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政界与学界对粮食统制问题的讨论与研究

摘 要 抗战初期，政界与学界在粮食统制问题上存在明显的“偏旧偏新”倾向：一是中国素来无粮食管理的传统，而主张粮食放任政策；二是期望借鉴西方国家粮食统制模式来解决战时中国出现的粮食问题。随着政、学各方讨论与研究的深入，他们又力图寻求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粮食管理道路，采用政治与经济力量相结合的方法，恢复古制“田赋征实”，控量以制价。关于粮食统制问题的论争反映出抗战时期政、学界良性的互动关系，为国民政府粮食统制政策的实施提供了参考与选择。从学术史角度来看，该时期围绕粮食统制问题进行的讨论与研究，对中国历代粮食政策进行了总结，也开创了现代中国粮食史研究的新局面。

关键词 抗战时期，政界，学界，粮食统制

中图分类号 K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57-6241（2015）04-0044-07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国统区的粮食日益匮乏，粮价渐趋高涨，尤其是1940年爆发了严重的粮食危机，引发了各界政要、学术团体以及学者个人对粮食问题的讨论与研究。其目的或是以之为抗战建国服务，或是视之为纯学术研究，或是两者兼而有之。这不仅为国民政府战时粮食统制政策的实施提供了参考与借鉴，也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粮食史自身的学术发展和转型。鉴于目前学术界对此研究不多，①笔者拟对该问题作初步分析。

20世纪30年代，中国知识界曾发生过一场关于“统制经济与自由主义经济”的大争论。由于国民政府政要的介入与提倡，统制经济论逐渐占据上风。1933年，参加世界经济会议并于会后辗转英、美等国考察的财政部长宋子文归国后：

乃发表“以国民经济为中心，厉行统制经济”的主张，旋经国府要人协议结果，于10月5日成立全国经济委员会。②

行政院长汪精卫“曾经在中央纪念周上报告过，中国应该实行统制经济。论坛上也渐渐注意到‘统制经济’上来了”。③1934年，持自由主义立场的丁文江不无调侃地说：

现在流行的口号要算是“统制经济”了！左倾的也好，右倾的也好，大家都承认放任经济的末日到了；统制经济是人类走向极乐世界的大路。④

就这场论争的内容而言，双方就工业、财政金融、外贸等方面的统制进行论争，很少涉及粮食问题。究其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中国素来无粮食管制的传统，20年代孙中山在《民生主义第三讲》等文章中提出粮食管制的主张，被视为“太过理想不能实行”。⑤二是政、学界人士普遍认为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粮食生产足敷需求。1939年，有“中国提倡计划经济的第一人”之称的罗敦伟力主及早管制粮食，但曲高和寡，“大家高唱‘谷贱伤农’……而且以为粮食不会成为问题”，甚至有人认为罗氏是“危言耸听”。①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的与会者也普遍乐观：“大多数省份由于去年农产丰收，消费节约，民间反而显出充裕的现象。”②国民政府于此前后颁布《统制战时粮食管理条例》《非常时期粮食调节办法》等粮食管制条例形同空文。

1939年夏秋之际，国统区大后方粮价开始上涨，至1940年酿成规模空前的粮食危机，造成军粮民食严重匮乏，民情沸腾，怨声载道。政、学各方遂检讨以前粮食放任政策的失误，而谋求管制粮食的方法。1941年，学者张梁任说：

时至今日，主张粮食自由贸易的人，恐怕不会再有了吧！事实很明显地摆着，正因以前粮食全凭自由贸易，未加管理，以致酿成今日粮价飞涨的现象。现在要使这已飞涨的粮食平抑，不得不借政府的力量加以管理。③

1942年，粮食部长徐堪在中央训练团党政训练班讲演时总结教训说：

从二十九年春天起，粮荒问题，便开始发生，而且日趋严重，究其由来，实因事先未曾加以管理。管理粮食，原是战时国家所必采的手段，而我们和敌人打了两年多的时间的仗，还没有注意到管理粮食上面去，不能不说是很大的失着。④

蒋介石也认为，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政府要相应地调整政策，实行“三分军事，七分经济”⑤的原则。他在国民党五届七中全会上讲：

经济当中最要紧的，是粮食管理问题。这本是我们革命组织首要的事项……但是我们后来把他忽略了，因为社会上都不注意这个问题，所以大家亦不以为异……现在各省对粮食管理，虽也有注意到的，但是中央方面，尚未筹有具体办法。⑥

各方检讨的结果是中国应及早实行粮食管理政策，但对如何实行管理却束手无策。于是，政界、学界纷纷发表建言，展开了诸多理论上的争鸣，但是由于政治立场各异，知识背景、理念和方法不同，因而所设想的粮食管理模式亦不尽一致。

1.粮食国营论。即全盘粮食统制论，由政府对全国粮食的收集、运输和配销作有计划的统制，消除商人囤积、操纵粮价高涨等现象，达到全国粮食供求之平衡。粮食国营是30年代苏联采取的粮食管理模式，因其取得巨大的成就，对中国各界造成了巨大冲击，兴起一股效仿苏联之风。1940年，国民政府立法委员周一志说：

我们觉得以中国之地大物博，就以现在没有沦陷的省份而言，还有一万万几千万以至二万万的人口，比苏俄的一万万六千多万人还要多，经济状况恐怕也比苏俄两个五年计划以前好得多，人家就因为能够节衣缩食，含辛忍苦地咬着牙关苦干，以十年的工夫完成了欧美其他国家百余年，至少几十年的工作，我们为什么不能效法呢？⑦

国民党内著名的“亲苏”派孙科力持粮食国营论，所拟方法最为周密，由国家管理粮食机关，先调查登记各县区粮食生产，以查明各户之余粮数量予以收购，然后办理分配，实行公卖。他在立法院演讲中认为，粮食国营可以“平定粮价”，“收缩法币流通量”，“补助国家的财政”，⑧在政学界引起很大反响。附和粮食国营论者有中央政治学校教授梅仲协，他认为要从就地封仓、评价收购、调查丁口、计口授粮、组织农民协会、监视地主收租、减轻佃农租额、奖励生产等方面，全盘统制粮食。⑨

2.粮食公卖论。即国家按一定价格收购粮食，然后再卖与人们，粮食不得自由买卖。1940年，孙科在阐释孙中山粮食政策时引申出粮食公卖，此言一出，引起各方的注意。徐颂平从我国历史与现实的角度提出粮食公卖的四条理由：“取缔奸商垄断牟利”；“减轻人民负担，充裕国家财政收入”；“遵循我国历代良规；适应近代世界潮流”；“解除人民心理恐慌起见”。①也有人认为：

于收购时，将粮价配搭一部分储蓄券付与卖主，国家出售时全部收进现款，如此还可以达到减少市面上筹码的功用，筹码减少，又间接使物价低落，财政充裕。②

附和者有黄霖生、陈茹玄等人，尤其是黄氏在折中损益日本《管理谷米纲要》的基础上，提出粮食公卖实施的过渡办法：

第一，登记存粮，杜绝囤积；第二，加强运输，以利供应；第三，公定粮价，以杜取巧；第四，统制出入，以资调节。③

粮食公卖论出现后遭到一些学者的非议，诸如国民政府收购粮食的资金不够，粮政机构十分不健全，储藏粮食的仓库不足等，皆阻碍其实行。尽管如此，粮食公卖论在政学两界还是颇受青睐，而且在一些省份推行过。如江西省将之与粮食市场管制并行实施，取得不错的成绩。江西省粮政局邬圣义称：

我们鉴于以往粮价的波动，都起因主要市场的粮食供需失调，因此一方面管制粮食市场，一方面举办粮食公卖，前者意在取缔奸商操纵，后者系政府用粮食直接供应民食，抑平粮价的有效手段，双管齐下，施行以来，成效颇著，不仅主要市场的粮价赖以稳定，即其他市场亦受其影响，粮价始终保持常态，民食无虞，社会安定，抗战基础，固若磐石。④

3.粮价管制论。即限定粮食最低和最高价格。经济学者顾寿恩认为，粮价管制是时代的产物：

第二次世界大战发生后，各国因鉴于前次战时的经验，更无不加强推行粮价管制，实施的步骤和方法，虽因各个国情而不同，其认为粮价之须管制，冀以达到稳定低廉的目的，则鲜有二致。⑤

经济学家刘大钧、刘涤源将英国战时食物统制的原则、方法详细介绍到中国以资借鉴。⑥一般而论，持这一言论的人认为中国粮食的症结不是有无问题，而是供求失调问题。如铁道学院经济系教授栗寄沧认为：

目前中国粮食问题的症结，不在生产不足，而在供求失调，以致粮价高涨，影响民生。⑦

因此，粮价管制的关键除了限定价格外，还在于粮食市场管制。国民政府经济部在第43、44两次座谈会中曾以“解决目前物价安定生活问题”为题，集中讨论了粮食评价制度，但评价制度的实际运作效果不佳：

（重庆市）对于一般米市的管理，则仍采评价办法，全国粮管局于12月间并决定重庆附近十八县每月应供给渝市食米二十五万三千市石。但1941年1月份运渝之米不过六万市石，不及规定数量远甚，所以重庆米市虽受严密管制，终因未能同时控制货源和产地价格，致评价也不得不节节提高，迨1940年底，每市石米的评价已达一百五十六元，较四个月前已高出三倍强。⑧

因此单纯的粮价管制论遭到学界的批评。蓝天照建议：

政府管制粮价仅从价格本身着想，用政治力量来评定粮价，是没有多大效果的，必须掌握到相当数量的粮食，才能收到稳定实效，即是所谓“以量制价”。⑨

国民政府粮食部成立后，也立即着手调整政策，实施田赋征实，掌握大量的粮食，“以量制价”，迅速取得管制效果。

4.计口授粮论。即政府核定人口数量，根据年龄、性别与职业来定量分配粮食。这种制度的施行较复杂，世界各国都不愿采取，只有在本身缺乏粮食，同时又无法向外购进粮食的状况下，才不得不采用这个办法。二战时期的德国和英国，就是在这种环境下采取此项制度。在中国持计口授粮论者多数是留学英德的人：

（他们）以我国后方粮食有不足自给之虞，为撙节粮食消费并分配食料平允计，宜仿行计口授粮，行于都市实施，而后及于乡村。⑩

计口授粮制度得到一些政要的支持，在一些地区试验过，如浙江金华、湖北恩施等。浙江省主席黄绍■在计口授粮总动员讲习会上讲：

实行计口授粮，就是要使金华城区的粮食，以后不会再发生恐慌。有钱的人，不能多买，钱少的人，也有机会可以买他必需的米……如果这次计口授粮的办法，实施后能有成效，就可以推行于本省其他各县，使全省已发生或将发生的粮食恐慌，可以完全解决。①

但著名经济学家沈松林评论说：

自从金华实施计口授粮以后，浙江省境内已经有许多继续实行，这里有许多所谓枝节问题，例如动员的干部缺少，经费的不足，购粮的资金，运输的工具，都不能像金华来得容易。②

金华计口授粮模式具有不可复制性。不久，金华因种种原因最后放弃了计口授粮。1941年《新经济》报又传出福建计口授粮试验失败。③计口授粮实际上就是统制粮食消费，它必须以控制粮食的来源为先决条件。控制不住粮食的来源，没有粮，自然谈不到计口授与。所以片面强调控制粮食消费的计口授粮制度，难以长久实施。

以上所举不过为粮食管理论之荦荦大者，但已能说明政界、学界对粮食问题的关注程度，以及对粮食管理模式的努力探索。他们受到苏、英、德等粮食统制模式的影响较大，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思想主张，不过，也有论者提醒要注意中国的实际情况，如栗寄沧说：

实施粮食管理，本是近代各国对外作战的通例，而粮食管理的严密程度，则随各国经济组织与政治组织的健全与否而定。最彻底的管理办法，是实行粮食国营制度……在原则上无人可以反对，但在实施时必须于组织、人才、资金三方面预为充分的准备，这一点是主张国营制度的人所该深切注意的。④

张柱认为，政学界流行的各项主张，“理论非不完善，但实行则极为困难”，粮食公卖必先查清各地人民余粮，计口授粮必先查清消费户口。⑤这些建议或批评也引起粮食统制论者的注意和吸收。

1940年8月，国民政府成立全国粮食管理局，将原有中央各机关中之购办军粮、管理民食业务一律并入全国粮食管理局办理，并任命倡导“计划经济”的卢作孚为局长，国民政府粮政进入了战时轨道。卢作孚曾任四川粮食调整委员会主任委员，有丰富的粮政经验，上台伊始立即推行管制政令，如取缔囤积居奇、管理市场交易、派售大户余粮等。但卢氏采取的各种措施偏重于政治性管制，故未能抑制粮价上涨的趋势。这让对卢作孚寄予厚望的蒋介石深感失望。11月，他在四川粮食会议上对各县长讲：

川省各地的粮食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县粮食管理委员会徒具形式，对于规定办法，不能彻底执行，贯彻到区乡镇保，以致囤积的依然囤积，隐匿的依然隐匿，规避的依然规避，这不仅使本人深感失望，而且使四川人民和社会的地位低落，被人家看不起，这是何等痛心的事。⑥

针对上述情况，一些政界与学界人士质疑粮食统制的可行性，以为粮价越管理越高涨，不如恢复自由经济。如经济学家千家驹等人表示：

过去由于人事机构之不当，其结果是不能令人满意的……不采取似是而非的统制，其结果亦许能较现况为佳。⑦

行政院政务处长蒋廷黻也认为，中国粮政机构不健全、组织不严密，“离统制所必须的程度还差得很远”，要克服战时粮食的困难，“当今要图不在统制，而在扶助自由经济”。⑧千、蒋等人恢复自由经济的言论不为政、学界主流所赞成，但是建立健全的行政机构与采用更为灵活的经济调控措施却为他们所接受。如栗寄沧认为：

目前中央和地方都已有粮管机构的设立，可是这些机关对于战时粮食的购储、运输、调剂价格乃至防止外流等事项，似乎还不曾尽到最大的人事，因而也就不曾收到最大的效果。因此，我们应加紧健全其组织，充实其力量（资金和人才），使能切实负起战时粮食管理的重大使命。①

蒋介石指示卢作孚：

在此紧急生死关头，若不破除正统派自由贸易观念，则谓管理者必等于纸上谈兵，必误大事。②

同时蒋又致电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妥议具体解决办法。12月7日，孔祥熙召集有关各部讨论“管制民生必需粮、物价格之根本办法”，一致认为：“目前要图，在督促全国粮食管理局迅速解米源问题。”③在13日举行的行政院第490次会议上，孔氏提出各省田赋酌征实物议案，拟制定全国统一征率，与会人员会商认为各省情形和粮食生产各不相同，难以确定一个合乎全国适用的征收标准。故此次会议通过《为救济军民粮食，平均民众负担起见，拟请准各省田赋酌征实物，其征率分别专案核定案》一案，④即《田赋酌征实物案》，是为国民政府田赋改征实物的初步规定。

关于田赋征实，实际上早在1937年10月，江苏人袁白就“呈文军事委员会，条陈变通田赋现制，改行货币与实物并征之法，以应非常之变，而利军国之需”。⑤当时国民政府以事属改制，变更太大，置而未议。1939年10月，浙江省临时参议会议长徐青甫鉴于“田赋之积弊甚深，人民感受负担之不公平。粮价之任意高涨，无法加以控制。一般小学教员与低级公务人员之待遇菲薄，生活上发生恐慌。实施地方自治，经费无从取给。出征军人家属，得不到优待之实惠，影响于役政之进行”⑥等问题，提出田赋改征实物纲要31项，倡议田赋征收实物。徐氏此论恰逢粮价高涨之时，遂引起时人之注意。1940年，国民政府公布《田赋酌征实物案》无疑是对他们主张的最好回应。田赋征实在我国历史久远，然自明代以来，大多已改征折色，按照耕地面积缴纳货币。田赋改征实物违背租税史上由实物到货币税之演化规律，无异于开历史倒车，遂引起“国人对此案之本质，纷纷加以评论，甚且互相争辩，蔚为一种时尚问题”。⑦

部分学界人士对田赋改征实物持批评和反对意见，其中以经济学家邢世同、黄卓最具代表性。邢世同认为田赋改征实物困难颇多，不易推动，不但征收标准难以确定、征收手续与保管方法亦难妥善，而且不合社会经济发展之要求：

田赋征收实物，乃封建时代之产物，当此货币经济发达时期，各国租税，早已废止实物之征收。盖货币早成为价值之尺度，流通之工具，交换之媒介物矣。其便利远非物物交易所能及于万一，有此而社会经济之得加快发展速度，此为现代经济之一特征也。今政府拟将田赋改征实物，在经济观点上，似不合于现代经济之要求，且其不便利，多麻烦，滋纠纷，实亦无有出其右者。⑧

黄卓也提出四点反对意见：

第一、田赋虽在整理，一时尚难彻底革新，现在又来改征实物，税务行政上的困难定将较前倍增。第二、改征实物，政府须随地设置大量的仓库，增添大批的保管人员，运输也是极不方便的。证诸最低费用的租税理论，征收实物实在是最不经济的税制。第三、田赋改征实物，就是依据原定货币税率改征实物。前此每亩收税十元的，现在改收大米若干斗。但是战时粮价各处不同，四川的米价每市石现已涨至一百八十元，湖南、江西等省则仅二十元。假使田赋税率每亩征收价值五元的实物，那么，四川的粮户每亩仅须纳粮三升若，湖南、江西的粮户则需要纳粮二斗半。这样的负担是很不公平的。第四、改征实物，无论范围如何狭小，人民必将丧失其对于法币的信任。⑨

尤其是第四点在学界中引起不小的反响，征实反对者多借此以为反对田赋征实之有力论据，而征实支持者也纷纷加以反驳。如徐国屏称：

如在办理之前，向人民剀切解释，似无怀疑之必要。且政府并非拒绝以法币交纳一切税收。即从经济理论而言，此案实施之后，可以减少通货膨胀，其真正营运资金，亦不致因此而庋藏，良以庋藏不独不能生利，且有不能保值之虞。①

反对者的批评不为无据，且具有较强的学理性。而征关支持者认为：

实则一切制度之是否值得拥护，要视其能否适合当前环境需要为转移，决不能专从学理上作笼统之推断。②

故尽管多数学界人士对田赋改征实物持支持态度，但亦认为不过是战时权宜之计。1941年5月，经济学家卢郁文召集并主持田赋问题座谈会，与会者有万国鼎、吴致华、毛龙章、宋同福等财政经济学界人士。他们一致认为：

至酌征收实物，仅为战时便宜之计。旧科则本以粮计，明中叶以后始有额定之折色银，清末赋役全书中犹称本色米折色银。今地价税以货币为本色，按照收益及粮价收米麦，是为折色，固无不可也。③

在抗战建国的大前提下，虽然学界就田赋改征实物达成共识，但这也为战后学界普遍反对田赋征实埋下伏笔。

相对于学界的论争，政界的论争情况激烈的多，因为田赋收归中央，损害到了地方的实际利益，遭到各级政府的反对。山西军政人员“多认为专繁难举，同时中央主管当局，尚未有决定改征实物之意，对晋省改征食粮办法，亦无具体意见”，④反对田赋改征实物。蒋介石也看到了战时粮食问题的重要性，在出席孙中山先生纪念周会上讲：

至于粮食一项，本席主张今后不用法币购买，要能使社会上拥有粮食的人不能不尽量供给军粮与民食。这件事应由财政部研究办法，切实作到，务使国内所生产的粮物土产，不必使用法币而能交换买卖。⑤

他指示孔祥熙及财政部拟具田赋整理方案，提交五届八中全会审议。当孔祥熙将田赋改征实物的议案在会上提出讨论时，“与会人士哗然，咸认田赋征粮为‘落伍’的制度，于是如翁文灏等人群起反对”，⑥赞成者只有孔氏和财政部长徐堪。战时陪都所在地四川省政府也极力反对：

如果田赋征收实物，必然出现折征标准不易确定，实物的品质难于鉴定，粮食交纳运输极不方便，经收保管弊端丛生等问题，提出了仍然征收货币的意见。⑦

有鉴于此，蒋介石决定凭借其在“党国”权力结构中的威望来强行推行。他在第三次全国财政会议开幕演讲中说：

如果一般拥有粮食的人，只图一己的私利，而昧于爱国的大义，不遵奉政府粮食的法令，那无论他们用什么方法，囤积居奇，或隐蔽掩藏，政府必然能执行法令，严切制裁，决不怕任何恶劣势力的阻扰，亦决不患因为粮食的问题而使我们抗战失败，我们对于这个粮食问题，早有最后的办法，所以决没有一点顾虑。⑧

在蒋氏推动下，此次会议确定了田赋征实政策。1941年7月，粮食部成立，较之于全国粮食管理局权力更大，地方基层机构更完备，在省设粮政局，隶属省政府，受省主席指挥监督，地位与厅相等；在县设粮政科，受县长指挥监督，地位与各科相等，从而加重了省主席与县长的责任，利用省政府与县政府的职权，执行粮政法令，提高粮政效率。此后，政、学各界讨论的中心正如学者黄豪所言“非征收实物之‘应否实行’，而为‘如何实行’”。⑨限于篇幅，有关这方面的内容，笔者将另文撰述。

抗战时期，政界与学界围绕粮食问题进行了讨论与研究，出版了大量的研究成果，既对中国历代粮食政策进行了系统的梳理与总结，也开创了现代中国粮食史研究的新局面，又为国民政府粮食统制的实施提供了诸多可供选择的方案。据《粮食问题》杂志资料室统计，1929—1944年研究粮食问题专著达67种之多，其中绝大部分出版于1937年之后，其中有通贯性、专题性与区域性论著。另有论文达95篇之多，分别归结到“总论”“一般粮政”“消费”“贸易”“价格”“管制”“储运加工”“征收征购”“调查”“沦陷区”“国际”等11类。①有些论文已对粮食问题诸环节作了区分，初步建立了现代粮食史研究的规范。

1942年，徐青甫在评论关于粮食问题的论争时说：

粮食问题，为经济问题，亦为社会问题。研究社会问题者，往往有偏旧偏新之弊，守旧者遇一问题，必引古人之成法，资为解决之具。以为今日之问题，古代即已有之；古人所行之良法，自亦适用于今日。维新者遇一问题，辄效欧美各国之法例，藉作准绳。以为社会问题，各国皆所具有，各国优良之法例，允宜资为借镜。前者之误，在忽视时间之差异；后者之误，在忽视空间之不同，两俱失之。②

抗战初期，政、学各方确实存在明显的“偏旧偏新”思想倾向：一是中国素来无粮食管理的传统，而主张粮食放任政策；二是受到苏联、英国与德国等粮食统制模式的影响，期望借鉴其模式来解决中国战时出现的粮食问题。然而，随着政、学各方讨论与研究的深入，粮食需要管理成为共识，他们力图从诸多粮食管理模式中，寻求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粮食管理道路，除继续强化市场管理、取缔囤积、平价购销等外，更大的变化是恢复古制“田赋征实”，控量以制价，表现出既不同于古代，又不同于西方的特征。按蒋介石的话说：

现在我们抗战已经五年，政府对于人民有余的粮食，仍旧没有废止市场交易，在合法范围内，仍许其自由买卖，而且关于征收征购的办法，还有很虚心的向地方征求意见，这是现代世界六大洲之中，在战时的国家，无论何国，亦找不出如此宽大为怀的一个政府。③

抗战时期关于粮食统制问题的论争也反映出政、学界良性的互动关系。1942年9月，广东省政界、学界人士百余人举行田赋征实座谈会，会中虽有激烈争论，但基本轻松和谐。与会人员徐启麟称：

在智识的源泉交流终结下，带着了来时一样愉快的心情，满足地，轻松地各自回去他们所要回去的地方。

广东省财政厅长张导民临走时还意犹未尽地说：

各位还有甚么宝贵的意见，可以用书面随时寄给兄弟，可以采纳的地方，无不尽量采纳的。④

在抗战大背景下，政、学双方在解决粮食问题上走到一起。对于学界人士而言，在政学两界出入自由，有机会服务国家，实现治平的抱负。对于政府而言，粮政决策与实施需要学界的理论支撑与参考。即使是反对意见，国民政府亦非常重视，宋同福指出：

吾人可借反对论者所提出之各点，详加研究而促成征粮政务之完善，则反对论者对于田赋征实之贡献，固不亚于赞同征实政策之人矣。⑤

学界的建议与批评或多或少地被国民政府吸收和改善，从粮政实施过程中我们都能看到它们的影子。中国对粮食素来持放任政策，抗战时期政界、学界关于粮食统制的探索具有开创性，亦有着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作者简介】胡忆红，男，1979年生，湖南衡阳人，湖南科技大学历史系讲师，主要从事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

【责任编辑：全骜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