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证出国留学工作３０年
时间：2021-02-11 07:54:22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改革开放的信号
今天，当我国出国留学人员以每年10多万人计的时候，我们不能不深切怀念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
1976年，粉碎“四人帮”，举国欢腾。然而，那时的中国大地，满目疮痍，国家百废待兴。中国的前途在哪里?答案只有一个：改革开放。
1978年3月18日邓小平同志在中国科学大会的报告中指出“现代化的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并强调“必须打破常规去发现、造就和培养杰出人才”，把“尽快培养出一批具有世界第一流水平的科学技术专家，作为我们科学、教育战线的重要任务。”
同年6月23日，在听取教育部工作汇报时，邓小平指出：“我赞成留学生的数量增大……要成千成万地派，不是只派十个八个。”同时明确要求“今年选三四千，明年派万把人……怎么选派，派到哪里，要订好计划。”根据小平同志的指示，教育部随即开始了紧张的工作。
从1978年7月起，教育部一方面向中央报送了《关于加大选派留学生数量的报告》，一方面紧急约见各大国驻华使馆官员，商谈留学生派遣事宜。记得当时我们一位副局长约见西德驻华使馆文化参赞时，那位我们习惯称之为“老铁”的女士，瞪大了眼睛，连问了三遍你们准备派多少?当我们向她确认“每年3000人”后，这位“老铁”几乎惊呆了，两手一摊，连呼“这简直是倾盆大雨啊!”其实不仅外国人对此大为吃惊，就连我们这些做具体工作的人，也不敢想象。
从1972年到1978年，我们一共向30多个国家选派了1978人(这个数字很好记，正好与1978年份数字相同)。当时每个留学生除吃住实报实销外，每个月只有合15元人民币的外汇零用费。一下子每年要派3000人，国家哪来那么多外汇呀?现在回想起来，能不佩服小平同志的战略眼光和革命家的伟大气魄吗!当时的世界舆论也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此举“迄今在共产主义世界中尚无先例”，“令人信服地表明中国的政治自信心”。这一政治自信心还体现在小平同志的一段讲话中。当时“文革”的阴影还远未消除，有人担心，把那么多年轻人派到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大染缸”里，会受到资本主义的影响。小平同志指出：“不要怕出一点问题，中国留学生绝大多数是好的，个别人出一点问题也没什么了不起。即使一千人跑掉一百个，也只占十分之一，还剩九百个，这是五年内快见成效、提高我国水平的重要方法之一……”这是何等的心胸和气魄啊!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胜利召开。邓小平在此次会议上吹响了改革开放的号角。至此，出国留学工作全面展开，我国的对外开放拉开了波澜壮阔的序幕。
“摸着石头过河”
对于一个封闭了近30年、其中闹了10年“文革”的中国，究竟如何改革，如何开放，这是摆在全国人民面前的新问题。对此，小平同志有一句名言“摸着石头过河”。回顾一下改革开放后出国留学工作走过的30年，也可以说是一个“摸着石头过河”、不断探索、不断积累经验、不断发展的过程。
关于派遣本科生的问题。起初，打算大批派遣本科生，比例定在70％左右。随着我国高等学校的不断恢复，专家们算了一笔帐，向美国派遣一名本科生的费用，相当于在国内培养20名大学生，因此建议逐步增加进修生和研究生派遣的比例。在1979年、1981年选派了两批本科生以后，便以派遣研究生为主了，每年只选派少量本科生出国学习外语和我国空白、薄弱学科。
关于学生类别问题。1980年2月，随着我国《学位条例》的颁布，学位制度正式建立，我国高校培养研究生的能力逐步增强。从1987年起，以培养高校师资为主要目标的出国研究生数量逐年减少，开始增加进修生和高级访问学者的比例，研究生的比例由原来的60％减少A25％。与此同时，进修生和高级访问学者的比例则增至70％(其余的5％为本科生)。
进入新世纪，国家先后公布了《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和《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一五”规划纲要》，为适应国家高水平大学建设的需要，在财政部的大力支持下，教育部于2007年设立了“建设高水平大学国家公派研究生项目”，专门用于为“985T程”院校培养高水平师资：自2008年起该项目扩展至“211工程”院校。每年派遣5000名研究生(主要是博士生和联合培养博士生)，加上原来的1000人，每年派出研究生总数达6000人。
自费留学工作的逐步开放。随着国家公派留学生工作的发展和我国教育的不断开放，各地、各高等學校也纷纷拿出经费，增加向外派遣留学生，这就是所谓的“单位公派”留学人员。短短几年，“单位公派”人数就渐渐超过了“国家公派”的人数。
“单位公派”又促使国家对自费留学的开放。1982年7月16日，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公安部、外交部、劳动人事部制定《自费出国留学的规定》，规定自费留学人员要由国内外亲属提供全部费用资助，在校专科、本科，研究生要在毕业后工作满两年后申请自费留学(属于国外华侨、港澳同胞、外籍华人和归国华侨在内地和内地的子女、亲兄弟姐妹及其子女含配偶，可不受以上条件的限制)。这个“规定”实际上对自费留学还是设置了很多限制，主要是放开了国外华侨、港澳同胞、外籍华人和归国华侨在国内和内地的亲属(俗称六类人)出国留学的限制。
1984年12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自费出国留学的暂行规定》，明确指出，自费出国留学是进一步贯彻实行对外开放、加强智力开发的一个组成部分。《规定》批评了“国内不少单位同志对待自费出国留学思想不够解放，站得不高，看得不远，从大局考虑不够，少数单位对待自费出国留学人员持有偏见，甚至歧视，以至在贯彻中央有关自费出国留学人员的方针政策时措施不力，行动迟缓”。文件规定，凡我国公民，个人通过正当和合法手续取得外汇资助或国外奖学金，办好入学许可证件的，不受学历、年龄和工作年限的限制，均可申请自费到国外上大学(专科、本科)、读研究生或进修。
1989年后，西方发达国家制定了一系列所谓的特殊移民政策，大量截留我留学人才。针对这一形势，原国家教委于1990年1月发布了《关于具有大学和大学以上学历人员自费留学的补充规定》，凡大专以上学历人员申请自费出国留学，必须完成一定的服务期限或偿还培养费，经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审核后，方能办理出国手续。进入21世纪，自费留学生已经成为我国海外留学生的主体，教育部于2003年9月起废除了上述规定，对申请自费出国留学的高等学校在校生及具有大专以上学历但尚未完成服务期年限的各类人员，不再进行“自费出国留学资格审核”工作，不再收取“高等教育培养费”。至此，国家彻底放开了对自费留学的限制，第二次留学高潮逐步兴起。
排除非议和误导，留学工作不断发展
伴随着留学工作的发展，各种与留学相关的非议和误导也曾相继出现过。作为留学工作的主管部门，我们作了大量的调查、研究，排除了各种干扰，保證了留学工作的不断发展。
所谓“新华侨、新移民”。1989年后，一批学有所成的留学人员对回国工作持观望态度，有的利用西方国家的所谓特殊移民政策，申请加入外国国籍或得到了“绿卡”。于是，有的部门自1990年开始，便提出要将这些留学生列为“统战对象”，将他们称为“新华侨、新移民”。教育部领导非常重视这一问题，向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领导阐明了教育部的意见。1997年5月，全国政协在广东江门召开侨务工作会，我应邀参加了会议并作了发言，就几个有关的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
首先，“海外移民”是指到国外落户。小平同志当初提出加大留学生的派遣，其目的是学习、借鉴外国先进的科学技术、适用的管理经验及有益的文化，为国家培养人才，而不是让他们到国外“落户”当“移民”。
其次，我国的华侨政策和留学生政策是两回事。从1952年开始，我国每年召开一次侨务工作会，国家的侨务政策非常明确，就是鼓励华侨融入当地社会，鼓励华侨加入当地国籍；而我国出国留学工作的方针是“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核心是“鼓励回国”。
第三，所谓的“新华侨、新移民”，“新”的概念是什么?是以1949年为界，还是以改革开放为界?
第四，大家都知道，世界上有移民国家和非移民国家，美、加、澳等是移民国家，大家都是移民，彼此彼此，欧洲各国、日本是非移民国家，每次大选，移民问题都是在野党攻击执政党的一个话题。公开号召加强“新华侨、新移民”工作，到底是想帮我们留学生，还是害我们留学生?这一争论整整持续了10年，直到2002年3月“两会”期间，江泽民同志做了明确批示，否定了这个概念，这一争论才告终结。
所谓“人才流失”。有一段时间，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初，鉴于留学人员回归率不高的状况，人们对“人才流失”给予了很大的关注。有人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派出”留学人员22万人，回国7.5万人，于是得出了一个“人才流失”的概念。实际上这种说法不科学。因为从改革开放到1992年，真正意义上“派出”的，也就是国家公派、单位公派的留学人员不到12万人，其余都是自费留学生；而回国的7.5万人中，“公派生“占7.2万，占派出总数的62.5％，占回国人员总数的96％。实际上，人们混淆了“人的流失”和“人才流失”的区别。事实是，留学回国人员在教学、科研、管理等领域为国家和社会的发展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可以说，如果没有当初小平同志的高瞻远瞩，国家的改革开放不可能有今天的这种局面。仅以中国科学院为例，1992年，该院研究组组长以上的负责人，有过出国留学经历的占94％以上。
到本世纪初，随着出国留学生人数的迅猛增加，人们的担心又多了起来。一是“低龄化发展趋势”、对“小留学生”增加的担心。二是所谓“黑中介”、“留学垃圾”。不明就里的大大小小的媒体，对此作了连篇累牍、铺天盖地的报道。
所谓“小留学生”。对此我们作了调查，根源出自某一直辖市教育部门的一篇所谓的“调查报告”。“报告”称，该市1993～1997年出国留学生中，0～17岁的占4.9％，1999年20岁以下的占6.2％，由此得出了一个“低龄化发展趋势”的结论。为此，2004年4月教育部专门召开了一次新闻发布会，我告诉媒体的记者们，这份调查报告的论证方式是不科学的，一个是1993～1997年5年的平均数，一个是1999年当年的数；一个是0～17岁，一个是20岁以下，根本没有可比性，不能作为我们研究问题的依据。后来根据国务院有关领导的批示，教育部专门派了一个调查小组，赴新加坡、马来西亚、澳大利亚、新西兰等所谓“小留学生”较多的国家作调查，回来后他们写了一份很详细的报告，我只问了一句 所谓的小留学生有没有占到10％?他们说，肯定没有。我说，那么，从今以后再也别提“小留学生”了。在新闻发布会上，我告诉记者们，我查阅了有关文件，从7950年到1986年，国务院先后发布了6个有关留学生工作的文件，对留学生的定义始终没有变，就是“高中毕业或同等学历，出国攻读大专以上文凭的”，叫留学生。媒体上所说的“小留学生”，给他们一个准确的定义，叫“出国学习的未成年人”。按照国际惯例，未成年人应该由监护人负责。
所谓“黑中介”，“留学垃圾”。对此，我也作了调查。我曾问过英、法、德等国驻华使馆官员，留学签证申请有多少是个人送去的，又有多少是经过留学中介送去的?他们告诉我，90％以上是通过留学中介送去的。因此，我告诉媒体，当时经教育部批准的360多个自费留学中介机构，除极个别有不规范行为外，绝大多数是好的，今天这种出国留学的大好形势，留学中介机构是有功劳的。我们的留学中介机构，有一批专业人员，熟悉有关国家的教育情况，可以向学生和家长提供必要的信息，帮助他们尽快办妥相关手续。这是一种专业服务，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做的。
对于自费留学生在国外的表现，不可否认，有一些人确实不太好，但那绝不是留学生的主流。从2003年开始，教育部设立“国家优秀自费留学生奖学金”，由于经费的限制，每年评选300名，且只能面向部分留学生人数较多的国家。当他们经过层层选拔，将材料报回来后，令国内的专家们惊叹不已，可以说，自费生中人才济济，许多被国家留学基金委聘请来担任评选专家的院士，对这些人才爱不释手，他们竟然在评选之后将材料带回去，不退给我们了。这些自费生不仅学业优秀，且品德优良，有着很强的爱国热情。在驻外使领馆举行的颁奖仪式上，他们的发言令人感动，对祖国的感激之情溢于言表。这些情况《神州学人》杂志每年都作了报道。因此，对于所谓“留学垃圾”的说法，我们绝不敢苟同。
出国留学要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
我国高等教育在过去10年取得了巨大的发展，实现了历史性的跨越。胡锦涛总书记明确提出，“推动教育事业又好又快发展，培养高素质人才，教师是关键。没有高水平的教师队伍，就没有高质量的教育。”我们在充分肯定中国高等教育成就的同时，也要清醒地看到高水平大学建设中面临的严峻挑战，关键问题是人才，是高素质的教师队伍，是拔尖创新人才。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国高等学校和世界一流大学的差距表现在多个方面，但最为根本的一条就是教师队伍的差距，主要是教师队伍的质量。
在财政部的大力支持下，教育部于2007年设立并正式启动“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目的主要是为重点大学建设培养一批高质量的师资队伍目标是建立起我国自己的创新人才教育教学体系，形成一批一流学科、一流专业和一流的团队和平台。
30年的出国留学工作为我国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为我国的改革开放奠定了雄厚的人才基础。当前，世界各国纷纷制定国际化人才培养战略，一方面加快其本国人才培养力度，一方面大力吸引世界各国优秀人才。这些措施主要包括扩大留学生交流、建立国家创新制度、加强高水平科研合作等。严峻的国际人才竞争形势告诉我们，出国留学不是权宜之计。经验证明，出国留学工作是改革开放，国家人才强国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离不开出国留学工作。随着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人才流动国际化，各国纷纷制定多元化人才培养措施和战略，我国也必须进一步加大出国留学工作改革开放的力度，以适应不断发展的全球化形势。
(作者曾任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司长、中国驻法国使馆教育处参赞。)
