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苏关系的恶化与毛泽东晚年的理论迷失

摘要：毛泽东思想的发展在1957年至1976年经历严重曲折，这与毛泽东个人认识上的偏差和理论迷失直接相关，而毛泽东个人认识偏差和理论迷失的直接诱因是中苏关系的恶化。中苏对待斯大林错误的初步分歧导致毛泽东改变对中国社会主义主要矛盾的判断；中苏关系的恶化加深了毛泽东对国际国内修正主义危险性的认识；中苏关系的破裂强化了毛泽东对“继续革命”的必要性的认识。毛泽东思想发展经历的重大曲折是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互动的结果。

关键词：中苏关系；恶化；毛泽东晚年；理论迷失

中图分类号：K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81(2011)03-0007-05

1957年至1976年这段时间是毛泽东思想的严重曲折发展阶段。毛泽东思想经历的重大曲折直接源于毛泽东晚年的理论迷失，而毛泽东晚年的理论迷失又与国际因素相关。正如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发展、成熟离不开国际因素尤其是共产国际和苏联因素的影响一样，毛泽东思想发展经历的重大曲折也与苏共的领导人更替、国际国内政策演变和中苏关系的变化紧密相关。对于这一点，学界尚无系统的研究。侧重从中苏关系的恶化这一国际因素着手探讨它对毛泽东思想发展的影响，并不是想否认其它因素对毛泽东思想曲折发展所产生的影响，只是想在纷纭复杂的历史现象背后寻找历史的真相，解开使中国国内政策突然转向且导致长达十年内乱的真正原因。现代国际政治理论研究表明，任何一个国家内外政策的制定都离不开当时国际政治形势和国际环境，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存在着明显的互动关系。毛泽东思想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因此，毛泽东思想的曲折发展与毛泽东的认识以及在中苏关系恶化后所采取的因应政策有直接关联，与美、苏左右的国际政治和“冷战”形势也有重大关联。

一、中苏问的初步分歧导致毛泽东改变了对中国社会主义主要矛盾的判断

毛泽东晚年认识上的重大偏差和理论迷失集中表现为对中国国内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的错误判断，形成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毛泽东思想发展中经历的重大曲折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始于中苏间的初步分歧，而中苏间的初步分歧始于对斯大林的评价。

斯大林是苏联的重要领导人之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活动家、列宁社会主义事业的继承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斯大林领导的苏联和盟军共同击败了纳粹德国和日本帝国主义，取得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对20世纪的苏联和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由于特定的国际国内条件，新中国建立后的一段时间内，我们采取了“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中苏两国关系进入了一个短暂的“蜜月期”，新中国在经济、政治领域以斯大林模式为样板，形成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和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而斯大林模式，到50年代其狭窄的框架已经容纳不下发展着的、多种多样的社会主义实践的内容。时代在呼唤改革，理论需要发展。1956年，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对苏联经验进行反思，提出了“以苏为鉴”，探索符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思想，在中共“八大”上我党对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作出了正确的判断，全党的注意力开始放在恢复和发展经济，促进社会生产上来。应该说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斯大林逝世后，苏联也在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赫鲁晓夫对斯大林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存在的—些问题提出了—些具体政策措施进行改革。

但是，这一良好的反思与改革势头却因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作的《反对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给打断了。赫鲁晓夫在秘密报告中数落了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如何导致了对党的集体领导原则的破坏，如何导致了个人专断独裁，直至产生了完全无视民主与法制的骇人听闻的大规模镇压和恐怖行为。赫鲁晓夫把苏联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暴露出的所有问题都归结为斯大林个人的问题。赫鲁晓夫的鲁莽行动一时间让斯大林由一个世界反法西斯主义的英雄、世界人民的革命领袖变成一个“专制暴君”，让全世界尤其是各国共产党人为之大惊，也给西方敌对势力反苏反共提供了口实，使国际共产主义陷入混乱，苏共中心地位发生动摇。这一事件也打乱了中国共产党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建设进程。面对此种情况，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最初的心情是复杂而矛盾的，用毛泽东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喜的是赫鲁晓夫揭了盖子，表明苏共、苏联和斯大林并非一切正确，这有助于各国共产党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惧的是赫鲁晓夫捅了娄子，搞突然袭击，将斯大林一棍子打死，会造成混乱，甚至疑惧像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就在自己身边，因而把注意力再次转到阶级斗争上来。

作为这种矛盾心情的写照，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在一定程度上是支持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错误进行批判的。毛泽东认为现在是破除对于苏联和斯大林迷信的时候了。毛泽东认为，斯大林的主要错误是在苏联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的很长时间里否认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斯大林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这里生产关系同生产力状况完全适合”，“因为适合于生产力的生产关系使生产力有这样的充分广阔的天地”。这种“无矛盾论”的观点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在苏联理论界占统治地位。他们认为，苏联的生产力“具有没有阻碍的发展的可能性”；生产关系“完全适合于生产力的增长，推动生产力一日千里地向前发展”。苏联人民在政治上、道义上的一致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动力。直到1952年，即斯大林逝世前一年，他还在为自己的错误辩解。对此，毛泽东批评了斯大林在理论上的混乱，他指出：“斯大林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不承认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存在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存在矛盾。直到他逝世前一年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才吞吞吐吐地谈到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说如果政策不对，调解得不好，是要出问题的。但是，他还是没有把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当作全面性的问题提出来，他还没有认识到这些矛盾是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向前发展的基本矛盾。”①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中仍然存在着各种矛盾，正是由于矛盾的存在和斗争，也推动着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同时他还指出：“在我们面前有两种不同性质的矛盾：第一种是敌我矛盾……第二种是人民内部矛盾。”这时，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都是正确的。毛泽东认为斯大林的另一个错误就是大搞个人崇拜、个人专断，损害党的民主集中制。通过对斯大林错误的分析，毛泽东和党中央作出了开门整党的决定，以期反对官僚主义，避免斯大林的错误在中国重现。此时，毛泽东对斯大林错误的分析批判应该说是符合实际、有理有节的。

但是，毛泽东不赞成赫鲁晓夫把斯大林“一棍子打死”的做法。在他看来，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中央在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问题上动机不纯、方法不当，对斯大林一生的功过评价有失公允，检讨斯大林犯错误的原因时诿过于人，对斯

大林所犯错误的性质认识不准确。在毛泽东看来，斯大林所犯的错误只是认识上的错误，是好心犯的错误，“斯大林对于苏联的发展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是有伟大历史功绩的”，“他虽然犯有错误，却仍然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斯大林的错误不能统统归结为个人崇拜，从根本上说还是主观不符合客观，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是思想方法问题”。因此，他反对全盘否定斯大林的做法，从主观上维护斯大林的形象，尤其是在西方掀起了反共反苏高潮，波兰、匈牙利事件相继发生，苏南冲突之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更加坚定了捍卫斯大林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形象的决心。而且，在波匈事件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斯大林错误批判的态度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他们认为全盘否定斯大林助长了反革命的气焰。关于这一点，可在毛泽东此后的多次谈话中得到验证：“东欧一些国家反革命杀得太少了，因此稍有风吹草动，敌人才会有那么大的力量兴风作浪。那么多反革命没有搞掉，没有在阶级斗争中训练无产阶级，分清敌我，分清是非，分清唯心论和唯物论。”很显然，此时，毛泽东已将批判斯大林与东欧国家的阶级斗争联系在一起了，批判斯大林就是阶级敌人的反攻倒算。虽然此前毛泽东一直认为，在中国，共产党比较重视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搞得比较彻底。因此才会在中共“八大”上作出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矛盾已不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阶级斗争已不是中国社会的主要任务的判断，但事情的发展却大大出乎人们的预料。在1957年中国共产党的整风运动中，由于某些部门特别是文化教育部门的少数人对党的领导提出了很多很尖锐的批评意见，有的涉及到否定党的领导，攻击社会主义制度的问题，这使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警惕性大增。他们敏感地认为这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波匈事件就要在中国重演了。面对如此严峻的阶级斗争新动向，为了不让“阶级敌人”的阴谋得逞，为了不让千百万人流血牺牲打下的红色江山改变颜色，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决定对资产阶级右派发起进攻。因而，一场很平常的整党整风运动转变为反对资产阶级右派的政治斗争。更值得一提的是，此时毛泽东和党中央又将注意力重新转移到“阶级斗争”上来，并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轻易地改变了中共“八大”对当时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

尽管如此，此时的负面影响还是局部的、有限的，然而随着中苏关系的不断变化和恶化，这种情况也在迅速发生变化。

二、中苏关系的恶化加深了毛泽东对国际国内修正主义危险性的认识

中苏在认识与处理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和美苏缓和战略上的矛盾加速了中苏关系的恶化。在中苏关系史上，1958年是发生较大转折的一年。1956年的苏共二十大虽然使中苏之间的关系出现了裂痕，但双方的友好合作关系尚未根本改变，主要分歧还控制在两党之内。1958年春，由于苏联提议在中国建立长波电台和共同核潜艇舰队，使中国领导人觉得自己的主权和战略地位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因此，中苏关系进一步恶化。1958年8月至9月中国大陆炮击金门、马祖事件，使苏联领导人认为中国破坏了苏联的缓和战略，双方的不信任和矛盾加深。1959年，中苏之间又因中印边界武装冲突，赫鲁晓夫的“三和路线”、苏美领导人的戴维营会晤和苏方批评中国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拒绝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教学模型和技术资料等，双方关系进一步恶化，双方的分歧和矛盾已经扩大到意识形态、革命理念和战略利益等方面，两党的分歧也演变为两国的分歧。到1959年底，两党两国关系的破裂已成定局。1960年7月16日，苏联政府突然照会中国政府，单方面撕毁了343个专家合同和合同补充书，废除了256个科学技术合作项目，并从7月28日起，在仅仅一个月的时间里，撤走苏联在华全部专家1390名，并终止派遣专家900多名。苏联撤退专家，撕毁合同，严重打乱了我国正常的生产秩序，使很多苏联援建的在建项目被迫下马，已经建成的项目无法正常运转，使中国经济在遭受“大跃进”和自然灾害所造成的困难的基础上雪上加霜。不仅如此，苏联政府还开始逼迫中国政府偿还债务，过去亲密的中苏关系不再，中苏关系滑向了破裂的轨道。

从中苏分歧产生开始，毛泽东就一直在思考赫鲁晓夫为什么要这样做。就在苏共二十二大召开前夕，赫鲁晓夫抛出一个所谓“现代化的共产党宣言”，宣称苏联将走向全民国家、全民党。毛泽东似乎悟出了问题的症结所在，他认为赫鲁晓夫已经变成国际修正主义路线的总代表。在1960年9月的一次会议上，他提出：赫鲁晓夫到底代表什么阶层?他认为赫鲁晓夫代表的高薪阶层，是代表帝国主义的阶层。高薪对低薪，明明是不人道，因此反对他的人都是低薪的普通工人、农民。实际上，从苏共二十二大再度把矛头指向斯大林并肯定了苏共二十大的观点后，毛泽东就已经断定苏共整个变成修正主义了。他曾在1956年对修正主义有过一个界定，认为“修正主义”指的是以批判斯大林和苏联的错误为借口，否认苏联的基本经验的国际意义，否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削弱或否定无产阶级专政、削弱或否定共产党的领导作用等等。尽管这一界定主要是针对赫鲁晓夫领导的苏共来说的，但是，毛泽东的这一判断对中苏关系和中国政治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首先，它导致了中苏关系史上的“大论战”。既然已经认定赫鲁晓夫是国际修正主义的总代表，是与工人、农民对立的，那么，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忠实捍卫者，中国共产党不能不挺身而出，对赫鲁晓夫的思想路线进行批判。1960年4月，以纪念列宁诞生90周年为由，中国方面发表了由中共中央组织撰写并经毛泽东亲自审定的《列宁主义万岁》、《沿着伟大的列宁主义道路前进》和《在列宁的革命旗帜下团结起来》三篇文章。文章表面上是批判南斯拉夫的“修正主义”和各种修正主义观点的，但实际上是对苏共二十大以来的国际路线及其理论提出了系统的批评，矛头直指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中央，由此拉开中苏论战的序幕。这三篇文章的发表，引起苏联领导人的忌恨，赫鲁晓夫采取了一系列报复行动，包括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组织对中共代表团的围攻，将中苏分歧公开化，下令撤走在华专家，撕毁中苏间几乎一切合作协议等。1962年在中苏关系史上发生了两件大事：伊犁事件和美苏达成防止核扩散协议。中国方面认为前者是苏联策动的结果，后者是美苏实施核垄断、排斥中国的结果，从而使中苏关系迅速恶化。此后，两党在意识形态和国家战略利益领域的争论和冲突日趋白热化，直至1963年爆发了中苏之间的大论战。在大论战中，中国方面在《人民日报》、《红旗》杂志上连续发表九篇文章，锋芒集中对准《苏共中央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把酝酿已久的中苏论战推向高潮。“一评”点出了中苏分歧的由来和发展，“二评”、“三评”点出了被当时认为是最要的问题，即斯大林问题和所谓“资本主义复辟”的问题。尤其是“三评”中提出的判断资本主义复辟的五个标志，成为了分析苏联内外

政策和指导国内“反修防修”、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理论依据。“四评”、“五评”、“六评”批评了苏联的对外政策，阐述了中国的对外政策和国际战略。“七评”、“八评”、“九评”转入对苏联同兄弟党兄弟国家关系、和平过渡问题和苏联国内政策的批评，“七评”和“八评”还分别给赫鲁晓夫戴上了“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的两顶帽子。“九评”即《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经过毛泽东的反复修改，与最先发表的《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一样，成为整个中苏论战中中国方面的纲领性文献，也是指导国内“反修防修”运动的纲领性文件。多年后，邓小平在回顾这段历史时说：“多年来，存在一个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理解问题。从195"／年第一次莫斯科会谈，到60年代前半期，中苏两党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我算是那场争论的当事人之一，扮演了不是无足轻重的角色。经过二十多年的实践，回过头来看，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这是对中苏论战的精准评价，也是警世之语。

其次，导致了国内政治中的所谓“反修防修”运动。中苏论战对中国国内政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那样，中苏论战为“文革”作了一次广泛的思想动员，为“文革”的发动作了必要的舆论准备，为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等问题，通过中苏论战凸显出来。毛泽东急于在国内设法解决中苏论战中得出的主要结论。从1962年以来急剧发展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指导思想得到进一步发展，“反修防修”成为比任何时候都急迫的问题。1962年8月上旬，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工作会议，毛泽东突然改变会议的原定议题①，提出阶级、形势、矛盾三个题目要与会者讨论。在会上，他提出社会主义国家究竟存不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问题，并且确信赫鲁晓夫现象与阶级斗争问题、修正主义与资产阶级就是一体两面的问题。毛泽东把党内思想认识上的分歧也当作是社会上阶级斗争的反映，把他所不同意而实际是比较符合客观情况的一些意见，看成是右倾机会主义即修正主义的表现，斥之为“黑暗风”、“单干风”和“翻案风”。中共八届十中全会结束时，毛泽东将他的观点进一步系统化，在全会的公报上写道：“八届十中全会指出，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他还说：“阶级斗争和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问题，我们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

以重提阶级斗争为主要内容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可以说是历史的一个转折点，也是毛泽东思想曲折发展中的一个转折点，它使毛泽东本来已经“左倾”的阶级斗争理论大大升级，更加理论化和系统化，成为毛泽东将国际反修斗争与国内“反修防修”紧密结合的标志。此后，一方面，在国际上大力批判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思潮，向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猛烈进攻。一方面，在国内狠抓阶级斗争，开展大批判。从发动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和“五反”，到批判各种“反动的”电影、戏剧、小说；从讨伐所谓“反动学术权威”，到大搞所谓“文艺革命”、“教育革命”等。总之，在“反修防修”的旗帜下，运动和斗争接连不断，使很多知识精英、学术精英被打倒，制造了很多冤假错案。其影响虽不及“文化大革命”深远、严重，但实际上是“文化大革命”的预演。

总之，随着中苏关系的恶化和中苏大论战的深入，国内的阶级斗争和“反修防修”斗争也在深入发展，毛泽东通过对赫鲁晓夫变修的防范和对国内阶级斗争状况的总结，已基本上形成了一套“反修防修”的理论。

三中苏关系的破裂强化了毛泽东对“继续革命”的必要性的认识

1964年10月，勃列日涅夫取代赫鲁晓夫担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被迫下台。赫鲁晓夫的下台既是苏共领导集团内部矛盾的产物，也与中苏争吵和中共对赫鲁晓夫的批判有关。赫鲁晓夫的下台被认为是他多行不义必自毙的结果，它使毛泽东误以为中国共产党取得了国际上“反修”斗争的胜利，证明了中共中央坚持的反修路线是完全正确的。

赫鲁晓夫下台后，毛泽东等人一度认为中苏关系有可能出现转机，至少有希望扭转不断恶化的局面。从阶级立场上来看，中共还是十分愿意与苏联保持良好关系的，并为此做了不少努力。但是，由于双方积怨太深，加上勃涅日列夫上台后，在世界范围内大肆抢占战略要地，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发动侵略战争，不但没有使双方关系得到改善，而且还由于苏联领导人推行的政策严重背离了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基本原则，严重损害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形象，背离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理念，中苏之间从口头争吵到大动干戈，直至1969年苏联发动侵略我国珍宝岛的战争，中苏关系完全破裂。

从斯大林逝世到赫鲁晓夫上台再到勃列日涅夫上台以及中苏论战的经历中，毛泽东得出了两个重要结论：必须选好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必须反对修正主义、资本主义复辟。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相互联系的方面。接班人没选好，就可能导致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掌握国家政权，和帝国主义搞妥协，搞修正主义，复辟资本主义，或者使政权落到象勃列日涅夫式的人物手里，发动对社会主义国家和其他国家的侵略战争。“反修防修”就是要清除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式的人物的复辟与反动，捍卫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1966年6月。毛泽东在接见外宾时说：“我们都是七十以上的人了，总有一天被马克思请去。接班人究竟是谁，是伯恩斯坦、考茨基，还是赫鲁晓夫，不得而知，要准备，还来得及。”他认为通过不断的“继续革命”就可以达到“反修防修”的目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发动“文化大革命”打倒以刘少奇为首的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就成了毛泽东的主要考虑。

赫鲁晓夫的下台，大大鼓舞了毛泽东反对修正主义的信心。虽然毛泽东起初是将主要精力放在反对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上，主要抓城乡基层和文化各界的阶级斗争和“反修防修”，但这并不表明他不关心上层的动态，因为“苏修”就出在上层，这使他对中共上层是否会出修正主义保持高度警惕。1964年10月12日，在中共中央批转李雪峰给刘少奇的信中就明确说道：“在目前情况下，不向党内各级干部明确地指出当前的主要危险是右倾危险，是不利的……”毛泽东认为，现在已经出现了不少单位的权力不在共产党手中，而是被阶级敌人篡夺了，然而领导的思想还存在着右倾，跟不上形势，不敢进行夺权斗争。

在1964年底至1965年初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和刘少奇因对“四清”运动的看法不同引起了一场争论。刘少奇对毛泽东的一些提法，当着许多与会者的面直率地表达了自己的不同意见，这被看作是对毛泽东权威的挑战。对

此，毛泽东耿耿于怀，多次不点名地批评了刘少奇，说他背离了：马克思主义。也就是在这次会议后，刘少奇实际上就成了毛泽东认定的党内修正主义的代表人物，是睡在自己身边的“赫鲁晓夫”。关于这一点在经毛泽东审阅的中共“九大”政治报告中也有明确记载：“一九六四年，在伟大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刘少奇跳了出来，镇压群众，包庇走资派，并且公开攻击毛主席倡导的对社会情况进行调查研究这个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已经‘过时’了，胡说什么不执行刘少奇路线‘就没有资格当领导’了，他们急不可待地要复辟资本主义。一九六四年底，毛主席召集了中央工作会议，主持制定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痛斥了刘少奇形‘左’实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今天看来，中共“九大”对刘少奇的批评是没有根据的。正是基于对国内阶级斗争形势的错误估计和对刘少奇的错误批评，毛泽东确信有必要加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才能杜绝修正主义。而且在“文化大革命”中废弃了接班人刘少奇，选定了林彪作为接班人并且写入了“九大”的党章。但是，毛泽东在世时，通过他个人选定的几个接班人都出了问题，“革命”是继续了，但接班人问题始终没有解决好，其中的教训值得深思。

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到“文化大革命”爆发后的一段时间里，中苏关系的演变、恶化与中国国内政治有着清晰的互动轨迹。即中苏间关系的变化、恶化使中国共产党人的指导思想日益“左倾”，而日益“左倾”的国内政治使中苏间的关系更加呆滞、僵化直至破裂。从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互动的角度看，最初毛泽东从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波匈事件和苏南冲突等事件中得出了苏联和东欧国家阶级斗争没有搞好的结论，在国内发动了整党运动。随后，又以整党运动中右派攻击为依据，轻易改变了中共“八大”对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判断。1958年又因长波电台和共同舰队事件、美苏戴维营会晤等使中苏关系恶化不可逆转。1959年底以后，毛泽东通过分析中苏关系恶化的原因，判定苏联以赫鲁晓夫为首的领导集团已经走上了修正主义道路，决定首先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开展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为此与苏共进行了影响深远的中苏大论战。而中苏论战中得出的结论促使他加紧在国内政治中开展“反修防修”的斗争。因此，在1962年召开的北戴河工作会议和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重提阶级斗争，特别强调阶级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和曲折性，强调要把阶级斗争与“反修防修”紧密结合起来。1964年赫鲁晓夫的下台鼓舞了毛泽东，在国内发动了一场旨在“挖修根”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意识形态领域的大批判运动，又因对待“四清”和社教运动的分歧，而把矛头直指刘少奇等“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并认定他们就是中国修正主义的总代表，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勃列日涅夫发动珍宝岛之战，表明苏修已经变成了社会帝国主义国家，中苏关系完全破裂。根据事物发展的这样一种路径，毛泽东把“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发展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并为在这一错误理论指导下引爆“文化大革命”寻找到了“合法性”依据。这是毛泽东晚年的主要理论迷失之所在。也是他的历史悲剧之所在。

综上所述，中苏关系的恶化对中国政治的影响巨大，从某种意义上说，中苏关系的恶化是毛泽东思想发展经历重大曲折的直接原因。在全球化迅速发展的今天。我们在制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方针政策时，一定要坚持从我国的国情出发，实事求是，认真客观地分析各种国际因素，努力规避各种不良国际因素的影响，使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良性互动。只有这样，我们的事业才能立于不败之地，我们的理论创新才有价值。这就是我们从中苏关系恶化与毛泽东思想曲折发展的关系中得到的最大教训。

责任编辑：熊先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