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亚国家大国多边务实外交战略论析

摘 要：由于苏联的解体，中亚地区原五个加盟共和国获得了独立，为了谋求国家利益最大化，这些独立后的中亚国家确立了多边务实外交战略。中亚国家所奉行的多边务实外交并非“等距离”外交，其外交政策表现为一定的不平衡倾向性；中亚国家对外交往的亲疏程度并非一成不变，而是根据国家利益需要动态地调整，尤其在与俄、中、美三大国的外交关系方面表现得最为突出。

关键词：中亚国家；国家利益；多边务实外交；现实主义

中图分类号：D83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3）03-0105-03

国家利益是指“一切满足民族国家全体人民物质与精神需要的东西。在物质上，国家需要安全和发展，在精神上，国家需要国际社会尊重与承认。”[1]国家利益是国际政治和国家对外行为的基本动因，对国家利益的研究也是国际政治研究的热点问题。长期以来，学术界多数认为国家利益是现实主义学派的专有变量。现实主义者强调，国家利益是至高无上的，是国际政治的本质，它是决定国家行为的最基本因素，国家在制定国家安全战略和外交政策时必然以国家利益为首要考量。现实主义学派的经典大师汉斯·摩根索（HansJ.Morgenthau） 在其代表作《国家间政治》中曾指出：“外交政策的唯一标准是国家利益的实现。”[2]对于政治家而言，在国家利益的范畴内制定和实施外交政策涉及到国家对外关系中的战略目标和实现这些目标的手段，并且还必须判断和界定各类目标的优先顺序。

由于苏联的解体，中亚地区原五个加盟共和国带着先天不足获得了独立，独特的地缘政治价值，丰厚的地缘经济价值，吸引着外部势力争先恐后地涌入该地区，中亚成为大国博弈的“舞台”。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亚国家领导人把国家利益作为自己制定外交政策的出发点和核心，纷纷推出了超越意识形态的以多边务实外交为特征的现实主义外交战略。这一外交战略的选择，一方面可以保障在各国主权独立的前提下，借助多种国际势力急于在中亚确立和发展各自利益存在的需要，有意识地吸引大国或大国集团进入，用一种力量制衡另一种力量，在大国“博弈”中分散风险，以获得国家安全保障；另一方面，可以使中亚国家得以在各大势力进入后形成的对峙与制衡的缝隙中间赢得多种好处，谋求国家利益最大化。然而中亚国家所奉行的多边务实外交并非“等距离”，其外交政策总表现为一定的倾向性，而且中亚国家对外交往的亲疏程度亦非一成不变，往往会根据自己国家利益的需要动态地予以调整，这主要表现在与一些大国、富国、周边国家关系上，尤其在与俄、中、美三大国的外交关系上表现最为突出。

一、 俄罗斯：中亚国家外交的首要选择

俄罗斯是中亚国家最“亲密”的伙伴，是中亚国家的“手足”和“近邻”。中亚国家与俄罗斯的“依存度”是相当高的，历史上中亚国家长期作为沙俄的省，尔后又曾经是苏联的加盟共和国，无论是政治、经济、军事还是人文等方面都深受俄罗斯的影响，双方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些优势使其他任何国家无法与俄罗斯相比拟，所以，俄罗斯是中亚国家外交的首要选择，多数中亚国家把俄作为本国外交的重中之重。

1.俄罗斯是中亚国家政治上的首要战略伙伴。1991年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和中亚国家虽然都成为独立主权国家，但拥有相同或相近的政治体制、人权观和民主观。中亚五国与俄罗斯的政治关系总的来说相当密切，其中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更为突出。这主要是因为中亚五国与俄罗斯都是独联体成员国。在独联体的许多重大问题上，除土库曼斯坦有较大保留外，其余四国基本上与俄罗斯一致或接近。除塔吉克斯坦外，其余四国均与俄罗斯签署了《友好合作互助条约》或《友好合作条约》或《友好合作原则条约》，这些条约使双边关系具有同盟的性质。

2.俄罗斯是中亚各国经济上的“供血站”。由于原苏联时期推行“劳动分工”政策，中亚各国只作为原料生产国，经济结构单一、畸形，这使中亚与俄罗斯经济“紧紧捆绑在一起”，对俄罗斯存在严重的依附性。哈、吉、塔等中亚国家的独立虽然符合中亚各国人民心愿，但由于是国际局势突变的产物，缺乏物质上的准备，经互会解散后，中亚各国与俄罗斯等国的经济联系戛然中断，而新的经济联系又没有迅速建立起来，一下子如同割断了中亚各国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脐带”，使各国经济陷入了极大的困境。中亚五国若中断或仅仅是恶化与俄罗斯的经济关系，都会对本国经济造成严重影响，至今俄罗斯仍然是中亚国家最主要贸易伙伴。为了国家的生存和发展，中亚各国不得不现实地发展与俄罗斯的经济关系。这就是为什么中亚国家特别是哈、吉、乌等国努力寻求与俄实现经济一体化的原因。目前，中亚国家在努力使本国经济融入世界经济一体化和推行经济联系多元化的同时，仍在不断加强与俄罗斯的经济关系，特别是努力吸引俄的资本和技术，加强双边经济技术合作。哈萨克斯坦于2010年加入由俄罗斯主导的关税同盟，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也要加入。乌兹别克斯坦总统认为，“不与俄罗斯保持友好合作关系，乌兹别克斯坦就不会有未来的前途”。

3.俄罗斯是中亚各国安全上的后盾和“保护伞”。中亚国家在安全方面需仰仗俄罗斯的军事实力。各国独立初期几乎都没有自己的军队，随后各国以驻在本国的原苏军为基础组建了本国军队，但数量极其有限，因此，除乌兹别克斯坦外各国边防军基本上由俄罗斯军队担任。俄罗斯不仅是中亚各国武器装备的主要供应者，而且是其军官的培养者。1992年5月，哈、乌、塔三国加入了由俄罗斯主导的《集体安全条约》，该条约规定了缔约国对彼此安全应承担的义务，实际上意味着加入该条约的国家把自身的安全托付给了俄罗斯。哈总统纳扎尔巴耶夫认为，既然签订了《集体安全条约》，哈、俄领土应视为统一的防御空间，军队应该进一步接近，甚至建立联合集群。土库曼斯坦虽然没有加入《集体安全条约》，但它与俄罗斯之间签订了包括《关于在防空领域合作的政府间协定》等一系列涉及军事合作的协议。目前，土边境基本上由俄军驻守，土还规定了俄军官可以在其军队中任职。塔吉克斯坦目前的安全与稳定也基本上依靠俄军的保护。另外，中亚五国在无核化的情况下寻求俄罗斯的“核保护伞”。在对外军事领域，中亚各国尽量与俄协调立场。

4.人文关系是中亚国家与俄罗斯紧密相连的“纽带”。中亚国家总人口为5000多万，其中俄罗斯人就有500万，中亚国家境内的俄罗斯人问题是影响中亚各国与俄发展关系的重要因素之一。中亚各国与俄罗斯在文化教育方面有广泛的合作，例如，俄为中亚各国培训外交官和其他方面留学生。俄罗斯还在吉尔吉斯斯坦开设了俄罗斯大学，为在吉生活的俄罗斯人提供高等教育。现在，俄罗斯的报刊、电视仍在中亚各国发行和播放，影响广泛。

综上，“中亚各国依旧在俄罗斯的政治、经济、军事和人文影响之下”，[3] 中亚国家在与其他国家尤其是西方大国的外交活动中，必定要考虑俄罗斯的反应，判断是否会伤害俄罗斯敏感的末梢神经。所以中亚国家虽然奉行全方位务实外交政策，但目前对俄外交仍然被置于最优先考虑的地位，俄被视为首要的战略伙伴。

然而，中亚国家对俄罗斯的关系也有戒备的一面。自独立以来，它们始终担心俄罗斯昔日“帝国野心”的再次膨胀，不愿重新成为俄罗斯的附庸，为俄罗斯人所主宰，尽管与俄罗斯同为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成员国，在军事方面寻求俄罗斯的保护，但又不把自己完全拴在俄罗斯的战车上。所以，各国近年来实施了一些“淡俄罗斯化”政策，一方面加强与东方中国的关系，特别是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积极发展与中国的战略伙伴关系，实际上是想借助中国平衡俄罗斯在中亚的影响力；另一方面积极拉近与西方国家特别是与美国的关系，大部分中亚国家加入了由美国主导的“北约和平伙伴关系”国和“古阿姆集团”，希望借助美国力量来制衡俄罗斯。

二、中国：中亚国家外交的优先方向

中亚国家与中国在历史上保持着传统的友好关系，连接欧亚文明的古代“丝绸之路”的主要路线和区段就分布在中国的西部和中亚地区。彼此间在民族、宗教、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关系源远流长。中国对于中亚国家具有天然毗邻的地缘优势，为确保独立初期的社会稳定和经济恢复，中亚各国都非常重视发展与中国的友好关系。尤其是与中国有着3000多公里共同边界的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三国，都把与中国建立和发展友好合作关系作为保障各国巩固独立建国成果的重要对外安全战略之一。

中亚各国领导人在独立后的外交活动中往往把取得中国的支持作为突出其国内、国际政治形象的重要途径，正如哈萨克斯坦总统所言：“没有同中国的密切和建设性的合作，哈萨克将难于想象进入21世纪。”[4]为摆脱苏联时期旧经济体系的束缚，加快经济复苏的速度，中亚国家积极与中国建立和扩大多渠道的经济合作：一方面利用市场和商品的互补优势，促进各国内部生产能力的恢复；另一方面借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成功的经验，改造各国旧的国民经济体系。中亚国家地处内陆，没有直接出海口，这无疑增加了他们输出石油、天然气的难度，同能提供出海口的中国搞好关系显得尤为重要，中国被他们视为实现资源富国战略最理想的对外经贸通道。吉尔吉斯斯坦总统阿卡耶夫曾将中国比喻为吉通向世界的大洋。[5] 对于中亚国家急需的资金技术以及在交通运输方面存在的问题，中国愿意也有能力帮助解决，双方的优势互补比较突出，而总部设在上海的上海合作组织又成为彼此互利合作的重要平台。

中亚国家积极发展与中国战略伙伴关系，实际上也有利用中国平衡俄罗斯、牵制美国在中亚影响的战略考量。中亚国家普遍认为中国是一个爱好和平的伟大国家，中国所制定的“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睦邻、安邻、富邻”的方针政策，所倡导的“上海精神”、“新安全观”与“和谐地区”等理念受到中亚国家广泛赞同，中国没有霸权野心，在中亚不谋求军事基地，而是希望中亚地区保持稳定，追求中亚地区和谐，这的确使中亚国家对中国比较放心。

基于以上情况，中亚国家在多边务实外交战略中，把中国置于非常重要的地位，中国成为中亚国家外交的优先方向。

然而近年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迅速提升，国际影响力的不断扩大，中亚国家也或多或少地受到西方所喧嚣的所谓“中国威胁论”、“文化冲突论”和“中国坐大上合组织”等论调的影响，对中国的快速发展产生了一些疑虑。另外，由于中国的经济实力还比较有限，中亚国家从中国得到的经济援助远远不能满足本国的需求，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中亚国家与中国在经贸领域的深层次合作，使得中亚国家把获得经济外援的重点放在了西方尤其是美国，经济上西倾的趋势在逐步增加。

三、美国：中亚国家外交的特别借重力量

中亚国家对美国的期望主要有三个方面，即安全保障、经济援助、制约俄罗斯平衡中国。首先，中亚国家在安全上，由于自身力量非常薄弱，应对各自国内传统安全威胁已经是捉襟见肘，更不必说应对来自外部和本地区的非传统安全威胁（如“三股恶势力”、贩毒和非法移民等），所以希望借助大国的帮助，希望通过参与各具特色的多种安全合作组织（如上海合作组织、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古阿姆集团”等），得到安全上的保障。除依靠俄罗斯、中国外，中亚国家还特别看重超级大国美国的军事实力。“9·11”事件之后，美国借反恐之机在中亚大肆扩张势力，使中亚地缘政治的天平开始朝美国一边倾斜。美国迄今为止已经在邻近阿富汗的9个国家建立了13个军事基地，大幅度扩张了在中亚及其周边地区的军事网络。哈萨克斯坦政治家不无感慨地说“地缘政治现实已经发生了变化，美国一下子变成了中亚的第三邻国”。中亚领导人当初则欣喜地接受了华盛顿的“反恐斗争”。由于美国大量向中亚地区投入军事援助、军事交流、开辟军事基地、加强与中亚国家军事安全合作等，已成为影响中亚地区军事安全格局一支重要力量。乌兹别克、吉尔吉斯、塔吉克用军事资源讨好美国，企图获得安全上的保障。其次，中亚国家独立初期经济基础相当脆弱，时至今日仍受经济困难的困扰。各国要想根本摆脱经济上的困境，只能利用自身的能源资源优势，然而开发能源需要相当技术和大量的资金投入，这两者恰恰成为制约中亚国家实现能源富国梦的重要“瓶颈”，所以只能依赖一些大国、富国，美国在这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美国在“9·11”后大幅度提升了对中亚地区的经济援助，如2002年向哈萨克提供5200万美元经援，同时增加对乌兹别克和吉尔吉斯经济援助。国际金融危机使中亚国家经济雪上加霜，2009年美国加大了援助力度，对吉尔吉斯的经济援助由上年的2240万美元增加到的4150万美元，对塔吉克由2500万美元增加到4650万美元，对土库曼也由800万美元增加到1300万美元。[6]另外，在经贸合作方面，美国主要加大了对石油与天然气工业投资，除对中亚油田投入大量的开发资金外，积极修建不经过俄罗斯的输油管线，并在印度洋为里海石油找到南下的出海口，美对中亚国家的经济援助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中亚国家经济的困境。再次，中亚国家积极拉近与美国的关系还有一种战略考虑，就是想利用美国的强大实力制约俄罗斯在中亚的影响，同时也想达到平衡中国在这一地区影响的目的。

基于以上三个方面的考虑，中亚国家把美国作为它们外交的一支特别借重力量。然而，近年来美国在中亚的所作所为，使中亚国家对美国的期望打了不少折扣，因为美国进入中亚地区的目的与中亚国家对美期望之间存在很大的落差。美国进入中亚最大的目的是把中亚地区作为其称霸全球战略的一个桥头堡，通过涉足中亚事务，使美国与俄罗斯、中国的接触变得更加直接，北向可遏制俄罗斯，东向可牵制中国，可谓是一石二鸟；控制欧亚大陆腹地的油气资源和能源运输通道，能使美国在全球能源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这对于美国来说也具有全球性战略意义，美国前能源部长曾说：“世界的能源线在哪儿，美国的外交政策线就在哪儿。”中亚国家正在进行“制度转型”，究竟是倒向西方式民主制度，还是继续目前的“半专制”状态，抑或重归旧路，对美国的战略意义是不同的。[7]美国通过在中亚地区支持反政府武装，推行西方民主，意欲逐步西化中亚国家，增加中亚国家对俄罗斯的“离心力”，使俄罗斯对中亚国家的影响力逐步“缩水”，最终达到使中亚国家彻底摆脱俄罗斯的目的，同时还可达到离间中亚国家与中国关系的目的。然而，美国在中亚地区支持的被称为“颜色革命”的民主化改造严重影响了中亚国家的政局稳定，有专家认为“颜色革命”是又一次“和平演变”，所谓的“民主”只不过是一个幌子。[8] 特别是吉尔吉斯斯坦的“郁金香革命”和乌兹别克斯坦的安集延骚乱之后，中亚地区局势动荡不安。中亚各国逐渐看清了美国的“司马昭之心”，出于巩固现有政权的考虑，各国不同程度上加强了对美国的戒备。“颜色革命”让美国在中亚暂时丢了分，但是“请神容易送神难”，中亚国家要彻底摆脱美国在中亚的影响是不可能的。近年来，由于美国经济援助的不能令中亚国家满意，再加上美国所承诺的经济援助往往是口惠而实不至大打折扣，有些甚至还附加了一些令中亚国家难以接受的苛刻政治条件，使中亚国家对美大失所望，认为华盛顿只可借重而不能依靠，所以中亚国家必须加强与俄罗斯、中国的关系，借此来抗衡美国。哈萨克斯坦曾明确表示，哈参与美国的“大中亚”合作并不意味着牺牲与上海合作组织的关系，哈不希望中亚地区形成一个由美国主导的格局。

参考文献：

[1]阎学通.中国国家利益分析[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10-11.

[2]王逸舟.西方国际政治学：历史和理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140.

[3]赵龙庚.中亚五国多元务实的特色外交[J].国际政治（人大复印资料）， 2008，（1）.

[4]哈外长托卡耶夫对中国社科院学者谈话[J].东欧中亚研究，1996，（3）.

[5]吉尔吉斯外长演讲纪要 [J].现代国际关系，1998，（3）

[6]崔立如.国际战略与安全形势评估（2009/2010） [M].北京：时事出版社，2010：208.

[7]高永久，徐亚清.中亚国家独立以来大国对中亚的争夺[J].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2003，（2）.

[8]胡键.“颜色革命”：后社会主义国家的第二次“和平演变”[J].社会观察，2005，（6）.

[责任编辑：孙 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