聚焦于具体问题的解决。长期以来，由于中美意识形态的不同，对反抗中国国家政权的异议者，美国学界给予了较高的关注。而20世纪90年代以来普通民众的抗争则是美国研究当代中国社会抗争更为关注的主题。在当代中国抗争政治的群体研究上，美国学者主要关注农民群体、下岗工人群体、学生群体、市民群体、少数民族等的抗争。90年代农民群体和下岗职工的抗争是美国学者研究的重点。进入新世纪，尽管随着农业税的取消，原先以反抗不合理税费负担为主的抗争消失，但以土地为主的抗争成为了农民抗争新的表现形式。下岗职工的抗争也随着国家对其福利待遇的改善而大幅度减少，新的市民抗争和无直接利益冲突的抗争成为美国学者研究的新取向，但是由于骚乱在美国社会抗争的传统研究中始终不占主导地位，因此，与直接利益冲突引发的社会抗争相比，非直接利益冲突的社会抗争始终不是美国学者关注中国抗争政治的重点。对工人抗争的关注也是美国学者自国有企业改革以来研究中国抗争政治的重要聚焦点。李静君（Lee Ching Kwan）、赫斯特（William Hurst）等都对工人阶级的抗争进行了研究。具体而言，美国学者对中国社会抗争行动者的结构性关注见下表。

美国学者对当代中国社会抗争的研究阶段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这一阶段美国学者对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社会抗争，主要关注于改革进程中新出现的社会矛盾，如农村由于对资源和土地等的争夺而发生的集体械斗等矛盾。第二个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至新世纪初。这一阶段的抗争关注点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在农村随着1994年分税制改革而带来的基层财政收入困难而加大对农民的不合理的税费征收而形成的农民抗税抗争，同时还包括由基层选举产生的反抗地方官员腐败等的抗争；在城市主要是随着国有企业改革而进行的以下岗职工为主体的抗争。农民和工人成为了这一时期社会抗争的两大主力军。在抗争研究中，美国学者关注于社会抗争形成的原因及抗争群体采取的抗争策略，代表人物如比安科对20世纪中国草根运动的研究。Bianco Lucien.Peasants Without the Party：Grass-roots Movements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ME Sharpe Inc.2001.这一阶段的研究成果包括欧博文和李连江从1996年先后发表的一系列关注农民抗争的论文，如1995年在中国季刊上发表的《中国农村不满的政治》，1996年发表的《当代中国农民和民众抗争》和《依法抗争》等。白思鼎和吕晓波的研究成果《没有代表的征税：改革年代的农民、中央和地方政府》等。Thomas.P.Bernstein，Lu Xiaobo.“Taxation without representation：peasants，the central and the local states in reform China”.The China Quarterly.2000.163（1）：742-63.在这一阶段对抗争的关注还表现在许多美国学者对1989年天安门事件的关注，有关这一事件的文章也很多。由于天安门事件已有定论，邓小平作出了叛乱的定性，也代表了党中央的态度。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因此将其排除在美国对当代中国社会抗争研究的范围之外。这一阶段关注下岗职工研究的学者，如赫斯特的《理解中国下岗工人的抗争性集体行动：地区政治经济的重要性》，Hurst William，Understanding Contentious Collective Action by Chinese Laid-Off Workers：The Importance of Regional Political Economy Studies in Comparativ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2004.39（2）：94-120.还包括曾在美国取得博士学位的蔡永顺（Yongshun Cai）、陈峰（FengChen）等的研究。

第三个阶段是2006年至今。随着中国全面取消农业税，有关中国社会抗争的研究也发生了变化。以过重税费负担为主的抗争已经成为了历史。在城市，随着国家连续多年对原国有企业职工提高退休工资待遇，以国有企业职工为主体的抗争群体正在消失当中，这其中部分原因也是由于多数当年下岗职工已进入晚年阶段。李静君2007年的著作《违反法律：中国生锈地带和阳光地带的劳工抗争》比较了不同地区劳工抗争的情况。Lee Ching Kwan.Against the Law：Labor Protests in China"s Rustbelt and Sunbelt.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7.随着发展的深入，新的以土地为诉求的抗争和以健康为诉求的环境抗争成为美国学者研究当代中国社会抗争的新的研究对象。

二、美国视角下中国社会抗争的研究主体和研究方法

对当代中国群体性事件的研究在美国被列入抗争政治的研究范畴。从学科范围来看，在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法学等学科的学者的共同努力下，中国社会抗争已成为一个交叉学科的研究领域，并取得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

在中国抗争政治的研究主体上，美国本土学者、华裔学者和中国留学生成为主要组成部分。近年来出现了美国本土学者和中国出生的学者经常合作发表著述的现象。如欧博文和李连江（Li Lianjiang）、白思鼎和吕晓波（Lü Xiaobo）、由来义（You Laiyi）和马克·塞尔登（Mark Selden）、唐文方（Tang Wenfang）和白威廉（William Parish）、李宏斌（LiHongbin）和斯科特·罗泽尔（Scott Rozelle）、蔡洪斌（Cai Hongbin）和丹尼尔·特莱斯曼（Daniel Treisman）、杨东宁（Yang Dongning）和菲利普·斯坦利（Phillip Stalley）、李成（Li Cheng）和林恩·怀特（Lynn.T.White）等。Lynn.T.White.“Chinese Political Studies：Overview of the State of the Field”.Journal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2009.14（3）：229-51.由于中国本土出生的学者对中国的传统文化以及中国社会有更为深入的了解，而美国本土学者在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上具有更好的训练，因此，二者的结合在研究中国抗争政治领域上，能将源于西方社会经验和历史传统的理论用于检验中国社会的实践，并利用中国社会抗争的实践对其理论进行完善和补充。

美国学者对当代中国抗争政治研究的学术论文多发表在《中国季刊》（the China Quarterly）、麦克·法夸尔于1960年创办了《中国季刊》，目前已经成为海外中国研究最具影响的刊物之一。《亚洲研究》（Asian Studies）、《当代中国》（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亚洲纵览》（Asian Survey）、《中国政治学》（Journal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等有关中国的区域性研究刊物上。而相比之下，在美国主流的有关集体行动和社会运动的研究刊物如《动员》（Mobilization）、《动员》是一本专门对抗争政治进行研究的刊物。《社会运动研究》（Social Movements Studies）等，则极少见到有关当代中国社会抗争研究成果的发表。欧博文在回顾美国关于当代中国社会抗争的研究中也指出了这一特点：大部分关于中国集体行动研究的分析出现在地区研究的期刊上或定位于中国读者的图书中，像《动员》这样的期刊的读者几乎都意识不到中国发生了什么，更遑论它的广泛的意义了。Kevin J.O"Brien，Rachel E.Stern.“Studying Contention in Contemporary China”.in Popular Protest in China，edited by Kevin J.O"Brien.2008.11-25.以《社会运动研究》期刊为例，从2000年到2010年间仅检索到一篇有关中国社会抗争研究的论文。检索到的文章是赵鼎新的文章。Zhao Dingxin.“Theorizing the Role of Culture in Social Movements：Illustrated by Protests and Contentions in Modern China”.Social Movement Studies.2010.9（1）：33-50.这也说明了美国的中国抗争政治研究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正是一个发展中的研究领域，而且尚未融入美国的主流抗争政治研究当中。

在当代中国社会抗争的研究方法上，美国学者较为注重实证研究、微观研究，重视对抗争事件发生的机制研究。在研究范式上他们倾向于采用具有美国经验的政治机遇等解释模型。美国学者基本上运用的是源于欧美社会抗争经验形成的社会运动的研究方法和政治学、社会学的研究方法。美国学者有深入的方法论学习历程，因而在研究方法上较为规范。实证研究、微观研究是很多学者采用的方法之一。实证的研究方法对事件的微观层面具有极高的洞察力，有助于我们把握具体行动者的行动逻辑，但是对群体性事件的微观研究也存在着将个别案例的观察扩大到对当代中国社会抗争的认识中去，容易犯以偏概全的错误，而且过于微观实证的研究，容易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如苏扬与何新（2010）就指出了欧博文和李连江等建立在实证研究基础上对国家角色的理解存在局限性。具体而言，这两方面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首先，以抗议为中心的视角偏向于行动者在抗议国家时他们的失望、愤怒和不公正的对待，而缺失了政府的视角；其次，早期工作所收集的这些抗议事件源于同那些顽固的具有压制性的政府的抗争。”Su Yang，He Xin.“Street as Courtroom：State Accommodation of Labor Protest in South China”.Law & Society Review.2010.44（1）：157-84.因此，这样的案例研究得出的中国政府对社会抗争的回应很难将个别扩展到整体，也很难适用于整个中国政府对社会抗争回应的认识。在研究范式上，美国学者倾向于用美国现代化发展中的社会矛盾斗争的历史经验来看待中国当前的群体性事件，过于强调政治机遇、资源动员等外在的因素，强调政治制度在形成抗争中的作用。但基于欧美社会抗争经验基础上形成的社会运动理论在解释中国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时，不论是资源动员论还是政治机遇论，亦或是文化取向的社会建构论，其解释力度都十分有限。中美两国具有不同的社会存在条件、不同的历史和文化传统，虽然都经历过现代化的腾飞阶段，但对于转型期的中国而言，社会抗争的发生根源仍在经济层面。在社会抗争研究中，离开了对人们行为的经济动机考察，将无法得出有效的结论。

在资料来源方面，美国学者对中国抗争政治研究多采用二手资料。由于地域和语言等原因，很多美国学者并不容易获得有关群体性事件的一手资料来源。因此，在其研究中只能借鉴二手资料进行考察，但是对二手资料的使用也存在着来源可靠性的问题。他们所使用的二手资料部分是来源于香港的一些报纸的内容，部分内容是来自中国国内的文献，也有来自于西方媒体的报道。这些媒体的报道往往存在着裁剪中国真实现实的状况，通过这些资料得出的研究成果很难避免偏见。即使有部分学者采用了调查的研究方法，但由于这些调查多是事后进行的，研究者很少亲自观察过群体性事件的过程，因此，研究结论也存在着一定的不足。

三、美国研究中国社会抗争的价值取向

美国学者常常喜欢标榜自己研究的客观性，但如果深入到对其著述的研究中，我们不难发现其背后的价值哲学理念。隐藏在美国的当代中国抗争政治研究背后的所谓客观性背后的主体性，就是以美国中心论或西方中心论为支撑的道德和价值判断。

首先，在对群体性事件的用语上，社会抗争、社会动乱的语义表达反映出了他们基于西方国家与社会二元对立的基本认识而得出的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认识。很显然，这样的认识是不符合中国国情的。虽然当前的社会抗争出现了暴力性的倾向，但是社会转型期的社会抗争仍是人民内部矛盾的组成部分，不是阶级矛盾，因而，社会动乱的话语表达是不符合中国实际的。中国国家社会关系总体而言，是在统一性中存在着斗争性，而目前集中呈现的群体性事件则是斗争性的一面。

其次，部分美国学者的研究背后仍带有强烈的西方政治哲学的理念，表现在他们往往带着理论预设进行研究。具体而言，在对行动者主体意识的考察上，无论是权利意识还是规则意识的争论，都是对中国群体性事件行动者主体意识不全面的概括。美国学者所谓的“规则意识”在肯定中国法制进步的同时，否定了行动者的权利意识。美国学者讲的“权利意识”隐含的假设是以西方的民主模式为旨归，意图就是要排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再比如多数美国学者是在“中国政府是威权政府”这一认识之下研究中国政府对社会抗争的回应问题。由于先前的理论预设了与民主政府相对的威权政府是不民主不自由的政体，因此自然会得出这种政体易于对民众的抗争采取镇压、压制行为这样的结论。在这样的理论预设下，中国政府对社会抗争所采取的政策回应在很大程度上被多数学者所忽视。因此，不论从何种视角对中国基层政府对民众抗争回应进行研究，其对中国政府都倾向于做出负面性的评价。在这样的有色视野下，很难得出客观公正的结论。单线性的历史观是影响其对中国认识的重要原因。郑永年在总结西方学者研究中国的特点时曾做了一个形象的比喻：“看着苹果（西方）来认识橘子（中国）是西方学者的一个普遍趋势。西方学者用苹果来看橘子，也希望中国这个橘子能够演变成为苹果。对很多西方学者来说，改造中国则更具有价值观含义。更为重要的是，隐含在西方人改变中国信念背后是一个坚强的道德判断，那就是西方代表着现代历史唯一正确的方向。中国只有接受西方的引导才是正确的，否则就是错误的。”郑永年：《西方中国学中存在价值观和方法论障碍》，《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 年12 月28 日第022 版。总之，西方中心论或美国中心论的价值取向仍是大部分美国学者研究当代中国社会抗争背后重要的政治哲学支撑。

再次，美国学者在对中国社会抗争影响的认识上，其关注点主要集中在中国政治稳定和民主转型上。虽然许多学者指出了目前的社会抗争不会造成政治动荡，但其对中国社会抗争行动者主体意识的认识和深层次的理论预设是日益增加的权利意识将会对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带来挑战，从而在中国民主的转型上，社会抗争将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美国视角的这一认识是基于对西方社会通过社会抗争推动公民权利实现、推动民主发展道路的认识。在许多美国学者看来，西方的自由民主是真正意义上的民主，西方的发展道路将是历史发展的趋势。西方的民主、自由和平等具有真正的普适性价值，美国的民主自由观将是世界发展的所归。因而，他们对中国社会抗争的影响也集中体现在通过抗争走向民主的欢呼上。但各个国家由于历史传统不同，价值观各异，美国通过抗争推动民主发展的道路，在其他国家包括中国未必就具有普适性。政府对社会抗争如若处理不好，将会使社会陷入分裂和动乱之中。中国如果走一条通过抗争推动民主发展的道路，那么等待中国的将是现代化建设大好形势丧失殆尽。中国不能像某些美国学者所期待的那样，通过社会抗争实现中国民主的转型。中国改革前的大民主实验已经证明了动乱中无真正的民主可言，社会抗争扩大化将无助于中国群体性事件的解决。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法治，是中国走出转型阵痛，将社会转型期发展代价降到最低程度的最佳选择。

四、结语

美国学者对当代中国社会抗争问题研究的总体特点可以说具有多元性、实证性、西方主导性。美国学者的研究成果既展示了他们对中国社会抗争的看法，更展示了他们对中国现实社会的认识。从研究的学科理论方法上看，美国学者的研究均有一定的学科理论做支撑，逻辑规范，这使得他们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多彩纷呈，学术影响也较大。他们的一些理论视角在中国国内也已产生了一定影响，一些国内学者已经在运用一些理论方法分析中国问题，推进了中国相关学术的发展。但由于这些理论基本是在西方社会实践基础上形成的，应用于中国其实应当有个再创新的转型过程，简单照搬式的套用会产生诸多问题。基于美国发展的历史经验透视中国社会抗争既是他们的优势，同时又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忽视中国国情特殊性的不足。就其优势而言，美国已走出社会抗争的高发期，抗争性利益表达已经被纳入制度内的轨道，美国社会发展程度高于中国。因此，美国学者以自身发展的历程和实践来透视中国转型期的社会抗争，其研究洞察对国内反观自身具有重要的价值；就其劣势而言，他们对中国具体国情和现实的把握还不太准确，对中国政治文化传统的理解还存在一定偏差，因此，完全套用欧美的经验来解释中国社会问题，注定存在着一定的先天不足。当然，中国社会抗争研究的美国视角并不是铁板一块，美国学者内部也存在着诸多分歧。也有部分学者对中国国情把握较为准确，如裴宜理等学者对中国社会抗争的认识。总之，尽管美国学者在对中国社会抗争问题研究上有偏颇之处，但其偏颇之处也具有值得我们在对话反思的过程中丰富国内对群体性事件研究的价值。美国学者对当代中国社会抗争问题的研究，可以使我们在吸取他们积极成果的同时，反思他们的一些研究视角。这其中涉及到历史观、价值观等形而上的政治哲学问题，需要进行更深层次的分析和对话。文化交流已是全球化时代各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立足于中国实践的中国话语应在国际学术交流和民间受众中发挥更大影响力。

（责任编辑：熊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