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德人在新疆搜集古物被扣案
时间：2021-02-05 07:52:25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中国拥有上下五千年的文明，在广袤的大地上留下了大量有价值的古物。然而，在中国积贫积弱的情况下，政府对古物的收集、保护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促使鸦片战争后一些外人钻空子，以游历、考察等名义在中国境内搜寻文物。在此过程中难免会出现各种华洋冲突，中国政府文章试图对此案作一简要分析。主要包括德人搜寻文物的背景、中国政府的应对之策和交涉过程、对该案交涉的评价与影响等几方面来进行论述。
关键词：交涉；古物；搜寻；外交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渗透到中国内地，1858年中英《天津条约》规定：“英国民人准听持照前往内地各处游历、通商执照由领事官发给，由地方官盖印。经过地方，如饬交出执照，应验可随时呈验，无讹放行；如通商各口有出外游玩者，地在百里，期在三五日内，毋庸请照”。其他列强援引“最惠国待遇”条款，相继同清政府签约，其他国家同清政府签订的条约中均有外人来华游历的内容。外人游历政策的法律化使得西方领事、传教士、商人、科学考察团等的活动范围由沿海扩大到中国的腹里地区，从事各种活动。清末民初，政局动荡，政府无暇顾忌对古物的保护，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没有制定古物保护的相关法律法规，对古物的进出境没有一个完备的法律体系。外国团体以探险、考察等名义来中国竞相搜寻宝物。瑞典、俄国、英国、德国等国人民在中国搜寻、盗掘、变卖许多珍品。在中国大地上与国人发生许多纠纷和冲突。本文根据《外交部公报》相关资料，尝试对“德人在新疆搜集古物被扣”一案做一个初步论述。
一、徳人来华搜寻古物之背景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外人获得了内地游历的特权，到了清末民初，外人的足迹踏遍了整个中国。民国初期，军阀混战，国家贫弱，国民政府不仅没有能力实现对外人的有效管理，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还要依靠外国势力来维持自己的统治，对外人入境的限制十分宽松，“外国人民来华，其所持本国护照向例亦送我国驻外使、领馆签证。然我国除东北陆路数省实施查验外，沿海各口数十年来关禁之权旁落，地方官吏与关吏素鲜合作，故对于此举视为无足轻重，致外人有中国入境不需护照之扬言”。在此种情况下，外人入境畅通无阻，足迹遍及内蒙、新疆、西藏、四川、等我国的西部与北部偏远地区。
近代外人来华与时下外人来华有本质的区别，当今的来华外人是在严格平等的法律程序下进行的，以促进相互间经济、文化的交流与合作为目的。然近代外人来华是在不平等条约的庇护下，外国人借游历、传教、考察之名侵犯中国主权，从事一些非法活动，带有强烈的殖民主义色彩。外人来华所从事的活动，概括起来主要有如下几种：
（1）外商来华从事的海外贸易活动。
（2）开办公司，公司、财团所进行的开采中国矿藏，筑路，从事金融事业活动。
（3）传教士所从事的传教、行医、开办教育事业活动。
（4）探亲寻根、观光旅游、避暑度假活动。
（5）科学家、考察团、探险家所从事的考察研究活动。
（6）搜集中国信息情报的间谍活动。
（7）盗掘收集中国古物的走私贩卖活动，林林总总。
这些活动中有正常的合法活动，更不乏非法活动。就拿外人在华所进行的各类考察探察搜集活动来说，出国考察本属于一件很正常的行为，然而，在近代外人来华考察却带有浓厚的殖民色彩。各国考察队主要探察内容包括地理、地质、物种、历史、民俗、文化、宗教、艺术以及现实的政治、经济、军事等广泛的领域。据不完全的统计，当时来华的外国探险队、考察队不下数十起。这些考察团以游历为名，进行各种非法行为。据《光绪朝东华录》中有一则记载称：“彼藉游历以传教者无论已，其他或默计中夷相通道里，或私绘山川形势，或考求物产盈虚，或测探煤、铁矿苗，非空劳跋涉者”。通过这份奏折我们可以看出，外人在光绪年间，甚至光绪之前即出现这种非法行为，随着后续的不断发展，开放地域的扩大和深入，外人足迹遍及中国大地，从事活动更丰富之时，德国人也不甘落后，踏上了在中国西北境内探险考察搜寻古物之道。
二、徳人搜集古物被扣之事件经过与交涉过程
据《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公报》第一卷12号记载“德国明欣大学之地质学家德林开博士、德爱尔博士与瑞士楚尔希之博思哈君于1926年组织科学旅行，由印度之拉达克前往中国新疆，以研究昆仑山山脉以及塔里木河西边河道地質与形态。在1927年春季，德使馆收到德林开的自意尔克什坦的来函，声称在中国新疆出境出，所搜集的古生物及地质学品被新疆地方所扣留。对此，德林开博士要求新疆当局发还其所有物品出境，德使馆来信函要求和中国当局进行协商解决，并希望外交部迅速办理该案”。该案即涉及外人在华护照管理问题，又涉及外人在华活动性质问题，更涉及中央与地方处理对外事务的关系问题。国民政府逐步的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并且考虑到中外邦交问题，便与德国政府之间展开了长期谨慎的交涉。针对该案，德领事、国民政府、新疆省政府之间展开了交涉。
德使馆首先与八月二十四日奉上其前致外交部的信函，称其在1927、1928年已经分别要求中国当局发给德林开三人旅行护照，护照的有效期为一年，并要求在即将过期之时，要求中国政府“查照发给”并附“相片个二指，照费洋六元”，并要求外交部转行新疆军民长官在该博士研究期间，予以“研究上只需要赞助及保护”。对于外人游历内地的护照管理问题，德使馆援引外交部关于中国护照管理政策，谓：“查本部发给外人游历内地护照向例以一年为期，期满时可由游历人声请展期一年，或换新照”，要求中国政府发给新护照，以期妥善解决德人被扣时间。
面对此案，面对地方出现的冲突事件，中央不知道案件的详情，地方长官亦不敢轻举妄动、擅自做主。加之此时处于北京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的交替时期，情形十分复杂。因此，新疆省政府向北平外交部档案保管处处长发电咨询“查该德人赴新由德使函请前外交部签发护照，惟关于搜集古物是否经我国允可，北平档案谅可稽考”。对此，外交部向新疆省政府致电，命令新疆省政府针对此案，去查询德热所搜集之物品“究系何种物品，是否越出科学旅行范围之外”。
新疆省政府将事件详情呈报给中央之后，经中央查核得知“德林开请照存根只填前往新疆旅行，并未注明准予搜集古物字样”，外交部向德使馆节略表示已与三次电达新疆省政府迅速办理此案。1928年11月6日，新疆省政府向外交总长汇报情况，“嗣因该游历员等，在南疆各处任便挖取古物、矿苗并笛片多张”，和阗行政长官认为，“古物、矿苗两项，与我国文化及实业前途关系至巨”此三人事前在没有经过我国官厅许可的情况下任意采集，这项举动已经超出游历的范围。和阗行政长官发现，德人所运之物多系残缺不全的雕塑、佛像等物。德人称，此物多为从印度带来或者朋友赠送。为此，新疆省政府认为对于不同来源的物品，应该分别以不同的方法处理。新疆省政府主席金树仁10月30日进一步表示，德开林等以普通人资格来新疆游历，并未声明是地质学家，当然应以普通人视之，更何况德人在未经允许的情况下到处挖取古物矿苗，不仅侵害我国主权，更对我国文化、实业前途造成危害，并要求外交部电陈各使馆停发外人游历护照，以免引发一些无谓只中外交涉。
基于德开林已由边卡取道回国，只留瑞士博斯哈一人，新疆省政府对博斯哈进行了审问，博斯哈居然狡辩提出质疑，对此，新疆省政府提出严厉的解说，“为保卫主权计，对此不规则行为理应禁止”，并且换位思考，“以德瑞两国而言，地内未必皆无宝藏，是否能听凭外人任便挖取”并批驳博斯哈所言 “理论上不成立，无逐项答复之价值”。此时，外交部电陈新疆省政府，要求新疆省政府根据不同古物的由来，进行妥洽处理，并要注意中德邦交友谊。
新疆省政府主席于11月29日将德开林等所运物品列出一个单子，呈报外交部，并做出决定，将朋友所赠之物、购买之物，允许携带回国，本来可以从轻办理的，但因德开林态度恶劣，扬言不信中国政府有扣留采挖古物只能力，竟然拂袖而去，因此，对于在和阗一带所挖古物一律扣留。新疆省政府面对资源的损失和中央的压力，向中央政府提出了解决议案，将德人所挖古物以“半扣半还”的办法咨呈给外交总长。外交部将此项决议呈给驻华德使馆。此后，行政院秘书处发出公函，针对该案，责成外交部向徳使力争交还“颁给外人游历护照时，声明不得发掘或采集古物，并函各省军政机关随时注意外人游历行动”。此案过后，外交部欧美司给总务司交际科发出函电，命令以后“停发外人来新游历护照”。至此，档案结束。在交涉过程中，虽然中国政府有所妥协，但是基本上算是挽回了政府的面子。新疆省政府的努力展现了近代工人的主权意识的觉醒。
从这些往来函电可以看出，外交部和新疆省政府都是十分谨慎的，政府之所以如此谨慎是有一定原因的。
第一，19世纪末20世纪初，游历内地外人数量日渐增多，“据统计分析，1897年至1913年是外国人入境人数高速增长阶段。入境人次从1897年的4079人次，增加到1913年的31779人次，17年间共增加了618倍，年均增长率为13、7%，又有一组数据称“1921年到1928年间，中国年均接待入境旅游者56940人次”，来华外人的增多，势必早成治安的混乱，因此必须慎重对待。
第二，外人来华游历通常胡作非为，因此往往引起一系列冲突，中外交涉不断发生，外国人都是以游历为名，或进行传教活动，或图谋中国的矿产，或刺探各方面的情况，19世纪后半期的“马神甫案”和“马嘉理案”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法国神甫马赖非法潜入中国内地，胡作非为，于1856年被当地官员处死。马赖被杀本是罪有应得，但法国政府却乘机诈索，这样的事件不盛枚举。中国为此都付出过许多沉痛的代价。
第三，1927、1928两年为北京政府和南京政府的转型时期，制度较为混乱，护照管理政策亦如此，甚至有一些无照潜入内地滋事生非时间，如1912年12月，民国政府外交部报告称：“本年八月初三日，法人白尼未请护照，前往滇属个旧游历，并滋事端”。这些都严重的损害了中国的主权，“治外法权的存在，外国旅游者在中国享受种种特权，不受中国法律约束。旅游执照要由外国领事发放，中国官方盖印，作用只能是对外人更好地进行保护，根本谈不上管理”。处理案件正确与否，关系到新生的南京国民政府的安危与邦交问题。
第四，对于新疆省政府来说，事态的轻重缓急与地方官的留任与命运洗洗相关；第五，就新疆省来说，新疆省地理位置相对较为特殊，“西方殖民列强各自派出各有其目的的探险队、考察队、考古队，肆意挖掘、窃取我国珍贵文物，搜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情报资料”，这些事件在世纪之交屡见不鲜，刺激了新疆省政府的敏感度。综上五方面原因，使新疆省政府和外交部都相当的谨慎。
三、对该案交涉的评价
该案解决交涉过程，反应了二三十年代中外关系的某些特征。
第一，但凡遇到中外交涉事件，中國政府都是积极应对，进行一定程度的抗争，这与此期国民政府的“革命外交”相吻合。
第二，国人的主权意识日趋增强，在面对中外交涉事件，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都在极力维护国家主权，据理力争，主权意识的增强是该案解决的主要原因。
第三，在涉及地方交涉案件时，中央尤为谨慎，地方官也处于交涉的两难境地，既要维护地方利益，又要谨遵中央指令从新疆省政府和外交部的频繁来电中可见一斑。
第四，由于国民政府的羸弱，在对外交涉过程中出现许多妥协与退让，导致中国丧失部分权益。当然，弱国外交有其施展的空间和限度，无法太过超出其自身实力而作为，我们不能过分指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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