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宦官与中晚唐音乐

摘要：唐代宦官自唐初始就相继掌握了除太常寺以外所有的宫廷音乐表演机构的管理权。从中唐起，他们为了固宠专权而利用这种管理便利压制雅乐倡导俗乐，从而带动了宫廷俗乐的活跃；同时又由于他们与藩镇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利益关系，所以他们对音乐的重视又带动了地方军营音乐的发展。故中晚唐雅乐不兴及俗乐全面兴盛等均与之有着密切的关系。

关键词:唐代宦官；宫廷音乐机构；雅乐；俗乐

中图分类号：J609.2文献标识码：A

宦官是中国古代一个特殊的阶层，以往学者们分析他们对社会所产生的影响时，往往将关注的焦点放在政治上，而很少涉及到音乐。但是从唐代音乐史的角度看，宦官与音乐发展关系极为密切，尤其是他们在中唐专权以后，但至今学术界对此很少深入论及。笔者下文就从唐代宦官与宫廷音乐机构之关系入手，具体分析他们在中晚唐对宫廷音乐与地方军营音乐发展所产生的影响，最终说明中晚唐雅乐不兴及俗乐的全面兴盛均与之关系密切。

一、唐代宦官对宫廷俗乐机构的管理

唐代宦官自初唐始就参与到当时的宫廷音乐活动中。以太宗时罗黑黑为例，他不但负责教授宫女音乐技艺，“太宗时，有罗黑黑善弹琵琶，太宗阉为给使，使教宫人”［1］（卷203，《唐纪十九》“高宗垂拱二年”（686年），P6441），而且还参与到当时的宫廷音乐表演中，唐张鷟《朝野佥载》卷5：“太宗时，西国进一胡，善弹琵琶。作一曲，琵琶弦拔倍粗。上每不欲番人胜中国，乃置酒高会，使罗黑黑隔帷听之，一遍而得。谓胡人曰：‘此曲吾宫人能之。’到大琵琶，遂于帷下令黑黑弹之，不遗一字。胡人谓是宫女也，惊叹辞去。西国闻之，降者数十国。”［2］（P64）不仅如此，唐代宦官从初唐始就负责起除太常寺以外的所有宫廷音乐机构的管理，如内教坊或曰云韶院、教坊、梨园与仗内教坊等，同时兼职的音乐表演机构如神策军与宣徽院等也由其负责管理。

首先是内教坊。它在初唐的典籍中与太常寺同时出现，“（贞观五年秋八月）戊申，初令天下决死刑必三覆奏，在京诸司五覆奏，其日尚食进蔬食，内教坊及太常不举乐”［3］（卷3《太宗下》，P41），可见它与太常寺是并列的音乐机构。内教坊的称名此后有所变更，“则天改为云韶府，神龙复为教坊。”［3］（卷43《职官二》“中书省”，P1854）盛唐教坊设立以后，它被称为云韶院，以与教坊的内教坊相区别。内教坊或曰云韶院，其职能主要有二，一是负责宫女雅乐知识与技能的培训，“武德已来，置于禁中，以按习雅乐”［3］（卷43《职官二》“中书省”，P1854）；二是承担着一定的宫廷音乐表演使命。关于后者，其有一个发展过程。在初唐及盛唐前期，它主要服务于宫廷的内宴，如宋璟《谢观内宴表》：“臣某等言，伏以云韶，是称天乐，华夷不睹，庶品徒瞻，伏惟皇帝惟下庆洽人社，惠敷云雨，合欢饮于八仙”［4］（卷207，P922）；在盛唐中期，它开始走出内廷，参与到由宫廷组织的面向朝臣与百姓的大酺活动，如玄宗在开元十二年颁布了《内出云韶舞敕》：“自立云韶内府，百有余年，都不出于九重。今欲陈于万姓，冀与群公同乐，岂独娱于一身？”［5］（卷81，P421）内教坊或曰云韶院在唐代一直是独立的音乐机构，如盛唐时它参与教坊之内教坊的音乐表演，如唐崔令钦《教坊记》：“楼下戏出队，宜春院人少，即以云韶院添之。云韶院谓之‘宫人’，盖贱隶也，非直美恶殊貌，居然易辨明：内人带鱼，宫人则否”［6］（P11）；中唐时，它仍然有音乐表演，如“其乐府词数十篇，至于云韶乐工，无不讽诵。”［3］（卷137《李贺》，P3773）从唐段安节《乐府杂录·云韶乐》中有“宫中有云韶院”6［P42］来看，它在晚唐仍然存在。而它自初唐时就一直由宦官负责管理，“以中官人充使。”［3］（卷43《职官二》“中书省”，P1854）

其次是教坊。玄宗设立教坊的直接目的在于安置宠臣。这包括两个部分，一是其蕃邸的散乐乐人，一是宦官，因为这些人为他的登基立下了汗马功劳，如蕃邸乐人，唐崔令钦《教坊记·序》曰：“戢定妖气氛，颇藉其力。”［6］（P21）教坊是玄宗安置宠信宦官的机构之一，“玄宗尊重宫闱，中官稍称旨，即授三品将军，站施棨戟……其余孙六、韩庄、杨八、牛仙童、刘奉廷、王承恩、张道斌、李大宜、朱光浑、郭全、边令诚等，殿头供奉、监军、入蕃、教坊，功德主当，皆为委任之务。”［3］（卷184《宦官·高力士》，P4757）唐代宦官范安及之所以能够担任第一任教坊使，就直接与他在玄宗平定太平公主之乱中的积极作为密切有关，如韦述《大唐故镇军大将军行右骁卫大将军上柱国岳阳郡开国公范公（安及）墓志铭并序》曰：“先天之际，国步犹艰，沴气肇于夏庭，耶谋连于盖主。公推忠奉国，徇义忘身，始预经纶之期，遂偶元亨之会。乃以殊勋，特加云麾将军，拜左领军卫翊府中郎将、兼知总监教坊内作等使。”［7］（P66~67）从盛唐教坊设立始，唐代教坊的最高长官——教坊使就一直由宦官担任，“开元二年，又置内教坊于蓬莱宫侧，有音声博士、第一曹博士、第二曹博士。京都置左右教坊，掌俳优杂技。自是不隶太常，以中官为教坊使”［8］（卷48《百官三》“太常寺”中“太乐署”，P1244）、“唐内诸司有教坊使、庄宅使，皆宦者为之”。［1］（卷245，《唐纪六十一》“文宗开成元年”（836年），P7925，元胡三省注曰）。唐代的教坊使可考者除了范安及以外，还有德宗朝的宦官彭献忠，张仲素《内侍护军中尉彭献忠神道碑》：“二十年加正议大夫内侍省内侍，仍赐上柱国，充教坊使”。［4］（卷644，P2889）除了教坊使以外，宦官还担任教坊中其它一些管理职务，如教坊使判官、教坊都判官等，如苏繁《唐故监事使太中大夫行内侍奚官局令员外置同正员上柱国赐绯鱼袋梁公墓志铭并序》：“至二年九月廿九日，圣上以政德吏用，改充教坊都判官。乐府推能，六律和畅。……至大和六年八月六日，文宗皇帝问命是资，从教坊判官除西头著番”等。［9］（P956）

再次是梨园。梨园也是玄宗新设的音乐表演机构，以法曲表演为主，也兼其它俗乐的表演，其分支机构包括法部与小部音声等。虽然笔者目前没有发现盛唐宦官负责梨园管理的直接史料记载，但中晚唐有多则史料记载宦官担任过梨园判官等管理职务，如苏繁《唐故监事使太中大夫行内侍奚官局令员外置同正员上柱国赐绯鱼袋梁公墓志铭并序》载宦官梁元翰充梨园判官，“至元和十一年，恩命缀其时才，转充梨园判官”［9］（P956）；如赵诰《大唐故大夫行内侍省内给事员外置同正员上柱国赠绯鱼袋王公墓志铭并序》载宦官王文幹，“其乃卫天逸翰，出涧乔松，锡以朱绂之荣，带以璋之命，改梨园判官”［10］（P2237）等，由此推断它应该与教坊一样，从其设立之日起就由宦官负责管理。

再次是仗内教坊。关于仗内教坊，任半塘先生曾有过论述，他认为仗内教坊与鼓吹署为同一机构，在宪宗年间迁移后消失，“因元和前，左右教坊在光宅、长乐二坊；鼓吹教坊在宣平坊，鼎足而三。元和十四年将宣平之鼓吹教坊徙并长乐之左教坊内，遂犄角而二。”［11］（P192）事实上，仗内教坊是中唐新设立的音乐机构，至迟在唐德宗建中年间就已经建立，对此笔者已撰写过《唐代仗内教坊考》一文论述之［12］（P43~46），此处只作简要的说明。房次卿《唐故特进行虔王傅扶风县开国伯上柱国兼英武军右厢兵马使苏公墓铭并序》载墓主人苏日荣“主上龙飞，录功班爵，当监抚之日，有调护之勋，改右武卫大将军，充仗内教坊使。六师无阙，八音克谐”［10］（P1898），从墓志言仗内教坊设立于“六军”来看，其当属于北衙禁军，因为六军属于北衙禁军。唐代禁军有二，一是北衙禁军，一是南衙禁军。中唐以后，北衙禁军是禁军的主体，拥有很强的作战能力，曾多次受帝王的派遣征战藩镇，而南衙禁军则由十六卫构成，此时已没有任何实权，如元胡三省注“（柏）良器坐左迁右领军。自是宦官始专军政”曰：“右领军，十六卫之一也。时南牙诸卫，具体而已。北军掌禁兵，权重，故良器为左迁。”［1］（卷234，《唐纪五十》“德宗贞元八年”（792年），P7539）由于北衙禁军与南衙禁军并不是同一个机构，由于鼓吹署隶属于南衙禁军，故仗内教坊与鼓吹署也不是同一机构了。虽然仗内教坊的位置在宪宗朝曾有过迁移，但是并没有因此消失。张元孙《唐故仗内教坊第一部供奉赐紫金鱼袋清河张府君墓志铭并序》述及张渐的音乐生涯时，有“穆宗皇帝大悦，宠锡金章，隶供奉第一部。弥历二纪，荣密四朝”［9］（P961），由于张渐自穆宗进宫直至去世一直为仗内教坊乐人，所以从“弥历二纪，荣密四朝”来看，仗内教坊在穆宗、敬宗、文宗及武宗四朝都存在。可见，仗内教坊在中晚唐宫廷中存在的时间很长，也是唐代宫廷的一个音乐机构。

既然仗内教坊是中唐设立于北衙六军中的音乐机构，既然唐代宦官在中唐时通过控制神策军大权从而控制了整个禁军大权，那么设于六军中的仗内教坊必然会受其控制。关于宦官与神策军及禁军之关系，下面在谈神策军时将详细展开。

除了以上这些宫廷俗乐机构自初唐始一直由宦官管理外，还有一些宫廷音乐表演的兼职机构也是由宦官负责管理，其突出者如神策军与宣徽院。

首先谈神策军。它是中晚唐禁军的主体，深受帝王们的宠信。为了吸引和取悦帝王，它也逐渐承担起一定的宫廷表演使命，如宪宗朝，“五方师子本领出在太常，靖恭崔尚书邠为乐卿，左军并教坊曾移牒索此戏，称云‘备行从’”［17］（乙，P23）；如穆宗与敬宗朝，“丁亥，幸左神策军观角抵及杂戏，日昃而罢”［3］（卷16《穆宗》，P476）、“自是凡三日一幸左右军及御宸晖、九仙等门，观角抵、杂戏”3［卷16《穆宗》，P479］、“甲子，上御三殿，观两军、教坊、内园分朋驴鞠、角抵”［3］（卷17《敬宗》，P520）、“初，帝（敬宗）常宠右军中尉梁守谦，每游幸；两军角戏，帝多欲右胜，而左军以为望”［8］（卷207《宦官上》，P5871）等等。虽然它的音乐表演活动在文宗朝曾一度沉寂，“（泽潞刘从谏）累上书，暴指（仇）士良等罪，帝虽不能去，然倚其言差自强。自是郁郁不乐，两军毬猎宴会绝矣”［8］（卷207《宦官上》，P5873），但它的音乐表演活动并没有因此被停止，关于这点，可以从李孝本二女的经历看出。据《资治通鉴》载，其因父罪而充入朝廷，从元胡三省注“李孝本二女配没右军，上取之入宫”中“右军”曰：“右神策军”［1］（卷245，《唐纪六十一》“文宗开成元年”（836年），P7925）来看，她们最先被充入到神策军。再从“自数月已来，天睠稍回，留神妓乐，教坊百人、二百人，选试未已；庄宅司收市，亹亹有闻。昨又宣取李孝本之女入内”［3］（卷176《魏謩》，P4567）来看，她们后来又被选入到教坊中。由于教坊是宫廷音乐专门的表演机构，因此李孝本二女在神策军中所从事的应当为音乐表演。可见“甘露之变”后，神策军的音乐表演只是较之以前有所减少，但是并没有被完全取缔。南唐尉迟偓《中朝故事》卷上有“每岁樱桃熟时，两军各择日排宴，祗侯行幸，谓之‘行从’。盛陈歌乐以至尽日，倡优百戏，水陆无不具陈”［2］（P1785） ，可见，直至唐末，它一直有音乐表演。

神策军最初是随宦官鱼朝恩入京而成为禁军的，因此它的发展与宦官关系极为密切。德宗在兴元元年让宦官典神策军，导致宦官开始染指禁军大权，“稍稍罢之。戊辰，以文场监神策军左厢兵马使，王希迁监石厢兵马使，始令宦官分典禁旅”，元胡三省注之曰：“宦官握兵柄，自此不可夺矣。”［1］（卷23，《唐纪四十七》“德宗兴元元年”（784年），P7445）宦官在德宗贞元八年更是完全控制了神策军，从此使得禁军大权落入其手，最终造成他们专权之局面，“十二十二月，丙戌，良器坐左迁右领军。自是宦官始专军政。”［1］（卷234，《唐纪五十》“德宗贞元八年”（792年），P7539）既然德宗朝以后宦官已经完全控制了神策军大权，那么隶属于其中的音乐活动之管理自然也受其控制。

其次是宣徽院。宣徽院设于中唐，由宦官负责管理，“唐中世后，置宣徽院，以宦者主之。”［1］（卷243《唐纪五十九》“穆宗长庆三年”（823年），P7825）它负责着宫中的多项事务，“徐度《却扫编》曰：‘宣徽使，本唐宦者之官，故其所掌皆琐细之事’”［1］（卷243，《唐纪五十九》“穆宗长庆三年”（823年），P7825），其职能之一便是音乐表演。宣徽院的乐人在德宗朝受到了帝王的特别恩赐，“（元和）八年四月，诏除借债宣徽院乐人官宅制。自贞元以来，选乐工三十余人，出入禁中，宣徽院长出入供奉，皆假以官第，每奏伎乐称旨，辄厚赐之，及上即位，令分蕃上下，更无他锡，至是收所借”［13］（卷34“杂录”，P630）；同时还参预到当时的音乐建制活动中，宋王谠《唐语林》卷5“补遗”：“（德宗）又召至宣徽，张乐使观焉。曰：‘设有舛乖，悉可言之。’（宋）沇沉吟曰：‘容臣与乐官商榷条奏。’上使宣徽使就教坊与乐官参议数日。”［14］（P410）虽然宪宗取缔了宣徽院乐人的特别待遇，但是并没有取缔它的音乐表演职能。如王建的《宫词一百首》，其以穆宗与敬宗两朝宫廷生活为描写题材，其中有“再三博士留残拍，索向宣徽作彻章”［15］（卷302，P3439），可见它的音乐表演在这两朝非常活跃。在文宗执政前期，宣徽院的乐人队伍受到过裁减，如王直方《谏厚赏教坊疏》：“陛下即位之始，宣徽教坊，悉令停减人数”［4］（卷803，P3484），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就受到文宗的忽略，如文宗非常重视雅乐建制，关于这点下文将详细分析，他将新创的雅乐乐曲《云韶法曲》放入宣徽院中进行管理，这些乐官直至“甘露之变”后才被遣散，“（开成二年）辛未，宣徽院《法曲》乐官放归。”［3］（卷17下《文宗下》，P568）与神策军一样，宣徽院的这种音乐表演职能直至晚唐都没有被取缔，如唐段安节《乐府杂录·琵琶》中有“某门中有乐史杨志，善琵琶，其姑尤更妙绝。姑本宣徽弟子，后放出宫，于永穆观中住。自惜其艺，常畏人闻，每至夜方弹。”［6］（P52） 既然宦官负责它的全部管理，那么其中的音乐表演当然也由其负责。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发现，唐代的宦官从初唐始就与宫廷音乐的发展建立了密切的联系，他们掌握了除太常寺以外的所有宫廷音乐机构的管理权。这样一来，他们必然会对唐代音乐产生影响。当然，他们对唐代音乐影响力的发挥，直接与他们在政治上的发展密切相关。下文便结合他们在中唐后专权的背景，从宫廷音乐与地方军营音乐这两个方面分析他们对中晚唐音乐产生的影响。

二、专权后的宦官对中晚唐音乐的影响

虽然唐代宦官从初唐始就已经掌握了宫廷俗乐表演机构的管理权，但是他们在初盛唐对宫廷音乐发展的影响并不大。此时他们负责管理的机构主要有三个，即内教坊或曰云韶院、梨园与教坊。就内教坊而言，它只是宫女们学习和表演雅乐的机构，虽然玄宗曾让其参与朝廷组织的面向百姓的大酺活动，但是在初唐盛时期，它主要服务于帝王组织的宫廷内宴，较之雅俗乐兼表演、乐人数量众多且技艺水平高超的太常寺以及后来新设立的梨园与教坊，其影响力是非常小的，所以即便控制了它，也不能对整个宫廷音乐发展产生多大的影响。就梨园与教坊而言，虽然盛唐宦官负责它们的管理，但是玄宗本人也参与其管理，并且在具体事务中起主导性的作用。如玄宗负责选拔梨园的乐工，参预其表演并承担着主要的教授工作，“玄宗既知音律，又酷爱法曲，选坐部伎子弟三百教于梨园，声有误者，帝必觉而正之，号‘皇帝梨园弟子’，宫女数百，亦为‘梨园弟子’，居宜春北院”［8］（卷22《礼乐十二》，P476）；如教坊官员的任命权始终由玄宗严格掌握，具体事务也由玄宗作出最终决断，宋王谠《唐语林》卷1“政事上”载教坊乐人唐崇因为赂贿长入许小客而向玄宗求教坊判官，结果受到玄宗的严格惩罚，“上密敕北军曰：‘唐崇来可驰马践杀之。’明日不果杀，乃敕教坊使范安及曰：‘唐崇何等，敢干请小客奏事，可决杖递出五百里外。小客更不须令来’”［14］（P30）；如唐崔令钦《教坊记》载裴大娘与赵解愁通奸谋害亲夫竿木侯氏未遂，“上讼范安穷治其事，于是赵解愁等皆决一百”等。［6］（P13）因此宦官尽管负责其管理，但并不能真正地影响到盛唐梨园与教坊的发展。

宦官对唐代宫廷音乐产生影响是在中唐以后，这与当时宦官在政治上的专权密切相关。前文已言，唐代宦官在德宗朝通过控制神策军大权掌握了禁军大权，从此走上了专权之路，此后如何固宠专权便成为他们的主要政治目标，而大力发展宫廷音乐使帝王沉溺其中无暇顾及朝政便是他们重要的战术之一。文宗朝宦官首领仇士良曾对此有过非常明确的论述，“天子不可令闲暇，暇必观书，见儒臣，则又纳谏，智深虑远，减玩好，省游幸，吾属恩且薄而权轻矣。为诸君计，莫若殖财货，盛鹰马，日以球猎声色蛊其心，极侈靡，使悦不知息，则少斥经术，暗外事万机在我，恩泽权力欲焉往哉。”［8］（卷207《宦官·仇士良》，P5874~5875）仇士良本人就很重视音乐活动，“（太和九年十月）内出曲江新造紫云楼彩霞亭额，左军中尉仇士良以百戏于银台门迎之。”［3］（卷17下《文宗下》，P561）

中晚唐宦官对音乐的高度关注，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压制雅乐。中晚唐时期，朝廷对雅乐的建制主要有两次，一次是文宗朝，一次是昭宗朝，由于后者已是唐末，所以影响力并不大。而文宗之所以建制雅乐，与他的政治理想有关。文宗志向远大，“初，帝在藩邸时，喜读《贞观政要》，每见太宗孜孜政道，有意于兹。洎即位之后，每延英对宰臣，率漏下十一刻”［3］（卷17下《文宗》，P580），登基始后立志于铲除宦官专权，“史臣曰：……而帝以累世变起禁闱，尤侧目于中官，欲尽除之”3［3］（卷17下《文宗》，P580），其举措之一便是打击宫廷俗乐活动，“省教坊乐工、翰林伎术冗员千二百七十人”［3］（卷14《宪宗上》，P435），建制雅乐，李珏《唐文宗皇帝谥册文》：“修雅乐而箫韶成音，戒逸游而灵囿望幸。遏外夷之教，羁縻殆绝；举中古之典，汪洋勃兴”［4］（卷720，P3283），白居易《开成大行皇帝挽歌词四首，奉敕撰进》：“唯有云韶乐，长留治世音”等。［16］（卷35，P798~799）“甘露之变”后，文宗完全受制于宦官，“上曰：‘赧、献受制于强诸侯，今朕受制于家奴，以此言之，朕殆不如！’因泣下沾襟，墀伏地流涕，自是不复视朝”［1］（卷246，《唐纪六十二》“文宗开成四年”（839），P7941），宦官对其所信任的乐人进行贬杀，“时仇士良等追怨文宗，凡乐工及内侍得幸于文宗者，诛贬相继。”［1］（卷246，《唐纪六十二》“文宗开成五年”（804年），P7944）其中有些就是参与雅乐建制的，如乐工尉迟璋，唐高彦休《唐阙史》卷下“李可及戏三教”：“开成初，文宗皇帝躭玩经典，妙古博雅，尝欲黜郑卫之乐，复正始之音。有太常寺乐官尉迟璋者，善习古乐，为法曲箫磬琴瑟，戛击铿拊，咸得其妙，遂成《霓裳羽衣曲》以献。”［2］（P1351），结果“（开成五年正月）三日，仇士良收捕仙韶院副使尉迟璋杀之，屠其家。”［3］（卷18上《武宗》，P584）另外，还将负责《云韶法曲》表演的乐官遣散，“（开成二年）辛未，宣徽院《法曲》乐官放归。”［3］（卷17下《文宗下》，P568）同时还波及到参与雅乐建制的朝官，如太常聊王涯，“文宗以乐府之音，郑卫太甚，欲闻古乐，命涯询于旧工，开元时雅乐，选乐童按之，名曰《云韶乐》。乐曲成，涯与太常丞李廓、少府监庾承宪、押乐工献于黎园亭，帝按之于会昌殿。上悦，赐涯等锦彩”［3］（卷169《王涯》，P4404），结果“李训败，乃及祸”［8］（卷179《王涯》，P5318），“后令狐楚见帝，从容言：‘向与臣并列者，既族灭矣，而露胔不藏，深可悼痛。’帝恻然，诏京兆尹薛元赏葬涯等十一人，各赐袭衣。仇士良使盗窃发其冢，投骨渭水［3］（卷179《王涯》，P5319）；如太常少聊冯定，“太和九年八月，为太常少卿。文宗每听乐，鄙郑、卫声，诏奉常习开元中《霓裳羽衣舞》，以《云韶乐》和之。舞曲成，定总乐工阅于庭，定立于其间”［3］（卷168《冯宿附弟定》，P4391），“甘露之变”后，“执政不悦，改太子詹事”等。［8］（卷177《冯宿附弟定》，P5279）宦官们所实施的上述一系列举措最终迫使文宗取缔了雅乐建制活动。此后的帝王几乎都不再涉及雅乐建制一事。

同时中晚唐宦官还大力倡导宫廷俗乐发展。他们因为掌握着宫廷俗乐机构的管理权，所以便利用此便利，积极地发展俗乐，极大地满足了在政治上无所作为的帝王们的声色享乐需要。正因为此，现存史料留下了诸多中晚唐帝王纵情声乐的记载。如穆宗，“（十五年）二月癸酉朔。丁丑，御丹凤楼，大赦天下。宣制毕，陈俳优百戏于丹凤门内，上纵观之。丁亥，幸左神策军观角抵及杂戏，日昃而罢。自是凡三日一幸左右军及御宸晖、九仙等门，观角抵、杂戏”［3］（卷16《穆宗》，P476）、“甲寅，御新成永安殿观百戏，极欢而罢”［3］（卷16《穆宗》，P479）；如敬宗，“（长庆四年二月）丁未，御中和殿击球，赐教坊乐官绫绢三千五百匹”［3］（卷17上《敬宗》，P508）、“（长庆四年三月）庚午，赐内教坊钱一万贯，以备游幸”［3］（卷17上《敬宗》，P509）、“（长庆四年三月）乙亥，幸教坊，赐伶官绫绢三千五百匹”［3］（卷17上《敬宗》，P509）、“（宝历二年）五月戊辰朔，上御宣和殿，对内人亲属一千二百人，并于教坊赐食，各颁锦彩”［3］（卷17上《敬宗》，P519）、“（宝历二年六月）甲子，上御三殿，观两军、教坊、内园分朋驴鞠、角抵。戏酣，有碎首折臂者，至一更二更方罢”［3］（卷17上《敬宗》，P520）、“（宝历二年）九月丁丑朔，大合宴于宣和殿，陈百戏，自甲戌至丙子方已”［3］（卷17上《敬宗》，P521）；如懿宗，“上好音乐宴游，殿前供奉乐工常近百人，每月宴设十减十余，水陆皆备。言殽水陆之品。听乐观优，不知厌倦，赐及动及千緍。曲江、昆明、灞浐、南宫、北苑、昭应、咸阳。所欲游幸即行，不待供置，有司常具音乐、饮食、幄帟，诸王立马以备陪从。每行幸，内外诸司扈从者十余万人，所费不可胜纪”［1］（卷250《唐纪六十六》“祭品宗咸通七年”（公元866年），P8117）；如僖宗，“上与内园小儿狎昵，赏赐乐工、伎儿，所费动以万计，府藏空竭”等。［1］（卷252，《唐纪六十八》“乾符二年”（875年），P8176）

由于宦官压制雅乐倡导俗乐，所以带来了中晚唐宫廷音乐活动的全面兴盛。不仅如此，他们还对地方军营音乐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初盛唐时期，音乐的发展主要体现在宫廷，民间音乐因为朝廷的限制而显得极为沉寂，如中宗神龙二年对官员蓄家乐作了严格的规定，“（神龙二年）其年九月，敕三品己上，听有女乐一部，五品以上，女乐不过三人，皆不得有钟磬，乐师凡教乐，淫声过声凶声慢声皆禁之。淫声者，若郑卫，过声者，失哀乐之节。凶声者，亡国之音，若桑间濮上，慢声者，惰慢不恭之声也”［13］（卷34“杂录”，P628~629）；如盛唐初期，玄宗颁布了《禁断女乐敕》禁止民间广场女乐表演［5］（P421）与《禁散乐巡村敕》［4］（附［清］陆心源辑《唐文拾遗》，P11），以杜绝乡村散乐活动。但是中唐以后，民间音乐开始活跃，并且以军营音乐最为突出，而这除了与地方藩镇的重视有关之外，更主要的与宦官密切相关。

中唐宦官把持朝政以后，加强了对地方藩镇的控制。其方式有二：一是将亲信安置于地方藩镇中，“自贞元之后，威权日炽，兰锜将臣，率皆子畜，藩方戎帅，必以贿成，万机之与夺任情，九重之废立由已”［3］（卷184《宦官》，P4754）、“是时，窦（文场）、霍（仙鸣）权振朝廷，诸方节度大将多出其军，台省要官走门下，焉援影者足相蹑”［8］（卷207《宦官上》，P5867）、“（杨）复光……诸子为将帅数十人，守宗亦为忠武节度使”［8］（卷207《宦官上》，P5877）。地方藩镇为了巩固既得利益，也纷纷向之靠拢，成为宦官的党翼，“八月，初置左、右神策统军。时禁军戍边者，禀赐优厚，诸将多请遥隶神策军，称行营，皆统于中尉，其军遂至十五万人”［1］（卷235《唐纪五十一》“德宗贞元十四年”（798年），P7580）。二是到地方军营中出任监军，直接控制着地方军营的决策权，如“陆贽上言，以边储不赡，由措置失当，蓄敛乖宜，其略曰：‘所谓措置失当者，戍卒不隶于守臣，守臣不总于元帅。至有一城之将，一旅之兵，各降中使监临，皆承别诏委任’”［1］（卷234《唐纪五十》“德宗贞元八年”（792年），P7534）；如“韩全义素无素勇略，专以巧佞赂结宦官得为大帅。每议军事，宦者为监军者数十人坐帐中争论，纷然莫能决而罢”等。［1］（卷235，《唐纪五十一》“德宗贞元十六年”（800年），P7589）因此中晚唐宦官与地方藩镇之间建立了密切的利益关系。

前文已言，中晚唐宦官为了固宠专权而将大力发展俗乐作为一项重要的政治战术，既然如此，那么那些地方藩镇必然会迎合他们而高度重视地方军营的音乐发展。考察唐代音乐发展史，我们会发现，当德宗朝以后宦官大力倡导宫廷音乐活动的时候，也正是地方藩镇们积极地向朝廷进献乐曲与乐人的时候，“其后方镇多制乐舞以献。河东节度使马燧献《定难曲》。昭义军节度使王虔休以德宗诞辰未有大乐，乃作《继天诞圣乐》，以宫为调，帝因作《中和乐舞》。山南节度使于頔又献《顺圣乐》，曲将半，而行缀皆伏，一人舞于中，又令女伎为佾舞，雄健壮妙，号《孙武顺圣乐》”［8］（卷22《礼乐十二》，P478）；如“时，于頔入朝，悉以歌舞人内禁中，或言普宁公主取以献，皆頔嬖爱”［8］（卷119《白居易》，P4300）；如“（元和八年）壬辰，汴州韩弘进所撰《圣朝万岁乐谱》，共三百首”［3］（卷15《宪宗下》，P447）；如“（元和十四年）以宣歙观察使窦易直为润州刺史，充浙西观察使韩弘进助平淄青绢二十万匹，女乐十人”［3］（卷15《宪宗下》，P468）；如“（宝历二年十二月）己酉，敕凤翔、淮南先进女乐二十四人”［3］（卷第17上《文宗上》，P523）等等。从文宗下令“今年已来诸道所进音声女人，各赐束帛放还”［3］（卷17《文宗上》，P524）看，中唐地方藩镇向朝廷进献乐人已是常举，而且此风一直延续到晚唐，“（乾宁元年）凤翔李茂贞来朝，大陈兵卫，献妓女三十人，宴之内殿，数日还籓”等。［3］（卷20上《昭宗》，P751）这一现象充分说明中晚唐宦官重视音乐后对地方军营音乐兴盛所产生的重大影响。

同时由于宦官自初唐就掌握着宫廷音乐机构的管理，因此他们对音乐本身并不陌生，当他们到地方军营任监军时，便会对音乐格外留意，如“监军李大宜在军中，不治事，与将士樗蒱、饮酒、弹箜篌琵琶为乐，而士米籺不餍”［8］（卷135《哥舒翰》，P4574）；如“监军诸将不恤军务，以倡优蒲簺相娱乐，浑、陇武士饭粝米不厌，而责死战，其败固宜”［8］（卷143《高适》，P4679）等。并且有些监军本身就兼负着替宫廷音乐机构选拔乐人或举荐歌辞的使命，如“上闻扬州倡女善为酒令，敕淮南监军选十七人献之”［1］（卷247《唐纪六十三》“武宗会昌四年”（844年），P8001），如宦官崔潭峻归朝后将元稹歌诗呈给穆宗，“上在东宫，闻宫人诵稹歌诗而善之。及即位，潭峻归朝，献稹歌诗百馀篇”［1］（卷241，《唐纪五十七》“宪宗元和十五年”（820年），P7780）、“稹之谪江陵，善监军崔潭峻。长庆初，潭骏方亲幸，以稹歌词数十百篇奏御，帝大悦”［8］（卷174《元稹》，P5228）等。这样一来，为了取悦于这些监军，地方藩镇也必然大力地发展军营音乐。因此，中晚唐地方军营音乐特别活跃，如顾况《春和韩晋公晦日呈诸判官》：“江南无处不闻歌，晦日中军乐更多”［15］（卷267，P2960）；如“宝历二年九月，京兆府奏，伏见诸道方镇，下至州县军镇，皆置音乐，以为欢娱，岂惟夸盛军戎，实因按待宾旅”等。［13］（卷34“杂录”，P631）中晚唐藩镇首领纵情声乐者极普遍，如代宗时剑南节度使郭英乂，“又教女伎乘驴击球，钿鞍宝勒及它服用，日无虑数万费，以资倡乐，未尝问民间事，为政苛暴，人以目相谓”［8］（卷133《郭英乂》，P4546）；如懿宗时田牟做徐州节度使时，“每与骄卒杂坐，酒酣抚背，时把板为之唱歌。其徒日费万计”［3］（卷19上《懿宗》，P653）等。此风之盛，以至于当时社会对于不嗜好音乐的节度使极为称誉，如崔从，“四为大镇，家无妓乐，士友多之”［3］（卷177《崔慎由》，P4579），如薛苹，“居三鎮，声乐不闻于家，所得禄，即分散亲属故人，而无余藏”［8］（卷164《薛苹》，P5045），这种称誉本身更加反映出中晚唐地方藩镇对热衷音乐之普遍及地方军营音乐的繁荣。

综上所述，唐代宦官虽然在初盛唐时期已经参预了宫廷音乐的表演、教授与管理等工作，但是并没有真正对它的发展产生过重大的影响。但是到了中晚唐宦官专权以后，由于大力发展宫廷音乐已经成为宦官们专权固宠的重要战术之一，所以他们便利用掌握宫廷俗乐机构管理权之便利，极力地压制雅乐并积极倡导俗乐，从而对中晚唐宫廷音乐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同时又由于他们与地方藩镇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利益关系，因此当他们对音乐发展高度关注后，地方藩镇为了迎合与取悦于他们，便致力于地方军营音乐的发展，从而使之从沉寂走向活跃。故中晚唐雅乐的不兴和俗乐的全面兴盛均与宦官关系极为密切。（责任编辑：陈娟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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